珠三角和長三角：把中國與世界相連

從中國地圖上看，位於中部的長江三角洲和南部的珠江三角洲是兩塊並不大的區域。一般意義上說，處於亞熱帶中部的長江三角洲以太湖為中心，平均海拔3—4米，土壤肥沃，在農業立國時期是中國重要的糧食出產區，人口高度密集；而處於亞熱帶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從廣義上說也只包括了廣東的中部和南部。但就是這兩個不大的區域，在改革開放28年中，形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發動機。其自身經濟的發展和向外的資本擴散，使它們成為中國經濟中的兩顆明珠，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28年之後，當我們靜下心來回顧的時候，卻發現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由這兩個三角洲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的！1979年，一樁平常而又不平常的事情放到了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面前。深圳又發生了大規模的逃港事件。這已經是第四次了。「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這是一首客家山歌，在上世紀60年代的寶安縣（現為廣東省深圳經濟特區）老百姓中廣為傳唱。據寶安一個縣委書記的調查，到1979年，寶安當地的農民每日收入約為六角到八角人民幣，而在僅一江之隔的香港，當地農民日收入就有60元到70元人民幣，不僅高過了當地農民，還遠遠高過廣東的城市居民。這種經濟上的差異，並不是靠嚴格的邊界所能阻截的。香港和廣東之界，近的只是一江之隔，遠的也只有幾十里的海域，而且在歷史上，香港與廣東就同屬於粵文化，講的同是粵語，有相當多的廣東居民有親屬在香港。所以在新中國成立後，由於計劃經濟造成的國內農村貧困出現時，廣東的寶安先後發生過四次大規模逃港事件，寶安地區可以說是十室九空，一縣逃港人數達到18000人。1979年的這次逃港事件，是以往逃港事件的繼續。之所以發生逃港，是因為當時有一則謠言，說在英女王伊麗莎白登基紀念日時滯港三天以上的人士，都可獲得香港永久居留權。就因為這個，廣東數縣7萬人齊齊湧向深圳，衝垮了兩個海防哨所，最後外逃成功4萬人。而相比之下，寶安縣當年的勞動力總數只有11萬人！珠三角之幸，在於此事的最終處理者是鄧小平。鄧公當時所說的，只有兩句話。其一是「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其二是「不是部隊能管得了的」。當時的廣東官員並不理解鄧公的想法。但是很快，廣東改革開放的福音就到了。時任香港招商局主席的袁庚受命建立蛇口工業區，不久發展成深圳特區。而中央政府的最初想法，就是發展一個工業區，來建立一個大陸經濟發展的標杆。不過沒有想到的是，就是從深圳特區開始，啟動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深圳特區的成立，實際上使珠三角開始了與香港的貿易和工業融通過程。深圳特區一成立，與大陸素有交往的香港商人們紛紛進入特區，以租借土地的形式發展自己的加工業。因為當時中央財政在成立特區時並無多少財力投入，只是給了一些特殊政策。深圳不得不以租借土地的形式來發展自己。最先嗅到變化的，正是這批與大陸交往頗多的香港商人。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香港已經出現了人多地少的情況，深圳的開放，給了加工業已經很發達的香港一個空間。香港的電子加工業和服裝加工業開始逐步進入深圳，給了這個小漁村一個巨大的發展機會。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地緣的機會使深圳的發展成果迅速向整個珠三角蔓延。上世紀年70年代末，東亞四小龍承接了整個西方製造業的轉移。中國這片黃金大陸的開放可以說正當其時，對於在香港等地從事製造業的企業來說，到珠三角建廠所帶來的成本降低相當於給他們新發掘了一個金礦。而對珠三角來說，外資設廠所帶來的工資、稅收增長同樣也不亞於發現了一座金礦。珠三角的加工工廠有了最高層直接支持的珠三角，因為特區的存在而顯得格外活躍。以任仲夷、袁庚為代表的一批官員在有了鄧公「殺出一條血路」的慰勉之下，用足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全國率先放開了價格、對土地實行批租政策、合資獨資企業的審批權等一系列行政行為都首先在深圳、繼而在珠三角展開。由於毗鄰香港並與之具有相同的文化氛圍，珠三角從官員到百姓，自上而下對中國之外的信息都格外敏感。加之政策優先造成的人才集聚和由農村土地改革帶來的勞動力向該地區集中，造成了大量加工工業轉移的最佳時機，因此在上世紀80年代早期，珠三角率先一步啟動起來。資金流、物流和人流的聚集使得從深圳開始的珠江兩岸出現了極為集中的大型電子業加工工廠。以彩電業為核心的家電工業在中國的崛起過程，是珠三角作為一個區域在中國最為輝煌的時段。在這個跨越了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段的時空里，以粵貨北伐為標誌，珠三角無論是商品還是精神產品，都在整個中國大行其道。當時隨便打開中國一個普通城市家庭的大門，總可以數出幾件廣東貨來，科龍冰箱、康佳電視、愛多VCD，就連餅乾，都被廣東人生生地改叫了「克力架」。粵貨北伐甚至動搖了中國傳統工業最為強勢的上海貨的地位，一個上海企業的老總回憶說，從當時的服裝商場里一個細節就可以看出競爭的高下：廣東的銷售人員在商場里看到新款的服裝之後，馬上就可以打電話回去提醒生產部門協同改進自己的產品，一個月之後有了改進的相應款式就可以到商場，而上海企業如果要做相應改動，甚至要獲得主管局相應部門的批准才能開始，沒有半年時間根本無法作出反應。不過珠三角的優勢同時也是這個區域的劣勢。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這種劣勢就開始有所暴露，原因就在於珠三角的優勢太過明顯，錢太好賺了。與從香港走私產品、向源源湧入的外地人口出租房屋、以村集體為單位向外資企業批租土地而獲得租金、加入把珠三角作為進軍大陸的跳板的外資企業這4股社會潮流相比，實業投資成為一樁苦事，受教育對於廣東的年輕人來說也是一樁苦事。因此珠三角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仗著外來人才的支撐。這個隱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因為珠三角的高速成長而被掩蓋著。長三角的私營企業與社隊企業相比這一時期珠三角的狂飈急進，長三角在上世紀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的上半期經歷著自己痛苦的轉軌過程。蘇南地區改革的源頭是鄉村的社隊企業。蘇南地處平原，糧食產量很高,但同樣存在著人多地少的問題。在傳統的戶籍制度下，這個地區必須走高產道路，客觀上，農業機械的需求量相當大，因此很多鄉村都有自己的社隊企業，大多從事小農機、小工業的生產。但是到了上世紀70年代，蘇南的很多社隊企業都已經開始跨地區的商品生產，原因是土地已經不能提供足夠的糧食保障。其中的先行者、江陰華西村的吳仁寶曾經這樣回憶：「當時上面不斷有工作組來檢查農業，但他們一走，我們馬上就回（村辦）工廠去。」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村辦工業已經佔到了華西村總產值的一半。蘇南地區經濟發展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與上海的關聯。眾所周知，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有著良好的技術傳統，並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但同時計劃經濟的色彩也最為濃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受到束縛的上海技術人員大批地受到這些小企業的邀請，利用休息時間為它們做技術輔導，成為它們的「星期天工程師」。而這也是蘇南企業做大的主要動力。長三角早期的改革發展模式，其特點都是自下而上的，帶有強烈草根氣息，它卻成為了同是草根出生的粵貨重點攻擊的對象。在更為靈活的珠三角企業的市場步伐中，長三角國有企業的轉型顯得格外艱難，大批國有工廠進入破產半破產狀態。以蘇州為例，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家電熱中，先後有孔雀電視、香雪海冰箱、長城電扇和春花吸塵器四大企業，當時被人們稱為蘇州的「四小名旦」。但是在家電工業殘酷的競爭中，它們先後敗下陣來，到現在只有香雪海冰箱還在靠出租門面苦撐時日。在這一時期，位置上屬於泛長三角地區的溫州發展出的「溫州模式」在浙江卻是大行其道。溫州模式的最大特點就是純私有化，都是從家族企業起步，逐步邁向專化程度高、產業集聚強、生產規模大、集生產商、供應商、銷售商甚至研發於一體的「產業集群」階段，最終成為了浙江「塊狀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產權清晰，這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最核心要求。在清晰的產權制度下，效率的提高會使企業有更長久的生命力。雖然起點低，在做大的速度上也顯得慢一些，但經過近十年的時間之後，溫州模式的優勢開始顯現。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人們幾乎是突然發現，溫州有很多企業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球都成為市場份額的冠軍。像眼鏡、打火機、徽章等小商品，溫州的幾家企業可能就壟斷了全球市場。跨國公司的生產基地珠三角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港資的大力推動，不僅如此，一向對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虎視眈眈的跨國公司從改革開放開始進入中國也是以珠三角為橋頭堡的。一直到現在，還有不少巨型跨國公司的總部設在廣州、深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跨國公司們逐步向中國內陸深入，而此時，長三角強大的消費能力和它所處的長江下游的地理位置則引起了更多的注意，因為它的背後有著更為廣闊的中國腹地市場。於是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蘇南成為跨國公司的樂園，當時政府為引入外資，設置了多種優惠政策，儘管並不有利於本地企業的發展，但在當時確實對引進外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實上，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發動機，長三角和珠三角吸引了來到中國的絕大部分外資。這兩個地區的地利優勢對外資企業來說十分明顯：它們有著最好的交通設施，有著最好的產業配套。當然，更多的技術優勢型跨國公司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把其中國總部設在上海，因為這裡地處長三角的中心位置，有著國際級的港口，還是中國最好的技術人才集中地，同時上海對於很多跨國公司來說還是一個令人懷舊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上海處於黃金十年時期，大量跨國公司都曾在上海設立他們的中國分部，這使得上海的跨國公司白領文化一直潛伏在這個城市的底色之中。跨國公司的進入中國，雖然其主觀上是開發中國市場，但客觀上卻使中國的進步加快了步伐。有它們的存在使很多中國企業找到了追趕目標和模仿對象。幾乎在所有的企業領域，我們都可以看到跨國公司和中國企業一對一、一對多、多對多的競爭。像日化領域的寶潔、聯合利華對陣雕牌、絲寶；廣東家電群體對陣日本家電企業；在IT領域的聯想、方正對陣IBM、惠普和戴爾。作為客觀上的領先者，跨國公司引領著中國市場在技術上的不斷升級，而作為後來者的中國企業，則以低價和普及率與其對抗。除了在中國本土市場的競爭之外，跨國公司進入中國更多的是以全球化的目光來看待這一片土地的，中國本土的比較優勢也使它們不得不進入這裡。因為進入中國就意味著獲得更低的成本和更整齊的人力資源。「沒有中國，就不能稱為跨國公司」，這句話不僅是說中國的市場，更是指中國為跨國公司提供著更好的生產基地。而珠三角和長三角作為中國經濟的先發地區，聚集著更多的資源，也就對他們有著更強有力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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