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發泄露了黨的哪些機密

　　顧順章叛變後，向忠發成為國民黨特務四處追緝的重要人物。中共中央決定向忠發儘快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但在周恩來與鄧穎超的一再反對下，向忠發在轉移去蘇區前擅自去見與自己姘居的妓女楊秀貞，沒出周恩來夫婦所料，向忠發被捕。被捕後，他向國民黨供出了中共十大機密。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5年第2期，作者王鐵群，原題為《向忠發泄露了黨的哪些機密》。

　　向忠發生前留影　　2014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政文部發文《周永康所作所為與叛徒無異》，文章列舉了中共歷史上著名的「叛徒」顧順章、向忠發等，指出「作為曾經的常委，正國級領導幹部，周永康向誰泄露了黨和國家哪些機密？又是如何視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保密紀律如無物的？雖然目前仍不得而知，但從現有的措辭來看，周永康的所作所為已與黨的歷史上出現過的"叛徒』區別不大了。」　　向忠發曾任中共中央總Z書記，他的叛變臭名昭著，但他究竟是如何當上總Z書記的、叛變後泄露了哪些機密？這是不少讀者的疑問。　　潘漢年不禁低聲叫了起來　　1931年6月22日下午，上海法租界著名律師陳志皋驅車來到霞飛路霞飛坊（現淮海中路淮海坊）黃慕蘭的住處，請乾妹妹去東華咖啡館喝咖啡，並建議吃過晚飯後，一起去大光明影院看電影。　　兩個月前，為營救關嚮應，陳志皋的父親向審理關嚮應一案的人突然宣布黃慕蘭是他的乾女兒。黨組織認為認了這份乾親，有利於掩護黃慕蘭的工作，於是批准。　　陳志皋只知道黃慕蘭曾是大革命時期國民黨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其夫（曾任《民國日報》主筆的宛希儼）已於1928年4月在江西贛州地區犧牲。但陳並不清楚，黃慕蘭乃是潘漢年領導下的中央特科成員。　　陳志皋和黃慕蘭走進東華咖啡館剛剛坐定，陳在徐匯公學時的同學好友、法租界盧家灣捕房翻譯曹炳生走了進來。三人要了些咖啡點心，便閑談起來。　　當陳志皋隨意向曹炳生問起最近捕房有何新聞時，曹炳生悄聲說：「今天捕房裡出了一樁大事情，早上嵩山路巡捕房捉到了一個共產黨的大頭目，被押送到盧家灣來了。這個傢伙50多歲的樣子，湖北人，一雙手九個指頭，酒糟鼻子，金牙齒，"賣相』倒蠻好，但一點骨氣都沒有，還沒有坐電椅子就統統招供了……」　　黃慕蘭聽到這個消息，便裝作身體不適，由陳志皋用車送回霞飛坊。　　陳志皋前腳剛走，黃慕蘭立即給住在徐家匯一家煙紙店（上海人對雜貨店的叫法）樓上的潘漢年打電話，說有緊急之事要當面相告。不一會兒，潘漢年匆匆趕至。黃慕蘭把剛才所聞告知潘漢年後，兩人便將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湖北人排查起來……　　「會不會是向忠發？」潘漢年不禁低聲叫了起來。　　「黨的總Z書記向忠發？」黃慕蘭大吃一驚：50多歲，湖北人，9個指頭，酒糟鼻子，金牙齒……不錯，和向忠發的特徵一模一樣！　　潘漢年吩咐黃慕蘭靜候在家，自己立即去找康生報告。　　潘漢年和黃慕蘭的判斷是正確的，被捕叛變的人正是中共總Z書記向忠發！　　領導工人運動的「明星」　　向忠發是繼陳獨秀之後中共中央第二任總Z書記，並連續擔任中共這一最高職務長達3年。　　向忠發，又名向仲發，化名特生、科發、獨用等，祖籍湖北漢川，1880年生於上海。他出身貧寒，小學五年即輟學，隨父母遷回原籍。向忠發在日後被捕叛變時寫的《履歷自述》中披露了他早年的經歷：他出身「一破產的農家子弟，14歲入漢陽兵工廠做學徒，共住29個月，因與工頭不合，被革除。遇一親戚廖某，介紹入造幣廠，共住四年。因廠倒閉，去江西名人王家全家中做傭人，三年多。後來又由他介紹入他所經辦的輪船公司任事（由九江至南昌往返）。我在輪船公司內因為經東家的介紹，故只做了四個月，就升任二副，做二副兩年又升任大副。後因輪船公司與礦物局（漢冶萍）的輪船撞壞了鹽道所坐的船，與鹽道口角，後經通緝，乃逃至湖北住。湖北住一年多，此時正值造幣廠已開工，即入廠做工一年。又因武昌起義，造幣廠停工，經人介紹入漢冶萍公司180號船上任事……」1912年，向忠發在漢冶萍公司駁船上做輪駁工，任職到大副。他不良習氣嚴重，曾為戒賭，自己把右手食指砍掉半截。　　向忠發1921年任漢冶萍總工會副委員長，1922年由許白昊介紹加入中共。　　向加入中共後，更加積極地投身工人運動。由於長期從事和領導工人運動，向忠發在工人群眾中有一定聲譽。有人認為，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向忠發可與南方的蘇兆征齊名。　　1928年7月20日，向忠發在中共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被選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習慣上稱「總Z書記」）。這樣，向忠發就由一名普通工人，在當了一年多的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後，一躍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　　向忠發為人爽直，做事決斷，工作作風潑辣，有相當程度的政治觀察能力、組織協調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但其理論文化素養較低，思想水平和統籌全局的能力也有很大局限。他之所以被推舉為中共主要負責人，基本原因有三：　　一是當時中共和共產國際片面強調領導幹部的工人成分。中共和共產國際都認為，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和瞿秋白的左傾錯誤，說明知識分子具有「動搖性」，因此必須加強中共領導層的工人成分，做到「領導幹部工人化」。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這種「唯成分論」，是向忠發上台的直接原因。　　二是共產國際扶植的結果。1927年10月中旬，向忠發率領中國工農代表團和學生團前往莫斯科，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十周年慶典活動，之後留蘇數月。共產國際高層對這位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級幹部格外青睞，著意培養。共產國際的推崇，極大地提高了向忠發的聲望，從而在中共六大上順利地當選為中共的領袖。　　三是向忠發當時對中共的認識同共產國際一致。向忠發不管在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狀況的報告中，還是在給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人的信中，都反覆強調：中共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其領導者小資產階級的特性所致。當時，斯大林等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中共最關心的問題，恰是該黨能否擺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影響，使其領導權真正保持在無產階級手中。顯然，向忠發在該問題上與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認識是一致的，這是他能夠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內因。　　1928年8月底，向忠發從蘇聯回國。他雖身為總Z書記，但缺乏總攬全局、勝任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能力，在黨內並沒有起到應有的領導作用。開始一個時期，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周恩來。1930年初周恩來去蘇聯後，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在中央會議討論問題時，向忠發往往拿不出系統意見，於是，「立三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成了他的口頭禪。他自己也承認：「我的總Z書記，只不過虛位而已。」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在中共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向忠發是這一錯誤的積極支持者和推行者。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的錯誤，向忠發作了深刻檢討並依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總Z書記的職位。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全黨工作的重點開始轉到蘇區、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問題上，大批幹部被送往各地蘇區，向忠發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別是工人運動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另外，王明等人通過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控制了中央的實權，他們公開蔑視向忠發，經常不通知他參加政治局會議。向忠發也不滿王明不可一世的樣子，動輒就與其大吵一番，使得共產國際遠東局一度為兩人的關係大傷腦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向忠發再也沒有大革命時期的激情和上任總Z書記時那種欲成就一番大事業的雄心了。他的革命意志逐漸消沉下來，周恩來的評價是，向忠發這時「墮落」了。中央特科的陳養山也回憶說：「向忠發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名義上雖然還是總Z書記，實際上已沒有什麼工作做了，經常待在家裡。他這時已腐化，整天吃喝玩樂，與姘婦鬼混。」（陳養山《關於中央特科》，《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共歷史上最高級別的腐敗分子　　向忠發年輕時曾娶湖南省湘潭縣的農婦劉秀英為妻。1928年向忠發從蘇聯返回上海後，黨組織也把他的妻子和唯一的兒子接到上海，一家人實現了團聚。但向忠發只同妻兒生活了一年有餘便與其分居，他以古董商人的身份為掩護住進法租界善鍾路（今常熟路）附近一棟成衣鋪的二樓里，同他姘居一起的是廈門路妓院的風塵女子楊秀貞。據時任中共中央機要主任的張紀恩回憶，楊秀貞是寧波女子，身材窈窕，頗有幾分姿色。國民黨特務首領徐恩曾也回憶，楊秀貞很漂亮，是向忠發給楊八千大洋成交的。向忠發死後，周恩來曾對王明談及楊秀貞，他說：「他（向忠發）的這個小老婆是李立三和關嚮應同意他花錢買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問題。我（周恩來）當時不在上海，在莫斯科。回來後才知道這個已成的事實。」　　如果說顧順章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高級別的腐敗分子，向忠發則是中共歷史上最高級別的腐敗分子。　　顧順章叛變後，供出了向忠發的住址和向忠發的兩大特徵：一是講一口湖北話；二是右手食指短半截。向忠發自然也成為國民黨特務四處追緝的重要人物。為了躲避敵人的搜捕，他先是搬到中央特科為其租借的一棟樓房裡。向忠發和楊秀貞以及楊秀貞收養的一個名叫「小鴿子」的女孩（即李立三的女兒李競）住在樓下，樓上住戶是任弼時的妻子陳琮英。楊秀貞是一個煙花女子，只知道向忠發是位古董商人，並不清楚其真實身份。陳琮英的任務是監視楊秀貞的活動，保護向忠發的安全。　　顧順章被捕前曾介紹過一個娘姨作向忠發和楊秀貞的女傭，向忠發轉移住處前已把該女傭解僱。顧順章和小娘姨接上頭，試圖利用她找到向忠發的蹤跡。恰巧楊秀貞在善鍾路蘇廣成衣鋪縫製的一件衣服尚未做好，該小娘姨知道過幾日楊秀貞要去取衣服，於是每天在該裁縫店附近「守株待兔」。果真，6月中旬，楊秀貞前來取衣！當楊秀貞回家時，這個小娘姨便暗中尾隨，一直跟蹤到向忠發與楊秀貞的新住處。向忠發發現了盯梢的小娘姨後，立即同楊秀貞從後門逃走，使顧順章撲了個空。　　考慮到向忠發的安全，周恩來立即把向忠發安排在自己在滬西區小沙渡路（今西康路）附近的秘密寓所居住，同時派黃文容（黃玠然）把楊秀貞和陳琮英轉移到公共租界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附近一家外國人新開的德華旅館住下。　　鑒於上海嚴重的敵情，中共中央決定向忠發儘快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周恩來迅速安排好了向忠發去往中央蘇區的交通路線和護送人員，沿途各個交通站也都做好了迎送準備。　　向忠發卻提出一個條件：走前必須同楊秀貞再見一面！周恩來為向忠發的安全計沒有同意他這一要求，他嚴厲地對向忠發說：「楊秀貞已被敵人盯梢，你還要見她，這不是太危險了嗎？」但向忠發色令智昏，一再堅持要見，並表示不見到楊秀貞決不離開上海！鄧穎超實在看不下去了，她生氣地對向忠發說：「我和恩來不知分離過多少次，他從來說走就走。沒有見過像你這樣一位負責同志，組織決定你離開上海，還這樣婆婆媽媽的。」（金鳳《鄧穎超傳》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向忠發依然固執己見。　　向忠發在周恩來家裡住了三四天後，再也忍受不了「苦行僧」的生活。6月21日，周恩來和鄧穎超有事外出，行前再三叮囑向忠發「千萬不能出去」。周恩來夫婦一走，向忠發便置其叮囑於不顧，擅自外出去見楊秀貞。沒出周恩來夫婦所料，果然出了大事！（關於向忠發被捕的經過，王明的說法不盡一致，詳見本刊2012年第8期郭德宏《關於顧順章和向忠發——王明的回憶》——編者注）　　周恩來組織營救　　向忠發一夜未歸，周恩來焦急萬分。　　22日中午，即在向忠發被捕後幾個小時，正在主持中共中央軍委工作會議的周恩來得到了內部確切的消息：向忠發在靜安寺路底被捕！　　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後大為震驚，立即停止中央軍委工作會議，指令中央特科全力營救。鄧穎超則迅速通知向忠發所知道的幾處秘密機關的人馬上轉移。　　中央特科在行動！　　王明的夫人孟慶樹根據王明談話整理的《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說：為了營救向忠發，中央特科專門「在東方飯店開了三間相連的房子，中間住恩來、紹禹和陳庚（賡）、老大（歐陽新）……周陳和特科負責同志商量如何營救老頭。」當時打算先用重金收買法租界捕房人員，以阻止國民黨方面引渡向忠發。王明回憶：周恩來等「決定立即送五萬元銀行存摺給楊度去找杜月笙設法營救……但是，經過兩小時後，楊度把五萬元存摺退回來了。他說："杜月笙說沒辦法，因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來的，向被捕後經過法租界巡捕房引渡，不過是法律手續』。」（郭德宏編《王明年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　　當日下午，潘漢年從黃慕蘭家出來，迅速找到康生，報告了向忠發被捕與叛變的消息。康生馬上趕到小沙渡路，向周恩來報告了這一令人難以置信的情況。　　緊接著，中央特科的營救人員也返了回來，他們向周恩來進一步證實，向忠發確已叛變！他們向周恩來報告了所了解到的關於向忠發出賣了周恩來住處等黨的機密情報。　　周恩來不得不又一次搬家。周在1966年的一次講話中說過，向忠發被捕後，下午就出賣了我，我知道後就跑了。　　確如盧家灣捕房翻譯曹炳生所言，向忠發被押到巡捕房後未等受刑即自首叛變。他向敵人求饒說：「你們不要問，我什麼都說。」他首先供出了陳琮英和楊秀貞的住所，告訴對方「到旅館先抓那個矮子」，致使陳琮英和楊秀貞當天下午一起被捕。　　向忠發向敵人寫了供狀。在《前共黨中委兼總Z書記向忠發的自供》中寫及：「向初尚抵賴，後經說服，遂自供周恩來之住址，及一切重要機關。」　　向忠發供詞包括「自述」和「供白」兩大部分。其「供白」共10項內容，涉及中共大量機密。此10項內容摘錄如下：　　一、國際——國際共黨駐滬東方部負責人，前為俄人米夫，現已回國，刻由一波蘭人負責，但自稱是比國人，聞已被捕，押在英租界巡捕房中。　　二、中國——中國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周恩來、陳紹禹、陳郁（已去莫斯科）、盧福坦（即老山東）、徐錫根（去鄂西赤區）、項英（去贛赤區）　　候補委員：王克全、羅敦賢、張國燾（在赤區）、關嚮應、顧順章　　職務：　　總Z書記——向忠發　　宣傳——張聞天　　組織——朱森　　軍委——李福春　　三、特務委員會　　從前是我和周恩來、顧順章。但自顧順章被捕後，經人報告，業已自首，遂施行改組。前由顧順章負專責，現改為廖成雲負責。其組織如下：　　1.廖成雲總負責（前江蘇省委）　　2.趙雲 （第三科——紅隊）　　3.潘漢年 （第二科——偵探）　　4.楊森 （第一科——社會及各種技術）　　5.陳壽昌 （第四科——交通）　　四、蘇區負責者：　　1.蘇區中央政治分局 項英　　2.鄂西分局 夏曦　　3.鄂豫皖分局 張國燾　　4.閩粵分局 鄧發　　五、李立三已經送到莫斯科去了。　　六、各地上層負責者：　　我因為近來同周恩來不合作，下層的組織及負責人的情況多不知道，現在所能說出的僅限於各地上層負責者……　　七、各地實際情形：　　1.以江蘇省委較有力量，上海為最，但亦極為薄弱。　　人數（黨員）除赤區外，約有20,000黨員，內中大部分掛名和不起作用的，自然亦都算在內。　　2.成分：工人佔10%，農民佔60%，智識分子佔30%。　　3.上海方面：黨員580人，青年團員276人，工會黨員470人，月繳會費共計270餘枚銅元，由此亦可見力量之薄弱了。　　八、軍事——從前經中央局決定共7軍：　　第一軍 毛澤東 朱德　　第三軍 彭德懷 黃公略，總稱一、三集團軍　　第二軍 賀龍　　第四軍 鄺繼勛（鄂豫皖）　　第五軍 毛澤東（一部分，力量很小）　　第六軍 周郡　　第七軍 李明瑞　　總計赤軍人數12萬餘人，槍枝70,000餘。　　九、共黨經濟來源：　　（甲）國際供給者：國際幫助中國共黨每月15,000元美金……最近經濟的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裡，我不知其詳。但是從前中央總行動委員會時，由我來支配經濟，所以我知道得很詳細……　　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發金鋪子的同志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有時因國際的關係一時中斷，款子不能來，亦有的因赤區的接濟沒有到，因此就時常採用綁票和搶掠的方法，這種工作主要是由特務第三科紅隊負實幹的。　　十、附記：　　1.喻澤時——交通主任，住戈登路戈登里。　　2.李金生——是我的工作負責人，於前星期內被公安局捕獲，共有7人，聞現解司令部，他知道我的機關很多，經過此次破壞，各處機關均遷移，因此我也受了國際的嚴重警告。　　3.婦女部——周秀珠住閘北鄧托路口同春里72號。　　4.青年團總Z書記秦邦憲，住古拔路橫路3號，開會地點在西摩路。　　5.國際接頭處及領款機關在憶定盤路。　　6.共黨現有幹部全國不過200人，在莫斯科者亦不過200人，人才極感缺乏。（《前偽共黨中央總Z書記向忠發的自供》，《轉變》1933年10國民黨內部版。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台北漢京文化1988年版）　　向忠發還供出了公共租界戈登路恆吉里1141號中共中央機要處。駐守該機關的是張紀恩（黃寄慈）、張越霞夫婦。因向忠發的出賣，23日晨1時該機關被搜查破壞。張紀恩聽到敲門聲，知道事情不妙，忙發出警號——把灶間窗台上的淘米籮取下。開門之後，湧入大批身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張紀恩用事先編好的口供應付著。但巡警在樓上查出了一份王明的手稿和一份共產國際文件，張紀恩夫婦遂被銬在一起，押往江寧路巡捕房。在獄中，張紀恩和張越霞未暴露政治身份，半年後張越霞與陳琮英同時出獄。張紀恩以「窩藏赤匪，隱而不報」獲刑5年，轉押漕河涇江蘇第二監獄。後經堂兄、浦江籍知名畫家張書努力保釋提前出獄。張紀恩夫婦入獄期間，他們唯一的女兒失蹤，一直下落不明。　　鄧穎超也因恆吉里機關被破壞而遭遇危險。鄧穎超晚年回憶說：「我（22日）上午曾到該處，約定晚上到那裡吃晚飯。在我沒有去以前，雖已得到向忠發叛變的確信，但還不知他去過這個機關。因此下午4點多，我仍按約定去吃晚飯，到該屋的後門附近，看到在亭子間窗戶放的花盆不見了（這是我們規定的警報信號），我沒有再前進，立刻轉移到另一同志家。這時，秘書長餘澤鴻正在焦急地找我和恩來，通知這個消息。」（鄧穎超《關於向忠發叛變的問題》，《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破壞了中共中央機要處後，向忠發又帶人對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住處進行搜查。向忠發雖剛剛在此住過，但說不出具體地方，他只有一把開門的鑰匙。23日晨1時向忠發終於帶人找到這個住處。萬幸周恩來夫婦已轉移到都城飯店而免遭毒手。　　向忠發之死　　1931年6月23日，向忠發被從租界捕房引渡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警備司令熊式輝立即致電南京，向蔣介石請示對向忠發的處理辦法。當時蔣介石已去南昌組織對中央紅軍的第三次「圍剿」，於是這封電報又轉到南昌。蔣介石認為中共總Z書記絕無叛變的可能，故即刻電令熊式輝將向忠發「就地槍決」。6月24日凌晨，向忠發被拉到刑場。臨刑之際，他竟然作揖下跪，乞求饒命。但蔣介石的命令誰敢違抗，幾聲槍響，向忠發還是被處決了。此前，蔣介石又收到熊式輝發來的「向忠發已招供」的電報，火速發來第二封電報，電令「暫緩處決」。但這個電報發到上海時，向忠發早已成為槍下之鬼。這個情況中央特科很快就知道了。6月25日，《申報》在「本埠新聞」欄里刊登了一則短訊，說「共黨首領向忠發已於昨日（24日）處決」。　　周恩來一生不僅愛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也非常尊重同志的政治生命。每當聽到誰人被捕叛變的消息，在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之前，他從不把被捕者視為叛徒。出於同樣的原因，他不相信向忠發被捕後會叛變。　　為了查證向忠發叛變的消息是否屬實，23日晚上，周恩來冒著風險親自返回到小沙渡路住處附近觀察動靜。他站在隱蔽的小沙渡後的高堤上，從這裡能看到他的住房的後窗戶，只見窗帘已拉開，透出昏黃的燈光——這是裡面發出的報警暗號。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住所，只有向忠發和中央要害機關的人才知道，這個地點的被破壞，證實了向忠發的叛變。　　24日向忠發被處決的消息，又使中共中央對向忠發是否叛變產生疑惑。上海黨組織曾準備舉行追悼紀念活動和飛行集會示威，以抗議國民黨暴行。26日還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反抗帝國主義國民黨共同捕殺中國革命領袖向忠發同志告民眾書》。　　周恩來指示潘漢年等中央特科的人員，要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儘快搞到敵人對向忠發的全部審訊記錄。潘漢年終於通過警備司令部內線關係，輔之以重金收買等手段，取得了向忠發全部口供的抄件。陳養山回憶說：「為了弄清向忠發問題……我們曾想了很多辦法，把向被捕後的全部審訊記錄弄出來看過，其中還有蔣介石發給上海的那兩份電報。從這些材料看，向忠發叛變是確實無疑的。」於是，通知各地，停止悼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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