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爾醫生抗癌記
威廉姆·法爾醫生(William Fair)
前不久，我和威廉姆·法爾醫生在他上東區的辦公室見了面，他剛剛看完病人，脫下白大褂，坐在高背真皮轉椅上。「醫生認為我的結腸癌是不治之症，所以我想給自己當一回醫生。」法爾醫生這麼告訴我。他光亮的橡木書桌上雜亂地放著著各種文件，書架上塞滿了各種醫學期刊。
儘管這樣，法爾看起來很寧靜淡泊，但稍顯刻意，就像退休後開始伺弄花草的高官一樣。他現年63歲，淡金髮色，臉色紅潤，碧眼澄澈，以他的年紀來看算是保養得很好。談到自己的病情時，法爾常常面帶微笑似乎是想讓他的訪客放鬆。然而根據他同事謹慎禮貌的評論，你可以推測出他曾經是什麼樣的人：難以駕馭、神經緊張、專橫傲慢、缺乏耐心。一言以蔽之，他擁有一流外科醫生的所有性格特徵：認為做了總比沒做好。
最近，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他決定停止過去的常規療法。大部分癌症療法都是「萬金油」療法：待選藥物首先會在試管中通過原型腫瘤進行篩選，然後在一些無法治癒的病人身上進行隨機的臨床測試。法爾醫生已經加入到「不能治癒」患者之列。他堅信只有在實驗室里研究自己的腫瘤，致力於尋找為他自身癌症量身定做的特異療法，他才有可能真正被治癒。目前為止，結果都還是讓人樂觀的。
初患癌症：無畏無懼從1984年到1997，威廉姆·法爾醫生在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擔任了13年的泌尿科主任，該癌症中心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癌症醫院。法爾醫生是一位傑出的外科醫生，專門從事前列腺癌、膀胱癌、睾丸癌以及腎臟癌的研究。他一天內可以進行五次手術，指導腫瘤外科的研究項目，參加部門裡的所有行政棘手事宜——決定人事變動、裁定地盤鬥爭，商議工資浮動等。
「我有外科醫生典型的超人情結，所以忽略了初期的癥狀，」法爾在敘述自己的病史時說。1994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常感到疲憊、心悸、暈眩。儘管疲憊不堪，他依然堅持高強度的工作日程——手術、研究以及行政管理。「他就是那種一天工作24小時，一周工作7天的工作狂。」斯科普·赫斯頓醫生說，他是泌尿科的首席實驗科學家，與法爾共事了25年，「我不喜歡那一年法爾的狀態。」
法爾的妻子也有同感，她曾是一名軍隊護士。她沒有與法爾商議，直接幫他預約了一位內科醫生。法爾知道後，取消了預約：因為他沒有時間。最後，法爾的妻子和赫斯頓說服他進行了體檢。結果發現他有嚴重的貧血症——他結腸里的腫瘤會滲血。
「如果你得了癌症，」法爾醫生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麼隻字不提，要麼放開了談。」他向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的全體員工告知了他的病情，他們馬上集中力量，提供幫助。他在自己的醫院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療。儘管如此，這位外科醫生可沒有那麼容易放棄他的職權。1995年1月，法爾躺在輪床上被推向一間手術室，在手術室里，認出了躺在另一輛輪床上的患者。之前法爾醫生安排當天上午給這位患者進行手術，法爾用一隻手的肘部撐起身體，向病人保證他已經安排好了一切——他安排了一位優秀的醫生代替他而且一切盡在掌控中。
結腸直腸科的首席外科醫生給法爾做了手術，其接受手術有兩個目標：切除腫瘤，以及用外科方法探索感染部位。如果腫瘤被證實只存在於腸道中，並沒有擴散到腹部鄰近的淋巴結或者其他部位的話，此次手術應該能達到療效的目標。不幸的是，腫瘤附近的兩個淋巴結中存在擴散了的腫瘤沉澱物。
威廉姆·法爾被這個消息震驚了。他能再活5年的幾率是40%。他明白，如果淋巴結里有腫瘤，那麼周圍往往會有其它的腫瘤沉澱物，而且沉澱物太小了，最好的外科大夫都很難發現並切除。法爾醫生也清楚結腸癌對放療和化療尤其有抵抗力。在這種情況下，專門從事研究腸道癌研究的腫瘤學家戴維·凱爾森醫生(Dr. David Kelsen)推薦了一種輔助化療。其作用機制是：大塊腫瘤切除後，剩餘的腫瘤體積小，在這種狀況下，毒性藥物能更好的發揮療效。但是輔助化療方法最多只能將法爾醫生的存活率提高到50%。
藥物直接輸注到腹腔的療法持續了3個月，之後他又接受了12個月的靜脈內化療。在治療期間，法爾堅持給患者做手術，他說，「我會做3到4個小時的手術，結束之後就跑著趕去化療，隨後又趕回來做下一個手術，」法爾的兒子威廉姆三世，經營著一家醫療保健公司。他回憶起，1996年法爾醫生完成了化療之後，堅持要在兒子十六歲生日時到加拉帕戈斯群島度一個兩周的假。「他當時非常虛弱，去的時候還帶上了靜脈注射液和葯，以此支撐自己。儘管如此，他還是跑到了導遊前面，跳進一個皮划艇，獨自划走了。」
法爾醫生告訴自己，他的人生會回到過去三十年的軌道的。在接受治療一年之後，他的話似乎靈驗了，簡直就像他用意念控制的一樣。隨後，在1997年1月，一項常規後續CAT掃描顯示，他的肝臟旁邊的一個淋巴結里長了一個大塊的腫瘤。
首次複發:治療該何去何從法爾回憶起當時「精神崩潰」的情形。他能活5年的的幾率驟降至1/10，當時可行的療法中沒有一種是特別有可能治癒法爾的結腸癌。由於化療和放療具有毒性且效果有限，也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數據表明這樣的治療可以延長法爾的生命，他選擇了姑息性手術。法爾醫生體內的腫瘤團塊將會被剪除，並不是期望藉此根除癌症，而是希望能夠減緩癌症惡化的進程。
畏縮不前並不是法爾醫生的做事風格，他的家人清楚地記得他們在坦尚尼亞的旅途中遭遇了車禍，法爾醫生的妻子腿部受傷嚴重，法爾醫生不顧自己肋骨和手腕的骨折，果斷地幫妻子止血，用隨身攜帶的瑞士軍刀和一些縫合材料幫妻子縫合傷口。然而，在紐約斯隆-凱特林(Memorial Sloan-Kettering)癌症研究中心的諮詢室里，法爾醫生卻被告知藥物干預的標準療法已經窮途末路。最明智的選擇就是等待，除此之外無計可施。
就在此刻，斯科普·赫斯頓醫生決定在法爾醫生的腫瘤上取樣。「當時的想法就是要創造出一個全新的療法，」高大健碩，一頭棕發的赫斯頓醫生說道，「每個人的腫瘤都有特異性，所以我們需要親自動手研究比爾（法爾醫生）的腫瘤。」赫斯頓醫生在外科手術室等候，並準備護送一片從法爾醫生肝臟底部取下來的腫瘤組織。困難才剛剛開始。
腫瘤的樣品被小心翼翼地轉移到一個密閉的、無菌的容器中，並送到鄰近的洛克菲勒研究中心4樓。如果樣本途中被四處飄浮的細菌污染，癌細胞可能會死亡。在體內看似無堅不摧的癌細胞在實驗室里就像脆弱的溫室花朵：它們必須被滋養、保護和呵護。因此研究人員需在一個名為層流罩的無菌容器中操作。法爾的癌細胞樣本被分散開，癌細胞被放置在培養皿中，其內裝著類似血漿的液體，含有細胞生長所需的營養物質和激素。接著，培養皿被轉移到一個恆溫箱內，箱內溫度與人體溫度相當，且充斥著與人體血液比例相等的氧氣、氮氣和二氧化碳潮濕氣體混合物。很快，癌細胞開始增殖。第一個障礙被克服。研究人員獲得了足夠的癌細胞來進行分類和研究。接下來赫斯頓醫生和他的同事即將開始一場對抗法爾醫生癌症的鬥爭。
癌症並不是單一的存在，而是有多種多樣的變體。「癌症」不是用來命名一種疾病或者一種類型的細胞，而是成百上千種疾病和細胞的總稱。即使某種特定類型癌症，例如乳腺癌、肺癌或結腸癌，每個患者的癌細胞也是獨一無二的。每個腫瘤都是病人在特定環境下病變基因的錯誤表達。而這種病變基因的異常表達決定了腫瘤的發展：保持一個團塊的形態緩慢生長，還是飛速擴散；癌細胞在放療和化療後會死去，還是頑強存留?
雖然癌症是多種多樣並且因人而異，但是當前的癌症療法卻趨於標準化，很少注重每個病人特定腫瘤的獨特特徵。很大程度上而言，這些標準療法就像是地毯式轟炸：有時候擊中目標，但往往會錯過目標，因為癌細胞進行了完善的自我保護應對襲擊。除此之外，幾乎在所有病例中，這些標準療法都附帶傷害到正常組織。法爾需要的是智能療法，而這首先要對腫瘤的本質有更深刻的了解。在4樓的實驗室里，赫斯頓醫生從培養皿中收集了足量的癌細胞，並進行分析癌細胞的變異基因。他發現了名為p53的特定變異。正常情況下，p53基因限制細胞分裂，一旦發生變異細胞就會肆意生長，換句話說，癌症出現了。
你不能從囚禁的野生動物身上推斷其在野生環境中的行為，同理，在培養皿中也很難檢測出抗癌藥物的療效。你想更好的了解癌細胞的真正弱點就必須將它們植入動物體內生長。於是赫斯頓醫生將法爾醫生的癌細胞注入到有免疫缺陷的小鼠體內，如此一來，外來癌細胞就可以在它們體內生長（具有正常免疫能力的老鼠會排斥人體細胞）。截止去年夏天，赫斯頓醫生的研究跨越了第二個里程碑。赫斯頓醫生和同事成功培養出了一批攜帶法爾醫生癌細胞的小鼠，於是他們便可以在小鼠身上測試新療法。
1997年春天，威廉姆斯·法爾最終決定辭去紀念斯隆-凱特林癌症研究中心泌尿科主任的職位。雖然他繼續留在研究中心工作，但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有效療法的研究中。當赫斯頓醫生在實驗鼠上進行試驗時，法爾決定對所有可能治癒他的癌症的療法都保持開放的心態，包括他曾經否定過的新世紀方法。（法爾醫生的兒子回憶起法爾從前曾稱新世紀方法就是「扯淡」）。「許多同事都覺得我是怪胎，」法爾醫生冷靜地說道，並描述了過去一年半來他每天接受的常規治療計劃，服用的維他命，和高蛋白、低脂肪的飲食。
對法爾醫生來說，「放鬆自己」是一件難事，現在依舊如此。「我曾經在加利福尼亞州報名參加了減壓課程，」他告訴我，「然而我每次都熬夜到眼睛布滿血絲，以保證不耽誤任何工作。」與許多非傳統醫學的狂熱分子不同的是，法爾醫生從未放棄對這些新醫療技術的理性評估，他的期望值是保守的。「我從來不糊弄我自己，」法爾醫生說道。「我知道這些新療法在延伸我人生的寬度，但是它們並不一定能延長我的生命。」法爾醫生的經歷甚至影響了他與病人的溝通方式——他現在更多的強調病人的身體狀況。「從前作為一名醫生的他往往會比別人思考更多，但他認為所有的事情就是非贏即輸，」法爾醫生的兒子告訴我，「現在我覺得他已經意識到即使無法完全治好病人，他也可以幫助他們。」
再次複發：摒棄傳統療法，探索新療法1997年8月初，法爾醫生得到了一則更令人崩潰的消息，CAT掃描（計算機化X 射線軸向分層造影掃描）顯示在他肝臟附近的淋巴結里出現了一個新的腫瘤。雖然法爾醫生早已料到癌症會複發，但沒想到會來的這麼快。法爾醫生做完姑息手術僅8個月腫瘤便再次出現，這表明他的腫瘤特別具有攻擊性。為了減緩法爾醫生癌症的惡化進程，同事向他推薦了一種毒性化療藥物CPT-11，法爾醫生對此拿不定主意。CPT-11跟一般化療藥物的開發研究並無差異：先在試管中通過原型癌細胞進行篩選，然後在晚期癌症病人身上進行臨床試驗。通過CPT-11藥物顯著地縮小法爾醫生的腫瘤的幾率甚微，更不可能從真正意義上根除癌症。「當你只有一把鎚子的時候，任何東西看起來都像釘子。」法爾醫生總結道。他覺得必須要另闢蹊徑，用於試驗的小鼠已準備就緒，只欠可供試驗的療法和藥物。
法爾醫生提出要測試兩種藥物，一種追溯到過去，而另一種延伸至未來。第一種藥劑是一種中草藥，被包裝並命名為「SPES」（治療前列腺癌的中草藥）；第二種是腫瘤疫苗。兩種藥劑的研究準備工作都通過理性的選擇，將採用赫斯頓博士在培養皿和實驗鼠身上培育的癌細胞。兩種藥劑都代表著會對當代醫藥學產生巨大影響的發展趨勢。
不難想像過去的法爾醫生會對草藥治癌的想法有怎樣的反應：「扯淡!」非傳統醫學一般都是「長於藍圖，短於實踐」——這是江湖醫生拿來哄騙病入膏肓的患者的偽醫術。但與此同時，這些延續了3000年的亞洲經驗醫術卻不容忽視。再者，癌症治療中的重要藥物都源自植物：治療乳腺癌和卵巢癌的紫杉酚是從太平洋紫杉樹的針葉中提取出來的;治療淋巴癌和白血病的長春新鹼則提取於長春花植株。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還有：民間常用紫色毛地黃緩解水腫，受此啟發毛地黃對心力衰竭的醫學作用才得以被認知;祖傳土方中常用金雞納皮治療瘧疾，美國醫藥公司參考此法引導了金雞納鹼和金雞納霜治療瘧疾的氯喹藥物。
最近，大型生物製藥公司都在積極從外來的自然資源中提取新藥物。默克製藥公司基礎研究部門的高級副主管羅傑·珀爾馬特博士，負責監督多個項目的取樣工作，取樣對象包括納米比亞長頸鹿的糞便、冰島的間歇泉、湯加的植物以及關島的沙蠶。這些純天然的產物需要通過高強度的酶篩查，以試圖識別其中新的抗菌、抗炎和抗癌混合物。
索菲·陳博士是一名生物學家，她也曾在默克製藥公司做過相同的研究，現為紐約醫科大學的教授。1997年9月，威廉姆斯·法爾第一次見到索菲·陳博士，當時他們都參加了在美國太皓湖由CaP CURE贊助的會議（CaP CURE是邁克爾·米爾肯成立的致力於對抗前列腺癌的慈善組織）。法爾是前列腺癌研究的權威代表，他向索菲·陳博士介紹了新的療法。而索菲·陳博士則向法爾介紹了她與上海醫科大學王旭輝博士共同進行的研究工作。
王博士的曾祖父是末代皇帝的朝廷御醫，繼承了歷經中國政治和文化動蕩考驗的知識與實踐體系。王博士和陳博士正在研究一種治療前列腺癌的草本藥劑，叫PC-SPES。陳博士發現這種藥物能夠抑制前列腺癌腫的特定變異基因，從而加速這些生存期過長細胞的死亡。這種藥物包含一種與人體激素相似的物質，但同時也含有大量與染料木鹼類似的物質——染料木鹼能夠抑制幾種促癌酶的合成。法爾醫生隨後告知陳博士他自己的情況，並詢問是否有草藥的療法可能對他的結腸癌有幫助。陳博士隨後幫法爾醫生聯繫了王博士。
法爾醫生回憶道：「王醫生問我，『你的癌細胞中是否有p53基因突變』。」之後他為法爾提供了SPES製劑的原液，王博士相信該治療方案能有效抑制帶有p53基因突變的腫瘤。法爾說當時自己對此療法持懷疑態度：「這種草藥飲劑的某些說明聲稱能包治百病，無禁忌人群。」不過，法爾覺得病情已經到這份上了，自己也不會有什麼損失，而且陳醫生嚴謹的科學精神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決定進行此次試驗。
赫斯頓醫生準備了兩組小鼠進行試驗： 他在一組小鼠的日常飲食中添加了SPES的提取液，該組小鼠不但體內攜帶法爾醫生的結腸癌細胞而且有免疫缺失障礙；另一組攜帶腫瘤的小鼠則餵食常規食物，作為對照組。短短几周內，餵食SPES提取液的小鼠的腫瘤縮小了50%，而對照組小鼠的腫瘤繼續生長。去年9月，法爾醫生得知試驗結果後，便開始大量服用SPES草藥，此舉僅有的副作用就是腹瀉。之後他將劑量調整到自己能忍受的程度，12個月後，他仍然堅持每天服用SPES。
求助好友：研發個性化癌症疫苗研製疫苗的想法可能不如中國草藥學歷史久遠。不過，雖然癌症疫苗聽起來富有強烈的未來主義色彩，但對它的探索其實已經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實際上，一百多年前小洛克菲勒支持建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治療中心前身，其部分目的就是研發強化免疫系統的疫苗，以檢測特異外來蛋白質，從而標靶與該蛋白質相關聯的入侵微生物。然而癌細胞同樣也會被癌細胞的突變基因生成的外來蛋白質打上標記，讓人困惑的是機體既不會把癌細胞當做異常細胞也不會調動殺傷T細胞破壞它們。癌細胞莫名其妙地順利規避或中斷了這種反應，使得機體無法生成抵抗癌症的免疫力。有效的腫瘤疫苗能訓練殺傷T細胞識別癌細胞，然後像清理細菌一樣，將癌細胞清除。
斯坦福大學的羅納爾德·賴威醫生在研發第一代抗癌疫苗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他一直崇尚個性化制定癌症治療方案的想法，而且深知實現其追求所面臨的科學難題和社會壓力。賴威醫生是一名淋巴瘤專家，他辨別出每位淋巴瘤患者的腫瘤中都有一種名為個體基因型免疫球蛋白的獨特信號蛋白。如果可以訓練病人的免疫系統識別這種蛋白質，便可引導機體的自身修復功能對抗疾病。
賴威醫生回憶起17年前接診的首位患者說道：「他的一隻腳已經踏進墳墓里了。」該患者的淋巴瘤已長成肉眼可見的的團狀，其不僅出現在內臟器官，連皮膚上也出現了小瘤。賴威醫生從患者的癌組織中提取了淋巴瘤信號蛋白並將其移植到小鼠體內；小鼠分泌出抑制該蛋白的抗體。現在賴威醫生已基本判定出哪種抗體的功能最強大，將此種抗體大量生產，並將病人腫瘤提取物注入這種特定抗體中，結果顯示沒有腫瘤生成。
這一令人震驚的試驗結果促成了1986年賴威醫生與加利福尼亞州一家名為IDEC的生物製藥公司合作，共同成立了一個重要的科研項目。50名患者接受了癌症個性化治療，值得一提的是為期6個多星期的治療，使75%的患者腫瘤明顯縮小，這種狀況持續了近一年的時間。6名晚期淋巴瘤患者10多年來一直處於完全臨床緩解狀態，CAT掃描或者身體檢查都沒有在患者體內發現腫瘤。賴威醫生通過應用最新的診斷技術，在長期癥狀緩解的患者身上發現了少量流動的淋巴瘤細胞;患者免受癌症困擾的原因在於，最初的抗體療法刺激了人體免疫系統，使其產生反應。遺憾的是個性化癌症治療法費用高昂不適合商業推廣。最近IDEC公司的首席執行總裁威廉姆·拉斯泰特向我解釋道：「（這種療法的）醫學價值很高，但不是一門划算的生意。」
然而儘管賴威醫生的抗體療法沒有實用價值，卻證實了一個原理。他有證據表明可以引導免疫系統識別腫瘤中的獨特蛋白質，促使不治之症退化。因此20世紀90年代早期，斯坦福大學的研究團隊轉向研發腫瘤疫苗，試圖讓癌症患者分泌出類似於小鼠體內的抗體。這是比較簡單的技術但賴威醫生已經證明了其臨床上的有效性。
賴威的方法是：提取淋巴瘤患者的個體基因型的免疫蛋白球，即癌症的信號蛋白，然後利用它製造出疫苗。由於白血球能將腫瘤蛋白轉換為能激活特異蛋白免疫反應的形態，所以賴威的操作步驟之一是將疫苗與患者的白血球樣本混合。今年7月，10名癌細胞已大範圍擴散的癌症患者經此程序注射疫苗，其中4名患者的腫瘤顯著縮小，3名患者完全康復;且此方法無明顯的副作用。
跟其他癌症專家一樣，威廉姆·法爾對賴威的成功持有濃厚的興趣，但是他知道不同類型的癌症對免疫系統抑制的反應不一，有強有弱。例如淋巴瘤可能對抗體和殺傷T細胞的攻擊特別敏感。這一挑戰使得更多的研究精力投入到如何激發免疫系統對抗至今仍十分棘手的癌症（即對免疫系統抑制反應較弱的癌症）上，例如結腸癌。所以當法爾向老朋友伊萊·基博爾（Dr.Eli Gilboa，曾是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治療中心的研究員）求助研製個性化的腫瘤疫苗時，出於科學研究和私人情分，基博爾爽快答應。
基博爾醫生當時在杜克大學，他是一位馳名全球的生物學家，搭建了癌症基因學與臨床治療溝通的橋樑。他在杜克大學的實驗室已測驗過一種旨在治療多種類型腸癌的通用腫瘤疫苗。基博爾醫生不清楚法爾結腸癌細胞內哪種信號蛋白能激活最有效的免疫反應，因此年初他致力於研究斯科普·赫斯頓早前準備的孵化細胞系，然後創造出一種疫苗，這種疫苗使法爾免疫系統中的變異蛋白在乳頭試管中得以完全呈現。疫苗激活了法爾血液中的大量殺傷性T細胞，把結腸癌細胞與其混合後，T細胞將癌細胞消滅殆盡。
只有通過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審批，個性化腫瘤疫苗才能用於患者治療。與基博爾醫生共事的凱姆·拉爾里醫生，為唯一的患者——威廉姆·法爾提交了醫療方案。在「同情協議」下，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通常會批准針對一個患者的單獨治療方案，法爾的情況就是如此。杜克大學的實驗室冰箱里，有支疫苗上貼著「法爾」的名字，等待著給法爾注射。
抗癌疫苗：挑戰和機遇並存法爾深知，自己作為患者被格外優待的原因在於自身的專業知識和廣博的人脈。大多數的癌症患者不會選擇量身定製的非傳統療法。但法爾仍期待有一天能普及癌症個性化治療。他列舉出自己必須應對的障礙：腫瘤細胞與生俱來的旺盛繁殖力與在實驗室永久保存的難題;需要在試管和小動物身上進行大量試驗，以篩選出可主動抑制腫瘤生長的混合抗體；為了描述癌症基因的特性和研發個體化療法，需要諸如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治療中心和杜克大學等機構的支持。
這些障礙不會輕易被克服。15年前，一家名為Biotherapeutics的公司成立，試圖用一系列現有藥物和免疫療法對抗腫瘤，根據患者的病情選擇相應的治療方法，但均以失敗告終，其原因不在於患者支付不起費用，而是療效令人大失所望。當時，知識和技術匱乏、可用療法選擇不多：對促使癌症生長的基因突變了解甚少，在試管中試驗的抗腫瘤療法難以預測在患者身上臨床試驗的結果。此後抗癌研究領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在未來的幾十年里將會有更大的進步。
今後實驗室評估療效的方法將會改善：效率更快，結果更加準確。藉助自動化技術，微晶元能在數分鐘內提供基因序列和基因變異情況。而且高性能電腦生成的腫瘤蛋白三維結構框架能加速新型抗癌藥物和腫瘤疫苗的「理性設計」。雖然可預見的技術發展會加快抗癌研究的進程，但仍然會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費用高、人力需求大。法爾醫生評論道：「如同人們花錢儲存精子一樣，也許有一天，有錢人會花錢儲存他們的癌細胞，以便醫生在診斷時進行研究。」
若利用培養出來的腫瘤組織作為研發新型抗癌藥或新疫苗的模版取得了臨床實驗的成功，那麼儲存腫瘤組織用於研發的設想就能實現。即使現階段未能取得成功，那些富有的癌症患者也會下定決心資助企業研發。如果療效的確顯著，難道就只能是富人的特權嗎?到時就很難想像事態會如何發展：公眾會進行強烈抗議，想要獲得跟富人同等的醫療待遇。尤其是在美國這樣一個高醫療保險費用的國家，保險公司該如何適應這一狀況呢？
法爾很樂意讓其他人參與思考這些問題。今年7月末，即法爾服用SPES11個月後，他做了一次CAT掃描，其結果顯示腫瘤已經縮小，而且沒有任何轉移的跡象。法爾聽到這個消息時當然很高興，但是他並不滿足於現在的研究成果。法爾知道若SPES內所含物質無法被鑒定，從而在其他由p53基因變異引起的病例中試驗，他是無法單從他自身的案例中總結出SPES與結腸癌間的因果關係的。
SPES對法爾的效用暫時還是一樁軼事，一切還是老樣子：考慮到之前法爾的癌症複發之快，他的腫瘤仍有可能重新生長。法爾說他已經決定要「儘可能嘗試更多的草藥和非傳統療法」並表示，如果癌症再次複發，他準備從事第二種個性化療法的研究——腫瘤疫苗。他回想起暗無天日的治療時光，在他的肝臟下方發現大量腫瘤時，法爾第一次覺得自己的存活幾率陡然下降。
「我腦中閃過親自研究自己腫瘤的想法，不過坦白說，我更看重生命和死亡。」法爾說道，他的語速遲緩讓人聽上去有些茫然。然後他又活躍起來，「當然腦海中有了這一想法後，我意識到這個想法真棒。」 （全文完）
本文原文發表於1998年，文中的威廉姆·法爾醫生已於2002年1月3日因結腸癌去世，享年66歲。
詳見《紐約時報》訃告：Dr. William Fair Dies at 66; An Expert on Prostate Cancer
本文首發於知癌網
推薦閱讀：
※愛問醫生
※醫生打封閉針做手術是怎麼回事？
※你怎樣看待中國老師向著「醫生轉化」？
※一個女醫生眼裡的愛情
※醫生集團與莆田系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