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 | 東京旁聽審判記

題圖：東京高等法院前的抗議

東京旁聽審判記

徐昕

我曾到東京法院旁聽過兩回，短期旅行，走馬觀花，未真正沉下來感受日本的司法審判。此次應日本國際交流基金邀請，赴明治大學遊學，考察日本司法司改，多次旁聽，案件眾多，對比家國，感受頗深。

一

一起非法入侵、盜竊、兒童色情的案件。被告人戴著手銬，手銬連著繩子，繩子捆住腰部，法警牽著，由法官席後側門引入。被告人瘦小文弱，但看來罪行蠻嚴重的。書記官核對身份，法警解除戒具，被告人簽字，後又戴上手銬。簽字單一大一小，兩位法警分別夾在胸前。

左為控方，右為辯方，被告人坐在律師前面的椅子上，法警各據一旁。控辯雙方斜背後，法官席兩側，分列四位司法修習生。眾人準備就緒，法官進入，全體起立，鞠躬致敬，法官傾身回禮，宣布開庭。

法警又解除被告人戒具，法官請被告人正中站立，沒有廢話，直奔主題，只是核對身份，直接訊問，並無中國那樣一整套的程序話語和權利告知。女法官和藹可親，輕聲細語，微含笑容。書記官不記錄，而是把錄音筆擱在桌上。

檢察官、律師站立發言，偶爾一句話時也坐著說。他們身體皆微微前傾，聲音不大，也直接了當。檢察官宣讀起訴書後，離座讓被告人確認。隨後，法官讓被告人到律師前面坐下。

檢方分兩組、一次性出示全部證據。一組是客觀證據，如盜竊的兒童內褲，1500日元，照片等，但只是陳述案卷內容，皆未出示實物。另一組是主觀證據，如證人證言，當事人供述。檢察官語速較快，20分鐘就摘要描述證據，宣讀證言，概括性完成舉證。兩本案卷隨即提交法庭。

坐得靠前，我看到案卷某些內容被整行塗黑。因本案涉及未成年人，檢方申請被害人使用化名A，為保護個人信息，涉及個人信息處被塗黑。

律師和被告人的質證有三點，比較簡單，抗辯理由主要只有一條：被告出於非正當目的進入被害人家中，而非出於盜竊目的，意為盜竊罪不成立。

庭審有些枯燥。兩位法警，姿態不一，時而瞌睡，時而玩筆，時而摸肚，時而撓癢，時而看錶。

質證結束，法官與控辯雙方商定下次開庭日期，宣布休庭，起立鞠躬。

這個年輕人是位程序員，三次非法入室。第一次，被告人跟蹤女孩回家，乘其家門沒鎖，進入被害人家中取得房門鑰匙，複製後將其放入被害人信箱。後兩次，他進入被害人家中，拍攝房間內部情況；盜竊兒童內褲一條，從收納櫃拿出內褲併當場聞氣味；兩次各盜取500和1000元。第三次被告人在女孩家中拍照，被放學回家的女孩看到並詢問，他回說小孩要注意安全，要關門。被告人出門後，偷窺信箱，鄰人發現其形跡可疑，跟蹤並報警，路遇警察，遭到盤問，搜查物品，發現其攜帶偷拍用的鏡頭，自拍棒（偷拍用），旅遊防水布（防止留下腳印），橡膠手指套（防止留下指紋），手機存有女孩房間的照片。他很快招認，後來還承認偷取內褲後有自慰情節。

看來這個有戀物癖的年輕人需心理治療，在中國大概不算事兒，至多治安處罰。但朋友說可能會判得很重，因為日本的兒童保護極其嚴格，即使沒有直接的性侵犯，但存在潛在的危險，系有預謀、有計劃地實施作案。

於細微處見法治。這些描述顯示了日本開庭審理的一般情況，相比中國，在法庭格局、被告人角色、坐立位置、法官態度、法警架勢、律師作用、法庭語言、法庭禮儀、著裝、流程化審理與開庭時間等方面，存在較大區別。我擬單獨撰文，此處只舉一例。中國的法庭，被告人坐立於法官正對面，是法庭審問的對象，著囚服，不少地方還戴戒具，前不久我辯護的浙江潘孫國案，甚至還戴腳鐐，後經請求才去除。而日本的法庭，被告人與辯護人坐在一起，不穿囚服，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

二

上述案件系第一次開庭，由東京地方裁判所審理。裁判所大樓為合署辦公，日語為「合同庁舎」，包括東京高等裁判所、東京地方裁判所、東京家庭裁判所、東京簡易裁判所和知識產權高等裁判所。各裁判所的開庭審理，分布於各樓層，法庭使用似乎未分各家。

大樓前面標牌為「裁判所」，而不是東京裁判所，其他地區亦然。這一細節蘊含的信息是：裁判所是國家的法院，而非地方的法院，從名稱便阻卻了司法地方化的可能。標牌前，法院外，可以拍照攝影舉牌示威發傳單用喇叭對法院內外喊話，去年前年的旁聽我見過，何兵去日本時也拍了照片發微博。進入裁判所後，未經許可禁止拍照攝影。批評法院屬於言論自由，法院不搭理是不介意，有自信，因為有司法獨立、公正、權威和公信。

接下來是一起上訴案件，由東京高等裁判所審理。一位巴西男子因被判強制猥褻罪而提起上訴。涉及外國人的案件，由三人組成合議庭。此番辯方在左，控方在右，左右順序，依告訴者確定。宣布開庭後，先由通譯宣誓。

並非法庭上每句話都翻譯，法官會說這句不要譯，我允許後你再譯；有些話經法官歸納後，獲得轉譯。該男子滿不在乎的樣子，甚至微笑著對旁聽的我點頭示意。

法官要求上訴人說明上訴理由。上訴人的律師提出，案件整體事實沒有查清，比如當事人如何射精的問題。檢方對此沒有提出異議。法官退庭合議。

幾分鐘後，審判長宣布，一審時犯罪事實已審理完畢，沒有再次審理事實之必要，駁回上訴理由，並確定下次宣判時間。律師提出，雖然問過如何射精的問題，但沒有查清；法官說已經查清了；律師又說，只是以如何射精為例說明整個案件事實沒有查清；法官說，我們也只是以如何射精已經查清為例，說明整個案件事實已經查清了。日本的上訴通常不再審理事實問題。

此案法官對律師的態度稍有生硬。律師帶著兩箱資料，但並不賣力辯護，法官駁回，也淡然接受。當天旁聽的十多起案件，所有律師看起來都沒有太賣力，沒有任何死磕之跡象，只是履行職務行為，說完該說的話，就算工作完成。據律師朋友介紹，大部分情況下律師按行規收費，儘管也可以協議高額收費——高收費的律師或許表現會有不同。由於律師地位低，律師權無法獲得保障，會見難，閱卷難，調查難，風險高，中國律師逐漸出現了死磕的現象。死磕面臨相當的危險，這些律師在獲得聲譽的同時，也在以一種自我犧牲的精神推動法治進步。又因當事人與律師的信任度不高，拖欠律師費普遍，律師庭上說話有時是給當事人聽的，否則收不到後面的律師費。

兩起案件，皆牽涉到性，但並未非公開審理。樓下大廳查詢當日庭審目錄時，只發現一起案件經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兩司爭訟，或涉商業秘密。有兩起案件需申請旁聽券，大概是熱門案件，怕旁聽者多，座位不夠，但最終也沒有坐滿。中國的法院若發旁聽證，則基本為所謂敏感案件，多是為了限制旁聽和記者混入。不但普通民眾拿不到旁聽證，記者只發放少數主流媒體，甚至當事人家屬亦限制人數。看來，我們公開開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

案件宣判，通常安排十分鐘。但也有十餘起上訴案件，5分鐘內宣判完畢，結果皆為駁回上訴，僅一位當事人到庭。

一起中國人犯罪的宣判，比較有趣。法院以盜竊、暴行的罪名，判決一位中國女子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該中年女子在商店扒竊被發現，保安追上，被咬一口。先前有多次扒竊行為，有一次還被處20萬日元罰款。法官說本應重判，但鑒於此案扒竊金額不大，被告人積極悔罪，支付5萬日元醫藥費，被害人同意諒解，被告人發誓不再犯罪，被告人丈夫保證監管其不再犯，故判緩刑。

宣判過程加翻譯約七分鐘。一分鐘時，該女子開始抽泣；二分鐘後，作痛苦狀，捂住肚子。法官關切地問，「你身體不舒服嗎？請坐下」。整個過程，該女子皆不斷點頭鞠躬。宣判結束，法官退席，該女子恢復正常。朋友說，這應該是律師教的。難道日本人同樣也有這樣的「才智」？

被告人的態度可以影響量刑。那位巴西男子傲慢，無所謂，不僅上訴理由被當庭駁回，而且結果很可能是維持原判；那位有戀物癖的日本人，木訥呆板，不主動悔罪，刑罰也可能很重；而這位中國同胞，儘管前科累累，但痛苦流涕，爭取到緩刑。

另一起中國人王X明犯罪的宣判，系違反出入境管理法，被判一年六個月，緩刑三年。若只是延期未歸，通常直接遣返。但該案中，當事人為繼續工作，兩次偽造在留卡，故獲刑。朋友說，以前此類案件較多，但近年來日本經濟下滑，來此賺錢的中國人大減。遣返機票由日本政府承擔，但遣送手續期間，當事人被羈押，無法處理各種遺留事項，如銀行卡銷戶，收拾行李物品等。這些只能委託朋友處理。法庭上的這位同胞相當落寞，不會說日文，休庭後急著問通譯和律師下一步的手續。愛國人士看到，或許又要批判，丟人丟到國外，而且還是日本；但生活如此艱難，我還是更願意同情，幸福的人大多相同，不幸的人各有各的苦衷。

四

下午旁聽了兩起民事案件，其實是告政府，相當於中國的行政案件。此類案件亦適用民事訴訟法，故日本通稱民事案件。一件是訴墨田區政府，要求不得取消兩項許可。另一件系違反出入境管理法而強制退去的案件，原告似東南亞人，由於未找到通譯，法官一直在與當事人和律師商定下次開庭時間，花了一刻鐘，很有耐心。

丈夫在庭上，妻子帶著倆孩子旁聽。一個坐嬰兒車，手抓大根火腿腸，邊吃邊玩。另一個約4、5歲，有意搞出各種聲響，跟旁聽者打招呼，母親管不住。孩子盯著我，我笑笑，好了，他開始圍著我轉圈，到後面敲椅子，打我後腦勺，大笑，打第二下時，她母親把他拽走了。三位法官對孩子很寬容，不僅未加制止，甚至沒多看一眼。

這是今天又一例爭取同情的訴訟。到日本八年的朋友解釋道，日本人打官司，有時也會帶著孩子來，法官你看，我多不容易，我有家庭，還要養孩子，你不能判我太重，更不能抓我，否則孩子沒人帶。明治大學鈴木賢教授說，日本這種情況也不能排除，但肯定比較少。所以，在法庭上爭取同情分並非中國人的專利，甚至不一定是東方人的專利。在既定的制度環境下，人性是共通的。

法律與人情，既相互提防，也彼此影響。法不容情，但多數情況，法律不外乎人情。所以，人情作為一種訴訟技巧，只要運用得合理，也不致招來反感或忌恨。但這絕不意味著辦人情案。中國人打官司辦事，很少不託人，光靠人情托不住，人情似水，得送禮拿錢，請吃陪睡。法官膽又大，腐敗嚴重；律師也愛靠勾兌辦案，還不分場合炫耀。人情對司法的影響，須先有司法獨立和公正的前提，才不至於亂象橫生。

五

日本的裁判所歡迎旁聽。旁聽既能顯示司法透明和公正，更能普法立威，何樂而不為？但旁聽者大多與當事人相關，或學校組織的學生。現代人忙忙碌碌，有多少沒事幹去聽審呢，請你都不來，就算熱誠歡迎也招不來多少觀眾。有一起案件，旁聽者甚多，系公司組織員工旁聽。

任何人皆可隨意進入裁判所，不論本國人還是外國人，老人或孩子。進入無需出示和查驗身份證件，只需通過安檢。我觀察較長時間，皆為機器檢，未見手檢。律師、檢察官、職員進入有專門通道，無需安檢。

公開審理的案件，可隨意旁聽。樓下大廳可查詢當日庭審的案件。法庭門上有洞，可觀察審理情況，以便決定是否進入。案件審理任何階段，隨時進出。旁聽可進行文字記錄，但拍照、攝像需經許可。

開庭休庭，未見法官敲棰。原來日本沒有法棰，也不需要。旁聽十多起案件，未見法官大聲說話，皆和言悅色，從容相對。檢察官、律師亦輕聲細語，無怒斥，無咆哮，無喊冤，一片和諧的「三無」法庭。法庭權威不在於法棰敲得砰砰響，不在於法官大聲訓斥當事人，不在於把律師趕出法庭，更不在於當庭打律師抓律師。司法權威的唯一來源，那就是司法公正，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因此，司法必須中立、獨立，方有司法公信、權威。不公正的法庭，本身就是罪惡之源。

法庭並不苛求嚴肅的形式，未見律師穿袍，檢察官著裝，女檢察官、法官都化妝，一位女法官開庭帶了個可愛的文具袋，一位美女檢察官艷麗的圍巾放在桌上。

法院建築來自於納稅人的錢，納稅人可隨意進入包括法院在內的任何公共建築。即使外國人，購物消費亦納過稅。法院的審判活動應受制於公眾監督。司法公開是正義的外衣，沒有外衣，骯髒便會滋生，裸奔可能出現。遮遮掩掩，何來公正？即使公正，何人相信？

我曾發起旁聽庭審促進計劃，旨在激勵更多民眾旁聽審判，讓人民走向法庭，實現普法、監督、提升公信等多重功能。針對中國限制旁聽的現實，呼籲法院取消查驗旁聽民眾身份證件的要求。但由於法院過於擔心自身安全，更由於司法公正、公信、權威的缺位，這一呼籲尚未得到認可。旁聽庭審的組織工作更有風險，不敢碰，擾亂秩序的帽子太大，近期中國律師界的大震蕩就是明證。讓人民走向法庭，天塌不下來，公開促公正，對法治大有裨益。

你不旁聽，也可隨意進入裁判所。進去轉轉，然後出來；可以休息，到法院坐坐；或到裁判所食堂吃飯。那天中午，我們在東京裁判所B1樓的食堂用餐。餐廳有幾個，也有小超市。我選了日豐庵，從自動售票機點了750日元的烤魚套餐，一塊三文魚，一份自選小菜，我拿了豆腐，一份味增湯，自己沖，一碗米飯，泡菜、調料、紅茶、綠茶、開水，隨意取用。

想起前不久，在湖北潛江法院參與常玉賢案的辯護，中午趙瑛法官安排我們到法院食堂吃飯。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法院的開庭飯，法官安排6名被告人吃飯，請我和黃思敏律師吃飯，公訴人離單位近，就沒有安排公訴人的飯。十天後，潛江法院繼漢江中院發回重審後，又准許檢察院撤訴，公安不久也撤案，查扣當事人數千萬的財產資金退還，此案大獲全勝。

倘若可隨意進入法院，甚至可到法院食堂吃飯，我相信，民眾對司法定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法院食堂對民眾的開放性，或曰法院食堂開放指數，可直接計量司法公開的程度，描述司法與民眾的良性互動狀況，體現司法公正、公信的程度，甚至從種意義而言，可作為法治建設成功是否的標誌。

不但不要查驗和扣壓證件，不要搜身式的安檢，而且法警、工作人員要笑臉相迎：先生，女士，歡迎您來法院；慢走，歡迎您下次再來；孩子，當心台階。笑，是公僕的義務，不要板著臉，納稅人不欠你的債，納稅人才是真正的主人。

中國的司法公開和公信，該從鼓勵民眾進法院旁聽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