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抗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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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全民族抗戰由此發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全國軍民義無反顧抗擊日本侵略者。抗日戰爭異常慘烈，宜昌地區作為重要戰場，經歷了血與火，見證了生死搏殺，英雄壯歌氣吞山河。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宜昌逐漸成為拱衛陪都的戰略支點和戰役中心。1939—1945年期間，在以宜昌為中心，包括信陽、南陽、宜昌、襄陽、荊州、常德、益陽等地在內的大約20萬平方公里的廣大區域，中日兩軍進行了6年之久的拉鋸、抗衡，以爭奪對江漢平原、洞庭湖流域地區和陪都門戶的控制權。我們把以宜昌為中心的抗戰態勢稱為宜昌抗戰。

　　宜昌抗戰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關係到能否拱衛陪都重慶，保衛大後方，而且考驗國民政府能否堅持抗戰，建立和鞏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戰線。因此，宜昌抗戰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

　　一、從政治上看，宜昌抗戰成功拱衛陪都、保衛大後方，對於增強國民政府的抗戰信心，確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國內形勢看，能否堅持宜昌抗戰，是事關國家大局、影響抗戰走向的政治問題。宜昌抗戰開始，正值中國抗日戰爭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相持、戰事最為艱苦的時候。日軍方面對華加強軍事打擊，妄圖以戰迫降，早日解決「中國事變」。1938-1939年，日軍傾巢出動，除了留置1個師團防禦本土，全部增兵中國戰場，總兵力近100萬人，達到最高值。日軍構築了兩道戰線：一是佔領武漢、廣州，攻擊長沙、桂南，構成對華海上封鎖線；二是在廣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一線更小的地域內包圍戰略大後方四川，構成陪都封鎖線。1940年6月，日軍11萬人發動「宜昌會戰」，攻佔宜昌，形成正面迫近陪都的戰略態勢。另一方面，在脅迫汪精衛投降之後，日軍又實施「桐工作」計劃，對重慶國民政府開展政治誘降，雙方代表在香港開展和談。由於大片國土淪陷，尤其是汪精衛降日，成立南京偽政府，嚴重衝擊了國民抗戰的信心，中國抗戰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嚴峻抉擇。在這危急關頭，打好宜昌抗戰，遏制日軍進攻，保衛陪都，保存抗戰首府和軍事統帥部，成為有效激發抗戰信心、凝聚抗日力量必須長期面對、不可須臾偏離的戰略問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從國際局勢看，宜昌抗戰的進行和結果，為中國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可與尊重，得到國際社會的道義支持和物資援助，推動中國進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提供了事實依據。中國抗戰發展態勢直接影響著國際社會對中國戰鬥意志、戰鬥能力的判斷和國際形象的定位。宜昌抗戰初始，世界反法西斯陣線尚未形成，中國在東方抗日戰場上處於孤軍作戰的境地。宜昌抗戰因其與陪都安危得失和中國抗戰成敗直接關聯，因而在中國戰場上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受到美蘇等大國高度關注。1941年6月，在蘇德戰爭爆發前夕，斯大林為了促使中國戰場牽制日軍，避免蘇軍在東西兩條戰線上同時與日德作戰，委託駐重慶國民政府軍事顧問崔可夫到宜昌考察戰事，參與策劃宜昌戰役。崔可夫向蔣介石提出重點打擊宜昌及東部地區日軍、相機奪回宜昌的作戰方案。從作戰結果上看，正是宜昌戰場對陪都這一政治軍事指揮中心的牢固拱衛，確保了中國正面戰場的領導，堅定了世界對中國抗戰的信心。羅斯福直白地講：「假如中國被打垮了，日軍可以將許多師團調到其它戰場來作戰」。因此，美國於1941年8月，亦即反攻宜昌戰役前夕，組建志願援華航空隊來華對日作戰，並直接參与鄂西會戰等一系列空戰。1941年12月9日，中國受邀與美、英同時對日宣戰，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蘇「四巨頭」聯合26國簽署《聯合國家宣言》，中國正式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員，與同盟國協同作戰，共同抗擊日本侵略。從這個意義上講，宜昌抗戰態勢促成了中國抗戰國際環境的改善，對國際政治新格局的構建起到了基礎性作用。

　　二、從軍事上看，宜昌抗戰從區域性的戰役中心，升級為影響中國抗戰全局的重要戰略支點，為全國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宜昌是中日兩軍正面爭奪的焦點和區域性的戰役中心。早在1938年遷都重慶之前，國民革命軍就在正面戰場構築以宜昌為中心的防線，當年2月制訂了《宜昌巫山間江防計劃方案》。1939年，江防軍組建，長江宜萬要塞炮台設置形成體系。1940年6月日軍佔領宜昌之後，統帥部立即對正面戰場部署作出重大調整，在湖北、湖南、四川、貴州四省結合部，新成立第六戰區，陳誠任總司令，統領第10、26、33集團軍及江防軍等部，以30萬人的總兵力，重點部署宜昌、恩施、荊州、常德等地，擔任陪都正面防禦，北以第五戰區為左翼，南以第九戰區為右翼，形成以宜昌為中心，合力拱衛陪都的作戰布局。

　　宜昌更是日軍重要的戰役目標，其佔領宜昌的戰役意圖一直非常明確。在「宜昌作戰」中，日軍不僅派出號稱「陸軍名門」的第3、13、39師團，甚至對基層士兵也作了深入的宣傳鼓動。1940年，駐宜39師團一位士兵寫到：「宜昌不僅是湖北湖南的交通要衝，而且是處在向抗戰中心地四川重慶進攻的突破口。若從中國方面來講，丟掉宜昌，就如同被人家掐住脖子一樣。」以至於這些士兵認為能夠參加「宜昌會戰」是一份「體面」和榮耀。為確保佔領宜昌，前出重慶，日軍在宜昌及周邊的當陽、土門、荊門、沙市密集修建了5個軍用機場。在作戰中，日軍不惜違背國際公約，把使用毒氣這一卑劣手段變為慣技，1941年10月日軍在宜昌使用毒氣彈2500枚，致使中國軍隊官兵1600餘人中毒，其中600餘人死亡。另據檔案記載，1943年5月在石牌、11月在當陽淯溪石頭坡、五峰仁和坪青林橋等地，日軍都悍然使用毒氣。日軍強化軍力配置以及頻繁使用毒氣彈的事實，充分表明了宜昌抗戰戰鬥之慘烈，足見雙方對爭奪宜昌這一戰略要點的高度重視。

　　以宜昌為中心的戰場上，先後發生了隨棗會戰、棗宜會戰、反攻宜昌戰役、鄂西會戰、常德會戰等大規模正面作戰；以新四軍五師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以及我黨對民眾廣泛動員，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正面戰場。正是中國軍隊在宜昌浴血戰鬥，有效地阻止了日軍西進。1940年5月棗宜會戰，張自忠將軍為了禦敵於襄河西岸，保衛宜昌，血戰殉國，成為中國戰區殉國最高級別的將領；1940年11月到1941年11月一年內，宜昌周邊先後發生了南津關戰役、二次宜昌西岸戰役、四次遠安戰役、二次分鄉場戰役、郝穴作戰、荊宜攻勢作戰等11次有案可查的作戰。特別是在1941年3月的宜昌西岸戰役中，日軍以猛烈的攻勢，一度前進至北斗山、平善壩，雖被我第32、41、44、104師擊退，但其西窺重慶的戰役意圖完全暴露，隨即國軍於1942年制定了《第六戰區拱衛陪都作戰計劃》、《拱衛陪都交通破壞計劃》等一系列以宜昌為中心的新的作戰部署，重兵布防宜昌江南地區，並沿天柱山、木橋溪、榔坪、石牌一線構築堅固工事。因此在鄂西會戰中，國軍得以利用險要地形和既設工事沿途阻擊，消耗敵人，決殺於石牌，旋即反攻，以弱勝強，取得鄂西會戰的勝利。石牌因此成為日軍西進的止點，拱衛陪都的屏障，被當時的國內外媒體譽為「中華民族精神堡壘的標識」。6月4日，外交部長宋子文專程向羅斯福總統通報鄂西大捷。宜昌的戰役中心地位得到充分顯現。

　　從戰略層面上看，宜昌是影響抗戰全局的重要戰略支點。確立和形成這一戰略支點，是基於宜昌的戰略地位和棗宜會戰失利的教訓。日軍在棗宜會戰襄東作戰階段，隱蔽戰役意圖，其主力在棗陽附近與國軍激戰，同時不斷從第三、九戰區抽調重兵加入，調動宜昌守軍北上，後突然急轉宜昌。國軍統帥部對日軍奔襲宜昌估計不足，組織三、九戰區策應作戰乏力，導致宜昌防禦措手不及，6月12日宜昌陷落。國軍《棗宜會戰戰鬥詳報》對戰略策應問題進行了認真總結，在此後的正面戰場得到改進，歷次宜昌戰役，都有周邊各戰區協同，牽動全國抗戰戰場，周邊各戰區作戰，宜昌戰場也均予策應。例如，1941年9月，日軍抽調駐宜昌4個步兵大隊，2個山炮大隊參加第二次長沙會戰。9月30日，國軍江防軍第2、94軍及第8軍第5師共7個師乘隙進攻宜昌，77、59軍進攻當陽。至10月10日，突擊部隊攻入宜昌城，迫使日軍燒毀文件、軍旗，準備「玉焚」，日軍派出飛機、投擲毒氣彈，並調兵回援。1943年5月鄂西會戰中,統帥部對全國戰場上明確提出「第六戰區第一、石牌第一」，當日軍從當陽39師團、沙市13師團、南昌34師團、九江68師團、應山3師團、應城58師團、石首40師團調集兵力時，第九戰區立即在贛北、贛南、贛西，第五戰區在鄂北、鄂西北發動有力策應，空軍第四大隊、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從四川江津、梁山、湖南芷江調動飛機，江防軍出動艦艇協同，上演了一出全面出擊、水陸空聯合作戰的精彩戰劇。1943年11月，常德會戰中，日軍從當陽抽調2000多人，我77、59軍隨即策應進攻當陽，迫使日軍調回。宜昌一地的作戰行動既牽動著全國廣大地區戰場態勢，也是周邊廣闊地域內戰場態勢的風向標。

　　三、從物資運輸上看，宜昌作為長江航運樞紐，在戰時承擔了大量的物資中轉運輸任務，為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提供了有力的後勤保障。

　　1938年10月，從上海、南京、武漢撤退入川的250多家企業、100多萬噸物資、9萬多噸極其珍貴的設備儀器、10多萬軍政要員、機關附屬人員和難以數計難民，擁堵在宜昌。當時，前有川江天塹，後有日寇追兵，加之長江枯水期即將到來，情況萬分危急。宜昌各界組織800餘只木船、3000多名工人，配合民生公司火輪，在40多天里搶運全部人員物資離開宜昌。這次集中搶運內遷，保護了「當時整個中華民族工業的精華」和「國家僅存的一點元氣」，對此後作戰必需品的保障起到了關鍵作用。

　　宜昌也是軍需物資出川運輸的主要中轉樞紐。宜昌淪陷之後，航運中斷，下行的彈藥、汽油、糧食、被服等物資不得不在興山縣香溪、宜昌縣三斗坪上岸，經陸路運輸，由於山路崎嶇，只有將大量物資化整為零，由沿線的縣、鄉、保、甲組織背夫接力背運。主要運輸線路，一是從香溪經黃糧到保康、老河口，送五戰區；二是從香溪到霧渡河、宜昌前線，送六戰區；三是從三斗坪經點軍、長陽、五峰到湖南，送五、九兩個戰區。崎嶇的山道上，常年奔走著一支支「鐵肩隊」。6年的運輸總量已不可詳查，僅以1943年10月《收復宜沙作戰設施案》所列為例，此役五、六兩個戰區所需彈藥為：步槍彈1700萬發、輕機槍彈1273.8萬發、重機槍彈362.3萬發、迫擊炮彈8.63萬發、戰防炮彈22275發、山炮彈10500發、平射炮彈4050發、高射炮彈9450發、手榴彈40.5萬顆，僅彈藥運輸需民夫43962人，另需擔架夫24375人。

　　從作戰結果看，宜昌抗戰中棗宜、鄂西兩場會戰斃傷日軍10725人（註：中日兩軍傷亡統計差距很大，此數據為編者統計）。經過6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宜昌人民付出了18萬多人的傷亡，物資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用鮮血和生命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為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宜昌抗戰表現出來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不畏強暴、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同仇敵愾、視死如歸、前仆後繼的戰鬥意志，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