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商與盜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明代雙嶼港，當時的國際貿易中心

文 | 李伯重

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時期國際貿易這個大舞台上，有各色各樣的演員，分別扮演生旦凈末丑等各種角色。這些演員的各自表演，匯總成為這出豐富多彩的大戲。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各國商人。這些商人有許多不同類型，包括普通商人、特許商人、單個商人、商幫、離散商人群體、武裝商人、海盜商人，等等。

雖然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以及穆斯林主導的印度洋世界的海上貿易在宋元時代曾有長足的發展，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之後，因為厲行海禁，海上貿易蕭條，所以在 16世紀以前，傳統的陸路貿易一度重新成為亞洲國際貿易的主要方式，而中亞商人也在這種貿易中仍然佔有重要地位。例如在 15世紀，中亞商人馬茂德侍奉瓦剌首領也先，並作為瓦剌官員，時常在中國開展貿易活動。他幾乎每隔一年來中國一次，大約在 9月或 10月到達北京，度過冬季，次年春天返回蒙古高原。然後再到下一年秋季來華。正統十二年（ 1447）他出現在大同的時候，據說率領超過兩千人的大商隊，帶來貂皮一萬兩千多張、馬匹四千匹，用來交換中國產品。這種貿易是朝貢貿易。明朝與西域各國（或政權）的朝貢貿易持續時間幾乎與明朝相始終，朝貢使團人數少則幾十人，多則三四百人；進貢的方物數量少則幾十、幾百匹馬駝，多則三千匹，甚至六千匹馬。明朝中央政府回賜的物品數量也很大，賞賜鈔錠數有二萬、三萬至六萬餘，一次賜絹多達一千餘匹。這種貿易主要掌握在一些與西域各國（或地方政權）統治者有密切關係的穆斯林商人家族手裡。

到了明代中期，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陸地貿易方面，諸如馬茂德那樣具有相關官方背景的穆斯林商人對歐亞跨國貿易的壟斷，逐漸被私商打破。猶太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三個非穆斯林民族的商人活躍在伊斯蘭世界，並建立起了範圍廣闊的貿易網。到了 17世紀早期，亞美尼亞商人開始大舉「入侵」印度洋以及從中亞至歐洲的商業世界。前面提到的葡萄牙傳教士鄂本篤從印度出發前往中國時，就喬裝為亞美尼亞商人，還按照亞美尼亞的習慣易名為伊撒 ·阿布杜拉。他這樣做的原因是在 16～17世紀有很多亞美尼亞商人生活在中亞和西亞地區，他們可以在穆斯林地區自由通行，因此扮成亞美尼亞商人可保證沿途安全。到了17世紀後期，即便在拉薩這樣一個遠離主要貿易中心的地區，亞美尼亞人也建立了一個永久性的社區。

不過這裡要指出的是，在明代，由於各方面的原因，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呈現出日漸衰落的趨勢。嘉靖初年，都御史陳九疇、御史盧問之向朝廷建議，要求關閉西域的朝貢貿易，「閉關絕貢，永不與通」，理由是「番人之所獲利於中國者甚多」，而中國卻不僅未從中獲利，反而受害。在這種情況下，掌控絲綢之路貿易的穆斯林商人，到了 15～17世紀中期也不再風光。

▲明代的朝貢外交

在印度洋海上貿易中，先前佔據統治地位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逐漸讓位於印度商人。 15世紀時，古吉拉特人已成為印度洋貿易中最重要的商人，他們主要是印度教教徒，也包括一部分耆那教徒和穆斯林。古吉拉特商人在許多港口建立了貿易社區。特別是印度古吉拉特的坎貝（ Cambay或 Khambhat），更成為印度洋貿易的新的貿易中心。 16世紀早期的葡萄牙人皮雷斯說：「坎貝張開了雙臂，右臂觸及亞丁，左臂伸往馬六甲，這兩地就是航海業最為重要的地方。」印度西海岸馬拉巴（ Malabar）海岸沿線，奎隆、卡利卡特及科欽都是繁忙的港口。中國人、印度人和猶太人在科欽進行貿易。中國商人早在明初就已定居於此。如今科欽半島的古老標誌還是一張中國漁網，在這個標誌旁邊有一塊石碑，上面刻著： 「1341年洪水爆發，中國人從格朗格努爾遷居到科欽，並定居於此。大約在 1350年至 1450年，中國人把這種中國漁網帶到了這裡。」這裡也有為數不少的猶太人，他們的聚集區被稱為「猶太人城市」。這些猶太人主要從事香料貿易，從香料貿易中獲利甚豐。他們用從香料貿易中獲取的財富，建造了猶太會堂，即有名的帕拉德錫猶太會堂。該會堂始建於 1568年， 1662年被葡萄牙人摧毀， 1663年荷蘭人佔領科欽之後，會堂得以重建，至今猶存，成為旅遊名勝。 17世紀以後，中國商人已經陸續撤走，但是猶太人留下來。據當地的猶太人說，聽長輩講這裡曾有上千名中國人，葡萄牙人來後才陸續遷走，但不知去了哪裡。

▲坎貝：印度洋貿易的中心

位於東亞航線與印度洋航線交匯處的馬六甲，更是各國商人集中之處。到 1500年時，馬六甲居住著大約一千名古吉拉特商人，此外每年還有四五千名古吉拉特水手來到這裡。從前面提到過的葡萄牙人皮雷斯的記述中可以看到：在 16世紀時，馬六甲已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來自各國各地的商人麇集於此，形成了眾多的商人社區。

在南洋群島，早已有經商的華人定居。洪武三十年（ 1397），爪哇的滿者伯夷國滅了三佛齊，國中大亂。旅居三佛齊的一千多華人擁戴廣東南海人梁道明為三佛齊王。梁道明領兵守衛三佛齊疆土，對抗滿者伯夷。十年間，幾萬軍民從廣東渡海投奔梁道明。永樂三年（ 1405），明成祖派梁道明的同鄉監察御史譚勝受和千戶楊信帶敕書前往招安。梁道明和臣子鄭伯可一同入朝進貢方物，留下副手施進卿帶領眾軍民。

在馬六甲以東的各商業口岸，活躍著中國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他們沿著主要的國際貿易航線由西向東，在巴達維亞、馬尼拉、阿瑜陀耶、會安、澳門、月港、雙嶼、琉球、長崎等地聚集，從事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國際貿易，成為東亞國際貿易的主要經營者。在其中，中國人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成為東亞國際貿易中最活躍的商人群體。

▲亞洲東部海域貿易網（示意圖）

這裡我們也要強調， 16世紀歐洲人到來之前，印度洋海域和東亞海域的海上貿易雖然已經頗為繁榮，各國商人之間通過比較密切的商業交往已經建立起地區性的貿易網路，但是總的來說，這些網路之間的連接還不很緊密，同時也未能把更大的世界包含在內。在印度洋海域和東亞海域的海上貿易中，不僅沒有一種大家都遵循的貿易規則，沒有安全保障機制和仲裁機制，甚至也沒有一種共同的商業語言。在葡萄牙人到來之前，印度洋地區的貿易通用語言是阿拉伯語和古吉拉特語，泰米爾語和孟加拉語則作為輔助和補充。在東亞，漢語（特別是閩南話和廣府話）是最重要的商業語言。至於操這些不同語言的商人如何交往做生意，至今尚不得而知。我們只能說，由於沒有一種通用的商業語言，各國商人在進行貿易時肯定有很大困難。這個問題，也反映出當時各國商人之間的聯繫還不是非常密切。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先後來到印度洋地區和東亞地區後，大大改變了以上情況。首先，他們把果阿、科欽、馬六甲、馬尼拉、澳門、巴達維亞變成了他們的貿易據點，成為亞洲海上貿易的中心。其次，他們把大西洋貿易和印度洋、太平洋貿易聯繫了起來，把東亞和印度洋地區納入了他們建立的全球貿易網之中，從而讓這些地區真正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為了更好地進行國際貿易，西歐人還引進了國際通用貿易語言。葡萄牙人來到亞洲之後，葡萄牙語成為亞洲海上貿易中佔據統治地位的通用語言，一直到 18世紀末才逐漸被英語所取代。

▲舊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

關於 16世紀、 17世紀中國人和西洋人在亞洲的活動，已有大量的專門研究，特別是西方殖民者對亞洲進行侵略的歷史，更早已進入中學教科書，一般人也都耳熟能詳，因此我就不多說了。這裡我將談三個問題：第一，在這個時期，除了中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之外，還有什麼人活動於東亞國際貿易中；第二，上述這些人在當時的東亞國際貿易中是什麼樣的關係；第三，這些商人與海盜有何關係。許多人對這些問題可能比較生疏，或者理解不夠全面，因此有必要在這裡談談。

第一，在 14世紀中期至 17世紀中期以前的三個世紀中，除了中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之外，其他亞洲人如日本人、朝鮮人、琉球人、安南人、暹羅（泰國）人也程度不等地參與了東亞國際貿易。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日本人的海上活動自 13世紀日益活躍，最為人熟知的就是「倭寇」的出現。倭寇事件首次出現於史冊是在 13世紀的上半葉。到了 1350年以後，情況大變，不僅倭寇人數大為膨脹（ 1351年在朝鮮仁川附近就出現了多達 130艘倭船），而且活動範圍擴大到幾乎整個朝鮮半島西岸地區，有時還達到半島東部沿岸地區。從元朝至正十八年（ 1358）山東出現倭寇起，到至正二十三年（ 1363），幾乎每年都會有倭寇襲擊沿海地區。到明代，倭患更甚，這已眾所周知，毋庸贅敘。

由於倭寇等問題，明朝政府禁止中國與日本貿易。隆慶元年（1567），明朝部分開放海禁，允許沿海一帶的居民駕船到南洋從事貿易，但禁止前往日本。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商人與中國商船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如琉球、台灣或東南亞各地進行第三地貿易，或通過當地居民購買中國的產品。為了購買中國產品，日本商人紛紛到東南亞各地與中國商船進行貿易，許多人因此僑居東南亞各地。 17世紀初德川幕府統一日本後，實行「朱印船」制度以管理日本的海外貿易。自 1603年開始，幕府簽發朱印狀，到 1635年共頒發了三百六十道。朱印船貿易範圍波及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和台灣以及東南亞各地 19個主要貿易港，每船搭載的日本商民數以百計。於是出現了許多日本人社區，被稱為「日本町」。在台灣、澳門、馬尼拉、阿瑜陀耶、萬丹、馬六甲等東亞重要貿易港，都有數以百計乃至千計的日本商人和浪人聚居。例如在澳門，萬曆三十八年（ 1610），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以寧奏說：澳門的葡萄牙人「借口防番，收買健斗倭夷以為爪牙，亦不下二三千人」。在暹羅的阿瑜陀耶的日本人有 1000～1500人。而在海外最大的日本人僑居地馬尼拉，日本人最多時據說達到 3000人。 1635年，幕府全面禁止日本人出海後，朱印船貿易也宣告結束。幕府實行鎖國政策，海外日本人也有家不能回，最後消失在所在地的土著之中。

▲進行東南亞貿易的朱印船

因此，在東亞國際貿易中，活躍著的不僅是西歐人和中國人，而且還有日本人等。

第二，在東亞的各國商人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彼此之間有競爭，同時也有合作。以往許多人都從教科書里得到這樣一種印象：西方殖民者來到東亞世界後，似乎都是「聯手」對這裡（特別是東南亞）的人民進行掠奪和侵略，而中國是主要的受害者之一。除了侵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外，還對中國商人的海外貿易進行打壓。這種看法有其道理，但也有偏頗的一面。

西歐殖民者來到東亞後，對活躍在這裡的華人海上貿易商業進行打壓，這是不爭的事實。還應當注意：貿易不同於單純的掠奪。在貿易中，不僅有競爭，而且也需要合作。因此各國商人在東亞，除了競爭，也有相互合作的一面。例如在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力圖建立和中國、日本直接貿易的渠道。 1567年明朝政府開放海禁後，西班牙當局大力招徠福建商人和日本商人直接到馬尼拉進行貿易，於是大批中國商人蜂擁而至。 1571～1600年，平均每年季節性到訪的中國人達 7000人次，而當地的西班牙人還不到 1000人。 1570～1600年，定居菲律賓的中國人，從不到 40人增加到 15000人。他們大多數是從事貿易的，因此菲律賓西班牙語中「華人」被稱為 sangleye，源自福建方言中「貿易」的發音。西班牙當局因為懼怕中國人的勢力過大，周期性地對華人進行大屠殺，其中以 1603年和 1639年最為嚴重。然而每次屠殺之後，又招徠華人來經商。在馬尼拉，除了數以萬計的中國商人外，還有數以千計的日本商人。 16世紀初，在暹羅的阿瑜陀耶城有華人、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聚集區。住在這裡的葡萄牙人約有 300人，日本人 1000～1500人，而華人更多， 17世紀中葉時達 3000～4000人。這些商人一方面彼此展開商業競爭，另一方面也相互合作做生意，總的來說是大致相安無事。

1619年荷蘭人在巴達維亞建立統治中心後，也千方百計招徠中國商船到此進行貿易，甚至還使用武力迫使在下港的中國商人遷往巴達維亞。 1620年 5月 3日，荷印公司指示其屬下的北大年商館：你們必須勸誘北大年、宋卡、那空、博他侖等地的中國商船，載運大批生絲、絹綢以及其他中國貨物前來雅加達，並向他們保證：我們不缺乏現款，也不缺乏檀木、胡椒，他們可以不必繳納任何稅款，一切捐稅全部豁免。

此外，在西方列強的勢力範圍之外，也出現了一些各國商人集聚的港口城市。例如在 17世紀初，安南的庸憲和會安已是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庸憲的貿易主要由日商和華商經營，葡、英、荷、西商亦間或前來交易。會安更是如此。一個當地日本人 1642年在寫給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報告中說：當時會安的中國人約有 4000～5000人，日本人 40～50人。荷蘭商人也於 1633年來到此地，從而形成了一個多國商人和平共處的國際商港。

在中國舟山群島的雙嶼港（今舟山六橫島），16世紀 20年代葡萄牙人到來之後，特別是著名的以汪直為首的徽州海商集團來到之後，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被日本學者藤田豐八稱為「16世紀之上海」。這裡麇集了大批的中國人、日本人和歐洲人，特別是葡萄牙人，因此也被稱為葡萄牙人的僑居地，「就好像位於里斯本和聖塔倫（ Santare，葡萄牙本土的一個港口）之間 」。葡萄牙人平托（ Fernam Mendez Pinto）於 1541年（嘉靖二十年）隨葡萄牙的印度總督法利亞船隊遊歷了雙嶼港。他後來在其《遠遊記》中寫道：「在海上航行六天後，來到了雙嶼的大門。那裡是距葡萄牙人做生意的地方三十里的兩個島嶼。雙嶼是葡萄牙人在陸地上建立的擁有上千戶人家的集落，由市參事會員、陪審判員、地方長官和其他六七名共和國法官及官員統治。城鎮上有 3000人，其中的 1200人為葡萄牙人，剩下的是各個國家的基督教徒」，「這村落中，除來來往往的船上人員外，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議員及孤兒總管、度量衡及市場物價監視官、巡夜官、收稅官及各種各樣的手藝人。有兩所醫院，一所仁慈堂。一般通行的說法是，雙嶼比印度任何一個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壯麗富裕。在整個亞洲，其規模也是最大的」。據許多熟悉這裡事情的人講，葡萄牙人的貿易額超過 300萬葡元，大部分買賣都是兩年前發現的日本白銀，無論帶什麼樣的商品到日本，都會賺回 3～4倍的利潤。他說當時葡萄牙人每年在雙嶼島的貿易額超過 300萬克魯扎多。這是個驚人的數字，因為前面已經說過，葡萄牙國王每年從香料貿易中大約可獲得 100萬克魯扎多，而在葡萄牙一個有錢人家的傭人每年才掙 4個克魯扎多。當然，《遠遊記》是一部遊記，像那個時代歐洲人的大多數探險遊記一樣，所說常常有誇大，所以不能過分相信其所言。不過雙嶼貿易規模很大，應當是無可置疑的。

▲雙嶼位置圖

由於頻繁的貿易活動和長期相處，從事大規模貿易的商人往往會使用多種語言。這種情況集中地表現在明末福建海商領袖鄭芝龍身上。他不僅會閩南話、廣府話和官話，而且也會葡萄牙語、盧西塔尼亞語（一種猶太商人使用的猶太 -葡萄牙語）和日語。此外，他也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做過「通事」（翻譯），或許懂一些荷蘭語。

第三，海商與海盜。我在上面已經提到倭寇，亦即東亞海域猖獗的日本海盜。除了倭寇之外，在許多教科書中也談到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在東亞海域的海盜行徑。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我們要問的是： 1．在當時的東亞海域中，除了日本和西方海盜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海盜？ 2．這些海盜和當時的海上貿易以及海商之間是什麼關係？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開，就不難看到在 14～17世紀中葉的東亞海域，海盜絕不止倭寇和西方海盜，來自不同國家的海盜也橫行在這一海域。這其中，華人海盜又佔有特殊地位。

東南亞的本地海盜，最為有名的是蘇拉威西南部的布吉私掠船，其活動範圍西至新加坡，北至菲律賓。另一惡名昭彰的奧朗勞特海盜，則控制了馬六甲海峽上的過往船隻以及新加坡周圍的海域。馬來亞和婆羅洲的海盜，從婆羅洲出發搶掠新加坡和香港之間海域上的商船。不過這些海盜與活躍於東南亞海域的華人海盜相比，又是小巫見大巫了。因為有更好的裝備和更好的組織，華人海盜比東南亞本土海盜擁有更強大的力量，所以在東南亞海域的影響力也更大。

東南亞的華人海盜活動始於中國元朝。這些海盜大多數來自中國南方沿海的廣東和福建。他們也招募東南亞本地人來修建堡壘。這些海盜大多都在蘇門答臘和爪哇附近海域活動。到了明初，在活躍於東南亞地區的各國海盜中，最出名的是陳祖義為首的華人海盜集團。陳氏是廣東潮州人，洪武年間逃到南洋，入海為盜，盤踞馬六甲十幾年，在其鼎盛時期成員超過萬人，戰船近百艘，活動在日本、南海、印度洋等地。在當時的世界上，這可能是最大的海盜集團。陳氏自立為渤林邦（位於蘇門答臘島）國王，東南亞一些國家甚至向其納貢。後來陳氏集團與下西洋的鄭和艦隊發生衝突，發生激戰，陳氏武裝被擊斃五千餘人，被燒毀戰船十艘，繳獲七艘，陳祖義等首領三人也被生俘，該集團隨之瓦解，華人海盜活動暫時消減，但是到了明代中期，華人海盜又活躍了起來。他們與日本有密切關係，成為倭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明代倭寇侵擾地區範圍圖

依照學界較新的看法，倭寇包括前期倭寇和後期倭寇。前期倭寇主要活動在 14世紀至嘉靖三十一年（ 1552），成員基本上是被稱為「西日本惡黨」的日本人；而後期倭寇（日本通常稱為「嘉靖大倭寇」）是嘉靖三十一年活動的海盜，成員不僅有日本人，也有中國人。不僅如此，中國人可能還佔多數。《明史》說「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其中「從倭者」就是中國人。明代小說《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楊八老越國奇逢》里，對這些「從倭者」的情況進行了生動的描寫：

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凡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小說里說「從倭者」是被脅從的，但事實上有許多則是自願的，甚至是自己主動去當倭寇的。參加過平定東南沿海倭寇戰鬥的明朝官員鄭曉說：「近日東南倭寇類多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略可用者，往往為賊。躧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粗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恆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棄故鄉，幡從異類。……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姦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泄其怒。

有一個江蘇崑山人被倭寇擄走後逃回來，向官府訴說自己的經歷，說船上大概有兩百個倭寇，多為福建、溫州、台灣、寧波、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而梳著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幾個。

這些真倭、假倭相互利用，共同作案，正如鄭曉所說：「倭奴借華人為耳目，華人借倭奴為爪牙，彼此依附。」另一位抗倭有功的官員宗臣說：「華人狡，善騙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之先其夷於睥睨間，守埤者睹其夷，遂驚而逸。即陷，華人乃又先之，騙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劈門以入，而其時華人已群入帑藏中負其萬金走矣。夷人不知華人負之矣。及敗，其俘皆夷，華無一夫被創者。」萬曆時福建長樂人謝傑也說：「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為中國患，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之也。 」

▲明代嘉靖年間畫家仇英所繪《倭寇圖卷》

倭寇的大頭目也往往是中國人，最有名的就是許棟、汪直（亦作王直）、李旦等。其中汪直於嘉靖三十六年（ 1557）十一月率走私船五百餘艘由日本駛抵岑港並踞守該港，以後常據九州的五島列島和平戶，成為當時東亞最大的海盜集團。據明朝後期文人田汝成寫的《汪直傳》，汪直「據薩摩洲之松津浦，僭號曰宋，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

對這些人的經歷進行仔細分析，可以看到：首先，他們不是單純的強盜。他們與明朝政府的衝突，主要是因為明朝的海禁政策致使他們的海上貿易難以進行。例如汪直本是徽商，後來參加許棟的海上走私集團。到浙江巡撫朱紈發兵攻剿許棟集團，李光頭被捕，許棟兄弟逃亡，汪直收其餘眾，進而發展成為海商武裝集團的首領。其次，他們的活動範圍大大超出中日之間，可以說囊括東亞海域。例如許棟（許二）與弟許三先在馬六甲建立起自己的交易網，然後與留在國內的許四、許一等合夥進行走私貿易。汪直當初南下廣東，造巨艦販運硝黃、絲綿等抵日本、東南亞各地，他本人也「歷市西洋諸國」，在暹羅的阿瑜陀耶、馬六甲和中國之間往來，由此結識了才到達東南亞不久的葡萄牙人。嘉靖二十年（ 1541），他和兩名葡萄牙人帶領著上百名番商從暹羅乘船北航向雙嶼港進發，結果被暴風雨沖漂到日本種子島，和日商初步建立起貿易關係。第二年南風汛發時，他又和葡萄牙人一起從日本返航駛抵雙嶼，並加入許棟集團。此時恰好遇上日本的朝貢使團，於是他們便同當時在雙嶼的中外商人交易。交易完後，許棟即派汪直率「哨馬船隨貢使至日本交易」。嘉靖二十四年（ 1545）汪直到了日本博多津，招誘日本商人來雙嶼港進行走私貿易，「泊客擁有徒眾萬餘人」，或五艘十艘，或數十艘，分泊各港。不少葡萄牙商人也開始將雙嶼作為同日本貿易的中轉港。雙嶼一帶的許多當地百姓也捲入了這種國際貿易活動，有的為番商充當翻譯、嚮導，有的為之造船、修船，有的競相販售酒米、時鮮等食品。福建同安人林希元記述道： 「（葡萄牙人）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於吾民者，如米面、豬、雞之數，其價皆倍於常。故邊民樂與為市，未嘗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劫掠我財物。」因為這些百姓「視海賊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世代仇讎」，所以在官府眼裡也是「從番者」或者「倭寇」。由此可見，許多倭寇實際上是一些對國家沒有固定歸屬感的人。鄭曉說：「昔也夷人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武健才諝之徒，困無所逞，甘心作賊。非國家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孫恩、盧循輩出乎其間，禍茲大矣」。這些人浪跡於國際間，唯利是圖。借用一個日語名詞來描述這些人的特徵，可以說他們是一種「國際浪人」。晚明的鄭芝龍就是一個典型的「國際浪人」。他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鄉人，年輕時到過馬尼拉，後來在與葡萄牙人打交道中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取教名賈斯帕，另名尼古拉，因此外國人稱他尼古拉 ·一官（ Nicholas Iquan）。他發跡於日本平戶藩，娶平戶藩家臣田川翁昱皇之女田川松為妻。田川翁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國僑民（一說是在日本的泉州海商），在日本改姓為田川氏。還有人說鄭芝龍也娶了葡萄牙女子為妻。總之，他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人。

因為在當時的海上貿易中尚未有國際安全機制，所以商船出海，大多需要配備武器自衛，或者尋求擁有強大武力的海上武裝集團的保護，成為這些武裝集團控制的商船。不僅如此，在許多情況下，為了打擊競爭對手，商人也常常藉助武裝集團的力量劫掠對方的商船。當然，這些武裝集團有各種不同的類型。一些海上武裝集團屬於國家擁有或支持的武力（例如在東亞海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殖民當局的武力），在本國政府的眼裡他們不是海盜。另外一些得到當地政權的支持（例如倭寇得到日本沿海諸藩的支持），他們通常只被受害國視為海盜。還有一些完全是私人武裝（例如中國的海上武裝集團），他們往往被所在國視為海盜。無論如何，在當時的世界上，商船與形形色色的海上武裝之間存在一種非常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使得海商和海盜之間很難有一個明確的區分。

到了明末，這種亦盜亦商的海商武裝集團發展得愈加強大，以致出現了鄭氏集團這樣的超級海上強權。鄭芝龍集團縱橫東亞海域數十年，成為 17世紀世界上最強悍的海商 /海盜集團。雖然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但是鄭氏集團仍主要從事貿易而非劫掠。據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崇禎十二年（ 1639）駛往長崎的鄭氏商船多達數十艘。崇禎十四年（ 1641）夏，鄭氏的 22艘商船由晉江縣安平港直抵日本長崎，占當年開往日本的中國商船總數的 1/5以上，其運載的主要貨物有生絲、紡織品、瓷器等。鄭芝龍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建立了貿易關係。他運往日本的絲織物，有一部分是從葡萄牙人控制下的澳門購進的，日本的貨物也由他運到呂宋，轉售西班牙人。鄭芝龍的船隻也經常滿載絲綢、瓷器、鐵器等貨物，駛往柬埔寨、暹羅、占城、交趾、三佛齊、菲律賓、咬留巴（今雅加達）、馬六甲等地貿易，換回蘇木、胡椒、象牙、犀角等。

▲荷蘭人所制海圖，鄭芝龍基地，金門與廈門一帶地區

因此在當時，海商和海盜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二者的角色是經常在相互轉換著的，正如謝傑所言：「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事實上，在近代早期的國際貿易中，這種亦商亦盜的海商乃是正常角色。

*文章節選自《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三聯書店2017-1），原標題「演員：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貿易中的商人」。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與微信後台聯繫。

《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 李伯重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1

ISBN：9787108056740 定價：4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