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孫中山之間的恩怨糾葛

梁啟超與孫中山「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郭沫若《少年時代》梁啟超對晚清以來讀書人的影響之大無人可比，1912年11月10日遠在美國留學的青年胡適在《時報》得知梁回國的消息，在日記中說：「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即使走上革命、排滿之路的也無不受到他的啟蒙，從他的文字中獲得精神滋養和革命動力。郭沫若在《少年時代》中的評價是準確的。三十六歲之前拘泥於試貼詞章、不問時事的辛亥革命元老譚人鳳回憶自己思想的變化時，幾次提及1897年到1899 年讀梁啟超辦的《時務報》等雜誌，「感觸愈多」。雖然他後來對梁啟超沒有好感、評價很低，但他也肯定梁「啟迪國人，功誠匪淺」。不喜歡梁啟超的胡漢民也認為「梁為文較嚴復為放縱有膽」，對其文字的生動多姿多有肯定。辛亥之前，梁啟超在保皇（或稱維新、立憲、改良）與革命之間徘徊。辛亥之後，他又不斷地在論政與從政之間徘徊。然究其一生，他在思想言論方面的影響更大、也更為深遠。一旦梁啟超經不住誘惑，要登上權力舞台，他就發現自己的滿腹經綸並無用武之地、一肚子的抱負都難以施展，每次都是一籌莫展，只能以辭職、黯然離開而告終。無論袁世凱時代還是段祺瑞時代都是如此。與他同時代的嚴復直截了當地指出，梁啟超不是「實行家」，「不能本坐言以為起行」，他幾次入閣時都是勞而無功，「種種皆成紙上談兵，於時世毫無裨補」。胡適也在1922年2月7日的日記中惋惜地說：「任公吃虧在於他放棄了他的言論事業去做總長。」梁啟超是一個「理想中人」，不是那些腦滿腸肥的政客可比，他的性格、氣質、天賦都是一個更適合論政而不是從政的人。他被譽為「言論界的驕子」，在扮演這一角色時他往往遊刃有餘、得心應手，放射出灼人的光華，《時務報》時期、《新民叢報》早期、反對袁世凱稱帝、反對張勳復辟時都是如此。他是一個思想型的人物，一個「輿論界權威」，他手裡握著那個時代最富有魅力的筆，連袁世凱野心勃勃的大兒子袁克定也說他「領袖名流」，得他一言，「賢於十萬毛瑟也」。「我輩握手共入中原」梁啟超之遭遇角色的尷尬不是始於辛亥革命之後，當年在日本流亡期間，在與孫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合作問題上他就表現出進退兩難。梁啟超與孫中山都是廣東人，比孫只小七歲，基本上是同一代人，但氣質、性格、稟賦的差異很大，所受教育，以及早年的經歷也很不相同，孫更像是一個天生的革命家。1895年3月，梁啟超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說：「孫某[中山]非哥中[哥老會]人，度略通西學，憤妒時變之流，其徒皆粵人之商於南洋、亞美及前之出洋學生，他省甚少。……然弟度其人之無能為也。」這大約是梁對孫最早的評價。孫中山倫敦被難事件發生後，當時梁啟超主持編務的《時務報》第14、15、17、19、21、28冊曾分別譯載英國、日本的有關報道，如《英國律師論孫文被禁事》、《論傳言英將控告孫文一案》、《論孫逸仙》等。在答覆章太炎的詢問時，梁啟超說：「孫氏主張革命，陳勝、吳廣流也」，「此人蓄志傾覆滿洲政府」。1897年冬天，日本橫濱華僑籌款要辦一所子弟學校，孫中山推薦梁啟超為校長。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亡命日本後與孫中山開始有了直接的交往，與康有為的態度不一樣，梁對革命頗有心動。1899年7月，當康有為離開日本之後，以梁啟超為首的12個康門弟子在日本鎌倉江之島結義，有心反清，與老師康有為立異，這是事實。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說，這一年夏秋，梁啟超與孫中山往來密切，並逐漸贊成革命，韓文舉、歐榘甲、張智若、梁子剛等的主張比他更加激烈，因此有了孫、康兩派合作的計劃，他們擬推孫中山為會長、梁啟超為副會長。梁啟超詰問：「如此則將置康先生於何地？」孫中山回答：「弟子為會長，為之師者，其地位豈不更尊？」梁表示悅服。當年，梁啟超到香港訪問陳少白，誠意眷眷地討論兩黨合作事宜，推陳少白與徐勤一同起草聯合章程。梁啟超甚至起草了洋洋數千言的致康有為書，署名的共有13個康門弟子。其中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只是徐勤和麥孟華暗中反對甚力，已向康有為通報，說梁啟超「漸入行者圈套，非速設法解救不可」，康有為在新加坡得書大怒，立即派葉覺邁攜巨款到日本活動，勒令梁啟超立即到檀香山去辦理保皇會事務，不許拖延。梁啟超不得已離開日本，臨行還與孫中山相約「共商國事，誓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這件事由於缺乏其他有力證據，而且署名的十三人中羅普從不贊成革命，考梁啟超這一年行蹤也未到過香港，所以並不可靠。有史家認為，這十三人可能就是從1899年7、8月間，梁啟超等十二人結義演變而來，梁啟超等「江島結義」的十二個康門弟子，傾向於同革命黨合作，有可能寫信給康有為勸說、陳情、請求，最終無下文，不了了之。但他們不太可能以如此口吻直接勸退。從康有為斥責梁啟超的那些信來看，其中有不準「叛我」、「背義」等詞句，乃至以「斷絕」、「決裂」甚至「迫吾死地」相威脅，梁與康之間的分歧還是清晰可辨的。據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當林圭、秦力山、蔡鍔等自日本回國前，梁啟超等在紅葉館設宴為他們餞行，約了孫中山、陳少白、平山周、宮崎滔天等，一起舉杯慶祝前途勝利，大有「風蕭蕭兮」之慨，「梁啟超還把合作的話，殷殷商酌。」紅葉館成為孫、梁合作的高峰，之後在其他因素干擾下，梁啟超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時冷時熱，不僅明確表示暫時不願合作，甚至一度「蹤跡不得不疏」。不過，梁啟超在遠赴檀香山前夕曾約孫中山「共商國是，還是說兩黨一定要合作」也是可信的（這從1900年他們的關係可見）。因為檀香山是興中會的發源地，梁啟超請孫中山介紹同志，孫坦然不疑，就寫信將梁介紹給哥哥孫德彰和其他朋友。《梁啟超全集》中收錄了他給孫中山的三封信，兩封是1899年離開日本前寫的，當時孫中山對他的猶豫、多變已有所不滿，所以他的第一封信就有解釋的意思，並表示自己住處狹隘，「室中前後左右皆學生，不便暢談」，約孫中山在外面小酌敘談。信中說：「捧讀來示，欣悉一切。弟自問前者狹隘之見不免有之，若盈滿則未有也。至於辦事宗旨，弟數年來，至今未嘗稍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成心也。與君雖相見數次，究未能各傾肺腑，今約會晤，甚善甚善」。第二封信：「逸仙仁兄鑒：前日承惠書，弟已入東京，昨晚八點鐘有他友之約，三日前已應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辭，望見諒為盼。下午三點鐘欲造尊寓，談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並約楊衢雲同談尤妙，此請大安。弟卓頓首」第三封信是1900年1月11日寫的：「逸仙仁兄足下：弟於十二月卅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間同志大約皆已會見，李昌兄誠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黃亮、卓海、何寬、李祿、鄭金皆熱心人也。同人相見皆問兄起居，備至殷勤。弟與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許通往來，故至今尚未得見，然已彼此通信問候矣。弟此來不無從權辦理之事，但兄須諒弟所處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輩既已訂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弟日夜無時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數語，余容續布，此請大安。弟名心叩一月十一日」正是有了孫中山的介紹，梁啟超在那裡受到了華僑的熱烈歡迎，孫中山的哥哥甚至讓其兒子阿昌執弟子禮，隨梁到日本留學。梁在檀香山幾個月，借口「名為保皇，實則革命」，提出組織保皇會的想法，僑商不知其中奧妙，多入彀中，僅捐認庚子勤王起事的軍餉就超過了華銀數萬元（不過多數並未到位）。孫中山得知後，認為梁啟超失信，寫信責問，但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從此那裡的興中會也和橫濱一樣，多為保皇會所用，孫中山的地盤盡失，心中的惱火可想而知。但當梁啟超相約 「共天下事」時，對梁等仍懷有最後一線希望的孫中山還是答應了。1900年3月13日，梁啟超寫信給康有為，反駁保皇會對孫中山「鹵莽」、「大言無實」、「結識無賴」以及「叛逆」等謾罵，他說孫中山與光緒皇帝沒有恩義，按照各國文明的公理，驅逐滿人不是「叛逆」，「先生恐又以為傾心行者，然弟子非傾心行者，實痛恨我黨之乏才，曾行者之不若。」「行者」即孫中山。正因為梁啟超的態度與康有為不同，不久以後（3月29日），他才會在美國寫信給孫中山，希望孫接受「借勤王以興民政」的策略，「草創既定，舉皇上為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豈不甚善？何必故畫鴻溝，使彼此永遠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愛兄之才，故不惜更進一言，幸垂采之。」並表示等自己在美國借款千萬的計劃成功，「則可大助內地諸豪一舉而成」，相約「我輩握手共入中原」。由於1899年秋天與梁啟超聯合組黨的計劃功敗垂成，孫中山對梁的倡議一時也有疑惑，「遲遲未敢著手。」當年7月28日，梁啟超到達日本，8月18日出發去上海時，曾在東京與孫中山會見，「為孫有能力而無同志感到可惜」。梁啟超到達上海第二天就傳來了自立軍失敗的噩耗，不過他還說：「目前，兩廣的活動將與孫文派一同進行」，「將來必定要聯合行動的」。差不多同時（8月底）由日本冒險抵達上海的孫中山，目的之一也正是要踐梁啟超前約，相機參與長江大舉。孫中山：梁啟超「首鼠兩端」1902年3月18日，章太炎給友人吳君遂的信中曾以孫、梁並重，為他們倆不能合作深感惋惜，「今者，任公、中山義氣尚不能平，蓋所爭不在宗旨而在權利也」。他表示「吾人不敢謂支那大計在孫、梁二人掌中，而一線生機，惟此二子可望，今復交構，能無喟然！」此時，孫中山與梁啟超的關係已很難修復。1903年12月17日，孫中山在《復某友人書》中指斥梁啟超：「康尚有坦白處，梁甚狡詐，彼見風潮已動，亦滿口革命，故舊金山之保皇黨儼然革命黨」，「今日之計，必先破其戾謬」。12月，孫中山在《敬告同鄉書》進一步駁斥了梁啟超的「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說：「梁之言果真誠無偽耶？而何以梁之門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視梁為公敵、為漢仇？梁為保皇會之運動領袖，閱歷頗深，世情寢[寖]熟，目擊近日人心之趨向，風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覺為革命之氣所動蕩，偶爾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叢報》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壞，忽言愛同種之過於恩人光緒，忽言愛真理之過於其師康有為者，是猶乎病人之偶發囈語耳……」他認為梁啟超「以一人而持二說」乃是「首鼠兩端」，「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偽；而其所言保皇屬真，則革命之說亦偽矣」。之後，梁啟超與孫中山代表的革命派筆戰多年，梁啟超在政聞社成立會演說時，張繼等去破壞、喊打，已從文戰發展到武戰了。兩派之間的裂痕從此更難彌合。1907年1月10日宋教仁日記說，徐佛蘇告訴他，梁啟超在《民報》看到他的文章，想和他見面，並表示和《民報》之間的筆戰也是出於不得已，如果可以調和，「則願不如是也。《民報》動輒斥其保皇，實則卓如已改變方針，其保皇會已改為國民憲政會矣，君可與《民報》社相商，以後和平發言，不互相攻擊，可乎？」宋答應與民報社諸人商量。第二天，宋與章太炎談及徐佛蘇說的事，章說：「可以許其調和」。宋教仁到孫中山處，孫及胡漢民「皆不以為然」。此事就此作罷。2月1日，宋教仁收到徐佛蘇來信，稱自己將邀請蔣觀雲同往梁啟超處，「勸告其不加惡口於《民報》事」。（《章太炎自定年譜》也說到此事，梁啟超頗感窘迫，托參加過華興會的湖南人徐佛蘇向宋教仁、章太炎等疏通，「欲作調停」，停止筆戰，章有意妥協，黃興力持不可。）其時，兩派之間筆戰已達多年，積怨早深，要調和並不容易。何況思想上確有分歧。到1910年12月初，楊度上奏清廷請赦用梁啟超，其中就說：「數年以前，海內亂黨孫文之流，倡民生之說，持滿漢之詞，煽動浮言，……啟超獨持君主立憲主義」。武昌槍響之後，梁啟超發表《新中國建設問題》，依然主張「虛君共和」，可見他們的分歧所在。（直至晚年，梁啟超對孫中山的批評也是很嚴厲的。1925年3月2日孫中山在北京謝世，第二天他前往弔唁，國民黨人責問他前一天在《晨報》論孫中山「為目的不擇手段」等語作何解釋。汪精衛出來打圓場，說梁君弔喪而來，如有辯論可在報上，或去梁家。這件事3月18日的《申報》有披露。1927年5月5日，梁啟超在寫給孩子們的長信中：「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免責聲明本刊所有內容均來自網路，我們對文中觀點保持中立，對所包含內容的準確性、可靠性或者完整性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請僅作參考。

文、網路 雅荷淡香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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