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盛：意識形態挑戰中國外交———愛思想：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被認為是二十世紀國際關係的主要特徵之一，中國也曾奉行過以意識形態劃線、甚至是「世界革命」的政策。但到毛澤東統治後期，由於中美聯合反蘇，意識形態事實上已不再是外交工作的指南。到了鄧小平時代，意識形態色彩被進一步淡化。198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來決定親疏、好惡」，這一宣示迄今仍然是中國外交工作的指針。 ( http://www.aisixiang.com ) 但是，冷戰後的西方世界在對外關係中並沒有放下意識形態這一標杆。對外擴展民主、人權一直是美國政府公開宣稱的對外政策目標，在與英國、以色列、印度等國家首腦會談時，當前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總是不失時機地宣示彼此間共享的民主價值。在意識形態稜鏡的觀察之下，中國自然被置於一個負面的位置。雖然民主、人權議題常常被實用的經濟、政治議題所壓倒和遮蓋，但它仍然是美國領導人用來敲打中國政府的一根利器。 ( http://www.aisixiang.com ) 概而言之，六十年中國外交前後完全是兩種局面：以前，是中國外交突出意識形態，而現在，則成了意識形態挑戰中國外交。 ( http://www.aisixiang.com ) 正是這種意識形態方面的鴻溝與挑戰，決定了中國要徹底融入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社會只是一個夢想。從有形的制度層面來講，中國能夠加入大多數國際組織。在經濟關係方面，中國也能夠和其他國家一樣同外部世界做生意。但在無形的政治與心理層面，中國仍然與西方世界隔了一堵牆。前些時間，有人宣稱「G2」代替「G8」之說，是對這種隔閡估計不足。美國會有借重中國的地方，但絕對不會與當前的中國成為朋友。G2發展得再好，也至多不過像是冷戰時「美蘇共管世界」之類的東西，表面合作暗裡鬥爭，不可能結成真正的同盟。 ( http://www.aisixiang.com ) 對此，許多中國人可能心裡不免委屈：我們都不搞意識形態了，為何他們還死死扭住不放？這不是冷戰思維嗎？這類推斷失之簡單。多數西方領導人其實都是實用主義類型的，輸出民主的理想主義觀念或許有之，但主要出於當代國家外交的民主性、大眾性所推動：外交不可能不聽從國內大眾的要求與呼聲。因此，中國外交遭遇意識形態挑戰不只是反映了兩國政府之間的衝突，更反映了中國走向世界的深層次心理隔閡與困境。 ( http://www.aisixiang.com ) 對此挑戰與困境，片面的「不以意識形態劃線」宣示已經無濟於事，一味地將民主人權批評歸之為「粗暴干涉內政」也失之簡單。在反思為何會產生此種困境之餘，或許更應該關注的是，我們該如何回應此種批評。民主，我們已承認其為普世價值。人權，據剛報道的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女士的話講，「中國並不拒絕人權這一概念」。既如此，照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對來自國外的批評大可不必高度緊張、上綱上線。 ( http://www.aisixiang.com ) 可惜的是，我們的反批評往往陷入「敵人支持的我們就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支持」式的思維怪圈。於是乎，西方民主在主流媒體眼裡似乎弊病叢生、少有是處，語焉不詳的「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成了一種無須解釋的政治正確。如果說意識形態批評是一種冷戰思維的話，那種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反批評是不是也算是某種冷戰陳跡的遺留產物？ ( http://www.aisixiang.com ) 要冷靜對待國外的意識形態批評，就必須對世界民主人權發展的大趨勢以及自身的發展狀況有一個客觀的認識。應該承認，民主既要有國家與民族的特色，也有其普世、共通的共性，不應該對其做一種「東方對西方」或「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割裂式理解。也無須諱言，中國在這些方面落後西方不少，西方有許多現成的民主經驗與教訓值得我們借鑒與學習。我想，如果有了這些認識，意識形態批評就不再是使中國尷尬的挑戰，而是促使中國進步的「良藥」，雖然喝下去有一些苦澀。 ( http://www.aisixiang.com ) 有人可能指出，要警惕西方批評後面「包藏禍心」，此語不無道理。但真正能夠防止別人「包藏禍心」的，卻是自己在民主、人權方面的不斷改進。只是給自己的「傷疤」蒙上一層事實上不可能遮蓋住的「布」而拒不改正之，難道不正是給那些「包藏禍心」的人提供了繼續批評和攻擊的把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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