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翔實的歷史解讀：宋高宗為何決意殺害岳飛

岳飛文武全器，仁智兼備，「檢閱五千年之歷史，能有堅韌不拔之氣者，唯宋之時岳飛雲耳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精忠報國的民族英雄，沒有死在險象環生的抗金沙場，卻被昏君佞臣以「莫須有」的罪名，害死在臨安風波亭，讓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們胸堵崔嵬，扼腕痛惜，無限惆悵，發出「大宋不滅，天理難容」的悲愴呼號。

那麼，高宗趙構為何決意殺死岳飛？因為岳飛是主戰派的急先鋒，而高宗是投降派的總代表。在高宗看來，投降議和固然會損失巨額財產，割讓部分國土，招致屈辱，但不至於喪失皇權，可岳飛的思想和行動都有可能使自己丟掉皇帝寶座。這樣岳飛就成了投降派與主戰派較量的犧牲品。

岳飛決意北伐，直搗黃龍府，迎請徽欽二帝還朝，忤逆了高宗趙構密不示人的灰暗心思。

高宗表面上痛恨金人，憂思父兄，救之心切，但那是做給天下人看的，其內心恨不得父兄早點死在五國城這個苦寒之地。這並非筆者妄加揣測。史書記載，在燕山羈旅時，徽宗私下囑託曹勛，要他想辦法偷逃回去轉告康王趙構：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康王夫人邢氏也脫下金環，使內侍付曹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歸後，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凡九年不得遷秩。就是說，曹勛因請求召募敢死之士，由海路北上營救徽宗，當權者不聽，曹勛被罷黜，九年沒有晉陞。王充閭在《土囊吟》一文中稱，從這段內情非常微妙的記載中，不難看出趙構與秦檜一干人的真實心態。這確實是趙構的真實心態，但與秦檜無關。因為，公元1127年秋，曹勛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上御衣書，而此時秦檜尚在金國大將撻懶部下當軍事參謀，公元1130年，撻懶在攻打楚州的時候，才把秦檜和他的妻子放回南宋。秦檜與趙構沆瀣一氣，臭味相投，一拍即合，那是後話。曹勛的建議是經過慎重考慮的，有其可行性。女真人是草原民族，雖彪悍兇猛，金戈鐵馬，氣吐萬里如虎，但不諳水戰，且宋朝海上軍事力量較強，故沿海路出其不意，救出徽欽二帝，是有其可能的。即使曹勛的建議不足取，念其忠義可嘉，也不應該罷黜之。那麼，宋高宗為何如此這般？因為，高宗即位之初，就有太學生上書反對，他們認為趙構不該即位，待到欽宗有朝一日南返，如何處置？雖然上書者被惱羞成怒的趙構殺害了，但趙構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不能釋然。依曹勛計謀，一旦以海路北上成功營救徽欽二帝還朝，欽宗就有可能仍被擁立為皇帝，畢竟欽宗是徽宗禪讓的名正言順的皇帝，而且欽宗被擄時還不到30歲。儘管，欽宗是被迫繼承皇位的，在五國城也曾捎信與高宗，「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為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宋史紀事本末》）但在宋高宗看來，亂世最易生非，許多事情是不以高宗或欽宗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一切意外都可能發生。後來的「苗劉之變」，苗傅也是以「徽欽」二帝仍在北方來質疑趙構皇位的正統性，並以此為主要理由要求趙構退位，使趙構對「迎回徽欽二帝」的言行，從內心上更加反感和抵制。

不過，在當時的語境下，無論是議和還是北伐的重要指向都是救出徽欽二帝，這是高宗內心不情願但又必須表面迎合的。既然如此，高宗只能退而求其次，權衡議和與北伐，哪個對自己皇權的威脅小些。權衡的結果，自然是議和弊輕。因為以放回徽欽二帝為條件之一的議和，非一朝一夕可成，這有利於鞏固宋高宗的最高統治地位，擴大自己的南宋勢力，即使若干年後，宋金議和成功，欽宗也只能灰溜溜回到故國，一個亡國之君不可能厚顏奢望再坐龍椅，他也不具備君臨天下的條件了。況且，宋高宗只要消極對待宋欽宗歸回南宋的問題，宋欽宗就只能困死在金國。後來宋高宗極力堅持把釋放生母作為宋金議和的重要條件，而根本不理宋欽宗回歸之事，所以，1141年宋金和議簽訂後，金人只是放回了宋高宗的生母韋太后和宋徽宗的靈柩，而宋欽宗仍然在金國艱難而屈辱地活著。但倘若岳飛北伐成功，擁立欽帝，以功臣自居，擁兵自重，高宗就可能內外交困，喪失皇權。宋朝開國皇帝就是武將出身，借著外敵入侵的機會，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因此，其統治者對武將自然分外敏感。比如，元豐四年，宋神宗趁西夏國宮中生變，遂兵分五路進軍西夏，可宋神宗以沒有可以擔任大帥的人物為由，不設總的統帥。五路軍的統帥人物，有兩個是宦官和一個外戚。兵出之後，因缺少統一指揮與協調，致使這場戰爭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失敗。宋神宗不設總帥和任用宦官、外戚領兵的用意很明顯是防止「陳橋兵變」的重演。高處不僅不勝寒，也容易頭暈目眩。也許岳飛本無此意，但宋高宗不可能沒有此疑慮和戒心。

或許高宗力主投降議和，反對岳飛激怒金人，是一種確保自己皇權不失、南宋不滅的戰略考量。重文抑武，守內虛外，是北宋的祖制並一直堅持的治國安邦方略。從北宋的皇帝、著名儒生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論可以看出其重文抑武的偏執心態和頑固思想。趙匡胤自立為帝之後，「杯酒釋兵權」，文人成了政權的主要依靠對象。宋太祖曾經說過：「我用百餘名儒臣分治百藩，縱使他們都去貪污，其為害也趕不上一個武將。」 （《宋史紀事本末》）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實質。宋太宗也曾議論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懼。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續資治通鑒長編》）這當然被宋太祖、宋太宗的後世作為祖宗之法所持守。

宋神宗於熙寧二年二月召富弼為相時，富弼首次與宋神宗相見，即向他說道：「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且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宋宰輔編年錄》）大文豪蘇軾在其《上神宗皇帝書》中的言說更為離奇：「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短長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王。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難怪王安石斥責蘇軾之文「全類戰國文章」，高談闊論，不切實際；斥責蘇軾之人，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韓琦、文彥博、司馬光、蘇轍、范純仁等重臣更是堅決反對王安石富國強兵的改革大計。被歐陽修稱頌為「社稷之臣」的韓琦，是宋仁宗、宋英宗兩代的顧命大臣，但在處理軍國大計上，也同樣缺智少勇，迂腐至極，當契丹無故對北宋進行挑釁時，竟建議把防禦契丹的一切邊備和防禦設施一律撤銷、拆除，認為如此這般大宋與契丹自然會相安無事。

北宋末年，軍旅不整，武備不修尤甚。據《宋史·兵志》和《續資治通鑒長編》介紹，一線領兵者，「非綺絝少年，即罷職老校」；和朔沿邊之師，「騎兵有不能披甲上馬者，每教箭，皆望空發箭，馬前一二十步既已墜地」。步兵則「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且「驕惰既久，膽力耗憊」。宋徽宗禪位前下的最後一道詔旨就是派何灌、梁方平二人率禁軍三萬餘人分別戍守滑州和浚州兩處的黃河渡口，以抵禦勢如破竹的金兵，但這些禁軍根本不能作戰，出發時有人雙手抓住馬鞍不放，惟恐滑墜下馬，東京居民看了又好氣又好笑，不戰而知結果。

自宋太祖始，北宋諸皇帝和重臣都以這樣的思維方式、思想觀念治國治軍，因此，出現北宋與契丹作戰八十一次，僅有一次獲勝的尷尬記錄，宋遼訂立澶淵之盟，司馬光拱手送回宋神宗用兵西夏而收復的米脂、浮圖、葭蘆、安疆之地，大宋遭受靖康之難就不足為怪了。

由於宋朝重文貶武，導致武備不足，國防力量貧弱，就連西夏、遼國都對付不了，屢屢割地、賠款，繳納「歲幣」，百姓深受其害，朝廷苟且偷安。南宋更難以與20萬驍勇善戰的金兵相抗衡。公元1125年，金兵以摧枯拉朽之勢攻佔遼國，俘獲遼天祚帝，又於公元1126年潤11月底，兵分兩路南下攻破汴京，於公元1127年3月底，擄去徽欽二帝，公元1127年至1132年，趙構也在金兵的追殺中四處逃竄，直至逃到海上，乘船入海追擊高宗的金兵因風高雨驟，又遭到韓世忠、岳飛、吳階等諸軍的頑強阻擊，只得撤軍北還，高宗才躲此一劫，南宋政權方開始逐漸穩定。在宋高宗看來，面對強敵，南宋軍隊雖可能取得一時一地之自衛性質的勝利，但若想在短時期內徹底打敗金兵，使其納貢稱臣，只能是意淫罷了。如果南宋軍隊自恃威武大規模冒然北伐，勢必激怒金人，重蹈北宋滅亡的覆轍，自己也難逃父兄的悲慘命運。

據史家分析，高宗堅持主張以「溫和」的方式處理南宋與金朝的關係，還有另一層考慮。「靖康之恥」後，金國人扣住宋徽宗宋欽宗不放，有著相當重要的政治原因。趙構稱帝以後，金人就曾經考慮將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趙構的影響。後來一直存在著一種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個宋欽宗嫡系的傀儡皇帝，這位傀儡皇帝具有趙宋帝國先天的大宗正統地位，將使南宋政權相當難堪、被動，甚至對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戰。（李亞平：《帝國政界往事》）高宗當然不願激怒金人，使其出此下策。

所以，在岳飛收復失地前，高宗就特地下詔，告誡岳飛只需收復偽齊所奪之地，千萬不可領兵北上，觸犯金人，否則就算立下戰功，也定要嚴懲。紹興十五年，岳家軍以寡敵眾，大敗金兵，並乘勝追擊，一直打到距離開封只有45里的朱仙鎮。在岳飛反攻中原的同時，宋軍如韓世忠部、張俊部等也都在其他戰場打敗了金軍，收復了許多重要城鎮。在如此有利的形勢下，收復中原指日可待。岳飛打算集結各路軍隊北渡黃河，乘勝繼續反攻，直搗金國都城黃龍府。如果此時高宗決定統兵北伐，極有可能雪「靖康之恥」，然而，高宗連下12道金牌令岳飛班師回朝，喪失了北伐的絕好時機。與此同時，高宗不顧朝野的強烈反對，卑躬屈膝地接受金朝的議和條件。

高宗主張投降議和，鉗制並最終殺死岳飛，也與他厭惡、排斥武夫的心理有關。

宋懲唐末五代武人專政，兵變頻仍之弊，自開國以來，極力壓低武將地位，以絕其覬覦之心，把修文抑武作為基本國策。《宋史》記載，太宗時代，功勛卓著、位居樞密使高官的大將曹彬，謹小慎微，「遇士（大）夫於途，必須引車避之」，而「文官多，官俸高，大臣傲，賞賜厚，責罰輕」。宋朝用兵方略，歸樞密院，而在樞密院就是現在的國防部任職的多是文人，如范仲淹、寇準、富弼、歐陽修等。握兵之將，則出於三衙（殿前都指揮司、侍衛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步軍都指揮司）。原來主持天下軍務的兵部，僅與衛尉寺分掌兵械、儀仗而已。軍隊打仗，都要按文人訂好的作戰方略進行，許多時候都是派宦官、文人挂帥出征，如李憲、譚稹、童貫、李綱、宗澤、文天祥等。禁軍由「三衙」分掌，互不統屬，「三衙」的主帥和主要禁軍將領都由皇帝任免，都只對皇帝負責。禁軍也定期換防，頻繁更換將領，使之「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兵無長帥，帥無常師」，目的是防止將領擁兵割擾，獨霸一方，危及朝廷。宋朝歷代皇帝都喜文厭武，認為武夫缺少道德自律的能力，什麼事都能幹出來。高宗也毫不例外的形成了這樣的心理定勢。

在高宗厭武恐變的情緒籠罩下，岳飛又屢屢犯忌，與其「異心異志」，就註定了岳飛在劫難逃。

岳飛忠勇耿直，為國家民族計，不顧個人得失安危，敢於直抒胸臆坦陳自己的見解。早在他還是宗澤手下一名低級軍官的時候，就不與宗澤商量，突兀上書宋高宗：「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奉聖意恢復，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 （《宋史·岳飛傳》）雖然忠心可鑒，但不合君意，趙構君臣一定要置之死地，還虧宗澤以死相保，才給了個罷官削職、開除軍籍的處分。

紹興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劉光世的兵權，高宗本來答應將劉光世率領的淮西軍隊撥給岳飛指揮，下詔令通知王德、酈瓊說：「聽從岳飛的號令，如同我親自行令。」可當岳飛開始謀劃大舉出征時，正值秦檜主張向金人議和，宋高宗又出爾反爾，拒絕將淮西軍隊交給岳飛。對此，岳飛十分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離開本軍駐地鄂州，以為母守孝為名上了廬山。在高宗看來，這種行為分明是趁宋之危，要挾君主。但在當時外患嚴重的情形之下，解除岳飛兵權的時機不成熟，高宗只得忍氣吞聲，幾次詔令催促岳飛還軍復職，岳飛推辭。無奈，宋高宗又詔令岳飛的僚屬們到岳飛守喪的山間小屋死力相請，岳飛才入朝等待處分。宋高宗好言安慰後把岳飛派回部隊，但在岳飛臨走時，宋高宗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劍耳」的話以示警告，言語之中已現殺機。

紹興七年，有一天，岳飛與皇帝趙構談話。君臣二人十分投機。岳飛突然相當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決皇位繼承人的問題。此言一出，即遭趙構呵斥：「你雖然出於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這種事情不是你所應當干預的。」後來，岳飛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希望皇帝儘快確定過繼皇子的繼承名分。岳飛觸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諱：一個武將對皇位繼承問題感興趣，也違背了宋朝「武將不干預朝政」的祖制。

紹興八年八月，岳飛強烈反對高宗與金朝議和，對高宗明確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善，恐遺後世譏議。」（《宋史》）紹興八年底，宋金議和成功，高宗大赦天下，給文武大臣加官晉爵。岳飛接到陞官詔書後，當即表示拒絕，提醒高宗不可輕信金人，並重申自己統兵北伐的宏圖大願。宋高宗和秦檜對不聽話的岳飛，當然相當不滿。

隨著岳家軍的發展壯大，宋高宗對岳飛的不滿、疑慮、擔憂，與日俱增，不僅害怕他破壞宋金和議，也害怕他覬覦最高權力，而岳飛的所作所為也確實讓宋高宗的神經綳得緊緊的。岳飛獨立成軍時只有正兵萬餘人，但鎮壓太湖楊么起義軍後，吸收了大批起義軍士兵入伍，總兵力迅速增加到十萬。這對抗金本是好事，但卻引起了朝廷的深度不安。宋廷詔令岳家軍以「三十將為額」，想以控制將官名額來限制岳家軍的擴張。但隨著岳家軍不斷打勝仗，軍隊數量也隨之擴大，不久將官就增至八十四人，大大突破了朝廷的編製限額。然而，要想打鬼還需藉助鍾馗，宋高宗、秦檜和樞密院也只能在不安中咬牙切齒生悶氣。宋高宗不會忘記這樣一句話：「鷙鳥將擊，卑身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他在等待時機。

紹興十五年，朱仙鎮大捷後，岳飛被迫班師回朝，雖然沒有能夠直搗黃龍府，但名聲大振，輿論在悄悄地助長抗戰派的聲勢，岳飛也依然在宣揚他的抗戰主張。宋高宗見張俊、韓世忠、岳飛等各路大軍屢次擊敗金兵，金國元氣大傷，滅亡南宋已無可能，又怕諸將御兵於外，難以控制，於是決定削去張俊、韓世忠、岳飛的兵權，一門心思地和金國議和。岳飛堅決抗戰的主張，卓越的軍事才能，力挫金兵入侵的英雄氣概，使金朝既怕又怒。金都元帥宗弼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這實際是金國同意與南宋議和的前提條件。堅持大宋朝觀，銳意北伐的岳飛，已成為宋金重開議和的最大障礙，極大地冒犯了一心投降議和，苟且偷生，安坐龍庭的高宗趙構。

岳飛屢犯大忌，已經超出了高宗的忍耐限度，終於促使高宗不惜違背「不殺功臣、不殺言官、不殺大臣」的祖宗家法，冒天下之大不韙，殺死了個性耿直的忠良岳飛。

後世皆曰是奸相秦檜殺死了岳飛，其實，真正的元兇是宋高宗。岳飛堅決反對議和，又流露出「宰相誤國」的不滿情緒，屢屢與秦檜作對，是秦檜的眼中釘、肉中刺。秦檜更認為岳飛不死，終究會阻礙議和，自己也必將受禍，必欲除之而後快。但是，在當時秦檜可以羅織罪名，誣陷岳飛，卻斷不敢沒有宋高宗的首肯就擅作主張殺害威望極高、功勛卓著的朝廷命官岳飛。就是「冒瀆天威，甘俟斧」，寫下「斬檜書」，聲明「義不與檜等共戴天」，要求高宗砍下秦檜、王倫、孫近三賊的頭顱，決不與金人議和的樞密院編修胡銓，秦檜也只能誣胡銓「狂妄凶悖，鼓動劫持」，謫廣州監管鹽倉罷了。岳飛死之前，秦檜的權勢還沒有到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地步。

投降議和，偏安一隅，穩坐龍椅，是宋高宗即位後未曾改變的夙願。雖然，有時宋高宗也站在主戰派一方，支持抗金，但那是乞求金人議和而不得的被迫之舉，真正的目的是以戰促和。當然也是為了保住「半壁江山」。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儘管宋高宗對岳飛反對議和及其他言行，心存不滿、不安，可表面上還是顯示出了對岳飛的器重和厚愛，極力懷柔籠絡岳飛。

紹興三年秋，岳飛入朝覲見，宋高宗手書「精忠岳飛」四個字，製成旗幟賜給岳飛。紹興五年，岳飛拜見皇上，宋高宗封岳飛的母親為國夫人。宋高宗對屢立戰功的岳飛更是一再擢拔，官至太尉，還曾把岳飛召到他的寢閣說：「中興大事，全都委託你了。」說白了，宋高宗只是在利用岳飛。可一旦議和籌碼已足，議和時機已熟，宋高宗便對仍然不識時務，一心想「直搗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的岳飛，感到厭煩，萌生棄意，甚至殺機。宋高宗本來從內心裡就對岳飛有深深的敵意，所以，在金人以殺岳飛為議和前提的情況下，宋高宗是不會拒絕金人的要求而吝惜岳飛性命、放棄苦苦盼來的議和機會的。雖然，岳飛死之前，紹興和約就已簽訂，但是以岳飛必死作為條件的，宋高宗只有答應金人這個要求，金人才會簽訂和約。朝廷雖然解除了岳飛的兵權，但金朝貴族和金軍將帥對岳飛的痛恨、憎惡、擔憂難消，岳飛的影響還在，而且，只要岳飛存在，一旦形勢有變，岳飛還可能是金人的剋星，可謂岳飛不死，猶如「猛虎在山」，「飛雖不掌兵，亦足以強國」，故金人提出「必殺飛，始可和」。（《宋朝南渡十將傳》卷2《岳飛傳》）如果宋高宗不履行諾言，金人隨時都可以反悔，這是宋高宗最擔憂的。為了表示誠意，使金人切實履行和約，宋高宗必須殺害岳飛。況且，殺岳飛，還是宋高宗對岳飛屢屢犯忌，不遵皇命，觸逆龍鱗的徹底清算，是宋高宗對主戰派的示威和懲罰，以壓制主戰派和民眾對議和不滿的言行。

從許多具有正義感的官員和布衣，紛紛出面營救岳飛而未果，也可以看出宋高宗、秦檜殺害岳飛的態度之堅決。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宗室首領齊安郡王趙士褭等紛紛為岳飛辯誣，如趙士褭上書說：「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他。」 （《宋史》）然而，不僅無濟於事，卻都被罷官放逐。南劍州布衣范澄之上書說：「胡虜未滅，飛之力尚能戡定，豈可令將帥相屠，自為逆賊報仇哉!」（《宋史》）還有進士智浹、布衣劉允升也上書為岳飛鳴冤。然而，宋高宗置若罔聞，任秦檜及其死黨誣陷岳飛，以獲取「罪證」，藉機殺害岳飛。已罷官閑居的韓世忠也難平憤懣之情，質問秦檜：「有什麼根據說岳飛謀反？」秦檜以「莫須有」來搪塞。從岳飛案的最終裁定看，宋高宗確是殺害岳飛的罪魁禍首。秦檜的爪牙以「岳飛私罪斬，張憲私罪絞，岳雲私罪徒」定案，上報高宗，請「聖旨裁斷」。高宗為絕後患，馬上批示同意，並把岳雲也改為死刑。可見，「聖旨裁斷」與岳飛屈死臨安風波亭是因果關係。作家熊召政在《謁湯陰岳飛廟》一文中說：「君王多疑，便有人掩袖工饞；君王好色，便有人自薦枕席；君王要與金兵媾和，主戰派的岳飛就只有死路一條。在趙構這樣的君王當政之下，即便沒有秦檜，也會有張檜、李檜出現。岳飛的悲劇在於，他服務的趙宋政權，是一個腐朽沒落的政治集團。」

有人為宋高宗辯護說，在當時南宋積貧積弱的情況下，宋高宗只有忍辱含垢，屈膝投降，才能偏居一隅，為將來收復失地涵養國力，做好軍事上的準備。但事實並非如此。紹興十一年和議之後，宋金二十年無大戰，但宋高宗並沒有利用這一難得的戰略機遇期，殫精竭慮，以富國強兵，雪洗國恥，而是苟且偷安，醉生夢死，一心孝敬金朝宗室。紹興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親率六十萬大軍，大舉南下，南宋危如累卵，若不是金國內亂，完顏雍稱帝，完顏亮在兵變中被殺，以金國的軍事實力和完顏亮膨脹無度的野心，南宋鐵定會被滅亡。宋高宗不思進取，無意北伐，致使岳飛、韓世忠、張俊離世後，國缺良將，亦無足以滅金的威武之師，孝宗雪恥的宏願落空。可見，宋高宗就是一個患有恐金症、軟骨病的昏君，不值得岳飛效忠。

古人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相比之下，岳飛固然不善自保，但正因為如此，南宋才保住了半壁江山，使當時的百姓免於更加殘酷的戰亂之苦，尤其是他威武不屈的錚錚鐵骨和偉岸形象，激勵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為拯救民族危亡、維護民族尊嚴而英勇獻身，其德義惠及千秋萬代。孫中山評價岳飛：岳飛魂，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代表，也就是民族魂。公者千古，與日月同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