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主編談《舊制度與大革命》:需重視民主
《讀書》雜誌執行主編王焱。
《舊制度與大革命》封面（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
托克維爾像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聽取專家學者對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上說：「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而在過去一兩年，《舊制度與大革命》和托克維爾已經成為知識界的熱點話題。在托克維爾去世一百年後，他的思想和著作才在西方復興，而托克維爾的各類著作在過去幾周都成了暢銷書，各家網路書店都賣斷了貨。《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的代表作，也是研究法國大革命歷史的重要著作之一，《舊制度與大革命》出版於1856年，199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文版。日前，早報記者就托克維爾的個人歷史背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成書歷史、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以及他對自由與平等的關係的看法等問題專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席教授王焱。王焱同時也是《讀書》雜誌執行主編，多年從事經濟史、政治史等方面研究，過去幾年一直在課堂內外講授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舊制度與大革命》成為熱點，甚至被政界高層推薦，對重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意義，王焱對早報記者說：「中國與法國都是通過革命走向現代性的國家，在『後革命時期』所遭遇的政治社會困境上，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反民主的傳統主義者也無法拒絕民主帶來的改變東方早報：托克維爾的家庭背景和家族歷史對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有什麼影響？王焱：托克維爾出身法國諾曼底的一個貴族家庭，就他的家庭社會關係而言，屬於保王黨的貴族。他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忠於王室氛圍很濃的貴族家庭里，在大革命的恐怖時期里，不僅他的外祖父被處死，而且他的父母也被下獄並被判處死刑，只是因為後來熱月政變突然發生，他們才僥倖逃過一死。他的外祖父叫做德·馬勒舍爾伯，是啟蒙時代百科全書派的贊助人，是一位貴族自由主義者。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當革命議會審判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時候，其外祖父為路易十六擔任辯護律師，結果在雅各賓專政的恐怖高潮中被送上了斷頭台。他的名言是：「我在國王的面前為人民辯護，我在人民的面前為國王辯護。」可以說這位外祖父，是對托克維爾的思想影響最大的人。托克維爾還有一位遠親叫夏多布里昂，是法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浪漫主義作家，也是一位君主立憲派。托克維爾從小接受貴族教育，家裡為他聘請了私人教師，家中擁有極為豐富的藏書。青年時期，他進入王家學院學習並獲得了法學學位，後來進入凡爾賽宮擔任法官。青年時代，當時法國社會保守派與自由派關於憲政的大辯論，曾引起了他的特別關注。像托克維爾這樣的人，應當說屬於法國大革命以後殘存的「最後的貴族」。成年後，他曾經幾度從政，出任過法國制憲會議的議員，還短期擔任過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外交部部長。托克維爾原本期望通過親身參與政治實踐，為大革命後的法國尋覓一條長治久安之路，但是1851年路易·波拿巴的政變，使他的政治抱負付諸東流。由於當時正擔任外交部長的托克維爾反對這次政變，結果被捕。此後他最終退出了政壇。經歷過這一事件後，托克維爾終於領悟到，從事研究和寫作比從政更適合於自己。此後他專心從事著述，再也沒有回到政界。1856年，他出版了《舊制度與大革命》。東方早報：托克維爾個人怎麼看待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王焱：在他看來，啟蒙主義的失誤，在於把一般思想擴張到了對具體狀況漠不關心的地步；而保守主義則根本否認存在能夠指導審慎判斷的一般思想；在他看來，應當把一般思想與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因為上帝的目標非常簡單，而手段卻是異常豐富的。因此他一方面批評十八世紀的啟蒙學派，將唯理主義視為激進主義的哲學基礎，另一方面，他也批判傳統主義浪漫的有機論思想。在托克維爾看來，啟蒙主義強調個人的平等與自由，順應了天意，但在啟蒙哲學思想指引下的社會觀念，乃是由原子化的個人集結而成的一種「單純、齊一、連貫、平等而理性的社會觀」，這種觀念僅僅根據一些簡單的理性原則企圖重新設計與構造社會，不能不說是體現了一種理性的傲慢。而保守主義者儘管「反動」，但他們對於啟蒙主義的批判無疑有切中肯綮之處；然而他們主張倒退和全盤恢復革命前的社會結構卻無異於痴人說夢，既不明智也不可取。因為，在大革命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法國的政治社會結構之後，要想全盤恢復那個大革命前的老法國的舊建制，卻恰恰需要與啟蒙主義分享同一個唯理主義。托克維爾對於傳統主義的批判的高妙之處就在於，在他看來，儘管傳統主義反對民主與平等，卻仍然不能不體現一種民主時代的政教習俗所帶來的思維方式，其含義在於，在這些保守主義的論式中，已經是人民、種族、地理、氣候等等，而不再是君主個人掌控歷史的發展了。這說明，民主的時代所帶來的政教風習的改變，就連反民主的傳統主義者也不能不受到其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企圖退回到絕對君主制的舊建制是徒勞的。要理解革命，就必須回到歷史東方早報：《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從法國政治社會結構的歷史演變去探討革命發生的原因的，他對法國大革命持有什麼樣的態度？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有什麼值得我們注意之處？王焱：像托克維爾這樣的出身經歷與家世背景，本應站在國王和貴族一邊成為大革命的反對派。可是他對大革命反倒採取了一種極為獨特的立場。他說，當我出生的時候，貴族制已經死亡了，但是民主制還沒有誕生，所以我的本能引領我既不盲目傾向前者，也不會傾向後者；我是一個徹底的置身於過去和未來之間的人。我不會輕易地為這兩種制度所吸引。所以，托克維爾對激進革命派或者保王黨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力圖對這些社會政治現象進行客觀的考察。從他的生前一直到今天，他的這種立場，可以說既得不到保守的右派的歡迎，也得不到激進的左派的支持，他自己也說，他的思想是幾面不討好，無論是正統保王黨人、虔誠的教徒還是兇悍激進的革命家，都不會喜歡他的思想，但托克維爾的立場卻是對於這幾派立場的一種超越。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既是政治革命，同時也是一場社會革命，作為一場疾風驟雨般的劇烈社會變遷，這樣的巨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對托克維爾來說，不能就革命來論革命，或者用一些革命淵源的神話或妖魔化的辦法來解釋這樣一場宏大的劇烈的社會變遷。法國人說，巴黎不是一天建成的。那麼大革命其實也不是一天就能突然發生的，其所從來者，既深且遠。所以，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是從法國政治社會結構的歷史演變去探討革命發生的原因的。東方早報：《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的書名由「舊制度」與「大革命」兩個片語成，在托克維爾的觀點裡，大革命真的終結了革命前的「舊制度」？革命前後的法國是兩個法國嗎？王焱：在托克維爾生活的時代，大革命作為一種疾風驟雨式的劇烈社會變遷已經過去。革命派當年為了要與革命以前的舊事物、舊建制徹底決裂，採取了很多他們認為是徹底的連根拔除徹底掃蕩的重大政治舉措。因此在大革命以後，很多人包括保守派都認為，革命前後的法國是截然不同的，新舊兩個法國是兩個根本不同的世界。大革命已經撕裂了法國。但是托克維爾經研究後發現，實際上舊制度、舊事物並沒有被大革命所阻斷或者區隔，很多舊的事物一直延續到大革命以後所謂的「新社會」。舊制度有很多制度規則、程序舉措和政教習俗被保留下來了，而且領導大革命的革命者也正是憑藉了舊法國的這些舊建制和舊政教習俗所提供的資源，才能發動和促成革命並成為其領導者。另一方面，大革命也確實改變了法國，托克維爾因此認為，要想真正理解法國大革命，還必須去考察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已經不存在的、「那個墳墓裡面的法國」，用他的話說，是借著解剖已經死亡的器官才能發現生命的規律。要理解革命，就必須回到歷史！東方早報：對於法國來說，革命是突然發生的，還是必然發生的？或者說革命的原因是什麼？王焱：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直上溯到法國大革命以前六七百年間的歷史演變，從而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大革命並不是突然發生的。早在革命以前的六七百年里，代表著王權的中央集權就不斷地進行擴展，蠶食著地方的自治權與貴族的特權。到大革命前夕，貴族實際上已經被王權剝奪了真正的權力，失去了參與地方行政管理的職能，成為真正的寄生階層。貴族的土地也被君主兼并重新劃分，逐漸轉入第三等級的手中，後者大量佔有、購買破落貴族的土地。對於貴族力量的削弱，早在大革命之前的專制君主那裡就已開始，而在絕對主義時期達到高峰。在這一意義上，應當說大革命只是接續了這一過程。常言說，「專制之下出暴民」。托克維爾並不認同革命期間的那種暴民專制，但是在他看來，這種「暴民專制」並不是淵源於暴民本身，而恰恰是來源於絕對君主時代的那種恣意專斷的專制統治。托克維爾說，他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革命以後才來到世界上的，這個革命摧毀了舊有的國家，但是並沒有發展出一個穩定的而且能夠長治久安、垂之久遠的社會政治制度。在托氏看來，這才是法國政治社會長期動蕩的原因所在。托克維爾對大革命的寬恕與批評東方早報：作為貴族，事實上托克維爾並不完全否定大革命，他褒揚革命中哪些價值？王焱：在托克維爾看來，大革命掃蕩了舊的封建制度，在法國建立起了一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體制，重建和恢復了地方自治制度，這是值得讚揚的。他讚揚法國大革命前期心懷寬大、熱情洋溢，充滿了雄勁和宏偉，是一個永世難忘的時代。他說，當目睹那個時代的人都消失了以後，人類還一定會長久地用讚美和崇敬的眼光仰望這個時代，法國人會對他們的事業或者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們能夠在自由之中平等地生活。作為一個貴族的後裔，而且連自己摯愛的親屬都在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斷頭台，但是托克維爾通過對法國政治歷史的考察，卻依然由衷地讚美大革命所體現出的法蘭西民族的政治首創精神。東方早報：所以托克維爾並沒有否定法國大革命，那麼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意義在哪裡？王焱：在他看來，無論法國大革命給法國政治社會帶來的直接後果是什麼，其深刻的歷史意義則在於，它將自由和民主這些蘊含在現代性中的價值，在歷史的行程中次第展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革命真正的合法女兒是自由，是平等，是民主，是人權和代議制；而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者和傳統主義者乃至權力崇拜者，都並不能代表大革命所體現的正麵價值。托克維爾為了表示他和大革命前君主制和貴族制度的決裂，曾毅然拒絕接受自己家族的貴族頭銜。他在給朋友的信里說，「我斷絕了和家人的聯繫，割捨了真摯的親情和珍惜的回憶，為了就是追求1789年大革命的目標和理性。在我看來，那些希望復興路易十四絕對君主政體的人神志不清已經到了極點。」他批判像法國的梅斯特和英國的伯克那樣的保守主義思想家，認為他們誤解了正在開始的革命的總性質和最終的普遍性意義，依然沉溺在歐洲的舊建制之中。那些陳舊的代表這一舊建制的階層，並不懂得世界正在出現和形成的一些新的具有普遍性的事物。後來保羅·利科也說過，如果我們用托克維爾的觀點去思考法國大革命，就不會把革命看成是法國歷史的斷裂，而是會把它當作君主制使命的一種完成，是舊的社會結構的解體和民主國家制度的誕生。托克維爾認為，其實「即使沒有這場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會產生，對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過是一個暴烈迅猛的過程，藉此人們使政治狀況適應社會狀況，使事實適應思想，使法律適應風習」（《舊制度與大革命》，第311頁）。在他看來，民主首先是一種社會狀況，既然社會在大革命之前即已日益開始變得平等，那麼政治狀況必須要適應這一社會現實；如果無視革命前後的這一重要社會變化，希圖原樣搬用君主專制時期的政制，或者復辟等級為治的貴族特權制度，不僅是不明智的，而且也註定是沒有前途的。東方早報：托克維爾部分地寬恕了大革命中的很多措施甚至專制力量，但他對大革命還是失望的，他對革命失望的是什麼？王焱：托克維爾寬恕大革命創造的過分中央集權以及許多專制舉措和工具，因為這些在革命前就已經存在。他也寬恕在革命的過程中摧毀了可阻止無政府狀態或專制暴政的制衡力量，因為這些，在革命前即已經趨於消失。他甚至可以寬恕大革命作為一種急風暴雨的社會政治運動所帶來的那些血腥暴力與不公。他要批評的是，從大革命直至他所處的時代，革命迄今尚未能創設出任何制衡力量，而這種制衡力量，即便在舊制度下就已經被指明。他毫不留情地指責大革命恢復了革命之前舊制度下的全套政府機器，乃至在60年之後，第二次將法國投到專制制度之下，「它比舊專制更合邏輯，更加平等，但肯定也更為全面。」托克維爾是站在大革命的立場上，以大革命的原則去批評大革命。他批評在革命之後60年里，竟然還未能找到和實施一種使權力得到制衡的政治制度。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竟將老歐洲舊建制下的恣意專斷的統治延續至今。如何走出這樣一種困境，乃是托克維爾所有著作的中心性主題。托克維爾更重視自由與民主的緊張關係東方早報：從《舊制度與大革命》到《論美國的民主》，19世紀的托克維爾對民主尤其是政治民主持什麼態度？王焱：在托克維爾那裡，所謂「民主」，也並不都是指我們現在所說的通過選舉更換領導人或者公民參與政治的制度機制。有的時候他用狹義的民主，指的確實是政治民主；更多的時候則用民主來指稱歷史結構性演變的客觀趨勢與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不斷使人們趨於同質化和相似化，在這種意義上，民主意味著公民在法權方面的平等地位。在托克維爾看來，不能只看到民主的負面和弊端，而忽視了民主可能帶給我們的益處。如果法國能夠將民主妥善地融入各種制度和習俗之中，就可以建成這樣一個社會，即政府的權威既能夠得到廣大民眾的充分尊重，對民主國家的摯愛也能成為一種理性的感情，每個公民都享有自己的權利，在各個階層之間能夠逐步建立一種牢固的信任感，公民與國家在權利、義務、利益方面各守其分際，就能最終避免陷入革命與專制之間交替往複的惡性循環。托克維爾認為法國大革命以後，儘管革命最終失敗了，卻使歐洲社會取得了長足的重大進步，但是當時歐洲最有影響、最聰明、最有教養的階級卻對此視而不見，他們沒有努力去掌握民主以及引導它，結果民主就放開了它這種狂野本能的支配，成了一個沒有父愛的孩子，立法者處心積慮企圖消滅它，處上位者試圖徹底壓制它，可民主革命依然發生了。東方早報：托克維爾怎麼看民主與自由之間的關係？王焱：托克維爾視民主製取代貴族制，是法國大革命代表的現代性出場給世界帶來的最大變化，影響著和支配著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意味著民主首先是一種社會狀況。不管我們是否喜歡，民主已經是既定的客觀事實，政治的上層結構是否能夠與其社會狀況的基礎相適應，則是主政者能否順應社會變化趨勢，掌握政治主動權的關鍵所在。但與上述問題相比，毋寧說，托克維爾更重視自由與民主的緊張關係問題。啟蒙思想的一個誤區，是樂觀地相信一切人類可欲的價值都是相容兼顧的。托克維爾則顯然已經沒有了這種樂觀，他認為，「人們對自由的愛好與對平等的愛好，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敢補充一句，在民主國家，它們還是兩碼不調和的事情。」對於均分財產的那種所謂經濟民主，托克維爾是反對的。在他看來，平均財產是違背了自然的固有秩序，人的天然稟賦有高有低，即使是在同一起點上起跑，也逐漸會產生自然的不平等。我們應該把平民提升為貴族，不是把貴族削平為平民，那種追求過分平等的「解放」，只會導致自由的喪失。那麼怎樣做到自由與民主兩者的相容兼顧？一些舊貴族堅持恢復革命前的那種作為貴族特權的自由，而不知道革命已經從根本上夷平了那種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激進主義者堅持平等，哪怕是專制下的平等也行。托克維爾則在兩線作戰，既反對恢復貴族特權之治的「不平等的自由」，也反對激進平等主義所主張的那種「宰制下的平等」。他通過對於先天平等的美國社會的民主發展趨勢的考察指出，如果歐洲逐漸演變成像美國那樣的平等社會，那麼對於自由來說可能會帶來威脅，其中特別值得引起警惕的：一種是由於社會的平等化所導致的那種「過度私人化」的弊端。另一種就是「軟專制主義」或者叫「柔性專制主義」，由於社會對平等的要求過甚，導致國家權力不斷擴大，遂使個人的自由空間不斷減少。在托克維爾那裡，平等與民主並非理想的社會願景，而是人類社會不可抗拒的一種歷史發展趨勢。中法在「後革命時期」有很大相似性東方早報：托克維爾的作品在生前並沒有受到太大重視，「托克維爾熱」也只是近幾十年的事情，他的思想的復興又是一個怎麼樣過程？王焱：托克維爾去世以後，他的著作和思想，在法國學術界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因為法國社會思想界受主流的塗爾干學派的影響，一般只重視社會結構，不大重視政治制度的重要意義，對於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之間的交互影響，也很輕視。所以，托克維爾的思想在法國長期受到冷遇。20世紀中葉特別是七八十年代以來，關於托克維爾的研究在西方學界出現了復興的趨勢，興起了「托克維爾熱」。這一熱潮的興起，源於當代民主在制度實踐方面的複雜現實，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以後，托克維爾生前所作出的一系列預言與論斷，在當代語境中獲致了新的意義。人們重視托克維爾，首先在於他較早揭示了現代性的內在矛盾與緊張。查爾斯·泰勒的晚近著作《現代性之隱憂》中提出了對於現代社會的三大隱憂：第一個是 「生命的英雄之維」的失落，即個人「將自己完全封閉在內心的孤獨中」的危險，他將這一擔憂稱之為「意義之喪失」。第二個擔憂涉及工具理性日益猖獗，導致「目的之晦暗」，即原本應當由其他標準來確定的事情，現在都按照成本－收益分析來決定了。第三個擔憂是現代政治的「柔性專制主義」，導致社會橫向聯合的消失，結果孤立而無力的個人，獨自面對強大的官僚國家。這意味著「自由之喪失」。這三個擔憂，正如泰勒所說，都是從一百多年前托克維爾生前所作的預言中引申出來的，由此可見托克維爾對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所具有的驚人洞察能力，所以，泰勒將他視為具有預言性的思想家。托克維爾的復興，首先是在美國學界興起。這與他們反思20世紀激進主義思潮的功過有關。在法國，1980年代以來開始興起的學界重新詮釋法國古典自由傳統的浪潮中，相繼出版了不少對托克維爾思想的研究新著，這些著作可能更值得我們重視。東方早報：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經一位領導人的推薦成為暢銷書，那麼在中國，重讀或者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現實意義在哪裡？王焱：中國與法國都是通過革命走向現代性的國家，在「後革命時期」所遭遇的政治社會困境上，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史學大師陳寅恪曾經說過，西方社會中以法國人與中國人最為相似。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上的中國與當下中國的關聯性，從而為走出這一困境提供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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