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閱文章：顧順章叛變之後

參閱文章：顧順章叛變之後

王彬彬　

顧順章，1904年生，上海寶山人。早年進入上海南洋煙草公司當工人，不久成為小工頭。在工廠期間，顧順章加入了上海灘上的「清幫」。顧順章從小好勇鬥狠，據說能雙手打槍，且百發百中，很快在江湖上脫穎而出。顧順章還有一絕，即魔術玩得極其專業，曾以「化廣奇」的藝名在上海大世界遊藝場公開演出，甚至與被稱為南派魔術一代宗師的莫悟奇齊名。由於顧順章敢打敢殺，在工人中頗有「影響」，被其時領導上海工人運動的中共領導看中。1924年，顧順章加入中共。1926年，顧順章與陳賡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蘇聯，短期學習「政治保衛」。從蘇聯回國後，即投身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任工人糾察隊總指揮。1927年「四?一二」之後，中共中央成立特科。特科由周恩來直接領導，顧順章負責特科第三科。第三科又稱「紅隊」，專門負責殺叛徒、劫囚車、除特務等武裝行動。顧順章幹得十分出色。因為是工人出身，也因為勞苦功高，在1927年4月召開的中共五大上，顧順章成為中央委員，在同年召開的「八七會議」上，又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說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1年3月，顧順章從上海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去「鄂豫皖蘇區」。在漢口，將張陳二人送走後，顧順章居然登台表演魔術，結果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認出，於是被捕。顧順章被捕後立即叛變。由於打入國民黨中統內部擔任特務首腦徐恩曾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及時獲知顧順章叛變的消息並迅速通知了周恩來，也由於周恩來過人的應變能力和組織才華，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諸要人和整個機關避免了全體覆滅的結局。歷史中的偶然性，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的。如果其時在上海的周恩來、王明、秦邦憲（博古）、康生、張聞天、陳雲、鄧小平、李富春、聶榮臻等一大批中共要角同時被捕，如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整體毀滅，那此後的歷史，毫無疑問是要大大改寫的。顧順章本在中共黨內專門負責懲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變意味著什麼，而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於叛變，是因為他自信能藉助國民黨之力摧毀整個中共中央機關，將周恩來、陳賡們悉數抓獲，從而也為自己解除後顧之憂。他本來也的確可以做致這一點，只是由於國民黨方面配合不周，才使其未能成功。在漢口被捕後，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見蔣介石，並告誡不要事先向南京發報。但漢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魚的興奮，還是將顧順章被捕並叛變的消息電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這電報的，就是錢壯飛。據說，當顧順章得知已向南京發報時，跌足長嘆：「抓不住周恩來了！」但周恩來再能幹，也只能讓上海的諸要角躲過此劫。顧順章還是讓中共遭受重創。畢竟，他知道得太多。許多基層的「交通線」、「聯絡員」，是他親手建立和安置的。這些，周恩來不可能都知道。即便都知道，也來不及一一通知。顧順章叛變後，武漢方面的中共「聯絡員」就全部被捕殺。也有幾個中共要人死於顧順章之手。其時，惲代英被關押在南京，但化名王作霖，國民黨方面並不知其真實身份，而中共方面的營救也有望成功。顧順章一到南京，立即揭露了真相。於是惲代英立即被處決。其時的中共「一把手」向忠發，也是由於顧順章深知其習性，才被捕的。由於顧順章的叛變，中共中央決定向忠發去江西「蘇區」。但他臨行前卻不顧周恩來等人的告誡，偷偷去與情婦會面並遲遲不歸，終於落入顧順章安排的人之手。顧順章還親自帶人到香港，抓獲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後，也遭慘殺。1933年，陳賡赴「蘇區」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顧順章布下的羅網。只因為陳賡對蔣介石有救命之恩，蔣介石才不得不「放虎歸山」。顧順章的叛變，極大地影響了中共的歷史。當然也就極大地影響了此後中國歷史的面目。1933年初，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江西的「中央蘇區」，這在中共黨史上其實是一件極大的事情。本來，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組織上，中共則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立足於城市、致力於工人運動，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於這種觀念，當毛澤東等人熱衷於農民運動，熱衷於創建農民軍隊時，在上海等的中共中央曾憂心忡忡，一再地敲警鐘，潑冷水。在顧順章叛變前，要說把中共中央遷往鄉村，那是不可想像的。早期中共人士，後來成為鐵杆「托派」的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說：「在那時，無論國際或中共，甚至江西的毛澤東，都不曾想到把工作中心由城市轉向鄉村。也沒有誰敢主張將黨的基礎從工人轉移到農民身上。既然堅持城市第一與工人領導的路線，那當然要把黨的中心工作放在上海。黨幾乎是集中了最大力量，要建立和擴大上海工人區中的組織。」而最終決定把工作中心從城市移往鄉村、把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往瑞金，並非是理念有了轉變，並非是思想上、原則上向毛澤東屈服，而實在是迫不得已。到了1932年的時候，中共中央便決定遷往江西，這是因為在上海實在無法立足了，中共在城市的工作也實在難以開展了。而這與顧順章的叛變有極大的關係。顧順章叛變後，首先那些與顧順章極為熟稔的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例如周恩來長期直接指揮顧順章。聰明過人的顧順章，對周恩來的恩維方式、生活習慣、活動規律、偽裝技巧等都了如指掌。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親自帶人對其家人採取了措施，也使得顧順章對周恩來切齒痛恨，必欲捕周而後快。周恩來地下工作的經驗再豐富，也不能不離開了。在整個中央機關決定遷往江西前，周恩來便於1931年底來到了江西。周恩來可謂是中共在上海的靈魂。在上海，沒有了周恩來的中共中央，也實在難有作為。向忠發被捕殺後，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領軍人物王明（陳紹禹）成為中共總書記。但不斷有人被捕殺，使王明心驚膽戰。不多久，便辭去總書記的職務，於1931年10月跑到蘇聯去了。中共中央遷往江西後，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李竹聲任書記。1934年6月，李竹聲被捕後叛變。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接任李竹聲成為上海局書記。1934年10月，盛岳被捕後亦叛變，成為國民黨中統特務，後移居美國。盛岳是王明的親信，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更是王明的打手。盛岳在美國寫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其中這樣說到顧順章被捕後的王明：「當時中共內部的形勢如下：首先，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形勢惡化。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不久，中共情報網的頭頭顧順章在武漢三鎮被捕……上海的中共秘密機關的接連遭到破壞，使得中共高級成員驚魂不定，垂頭喪氣。陳紹禹被倉促選為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以填補向忠發的空缺……陳紹禹最初謀求江蘇省委領導權，是因為當時擔任這一工作還不冒太大危險；但到他真的把這一職務搞到手時，它已成為最危險的工作……他就像驚弓之鳥，很少在中央的會議上露面，不敢住旅館、公寓甚至單獨的私人房屋。他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搬到上海郊區的一座療養院去住。他委派康生為他安排此事。另一位中央委員陳雲也擔任他的副官。陳紹禹和他漂亮的妻子孟慶樹不久就搬進了療養院……陳氏夫婦搬進療養院後，足不出戶，實際上成了隱士。陳紹禹事無大小，全都交給康生、陳雲去辦。由於缺少得力領導，中共的工作實際上陷於停頓。陳紹禹夫婦的隱居生活一直延續到1931年7、8月間。7月間，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機關及一個秘密印刷所被破獲，包括羅綺園、楊匏安在內的23名宣傳部重要人員被捕。陳害怕再留在上海。在1931年7、8月間辭去了中央總書記。他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1937年才去延安。」王明辭職後，中央政治局委員盧福坦短暫地代理過總書記。1931年9月，也是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的秦邦憲（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領袖的位置上。1931年底周恩來去了江西「蘇區」，留下24歲、實際工作經驗少得可憐的秦邦憲在上海支撐危局。1933年1月，秦邦憲與陳雲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蘇區」，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心臟移植到了鄉村，意味著中共從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農村。這不但導致了1949年以前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更導致了1949年後以農村改造城市的政略。所以，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江西，是中共黨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其影響或許大於「八七會議」、「遵義會議」等任何一次會議。中央機關遷往瑞金，是中共黨史上的大事，更是毛澤東個人政治生涯中的大事。自從開始致力於農民運動，自從開始拉起一支農民武裝，作為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就與中央不大和諧。以王明為首的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躊躇滿志地殺回來、執掌了中央大權後，王明們認為毛澤東們根本不懂馬克恩列寧主義，而毛澤東認為王明們不過是乳臭未乾的「教條主義者」，根本不懂中國的實際，也毫無實際經驗。而在那時候，王明們可以毫不掩飾對毛澤東們的鄙夷、蔑視，而毛澤東們卻不得不把對王明們的厭惡和輕蔑藏在心裡。因為王明們背後站著米夫、站著共產國際、站著斯大林，還因為王明們代表著中央。當中央隱蔽在十里洋場時，毛澤東對中央採取的策略是：你說你的，我干我的。但現在不行了。1933年1月，秦邦憲以中共最高領袖的身份到達「中央蘇區」時，是26歲，而毛澤東已40歲。秦邦憲的全部資本是在莫斯科吃過幾年麵包，而毛澤東則在中國的城市與鄉村摸爬滾打了十幾年。這次，秦邦憲們來到江西，本來就有兩種意味。它既是來主宰毛澤東們，又是來投靠毛澤東們；它既是來剝奪和削弱毛澤東的權力，又是將最高權力「送貨上門」。——果然，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宣告了秦邦憲統治時期的結束．也宣告了「莫斯科派』」的永久失勢。顧順章被捕叛變後的這一系列劇變，雖然不能說完全是由顧順章的被捕叛變導致的，但與顧順章的被捕叛變無疑有著極重大的關係。對於中共來說，這實在是一次極強烈的地震。（《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第6期《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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