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發明國確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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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商報記者 王光明 長達45萬字的研究中國活字印刷術及歷史考據的專著《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日前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作者鄒毅是深圳媒體工作者。該學術專著系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印協印刷史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史金波先生向出版社推薦。史金波教授說這位來自深圳的研究者的學術成就「富有新意,振聾發聵」,該書以圖文並茂的形式系列介紹了作者新發現的七種活字鑒定方法,闡述了活版印刷史上的諸多疑難問題。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著名活字印刷研究專家潘吉星教授認為,鄒毅通過對活字實物的收集考察,對民國、清代和明代活字本的研究,來考證宋代活字本的存在,其方法獨特,有說服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發現了一批存世的宋代漢文活字本,這不僅將改寫中國古代活版印刷史,而且將使中國學術界在與西方和韓國的學術論戰中,立於不敗之地,有利於捍衛中國的活字發明權。為此,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和市社科聯5日特別邀請鄒毅就他的研究成果進行座談。市社科聯專職副主席黃髮玉、市社科院研究員彭立勛、莫大喜等專家認為,鄒毅的研究彌補了我國在活版印刷術學術研究方面的不足,成果突出,對於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鄒毅為什麼會全力研究與他本職工作不相干的活版印刷史,他的學術成就有何創新之處?深圳商報記者6日專門採訪了他。 中國的活字印刷史像一團迷霧 《文化廣場》:你是如何進入活字印刷史這一學術領域的? 鄒毅:我在深圳一家媒體工作,業餘時間喜歡收藏古籍。我從小跟著做美術教師的父親練習書法和繪畫,我對美術字的細微差異就比別人敏感一些,所以更善於識別古籍版本。如今,我家中藏有數百種古書,其中幾十種是活字本。2004年開始,我著手研究活字印刷,但書稿論文被各家雜誌社退回,於是我決定寫書。寫書須得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需要實物佐證。為此,我跑了國內許多古玩市場,不僅淘到了一批活字印本,還淘到了木活字、銅活字、陶活字等字模樣品,更淘到了活版排版框、揀字盤、固版工具材料等一批活版實物。
在收藏研究活字本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中國的活字印刷史其實像一團迷霧,不僅沒有留下早期的活字實物,連活字發明國的地位也岌岌可危。2000年千禧年來臨之前,美國時代生活雜誌組織評選過去一千年「對人類影響最大的一百件事」,德國人古登堡1450年用活字排印《聖經》之舉赫然排在首位,因為西方人早已將歐洲的活字印刷術尊為「文明之母」。儘管中國人畢昇遠在北宋1048年之前就已經使用活字印刷術,沈括《夢溪筆談》有明確翔實的文獻記載,比歐洲早了約400年,但因為沒有實物佐證,西方學術界始終不予認可!更讓人擔心的是,韓國發現了1377年的活字印刷品《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並爭取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承認,認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活字本,隨即寫入韓國的教科書。學術界公認的最早的中國活字本《會通館印正宋諸臣奏議》,遲至明代弘治三年,即1490年,不但遠比韓國晚,甚至還落後於歐洲數十年。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很嚴重! 《文化廣場》:你的研究在哪裡尋找突破口呢? 鄒毅:西方以及韓國的很多學者認為,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只是一種理念,並沒有付諸實踐。我也是從考察文獻資料開始研究的,應該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加大了對印刷史研究力度,在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兩個領域著述豐碩,成果累累。特別是在活字印刷方面,還發現了多種與宋代同時的西夏和回鶻活字印刷實物,加深了活字印刷發明和傳播的認識,更加確證活字印刷肇始於中國。但是,我發現極少有學者潛心收集和觀察古代活版實物,我認為這是一個薄弱環節。 七種方法識別宋版書中活字本 《文化廣場》:作為一個業餘作者,學術突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鄒毅:確實如此。學術界公認,雕版、活版及套版技術是中國印刷術的三次重大飛躍,其中活版的發明標誌著中國印刷術最重要的改進。但是,宋代活字印本幾乎公認為絕跡。活字印刷是雕版印刷之後的一次技術飛躍,成本低,效率高,更靈活方便,技術更先進,為何存世的古書中,活字本的數量還不到雕版書籍的百分之一?這個悖論讓我十分不解。我多次去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廣州中山圖書館等各大圖書館查閱資料。還專門去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南京金陵刻經處、溫州東源木活字村等印刷工廠、作坊,實地考察活版印刷與雕版印刷實際操作情況。又到全國各地請教專家,不過,我發現很多專家對於活字印刷術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從文獻到文獻」上,無法給出有針對性的解釋。我漸漸發現,為何學術界找不到早期的活字印刷品,為何認為活字本數量稀少,那是因為近百年來學術界對活字印刷品的鑒定方法出了問題。 《文化廣場》:你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能不能談談你的鑒定方法? 鄒毅:活字版鑒定方法十分複雜,不是幾句話能說清的。為了解開活字印刷史的謎團,我攻讀了大量的版本學、文獻學、目錄學、印刷史等領域的專業工具書,並在專著中引用了80餘種參考書的論點和論據。我遍尋學術史,發現從1925年西方人卡特寫出系統研究中國印刷術的第一本專著《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直至今日,關於中國印刷史的專著並不多,其中,系統研究活字印刷的更加寥寥無幾。而學術界的活字鑒定方法,多滯留在60年前的水平上,要麼依靠序跋去識別,要麼依靠倒字、橫字、斜字、墨色不均、字體大小去鑒定,對於印刷精緻的古書,往往以雕版刻本論定。通過對豐富的文獻理論與大量的活字本及活版實物的具體研究,我逐漸克服了傳統活字鑒定的盲區和誤區,找到了各種活字實物依據,發現並總結出鑒定活字的一系列全新方法,包括活版同一性、界欄槽、活印痕、木紋邊框、金屬欄線、橫排不齊、活印線等各種鑒定方法,從傳世古籍中甄別出數量浩大的活字本種類,從而動搖了學術界關於活字印刷史的許多定論。 通過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我認為:宋代以來普遍採用活字印刷術,其工藝成熟度不亞於雕版印刷;活字本種類之多、數量之巨,或可和雕版印本相抗衡;國內傳世的宋元古籍不乏活字本,國家圖書館就藏有一批宋版活字本。由此,我的論斷也推翻了學術界所公認的「活字技術發展緩慢」、「活字本比例僅及雕版百分之一」以及「宋元活字本早已絕跡」等一系列定論。 《文化廣場》:學術界如何看待你的成就?
鄒毅:我認為自己的學術成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用明清活字本實物成功論證沈括《夢溪筆談》所記載畢昇的活版交替排印方法,徹底駁倒海內外否定中國活字印刷史的謬論,確保中國活字發明國的地位。二、發現並總結出鑒定活字版的一系列新方法,改寫中國活字印刷史。三、發現一批宋代活字本實物,從根本上捍衛中國的活字發明權。我還初步證實,國家圖書館所藏宋版《文苑英華》和《東萊先生音注唐鑒》,應當判定為宋代活字本。國內各大圖書館博物館所藏宋元珍籍,有相當一部分亦可能是活字版。 我的最大心愿,便是希望有關部門儘快組織專家學者論證這些研究成果,徹底捍衛中國神聖的活字發明權,重現華夏印刷術的輝煌,進而全面評估中國古代活版印刷術對世界文明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本文圖片由鄒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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