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澤諭吉為啥不贊成孔孟等道德教化

他畢生從事著述和教育活動，形成了富有啟蒙意義的教育思想，對傳播西方近代文明，對日本近現代文明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

諭吉主張義塾[由公義人士贊助的學校]的教育方針應有兩方面：有形方面，以「數」「理」為基礎；無形方面，以培養「獨立心」為旨趣。簡言之，論事以合理為準繩，言道德則以獨立自尊為立身行事的基本。欲使日本能夠迎頭趕上歐美各強國，除鼓吹獨立精神及提倡實學之外，別無他途。

在諭吉的教科書目中，大都是從美國買回來的西學書刊。除各種辭典、地理、歷史等書以外，還有法律、經濟、數學等書，分發給學生研讀。這是日本其他學塾望塵莫及的舉措。

福澤諭吉思想的出發點是所謂的「脫亞」，意即日本要脫離亞洲[人文]。1885年，福澤發表《脫亞論》一文，這是一篇極有影響的文章。他認為亞洲人文具有閉關鎖國、固步自封、小農思維特點，不如歐美的「開放自由包容」精神更利於日本的發展。

福澤對孔孟學說持批評態度。為什麼要批判孔孟？美國打開日本通商口岸後，面對西方先進文明，日本陷入恐慌。福澤是立足促進日本進步的立場，發此議論的。面對落後的現實，人們極易病急亂投醫。有的建議設計一種全新的文明藍圖，有的建議學習西方的槍炮、鐵路、洋房，有的建議改革政治制度，更有甚者，呼籲精神復古，道德內省。

福澤諭吉批判了以上說法。倡導學習看不見的文明精神。他尤其痛恨精神上的復古，也就是把做聖人、提高個人道德作為復興的方法。文明的精神是群體決定的，提高群體的德智水平是關鍵，而非個別英雄人物。他說，自古以來的英雄豪傑，得志的極少，多數以唏噓嘆息，牢騷不平了此一生。

古來英雄成大事者，並不是用他們的智術提高了人民的智德，而是沒有阻礙他們的智德而已；也即民眾的智慧和道德是可以自行提升的，有影響的大人物只需放開對民眾的控制即可。

道德在未開化的人類社會，對秩序有作用。隨著民智逐漸開化，必然喪失作用。不僅在周朝末期，孔孟之道不適合，以後也不適合。後世學者，切莫根據孔孟之道尋求政治進步途徑。

福澤諭吉提出「群體精神文明論」。重火力批判了「道德能夠推進文明」的復古迷昧。進步是群體智德的進步。尤其是智力的進步，而非固守私德。道德分私德和公德。私德是個人內心活動的純潔、嚴肅，公德是社交行為的廉恥、公正、勇敢。弘揚公德和構建文明制度是振興社會整體文明的關鍵。

福澤嚴厲指出，國家的進步不能依靠私德，因為道德不可測量，不可學習，不可控制。國家的進步也不能依靠宗教的推行，因為神佛兩教講的修德，與孔孟私德非常接近。因此，學者不能把私德和私智，作為國家進步的關鍵。國家的進步要務實，需要智教的興旺，借鑒高級文明成果；而不是自我滿足或向古人找出路。

為什麼福澤認為日本的進步需要開智？道德馴化在人類未開化時期，效果最好。但人際複雜、民智開化之後，道德馴化的效果逐漸衰退，甚至不起作用。

對國人刺激最大的是這點：私德對於集體進步無益，孔孟之道對政治進步無益。孔孟之道，是萬萬不可用於政治進步的，它們只會令社會文明停止甚至退化。

目下大陸國學興起，民間的宗教隆盛，群體陷入恐慌，福澤的批判給人一定的啟發。福澤很像東方的尼采，不過尼采是個人權力意志的，他是國家實用主義的。兩者都強調實力，否定傳統個人道德的重要性。

務實進取，擱置道德和宗教。在圖謀進步的過程中，剋制私德的崇拜。道德不是奮發圖強時候的第一要務。在社會變革期，也不要陷入道德的爭論，社會事務多關注行為層面，少討論道德內容。至於引進宗教的力量，只能純潔個人內心，對於群體進步，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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