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影響和塑造了稻盛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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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白手起家，40年里創建了京瓷和KDDI兩家世界500強企業。2010年2月1日，78歲的他在退休13年後東山再起，應日本政府邀請，出任破產重建的日航董事長，僅僅10個月，就大幅度扭虧為盈，創造了日航歷史上空前的1580億日元利潤。

稻盛和夫與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並稱為日本的「經營四聖」，他在經營實踐中提煉出的「稻盛經營哲學」對日本商界影響深遠。

但又是誰影響和塑造了稻盛和夫？日本歷史文化傳統，其出生地鹿兒島地方文化，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日本佛教文化都對稻盛和夫思想的形成產生過深刻影響。

鹿兒島與「武士道」遺風

稻盛和夫的出身地，鹿兒島縣，位於日本九州島最南端。這裡風景秀美、物產豐富，不僅有著以屋久島為首的各色島嶼，還盛產茶、甘蔗、芒果、花良治蜜柑。這裡也是日本當紅演員柏木由紀、瑛太以及漫畫家《灌籃高手》作者井上雄彥的故鄉。

因其優異的地理位置，從古代開始，鹿兒島就在與亞洲、太平洋各國進行頻繁多樣的文化交流，它也是日本歷史上首先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島津藩主的領地，被稱為薩摩。薩摩藩主島津氏早在戰國時代初期就已經雄踞一方，到幕府末期仍是經濟實力非常雄厚的西南大藩之一。

在明治維新運動中，薩摩藩更是人才輩出。明治維新「三傑」中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都出身於薩摩藩。正是薩摩武士率先認識到幕府統治下日本內憂外患的民族危機，力倡「尊王攘夷」口號，聯合各藩掀起了倒幕運動，擁戴明治天皇，擊敗德川幕府，拉開了浩浩蕩蕩的「明治維新」大幕，主導了日本近代社會的復興。薩摩武士的忠誠、勇猛、敬業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曾經表現得淋漓盡致、可歌可泣，至今一些鹿兒島人還頗有薩摩武士的遺風。

薩摩藩自古便以其「尚武精神」及其教育而著稱，一直是日本「武士道」文化傳統最深厚的地區，在幕府末期，薩摩藩70萬人口中武士家族就佔了20多萬。因為尚武氣氛，近代薩摩藩士也自稱「薩摩隼人」。

在鹿兒島，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除了正規的學校教育，還存在一種以街道為單位各自開展的，被稱作鄉中教育的獨特教育體制。這是一種始於16世紀末期的薩摩武士教育體系，在這種教育體制下學生們要接受日本歷史和中國經典古籍的啟蒙教育，還要學習一種獨有的「示現流」劍法，「武士道」文化作為一種傳統在民間一直以來綿綿不絕。

稻盛和夫就是在這種獨特的歷史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稻盛和夫於1932年出生於鹿兒島市城西町一個從事印刷行當的平民家庭。父親的本份嚴謹和母親的開朗外向，奠定了稻盛和夫先天的性格基因，而為稻盛和夫啟蒙的正是鹿兒島的歷史文化及其偉人遺風。

據稻盛和夫回憶：每年12月14日「赤穗義士紀念日」的時候，鹿兒島縣的小學四年級以下的學生白天要聚集在學校的講堂中接受有關忠義的教育。五年級以上的學生從傍晚開始要聽校長親自宣讀《赤穗義士傳》。正是通過接受鄉中教育，稻盛和夫第一次系統地了解到西鄉隆盛的和大保久利通的偉大功績，不知不覺中這些偉人們的思想和傳奇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

日本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戶稻造1905年在其所著的《武士道》一書中，曾經斷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與原動力」，書中認為正是通過武士出身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日本的「王政復古」維新事業才得以推動，完成日本社會的現代化轉型。

在20世紀，日本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過程中，傳統的「武士道」核心價值——忠誠、武勇、仁愛、名譽、服從、義、儉樸、禮儀、勤學等價值觀念，經過改造與更新、繼承與強化，逐步轉變為日本近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被得到保留與發揮。在1984年日本銀行推出的新版日幣上，5000日元上的圖案為新渡戶稻造，這表明日本人對武士道的推崇。

很多日本企業的「仁愛、服從、誠實、勤勉」等價值觀及其經營體系諸如——終身僱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業內工會，即「勞資命運共同體」，等等都是源於傳統「武士道」文化及其「君臣一體」的傳統組織模式，足見「武士道」對日本影響之深。

作為日本人的稻盛和夫，自然首先從日本民族文化傳統中獲取思想資源，在其價值體系中「愛人、至誠、勤勉」等觀念與「武士道」傳統有著天然的、隔不斷的關聯。稻盛和夫在其回憶錄中就自稱是「薩摩隼人之末流」，並以這種文化為榮耀。

稻盛和夫說：「現在，我在世界上有很多家工廠，海外的外國員工已經超過幾萬人，但我還是感覺，鹿兒島就是我的全部。」

西鄉隆盛：敬天愛人

稻盛和夫非常喜歡自己的同鄉偉人西鄉隆盛，並且把《南洲翁遺訓》中的「敬天愛人」，作為座右銘和京瓷社訓。

西鄉隆盛1828年生於日本薩摩藩鹿兒島城下下加治屋町山，青年時期和大久保利通一起向伊藤茂右衛門學習陽明心學，向福昌寺的無參和尚門學禪。西鄉隆盛本是一個下級武士，由於上書議政，得到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的賞識，在1854年被齊彬由助理文員晉陞至近衛隨從。

島津齊彬對西鄉隆盛有知遇之恩，齊彬死後，西鄉一度想要自殺，幸被好友僧人月照所阻止。月照是幕末時期倡導「尊王攘夷」的思想家，在幕府最高執行長官井伊直弼發起的大量迫害倒幕府人士的「安政大獄」中，一度受到追捕。1858年西鄉隆盛護衛月照逃出京都，返歸薩摩藩。但依舊難逃追捕令，於是二人相約共同投錦江灣自殺。月照不幸隕命，西鄉卻奇蹟般的活了下來，後被流放到奄美大島。

1862年西鄉隆盛在已握藩中大權的好友大久保利通幫助下返回薩摩藩。然而因力主「尊王攘夷」，再次被流放到小島上。一年後重返薩摩藩，被授執掌軍權。後來，薩摩、長州、土佐、肥前這幾個「西南強藩」結盟起來，共同討伐幕府。1868年，西鄉隆盛擔任征討大總督參謀，率軍平定日本東北的幕府殘餘勢力，史稱「戊辰戰爭」。

戰後西鄉隆盛被新政府任命為陸軍大將和近衛都督等要職。然而，西鄉隆盛和眾多年輕武士們為之浴血奮戰所建立的這個新政府所作所為卻令他們感到失望。

西鄉隆盛認為當政為官者應該努力做到「慎己、正品行、戒驕奢、勉節儉、親職務、為人民之楷模」，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得不到人民的認同和理解，則政令很難推行下去。然而，新政伊始，有些人卻「華屋，錦服，美妾，謀財」，致使當初戊辰戰爭的義戰成果不幸淪為營私之態，每當想到這一點，西鄉隆盛便深覺無顏面對戰爭中犧牲的武士們，淚流滿面。

與此同時，在戰後維新改革下，下級武士們卻逐步失勢，漸漸無以維生。為恢復武士們的社會地位，西鄉隆盛提出「遣韓論」，試圖發動對朝鮮的戰爭。然而這一主張，卻與維新重臣大久保利通等人「一切應以內政為重」的主張相衝突，遭到否決。西鄉隆盛憤而辭職，1874年(明治七年)回到薩摩。建立了「私學校」傳揚士道（武士精神）。

戊辰戰爭後，「士族問題」一直是日本社會的一大難題。由於不滿新政府的政策，各地不平士族陸續叛亂。其中，西鄉隆盛故鄉的薩摩士族反抗意識最為強烈。終於，在明治十年（1877年），受西鄉思想影響對新政府所行所為憤怒到極點的薩摩武士們，發起暴動、攻擊鹿兒島政府軍火藥庫，公開宣言要打到日本新政府，掀起了西南戰爭。

起義爆發時，西鄉隆盛並不知情，正在大隅半島的山裡牽著獵犬打獵。聞訊之後急忙趕回鹿兒島，在訓斥了學生們的魯莽之後，慨然長嘆，「既然眾意已決，事已至此，我唯有以己命相奉」，決意與學生共生死。在明知毫無勝算的情況下，率眾武士揮師北伐，在熊本城與政府軍爆發激戰，最後兵敗，率眾撤回鹿兒島。身負重傷的西鄉隆盛切腹自盡，由部下砍下頭顱，一代偉人以悲劇收場。

西鄉隆盛被稱為是「日本最後的武士」，在維新三傑中，西鄉隆盛智勇雙全、有情有義、舍己愛人最受日本人喜愛，是日本「武士道」精神最完美的體現者。在稻盛和夫看來，西鄉隆盛是一位能夠讓被自己打敗的對手都敬仰崇拜、具有寬廣度量的偉人。

稻盛和夫不止一次表示出自己對於西鄉隆盛的敬仰和愛戴，「我非常喜歡西鄉隆盛，他對中國王陽明的陽明學說有相當高的造詣。他曾經兩次頂撞薩摩的長官，被流放荒島。每次流放總會帶上陽明學、儒教的書籍，即使是在貧瘠的荒島上遭受牢獄之災也不斷地提高完善自我。」

西鄉隆盛平生最信服陽明心學，陽明心學的核心即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它本來就存在於每個人心中；致良知，就去掉自己心中不正的東西，尋求心中正道。西鄉隆盛主張，學習陽明學應該「自得於心」，以利用「較量格鬥」，也就是「知行合一」，不然的話，「空讀聖賢之書，如同觀人劍術，無絲毫自得於心」。

在稻盛和夫看來，西鄉隆盛「是一個非常清正廉潔、清心寡欲的人。他經常說，如果是位於人上施政的話，必須是那些不談錢財，不求回報甚至能夠舍卻生命、忘卻自我的人，他自己也是言行一致，身體力行的。」

西鄉隆盛去世後，受到西鄉隆盛思想熏陶的人們，將西鄉隆盛的訓誡編纂成冊，留於後世，即《南洲翁遺訓》，這本書是稻盛和夫案頭常置的終身讀本。稻盛和夫說：「我至今將《南洲翁遺訓》置於案頭，時時翻閱。每每能從中汲取生活道路上的珍貴啟示。年紀愈長，經歷愈多，從此書獲取的教誨愈加銘刻於心。」

在京瓷剛創辦不久，京瓷的天使投資者也即第一任社長宮木男有一次出差回來，給稻盛和夫買了一份禮物，正是別人臨摹的西鄉隆盛的書法作品「敬天愛人」，稻盛立即將之裝裱起來掛在公司的接待室中，後來又將之確定為京瓷的社訓，刻在公司總部大門口。

最能體現西鄉隆盛思想精髓便是這四個字「敬天愛人」。《南洲翁遺訓》中西鄉隆盛指出「道乃天地自然之道，故講學之道，在於敬天愛人，以克己修身為始終也。克己之真義在『毋意』、『毋必』、『毋故』、『毋我』，凡人皆以克己成，以縱己敗。」稻盛和夫對這段話心有戚戚焉。

稻盛和夫說：「敬天愛人：敬畏上天，關愛眾人。這詞句優美、動聽，觸動人心。所謂敬天，就是依循自然之理、人間之正道——亦即天道，與人為善。換言之，就是堅持正確的做人之道；所謂愛人，就是擯棄一己私慾，體恤他人，持利他之心。」

「堅持正確的做人之道，擯棄一己私慾體恤他人」，這成為稻盛和夫終身的思想原點。

對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稻盛和夫影響深遠的王陽明

大久保利通：理性行動力

鹿兒島還誕生過一位與西鄉隆盛同時代的偉人——大久保利通。同為推動日本歷史進步的功臣，然而，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在家鄉鹿兒島的待遇卻截然不同。

據稻盛和夫回憶，在幼年時接受鄉中教育過程中，完全不記得聽到過任何與大久保利通有關的任何內容。稻盛和夫推測，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大久保利通正是在西南戰中使西鄉隆盛落敗的罪魁禍首，所以才在家鄉不受歡迎，鹿兒島人普遍認為大久保利通是一個冷酷的人。

大久保利通小西鄉隆盛三歲，1830年出生於鹿兒島城下高麗町，自幼習文擅武,勤奮刻苦,學業超群。年輕時他二人即為好友，曾同時師事吉田松陰門下學習陽明學。

在十七歲的時候，大久保利通便當上了薩摩藩的記錄所書役。後因其父被流放，受到牽連，被免職。但生活的困苦並未令其沮喪，反而進一步增強了其堅韌的性格和追求權勢的野心。

他一面為生活奔波，一面組織展開勤王改革活動,經常在家召集西鄉隆盛、吉井友實等同鄉好友,討論藩內外政治形勢,直至深夜。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改革派組織「精忠組」，並受到薩摩藩主齊彬的器重。大久保利通成了改革派藩士的中堅人物。後來大久保利通不失時機投靠薩摩藩實權派人物久光，齊彬去世後，久光掌權，大久保得到重用掌握了薩摩藩政治實權,在政界嶄露頭角。

1863年因作為指揮官率令薩摩藩抗擊英國侵略軍而聲名大振。提出「富國強兵」之策。3年後，大久保成為倒幕派領導人，致力武力倒幕運動。1868年 1月 3日與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岩倉具視等人發動政變,推翻德川幕府統治。14歲的明治天皇採納了由大久保等制定的「王政復古」計劃,頒布了包括「廢除幕府」的「大號令」,宣布了新的官制,組織新政府。大久保成為新政府主要領導人,開始執掌明治政府實權,肩負起日本改革的重任。

1871年11月大久保為全權副使刷令大型使團考察歐美，在德國，大久保對德國首相俾斯麥佩服得五體投地，決定回國按照德國模式經營國家。考察結束後，大久保堅定了改造日本的決心。他認為只有仿照西洋文明，殖產興業，才能防止歐美列強入侵,安定日本政局，這是明治政府維新的唯一國策。

然而，在此期間，力主內政改革的大久保與主張「征韓」的西鄉隆盛兩位昔日好友發生了政見分歧，於是大久保和岩倉具視聯合起來，施展政治手腕，擊敗以西鄉為首的征韓派，將其逐出中央，史稱「明治六年的十月政變」。從此以後，大久保利通開始主導政局。

大久保將與推行「殖產興業」政策有關的各部實權集中到自己手中，改組了政府行政組織，創建了十省中央機構，形成了以大久保領導的內務省為中心，同大隈重信控制的大藏省、伊藤博文的工部省在日本形成了推行殖產興業政策的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開始吸取外國先進文化，聘用外國科技人員，大力為日本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化開山拓路。

為此貫徹自己的政治意志，大久保也義無反顧地走上一條專制統治之路，對於保守派抵抗活動毫不留情地予以鎮壓反擊，平息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反政府叛亂事件，其中包括有西鄉隆盛參與的鹿兒島武士叛亂。

大久保的高壓政策，勢必遭到士族痛恨，埋下了這位日本「鐵血宰相」的死因。明治十一年(1878)5月14日清晨，大久保在乘馬車去太政官(相當國務院)途中遇刺，受到六名征韓黨士族武士的襲擊，以身殉職，時年49歲。傳聞，遇刺時大久保正在車內利用時間閱讀公文，身重數刀之後，大久保還厲聲呵斥刺客，沉著地將放在膝上的文件用綢巾包好，直至馬車前行幾步氣絕身亡。

大久保去世後，日本為之舉行了維新以來的第一場國葬。之後，在伊藤博文等後繼者們的努力下，沿著他開創的道路，迅速使日本成為近代化的資本主義強國，完成其未竟的事業。

大久保利通跌宕起伏傳奇的一生中，他本人政治上的天分及冷靜、理性、善於把握時局的能力實在是超乎常人。

對於家鄉誕生的這樣一位締造了日本近代富國強兵歷史的「東方俾斯麥」，稻盛和夫的也有著與眾不同的理解，他不會像一般人那樣將他和西鄉隆盛放在一起依據情感好惡簡單地比較，論斷其二人誰對誰錯。

稻盛和夫認為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正是由於有像西鄉隆盛這樣具備傑出哲學理念、心懷大愛的領導者，才能夠領導眾人將明治維新政治革命引向成功。然而同時，西鄉隆盛卻又缺少足夠的專門能力，以便在妥善協調各方利害關係，對新的國家體制逐一驗證修改的同時，構建起龐大國家組織。而在建設一個新國家時候，領導者必須具備對各種政策方案進行檢討並立案的邏輯性，以及將各類方案付諸實施，適時調整的能力。稻盛和夫認為西鄉隆盛激情理想有餘，但在冷靜策劃並以此作出正確判斷與合理行動方面的能力稍有所差，而大久保利通卻恰恰長於此道。

在創辦公司之前，稻盛和夫曾經為西鄉隆盛的思想和人生態度所傾倒。但是當他自己創業親自開始經營公司之後，才意識到企業經營僅靠西鄉隆盛那樣的人生態度是不足為續的。企業經營與國家運營本質上相同，不僅需要對未來的展望和理念，同樣也必須具備正確合理的行動能力。稻盛和夫認為自己的性格在本質上與西鄉隆盛是一樣的，然而在實踐中他意識到大久保利通身上所體現的邏輯性和合理性的行動能力，不僅是自身不足的，也是十分重要的。這兩方的能力對於經營者和企業的持續發展同樣重要。如果經營者只注重合理性和邏輯性，那麼同樣難以獲取人心，引領團隊。

稻盛和夫的心得是，正是因為這兩位傑出人物的存在，使冷酷與溫柔、細心與大膽這兩個極端同時融合為一體，明治維新才能夠取得成功。從中稻盛和夫認識到：如果一個人能同時具備各為極端的兩種相反的思維理念，又能夠根據實際情況不同運用，那麼這樣的人格才能算是真正出類拔萃的人格。

稻盛和夫自己的家鄉鹿兒島產生了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這兩位思維方式共和個性截然不同的兩位偉人，在倍感親切的同時，從他們兩位身上學到了對於自己人生和事業許多至關重要的教誨。

石田梅岩：利他經營

對稻盛和夫經營哲學造成直接影響和啟發的還有一位日本江戶時期的思想家石田梅岩。

石田梅岩生於1685年，卒於1744，活躍在江戶中期，少年時曾經在一家服裝店當過學徒，後來升職為掌柜，1729年四十四歲的時候，在京都開設了一家私塾，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市民們傳授「心學」和「經商之道」。

石田梅岩的心學被稱為「石門心學」。石門心學不同於中國的陽明心學，石門心學重視「知心」、「知性」，主張知行為一，提出「知性至行易」。為達到知性，首先要勤勉於靜坐的冥想工夫；其次是排除利己心及求利慾望；在日常生活中奉行儉約。

石田梅岩的主要功績之一，便是教給江戶時代的商人，什麼是從商的原理原則，在日本歷史上第一次較系統地論證了商人活動的普遍倫理性、商業行為的正當性和必要性。當時，追逐暴利、貪得無厭之輩層出不窮，在那種風氣之中，石田梅岩在京都街上開起了私塾，召集商人的子弟，為他們講解正確的商人之道。

梅岩所述「商人之道」關鍵是一個「道」字，此即「聖人之道」，要贏利也要守道，這就將商人獲取商業利潤的合理性與遵循「聖人之道」有機地結合起來了。梅岩指出贏利是商人的天職，商人也會從欲心出發贏利，這就需要「道」來約束，即「商人之道」。他認為「不義之祿「和「非道之欲」都是應當「去」的；而那種違背商人之道而貪圖暴利的行為，就是「非」，就是「不義」，必須杜絕。

石田梅岩的這種主張，與其對「天下人心」的整體認識分不開，他認為：「士農工商，其道一也。」因此，商業利潤的獲取，需要兼顧各方利益。尤其重要的是石田梅岩告訴商人們「做生意不是只要自己賺錢就好，必須對方獲利，自己也獲利。」商人要以自利利他的精神促進商業活動。「真正的生意，要考慮讓對方得益，自己也得益。」

石田梅岩諸多思想中，必須正直行商的「商人之道」，和「謀人我兩利」的「利他經營」原則，是稻盛和夫最為重視的，認為是揭示了商業行為「精髓」的重要思想。稻盛和夫很贊同「石門心學」，曾與日本哲學家梅原猛一起著書，呼籲在日本復興「石門心學」。

石田梅岩生活的時代，正是日本商業資本主義的勃興期。稻盛和夫指出石田梅岩思想之於日本的重要性可與馬克斯·韋伯闡述的「新教倫理」對於歐洲的重要性相提並論。就事實而言，在日本歷史上，石門心學的經濟觀、懷德堂的道德論以及澀澤榮一的「論語加算盤」，一起成為促進經濟成長和近代化發展的思想動力。

石田梅岩去世後，「石門心學」在日本得到廣泛的傳播，至今對於日本商業商業理念和經營行為都還有深刻的影響。

稻盛和夫在其《自傳》中，也曾經相當明確地指出「在企業的經營過程中，追求利益決不能違背道義。企業需要利潤，但如果是靠坑蒙拐騙的不法手段獲得利潤，企業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繁榮。我把企業應抱有的光明正大的經營態度，稱為『謀利有道』。同樣，在使用利潤的時候，也不能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是應該把財富用於社會和世人，必須遵循正確的為人之道，也就是『散財亦有道』」。

由此可見，「石門心學」在稻盛和夫的經營哲學中也得到進一步的繼承和發揚。

二宮尊德：至誠之心

稻盛和夫曾經用一個「人生和工作結果的方程式」來概括自己的思想：人生·工作結果=思維方式×能力×熱情.

在決定人生成功與否的這三個變數中，稻盛和夫認為「思維方式」是最重要的一點，「思維方式」可進一步拆解為「人格·理念」，其中至關重要的，稻盛和夫認為當屬人格中的「誠實與勤勉」。在研讀一本分析日本人性格的小書《代表性的日本人》的過程中，稻盛和夫進一步印證了自己的判斷。

《代表性的日本人》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宗教家內村鑒三寫的一本旨在向西方各國介紹日本的英文著作，在書中內村鑒三選擇了西鄉隆盛、上杉鷹山、二宮尊德、中江藤樹、日蓮上人等五位具有代表性的名人，以他們的事迹向西方人宣揚日本人的美德。

其中，二宮尊德的事迹對稻盛和夫觸動很大，使他進一步堅信了誠實與勤勉對於人生和企業經營的重要意義。

二宮尊德在日本是一個多少有點被神化了的歷史人物。二宮尊德本名二宮金次郎是日本江戶時代末期著名的農政學家、思想家和農村改革實踐家。二宮尊德1787出身於農民家庭，自幼父母雙亡，由伯父撫養。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披星戴月地在田間勞作。夜裡在油燈下讀書，因為耗油，遭受伯父斥責，想學習卻不能如願。青年時期做過小田原藩家老服部的武士。從1822年起十五年間，為小田原藩主的分支宇津家復興下野櫻町領地，獲得成功。

傳說中二宮尊德每天只睡兩個小時，拚命工作，用一把鋤頭，一把鐵鍬，把荒地改造成良田，下野櫻町領地復興的成功使尊德聲名大噪，許多人慕名請他。於是二宮尊德穿梭各地振興農村，在其指導和帶領下，600多個貧困的村莊變成了五穀豐登的富鄉。晚年時，二宮尊德為「幕府」起用，登上江戶城樓時，他的言談舉止，舉手投足之間透出的氣質，與天生的貴族毫無二致。稻盛和夫認為「除了健壯的身體外，二宮尊德必定擁有美好的心性」。

二宮尊德倡導並終身實踐「至誠、勤勞、分度、推讓」為主旨的「報德仕法」，不僅使其成為使其近代農業改革的先驅，對明治維新時期日本資本主義產生很大影響，也使其本人成為近現代日本婦孺皆知的傳統道德的楷模。至今日本國內有仍有許多供奉二宮尊徳的神社，日本在1946年-1951年間頒發1日元鈔票正面圖案頭像就是二宮尊德。

二宮尊德身上體現出「至誠與勤勉」的美好心性，令稻盛和夫心有戚戚焉。他在演講和著作中多次提及二宮尊德，並援引《代表性的日本人》中對二宮尊德的評價來闡釋自己的觀點，書中認為二宮尊德是一個「充滿滿腔熱情，無論做任何事都要傾盡全部身心，如不全身心投入便是罪過」的人。同時二宮尊德又是一位始終誠實不欺的赤誠之人，他畢生從不動搖的信仰就是誠實，心中沒有任何世故和權謀，堅信自己的真心和誠意能夠感動上天，精誠所至，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稻盛和夫回顧自己從一無所有創立京瓷到將之辦成世界500強企業，他認為京瓷公司通過勤勉誠實的努力取得成功，這個過程與基於自身真誠，僅靠一把鐵鍬讓貧困村落變為富裕村莊的二宮尊德有異曲同工之處，「看上去近乎愚鈍的誠實與堅韌的努力，最終卻成為成就偉大事業的重要根基，京瓷本身的歷史正是對這個道理作出的最佳證明」。

稻盛和夫和二宮尊德雖然相隔200多年，但是在追求「至誠與勤勉」的美好心性上二人在根本上是一脈相承的。

年近8旬的稻盛和夫在其一生中不僅勤勉經營，而且博學強聞，不斷探討人生的本質和意義。就在1997年9月，事業如日中天之際，65歲的稻盛和夫作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在京都圓福寺剃度出家，度過了一段禪修時間，後又重返世間，帶髮修行。

儘管在佛教中稻盛和夫尋找到人生的歸宿，力求精神和人生的圓滿，但其重要思想基礎在65歲之前的人生和企業經營實踐中已經基本確定了。除了佛教之外，對稻盛和夫影響至深，奠定其思想底色的，毫無疑問正是日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哲學，稻盛和夫本人及其「經營哲學」也正是日本思想傳統和現代商業世界融合交匯而成的有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