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魯迅國民性批判」思想

摘 要：國民性批判是魯迅作品最為顯著的特點，它既源於魯迅對其所處的這一代知識分子不斷揭示現實人生弊病的使命的理解，也源於魯迅不屈的戰鬥精神和批判精神。他將犀利而刻毒的批判鋒芒指向人們習以為常的病態心理，以挖掘國民的劣根性，從而引起人們對民族思想救療的注意。 　　關鍵詞：魯迅；國民性；國民性批判；國民劣根性 　　中圖分類號：I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2-0139-03 　　國民性，又稱民族性格，是指一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所積澱形成的文化精神和心理結構。19世紀至20世紀初，在中國這一片災難深重的土地上，幾千年所沉澱下來文化精神弊端以及畸形的民族心理不斷暴露出來：一方面，思想文化轉型迫使國民「站隊」，中國文化弊端顯而易見；另一方面，苦難的中國人民被「生存」所脅迫，病態心理佔主導。魯迅深刻地意識到「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於是將目光聚焦於國民的心理特質和性格特點，希望從他們集體無意識的劣根性中尋找到中國陷於危難境地的根源，並嘗試探索改造國民思想的新出路，致力於「民族魂」的塑造。 　　一、國民性批判的焦點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國家尊嚴的喪失也順帶掠奪了國民的自尊心。中西方思想文化的衝撞以及長期封建壓抑下的畸形思想和病態心理爆發，使得國民在苦難重重的生存環境下，性格、心理迅速發生變異，從而衍化成一類典型的中國人。魯迅抓住一類人的典型性格特徵，並對其進行分類，以審視國人的劣根性和落後性。魯迅在國民性批判的過程中主要將炮火集中於以下幾類性格的人： 　　（一）愚昧卑怯的奴性 　　奴性文化是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最為精要的概括。在幾千年封建思想的統治下，國民習慣臣服於逆來順受、絕對服從的被統治地位，加上儒家文化「和」思想的滲透，自我意識薄弱、反抗精神缺失，國民的性格之中始終帶有愚昧卑怯的奴性。魯迅在雜文《墳?燈下漫筆》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而正是處於這樣一個「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國民的奴性在魯迅的眼裡可真謂是低到了塵埃里。 　　《祝福》中祥林嫂的慘死既是世態炎涼的結果，也是其自身愚昧而導致的悲慘結局，而其悲慘的命運是對幾千年來中國底層勞動婦女的真實寫照：自覺地將自己置身於被統治、被壓迫的地位，甘於唯唯諾諾地生活，安安穩穩地做奴隸是最大的理想。在做女工期間，「然而她（祥林嫂）反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在幾次三番的命運劫難中，祥林嫂依舊選擇回到魯鎮做奴僕。小說中反覆出現「我真傻」，這既是祥林嫂痛失兒子的自我譴責，也是魯迅「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悲嘆。《阿Q正傳》中，阿Q作為「國民性弱點典型」，其精神勝利法為自己的失敗命運、奴隸地位採取辯護、粉飾和盲目自尊的態度；《故鄉》中，昔日童年好友閏土一聲「老爺」顯露了小農階級難以抹滅的封建殘餘思想以及其在經濟和思想上的雙重貧乏。 　　（二）麻木冷漠的看客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寫道：「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正是幾千年來強調秩序的正統儒家文化的浸染，中國國民在比自己更為強大的勢力面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地參與「熱鬧」，而在弱者面前則或是冷漠的「打量」、或是冷嘲熱諷地渲染「熱鬧」。魯迅的筆下，不乏這樣一群看客，而在其所創造的「看與被看」的獨特審美視覺下，其大都顯得麻木而冷漠。這既是特殊社會背景下，人們迫於生存而不得不「關閉」各項感官的結果，也是國民在長期封建統治下思想發生變異的產物。 　　在小說《葯》一文中，魯迅借老栓的視角，生動的刻畫了一群看客「看」革命英雄夏瑜被砍頭的場景：「老栓也向那邊看，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中國人素來喜歡看熱鬧，也善於將從「熱鬧」中得來的素材加工、整理成佐料，以為茶餘飯後的談資添油加醋。可悲的是，國民將所有的熱鬧都看成是一場「表演」，袖手旁觀不說，甚者還落井下石。《祝福》一文中，魯鎮的民眾不僅對祥林嫂悲慘的命運無動於衷，還以取笑其遭遇為樂，如其在述說自己凄慘的故事時：「……有些老女人沒有在街頭聽到她的話，便特意尋來，要聽她這一段悲慘的故事。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淚，嘆息一番，滿足的去了，一面還紛紛的評論著。」魯迅將矛頭直指這一類冷漠、麻木、沒有絲毫血性的看客，活靈活現地表現了他們醜陋的嘴臉，將中國人愛看熱鬧的劣根性表現得淋漓盡致。 　　（三）不願改革的保守派 　　正如魯迅在《論改革》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卻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幾千年的封建思想不僅鉗制了國民的精神，也摧殘了他們的意志，而只能一味地安於現狀，成為封建制度忠實的維護者和追隨者。難怪魯迅發出這樣的哀嘆：「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人自己是不肯動彈的。」在這一片固步自封的土地上，實難自覺地孕育出一場驚天動地的改革，魯迅對這樣一群不願改革的保守派可謂是捶胸頓足。 　　小說《肥皂》主人公「四銘」正是保守派的典型，因為兒子不知道「惡毒婦（old fool）」的意思，就憤然不平：「其實，在光緒年間，我就是最提倡開學堂的，可萬料不到學堂的流弊竟至於如此之大：什麼解放咧，自由咧，沒有實學，只會胡鬧。……嚇，什麼學堂，造就了些什麼？我簡直說：應該統統關掉！」四銘忠誠地奉行著老祖宗的那一套，認為「女孩子讀書無用」「女娃出來乞討有傷風雅」，更把「新文化」貶得一文不值。魯迅對這一類不願改革的保守派言辭中難掩諷刺之情，他們鼠目寸光地固守著舊文化、舊禮儀，甚至不允許他人做絲毫的改變，這一類人的可悲正在於成為舊文化、舊道德的守護者。 　　二、改造國民劣根性的出路 　　魯迅的全部創作表達出一種現實戰鬥精神和現代反抗意識，顯示出一種民族魂，其在雜文《偶像與奴才》一文中指出：「自卑和內松，是我國民的劣根性。此劣性一天不拔去，就一天不能脫離奴才。」魯迅認為改造國民思想的根本出路在於根除民族的劣根性，其主要提出了3條出路： 　　（一）依靠先覺醒的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的結合 　　《吶喊〈自序〉》中寫道：「假如有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魯迅借用比喻，生動形象地表現20世紀中國的社會環境、國民的思想狀態，在這樣堅不可摧的「鐵屋子」中，必然需要鐵屋外的「先覺者」找把鑰匙來打開。五四時期的新知識分子作為中國精神、文化的先驅者，其必然肩負著改造國民思想的重任。包括魯迅在內的這一代知識分子從傳統中走來，同時又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他們既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深諳其糟粕和精華，又汲取了新文化思潮的精髓，具備改造國民思想的基本條件。人民大眾作為改造的主體，先覺醒的一代知識分子直接作用於此，因此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的覺醒是改變整個國民群體命運的必然選擇。 　　魯迅的作品中不乏對自身角色的自省意識和對新一代知識分子角色的審視和深度思考，如在《狂人日記》中，魯迅採用現實主義和象徵主義相結合的手法，在看似病態的思維和語言之下巧妙地融入了象徵性描寫，以達到戰鬥的深意。而「狂人」正是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先覺醒過來的一批知識分子的形象而存在的，其思想上徹底的反封建和叛逆精神既是對封建禮教和制度「吃人」本質逐層揭露，也是引起國民救療注意的需要。魯迅藉以「狂人」的形象，希望以其瘋言瘋語打破國民傳統封建思想的局限，為社會注入新鮮的認知思想以及價值觀念。 　　（二）改造國民的道德素質 　　國民深受舊道德的戕害，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孔子之道儒家倫理學說不僅綁架和束縛了國民的理智，而且使其陷入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境地。在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相交加的中國，魯迅深知思想的貧乏遠比經濟的落後來得更加的嚴重，於是果斷「棄醫從文」，並汲取了章太炎「道德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根極也」的思想，認為改造國民「自改造國民道德素質始也」，簡單地說，就是使國民能分清對錯、知榮辱。魯迅提出了「人立，而後凡事舉」的「立人」思想，以徹底貫徹啟蒙的教育思想。其對國民性的批判，將國民的人性弱點赤裸裸地、毫無保留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正是以改造國民道德素質為出發點。 　　（三）發揮文藝的重要作用 　　魯迅深刻地認識到文藝在改造國民思想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出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文藝作為一個民族思想濃縮的載體，其既能夠反映社會各方面的狀況以及人的精神面貌，又能夠「輔翼道德」，實現「高潔之情獨存，邪穢之念不作」的目的。另外，文藝作為藝術的一個分支，兼審美性、教育性、娛樂性於一體，能夠潛移默化地影響國民的價值觀念、道德素質。正如其所說，「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著小說，甚至於還靠著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因此，魯迅積極倡導發揮文藝的多種社會功能，鼓勵國民從小說戲曲等文藝作品中挖掘營養、精髓，以達到「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當然，魯迅所指的文藝是優秀的作品，即健康、高尚的「藝術品」，他不反對借鑒西方積極的文化精髓，但批判全盤接受的崇洋媚外的行為，對此提出了「拿來主義」的原則。 　　魯迅以其深邃的思想和敏銳的洞察力，獨闢蹊徑地從民族性格出發，以尋求救國救民的新道路。他於病態社會中不幸的人身上採擷罪惡之花，借有力的筆觸和深刻的思想深度，深入地剖析、表現「惡之花」對人性的摧殘。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積極尋求改造、更新國民思想的有效方法，以打破舊文化、舊思想對國民的鉗制。另外，其所創造「國民性批判」思想在現代社會發展中仍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對於促進民族自省、提高道德素質具有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劉海洲.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的「現代性」反思[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0，（1）. 　　〔2〕陳玲玲.簡述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現代性」[J].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學報，2009，（6）. 　　〔3〕何芬.中國現代文學國民性問題研究評述[J].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S1）. 　　〔4〕李建軍.「國民性批判」的發生、轉向與重啟[J].文藝研究，2009，（10）. 　　〔5〕王宗凡.魯迅與柏楊筆下的國民性[J].社科縱橫，2008，（9）. 　　〔6〕曹林紅.論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國民性」主題流變[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8，（8）. 　　〔7〕孫強.國民性概念與理論的歷史性考察[J].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 　　〔8〕常立霓.「國民性」問題再思考[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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