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民主化常常導致民族主義衝突？

盧安達種族大屠殺中遇難者的骸骨

「冷戰」結束後，人們信心滿滿地宣稱促進民主的傳播能帶來穩定與和平，然而戰火和衝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續不斷。盧安達大屠殺、科索沃戰爭、頻繁發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區的族群衝突始終刺痛著我們的神經。

為什麼民主化常常導致民族主義衝突？為什麼有時衝突又沒有發生？為什麼國際社會的介入反而使衝突不斷升級？為了回答這些問題，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國際關係研究學者之一傑克·斯奈德，深入研究了民族主義的四個經典案例：曾處於歷史轉折點上的德國、英國、法國和塞爾維亞，寫下了《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一書。斯奈德認為：

在世界範圍的民主傳播當然是一個可貴的長期目標。但是，此戰略的完成必須由對轉型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解來引導。天真地向族群分裂的威權國家施壓，要求立刻舉行大選，只會造成災難性後果。例如，1993年，國際財政援助者強壓中非小國蒲隆地的領導者舉行自由、公正的選舉，結果一年內，5萬胡圖人和圖西人在種族衝突中喪生。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國家成功民主轉型後並沒有引發民族主義衝突。思考這些成功轉型的前提條件應該是設計朝向民主道路的第一步。為此目的，本書意在解釋為什麼民主化常常會導致民族主義衝突，以及為什麼衝突有時候並沒有發生。在此分析基礎上，我將描述一些讓民主轉型不太危險的方法。

在今天推送的文章中，關於「為什麼民主化增加了民族衝突的風險」這一問題，斯奈德分析了兩種針鋒相對的解釋，並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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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民主化增加了民族衝突的風險

文/[美]傑克·斯奈德

譯/吳強

節選自《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

兩個針鋒相對的觀點，我分別標之以「民眾—對立」和「精英—說服」，提供了兩種關於民主化和民族衝突的相反解釋。前者意味著長期存在、大眾樂見的民族對抗先於民主化，民主化則使已有民族可能表達這種根深蒂固的民眾願望，這種與其他民族並不兼容的願望。「古老仇恨」觀就是這種「民眾—對立」解釋的一個形式。

我持相反立場。在民主化開始前，民族主義通常較弱或者於多數人口中杳然無蹤。典型的大眾民族主義發端於民主化的最早期，彼時精英們爭相籲請大眾的支持。當民族內的權勢集團不僅需要利用民眾熱情完成戰爭目標和經濟發展，而且試圖避免權力當局向中間市民讓步之時，民主化便製造了民族主義。對那些精英來說，民族主義實在是個方便的學說，可以滿足一部分民主的形式，其中精英們以民族的名義實行統治卻無需為人民負責。在部分民主化的條件下，精英經常能夠通過他們對政府、經濟和大眾媒體等層面的控制來推廣民族主義觀念，從而設置爭論的議程。精英努力說服人民接受其分裂的民族主義觀念，民族主義衝突正是以這種副產品形式出現的。

《盧安達大飯店》劇照

上述兩種觀點哪一種才正確？這關乎我們可為避免民族主義衝突開出何種藥方。如果「民眾—對立」的觀點是對的，那麼優先的解決方案應當是實行分區民主化，族群則應納入分隔的國家，即使這意味著遷徙人口。在20世紀，大部分東歐已經經歷了「非混居人民」，大部分都是兩次大戰期間或戰後作為種族滅絕和強迫移民的結果。按這種觀點，為什麼不早在戰事爆發前而非戰後才遷徙呢？如果在一個多族群國家實行分區不夠實際的話，那麼至少可以採取一個最接近的替代方案：在大部分自治的民族間分享權力。這種圖式，有時也稱「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人民不只擁有個人權利而且具有作為一個民族或族群成員的權利，以管理其內部事務並在官僚和立法機構擁有團體的比例代表權。當然，如果「精英—說服」的觀點是對的，這種分隔措施只能鎖定分裂的民族認同，毫無必要地抬升了族群間的互不信任。這個時候，更好的解決之道是在民主化的形成階段利用民族認同的流動性來促進包容的公民認同和跨族群的政治聯盟。

我會首先概括並評估「民眾—對立」的觀點，部分因為對於多數美國讀者而言，它看上去相當可疑。接著，我會簡述自己的「精英—說服」論，並在第二章進行更充分的說明。

前民主的民眾對立：一個簡單但是錯誤的解釋

關於民主化和民族衝突兩者關係的一個很簡單的解釋，即將民族主義看作深植於遠早於民主化的民眾態度。如果屬於不同文化的人民都想擁有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且，如果他們恰巧都生活在同一個疆域，那麼，投票只能不可避免地把他們變成一群糊塗蟲。原則上，這些相互衝突的目標就會引發衝突，即使對立集體之間在前民主的歷史中並沒有過暴力相向。然而，如果文化相異的人民已經從長期對抗中互相憎恨或者不信任，那麼這種文化對立只能更糟糕：民主過程將表達出根深蒂固的民眾仇恨。

以「民眾—對立」的觀點，當民主化讓有真正民族主義偏好的普通選民發出聲音後，那裡的民族鬥爭就會招致帝國和威權政權的鎮壓。選舉變成一個共識而非審議的過程。民主化將產生多數的暴政，或者在各自追求競爭性國家建設目標的對立民族之間爆發激戰。如果一個新民主化的民族國家謀求奪取它的族群兄弟所居住的外國領土，據此觀點，民主化就會演化成國際衝突。

科索沃戰爭

且不管這種「民眾—對立」觀點背後的清晰邏輯，我認為在大部分案例中，事實恰好相反。民主化之前，大眾民族主義鮮有良好發育的。更普遍地，它是在民主化的最初階段崛起的。在大多數人口得以成為政治生活中一個積極部分之前，人們的民族歸屬感通常較弱。典型的是，儘管他們意識到各族群在文化、語言、宗教和地區的差異，但是他們只是間斷性地將這些差異附上政治含義。在這一社會發展的階段，政治是精英們的事。如果說在威權主義政權中基於民族的文化遺產或者行政安排有利於後來的民族主義的某種形式，倒也不錯，因為有更多人變得政治活躍起來。即使這樣，大多數例子中，只有當人們按民族劃分公開談論或者形成政治組織時，這種意識才會開始結晶。

比如說，19世紀初為從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爭取自治的塞爾維亞戰爭，若當作古老的大眾民族主義感情的表現，就大錯特錯了。就像我將要在第四章展示的，那場戰爭實際上更接近由一條多民族的生豬貿易鏈發動的商業冒險而不是一場民族主義戰爭。塞爾維亞的民族意識是在19世紀60年代到1914年期間逐漸形成的，讓人驚訝的是，當時塞爾維亞有一個民主卻失序的政治體制，包括近乎普選的選舉、競爭性政黨，還有一家自由媒體。倒是那段時間的戰爭和仇恨對民族意識產生了持久的影響，部分源於公眾已經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某種角色。而對大部分歐洲國家來說，根據歷史學家米羅斯拉夫·羅赫（MiroslavHroch）的研究，「只有當民族主義運動獲得大眾支持後，民族形成過程才具備了不可逆轉的特徵」。

精英—說服：在民主化國家推銷民族主義

民主化催生民族主義，因為它服務於一個民族內部權勢集團的利益，後者尋求利用人民的熱情進行戰爭和經濟發展而無需讓政治當局向普通選民低頭。在前民主化社會，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精英的統治傾向於避開喚起大眾的民族主義感情而引發的風險。但是，在18、19世紀，當國民軍、商業資本主義和廉價印刷興起之後，能夠吸引人民的活躍支持的統治者，會得到與其他國家或者本國內部精英對手相抗衡的有價值的競爭優勢。在越來越多的國家，老一代精英們放開了一些改革，或者在新精英們的壓力下開始這些改革。除了民主化壓力，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精英們都很不情願允諾全部民主權利，因為這可能威脅到他們狹隘的經濟利益和他們在社會中的權力地位。民族主義，以人民名義進行統治但並非必然民治的原則，為精英們提供了一條受歡迎的且無需徹底民主的道路。

運用民族主義教義是一個遏止大眾民主化壓力的有效工具，可將所謂民族的敵人排除在享有民主權利之外。民族主義精英們通常說少數族群、工人階級、對立精英，或者其他政治反對派們都應該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經常指控這些群體缺乏適當的民族資格且和外部勢力勾結。這種策略不僅有助於限制那些「內部敵人」的民主權利，其重要性還在於，對所有公民的表達自由有著喝倒彩的效果。

精英努力進行民族主義說服的前景則部分依賴於民主化進程，這一進程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發展有關。如果民主化國家太窮，當它的公民缺乏成功進行民主政治參與所需的技巧時，當它的代表制度、政黨和新聞專業主義等在民主化早期尚在襁褓之中，排外的民族主義多半會佔上風。這些條件下，民族主義精英更能夠綁架公共討論。甚而，在這樣一個荒涼無信的政治景觀里，一個充分民主的政權能否在他們讓渡權力後可靠地保證他們的利益，驚恐的精英們對此實在缺乏自信。而相反，如此情形下，在民族主義浪潮正值波峰且權柄在握的時刻賭一把，看上去頗有吸引力。反之，排外性民族主義不太可能在一些國家——比如19世紀的英國或者現代南非——興旺起來，在那些地方，有了必需的經濟資源、公民素質或者政治制度之後，民主化才開始啟動。

上述結果取決於精英們推廣民族主義學說的動機和機會。而精英的動機強度則決定於其利益如何因應更民主的設定而調整。對全盤民主的到來越恐慌，精英的激勵就越強，要使用民族主義煽動來預防此結果。精英推銷其排外民族主義的機會則很大程度上依民主轉型國家政治制度的特質而定。例如，如果國家官僚過強，而民主參與和公共爭論的制度太弱的話，那麼國家精英就會在民主化早期利用行政槓桿推進民族主義。相反，如果代表制和新聞制度在民主化早期已經充分發展起來了，民族主義觀點就可能經由開放的公共討論進行有效的審議。

精英利益的調整和這個國家在早期民主化期間政治制度的力量這兩個因素，決定了民主轉型國家的民族主義的強度以及這一民族主義將可能採取何種排外方式。若用簡化圖式代表可能結果，可有四種民族主義：反革命的、革命的、族群的和公民的（參見表1.1）。其中三種嚴重排外的民族主義都有可能導致激烈的民族主義衝突。

表1.1　早期民主化階段政治制度和精英利益與民族主義類型的關係

當精英利益不可調適的時候，更可能出現反革命的民族主義，尤其是行政體制強而代表制度弱的時候。那種情況下，我的理論預測得出，民族主義說服的努力將是強化而有效的。受到威脅的統治精英將把政治反對派們形容為民族的革命敵人而完全排除在權力之外。就像「一戰」前的德國，民族主義所採取的反革命形式。

法國大革命

反之，革命民族主義是在國家制度已然崩塌之後出現的，即善於適應的機會主義精英為了重掌大權而力圖建立民眾基礎。那種情況下，我預言民族主義說服會被善用以爭取支持，反對那些境內外的敵人。如同法國大革命中，民族主義就充作一個激烈排外的革命形式。

而當民主化開始之際，政治或行政制度的基本建設還遠未落實，族裔民族主義便可能出現。在如此制度沙漠中，精英們很自然地受限於訴諸唯一的選擇：傳統大眾文化。例如19世紀的塞爾維亞，強烈排外的民族主義就採取了族群模式。

這三種排外性的民族主義——反革命的、革命的和族裔的——都會製造暴力的民族衝突，或者與一個國家內部被排斥的群體，或者與任何被指控為外國勢力同盟的集團。而第四種民族主義，公民民族主義，則更溫和、更包容。

當精英們不對民主化感到特別害怕、當大眾獲得政治權力之前已有現成的代表制度和新聞機構，民族主義才會採取公民的形式。就像18和19世紀的英國，那種情形下，民族主義者既缺乏動機也缺乏機會來提供分裂的民族主義教義。如果公民民族主義不被看作是和平主義的，那麼實在沒有多少可能來避免成為其他三種民族主義所特有的輕率的、意識形態驅動的衝突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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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

[美]傑克·斯奈德 著

吳強譯

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本月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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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民族主義經典研究案例

揭示民主化成敗的關鍵因素

「冷戰」結束後，人們信心滿滿地宣稱促進民主的傳播能帶來穩定與和平，然而戰火和衝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續不斷。盧安達大屠殺、科索沃戰爭、頻繁發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區的族群衝突始終刺痛著我們的神經。

為什麼民主化常常導致民族主義衝突？為什麼有時衝突又沒有發生？為什麼國際社會的介入反而使衝突不斷升級？本書以這三個問題為核心，深入研究了民族主義的四個經典案例：曾處於歷史轉折點上的德國、英國、法國和塞爾維亞。通過考證大量的文獻資料，作者指出，民族主義狂熱和族群暴力並非源於敵意文化間的「古老仇恨」，而是由於精英階層為維持現有統治秩序所做的冒險決定。

如今，諸多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相似困境。本書的現實意義在於，作者評估了避免民族衝突的不同方案，繼而提出有效的針對性政策，以防止歷史悲劇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