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涉的利比亞模式可否複製
第一，「政治反對派發起內戰+西方軍事干預」是否會成為西方對「失敗國家」進行政權更迭的新模式？
利比亞戰爭與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有著重要的區別，其鮮明的特點之一在於它不同於北約和美國直接發動地面戰爭剷除塔利班政權和薩達姆政權，而是先通過外交 支持扶植利比亞國內反對派挑起內戰，再主導聯合國安理會並廣泛爭取阿盟、非盟等區域組織和阿拉伯國家的支持，通過建立禁飛區的1973號決議，然後實施空 中打擊配合「全國過渡委員會」的地面軍事行動，最終顛覆卡扎菲政權。
利比亞戰爭是希拉里所謂「新介入方式」的成功運用，其基本做法是充分整合西方聯盟，廣泛爭取國際合法性以及地區組織和國家的支持，充分利用和強化當事國政治反對派的力量， 以內外聯合的方式顛覆當事國的政權。這是在霸權相對衰落情況下美國對外戰略進行深刻調整的體現，這也恰如奧巴馬所言：「我們在伊拉克的經驗讓我們認識到， 無論多麼用心良苦，試圖用武力來實現政權更迭，其代價是多麼高昂，而且是何等的困難。」「不改變我們的方法有可能使美國和阿拉伯世界之間的分歧循環深 化。」
奧巴馬的利比亞政策雖在表面上看有損美國的領導地位，但在本質上符合美國的戰略 利益。美著名學者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評價指出：奧巴馬「將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推遲到阿拉伯聯盟、聯合國安理會、法國和英國完全加入後，而且即使在開始行動時也對軍事行動和目標 加以限制，這種做法是正確的。他不希望美國獨自承擔利比亞問題，因為利比亞的混亂有可能持續數年」。「奧巴馬總統並非軟弱，相反他十分狡猾。」
時至今日，不僅美國在利比亞問題上保持了避免陷入戰爭泥潭的主動性，一直未介入地面行動的北約也為自身留有了選擇的餘地。因此，在西方整體實力相對下降的情況下，利比亞戰爭很可能成為西方對存有內患的敵對國家進行政權更迭的新模式。
第二，利比亞國家重建選擇何種政治體制，是否存在陷入嚴重動蕩乃至國家分裂的危險？
以下幾個因素是決定利比亞是否會陷入嚴重動蕩乃至國家分裂狀態的關鍵。
首先，「全國過渡委員會」的合法性及其政治領導和社會整合能力如何。「全國過渡委員會」作為以推翻卡扎菲政權為目標組建的臨時政治組織，其成員包括前政權官 員、知識分子、民族主義者、世俗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這樣一個缺乏凝聚力的組織能否完成整合部族割裂的利比亞社會，並完成政治民主化的使命，顯然是一個 巨大的未知數。
其次，利比亞的政治體制重建能否使地方割據和部族對立得到彌合。在歷史 上，東部的昔蘭加尼、西部的的黎波里和南部的費贊三大部落地區長期對立，直到1929年義大利殖民統治時期才正式統一稱「利比亞」，1951年聯合國大會 才予以承認。在1969年軍官革命後，卡扎菲依靠鐵腕手段才維繫了利比亞的統一。因此，在利比亞國家重建的過程中，為滿足三大區域的政治要求，選擇聯邦制 的可能較大，而這必將埋下利比亞地方割據乃至國家分裂的危險。
此外，石油資源的分配、國家經濟重建、伊斯蘭主義組織和「基地」組織滲透、原卡扎菲政權的機構和人員的安排等具體問題，也都是影響利比亞能否順利完成政治轉型和國家重建的重要問題。
第三，卡扎菲政權倒台是否能推動「阿拉伯之春」進入「第二春」，哪些中東國家會成為下一個利比亞？
在突尼西亞和埃及政權更迭後，利比亞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中東變局的風向標。當卡扎菲對反對派進行嚴厲鎮壓之際，其他阿拉伯國家政權曾一度效仿，並一度使「阿拉 伯之春」陷入膠著狀態；當西方對利比亞實施軍事打擊後，葉門和敘利亞等國家的反對派明顯加大了抗議浪潮的力度。因此，卡扎菲政權的覆滅自然會引發人們對中 東變局發展趨勢的猜測。由於不同中東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以及西方的政策不同，卡扎菲政權覆滅對不同國家的影響也將不同。
海灣國家的局勢將繼續維持相對平衡的態勢。在海灣國家中，巴林什葉派的反政府活動構成了該地區抗議活動的典型代表。在本質上，它反映了沙特主導的遜尼派與伊 朗主導的什葉派之間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較量。因此，沙特主導的海合會對於平抑巴林的抗議浪潮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美國和西方基於遏制伊朗、能源安全、反恐 合作、軍事基地安全等現實利益考慮，默許了海灣國家對抗議浪潮的嚴厲打擊，這都將使海灣地區的局勢繼續維持相對平衡，發生大規模動蕩的可能性不大。
敘 利亞和伊朗面臨的壓力將有所增強，尤其是敘利亞的局勢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就在卡扎菲政權垮台之際，奧巴馬等美歐領導人均發出了要求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下台 的強硬信號，意在以此推動敘利亞的反對派對巴沙爾政權施加更大的壓力。但是，由於敘利亞特殊的地緣地位及其與俄羅斯的密切關係，西方是否有信心和能力對敘 利亞進行軍事干預，無疑仍是西方面臨的巨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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