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保障力催生歸屬感

作者：俞春江 來源：學習時報 字數：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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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後代留下一筆房產，是許多華人老人的遺願。傳統思維中，那是給子孫帶去福祉的最好做法。對於剛剛走完非凡一生的李光耀來說，也許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不過他的的確確留下了一大筆房產——90萬套組屋。他推行的組屋政策解決了全國80%以上人口的住房保障問題。「組屋」「社會保障」「穩定」成為李光耀 一生最耀眼的關鍵詞。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社會動蕩。在各種騷亂和打砸事件中，那些路邊的店鋪、汽車等首當其衝。一次在騷亂髮生時，李光耀親眼看到，街上的年輕人不是忙著參加活動，而是忙手忙腳地把自己的摩托車先搬上樓——有產業可保衛，這是人們熱愛自己國家的前提。這件事李光耀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多次提到，成為他決心啟動大規模組屋建設的動因之一。　　新加坡建國之初住房問題曾經十分突出。當時住在組屋中的人口約為9%，許多人擠住在臨時棚屋內。但是到2010年，新加坡住在組屋中的人口上升到82%。新加坡人均住房擁有率（87%，2010年）也因此遠高於英國（68%，2011年）和美國（67%，2010年）。　　做好住房保障幾乎是每一個國家的政府都面臨的難題。合適的路徑是成敗的關鍵。李光耀的邏輯是：既然是保障，就應該讓人買得起。2013年，筆者在新加坡訪問時，曾向建屋發展局官員了解房價問題。他們的回答很簡單——房價不是根據成本來算的，更不是根據市場價算的，而是根據公民的收入來定的。組屋政策總的原則是「讓70%的家庭能夠買得起三房式（兩室一廳）組屋」。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2010年4月份統計的一份資料顯示，當時四房式（相當於三室一廳）組屋的平均銷售價格是26.3萬新元，當期申請者家庭月收入的中位數是4100新元，其抵押貸款的月供是948新元（計算方法為：2.6%優惠利息，90%銷售價）。月供與收入比率是23%左右，中央公積金的繳存比例也正好是23%。（依據公積金條例，35歲以下的公積金會員必須將月薪的23%繳納到賬戶中。）大部分購房者，完全可以用他們的中央公積金來支付月供。　　既要保證品質，又要成本低廉。為了讓房子成本降下來，除了在地價和造價上想招之外，新加坡政府更多是向規劃要效率。新鎮一般離中心城區遠，但是都經過了統一科學的規劃。組屋區一般50%的用地為住宅，10%左右為學校，道路用地10%，體育和休閑用地佔2%。另外幾乎所有的新鎮都有一片預留空地。合理布局的組屋區實用功能很強。尤其是公共空間充足，娛樂體育設施齊全，低成本、低價格，卻擁有高品質。　　由於房屋是大規模集體建設，集約化成為可能。政府的調控手段便也無處不在。2013—2014年，筆者在新加坡訪問期間，先後走訪過十多個街區，租住過多個組屋。其中有三件事印象特別深刻。第一，所有的組屋都很相似。無論是西部的裕廊地區，還是中部的大巴窯，東部新開發的一些新鎮、小區，都是一樣的外立面設計，一樣的內部構造。第二，鄰居中總有不同膚色的人種。同一個小區總會看到馬來人和印度人。第三，租住房屋時，幾乎都要與主人合住，很少有單獨出租的房子。　　深入調查後發現，這些現象背後都有著新加坡政府的深入考量。一是民族融合政策。為了保持組屋區各種族人口比例相對均衡，政府於1989年制訂了「避免單一種族聚居區」的法令。在組屋區政府規定了各主要民族在鄰里和同幢樓居住的上限比例。二是禁止房產投機政策。政府限制組屋整套出租，除非房主出國在外，一般只允許自住，或者自住的同時出租整套房屋中的某幾間。　　政府藉助組屋政策實現著更多的社會目標。實際上，政府提供組屋有一個很大考量就是社會公平。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住房公平就是最大的公平，80%的人口住在這些房子里，高低之分往往在無形中被化解。　　新加坡統計局2007年估計，每個居住在組屋的家庭房屋資產平均價值為15.4萬新元，相當於他們年收入的3.3倍。這一政策為國民提供了一定的財務保障，使國民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在必要時候，還可以把住房轉換成現金。而這一功能是當初許多新加坡國民所沒有料到的。　　與住房相配套的中央公積金制度，於1955年實施，由勞資雙方共同繳付，按照比例用於購房、保健和養老，是新加坡社會保障體系的主體。　　「當人們沒有住房、公積金等社會保障的時候，在大選時就很容易投票給那些善於嘩眾取寵但不一定具有治國能力的反對黨人，而當人們有了住房和公積金，他們就會投票給能夠讓他們的住房和公積金保值的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這是李光耀1984年國慶群眾大會演講中的一段話。　　的確，擁有住房是產生歸屬感最直接的方式。對於一個歷史很短的移民國家而言，這一舉措意義更不一般。組屋除了滿足公民最基本的居住功能外，還有其他多重保障功能：增強社會穩定和國家認同感，促進民族融合、社會公平，保值增值。　　組屋政策，幾乎像當年中國土地革命時的「土地政策」一樣，迅速燃起無數普通民眾對新政權的信心。相應的一系列社會保障措施，給新加坡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福祉，也在新加坡的政治穩定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新加坡立足於此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其從「第三世界」跨向「第一世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