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識相知：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文章情緣
張愛玲
胡蘭成在與張愛玲相遇之前，除了玉鳳，又經歷了兩度婚姻，一度離異。
1932年，胡蘭成南下廣西，次年轉百色的廣西第五中學任教，與全慧文結合，生兒育女。胡蘭成北歸，然後到上海《中華日報》，抗戰發生從上海到香港，兩年後再回上海，來去拖兒帶女的，就是這個在廣西百色成立的「全慧文家庭」。
胡蘭成投身汪偽集團，1939年年中回到上海，做了報紙總主筆，做了汪偽國民黨「中委」，以後又是汪偽政府的宣傳部次長，一下子做官發跡，身份與廣西時期那個中學教師已大不相同，與香港時期那個六十元港幣月薪、害著眼病可憐兮兮的小編輯更大不相同。中國男人，多收了三斗米就想討小老婆，何況像胡蘭成這樣陡然一步登天的？與中國一般男人的舉動無異，胡蘭成也在此時「休掉」了舊妻，別有懷抱。當年玉鳳的擔心——自己含辛茹苦，到男人一旦出頭，享受的卻另有新人，這一命運，玉鳳沒來得及遇上，卻降臨到了這位「百色」妻子的頭上。
全慧文應該要比時時生活在貧苦困窘中的玉鳳要好，不過好得也有限，她跟著胡蘭成流離南北，先從廣西到上海，再從上海到香港，然後又再度北歸回上海。可當生活像是有了希望時，一切卻隨之而去，沒有她的份了。全慧文為胡蘭成生養了最多的孩子，胡蘭成現在大陸的六個子女，全慧文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不知胡蘭成是否給過像樣的「遣散費」？她自此以後的命運如何？根據胡蘭成、全慧文的兒子近年公布的回憶說，全慧文精神有病，晚年由其子女撫養。[1]不知其病是否與胡蘭成有關，或與此次離異有關？是因病而離還是因離而病，不得而知，但胡蘭成對其的不仁不義那是毫無疑問的。胡蘭成對此無一句話可說，在其回憶中無一詞辯解。
胡蘭成與全慧文離異大約在1941年，在其擔任汪偽政府宣傳部次長的後期。胡蘭成將侄女青芸和兒子阿啟從家鄉嵊縣胡村接出、到上海安家，應該就在與全慧文離異之後的事。全慧文離開，子女卻未帶走，全留給了胡蘭成。胡蘭成身邊少不得女人，對子女卻無多少興趣，他經常在上海、南京兩地跑，子女需要有個家，也需要有人帶養，侄女青芸已長大成人，將青芸和兒子從胡村接到上海，兩家合為一家，由青芸做家長，正是一舉兩得再理想不過的事。
在與全慧文離異前後，胡蘭成搭識了舞女出身的應英娣，成就了他的第三次婚姻。此中過程，應的來歷，胡蘭成從未細說過。從他以後逃亡日本與佘愛珍結合之際，應英娣又再度出現，可以猜想，胡蘭成與應的結識以及其後的婚姻，與佘愛珍大約不無關係。佘是上海「白相人嫂嫂」，在上海交遊廣闊，與舞女這輩人自是熟識。胡蘭成的所有女人中，唯有應英娣是與他共富貴始終的，似與一般舞女的身份性格也相合。
胡蘭成與應英娣結合，應自然不肯走進胡蘭成上海的家，胡蘭成也不會願意將應英娣帶進自己的家受委屈，陷入一大群沒有母親的孩子中，他娶這位戰時夫人本不為兒女。他將前兩次婚姻遺下的兒女，留在了上海家中、留給了忠心耿耿的侄女青芸，自己帶著新娶嬌妻往南京安家。此時他被解職宣傳部次長後又重新出任法制局長，法制局長需長駐南京，而法制局長職又實在輕閑，每日只需辦公三四小時，他與應英娣別營安樂窩，陷入溫柔鄉中很過了一段舒服的小家庭生活。
這段婚姻持續了兩年，直到胡蘭成與張愛玲相識、相戀，直到胡蘭成與汪偽政府反目，離開南京回上海，徹底地投向了日本人。
張潤三有過這樣一段記述：
胡蘭成被改組派(嚴格地說應該為公館派)趕出來(指趕出偽宣傳部——筆者)，周佛海派自然歡迎。胡與周派勾搭上後，當上了上海《國民新聞》報的總主筆。後來胡又和一個「女作家」張愛玲姘上了。林(指林柏生——筆者)派的人，乘機煽風點火，唆使胡蘭成的老婆大鬧特鬧，醋海風波，滿城風雨。[2]
張潤三所寫，前面所引的在時間上的錯誤，已經辯正。這段不知時間上是否有問題。這裡的胡蘭成的「老婆」，應該是指應英娣，因為按胡蘭成的說法，他是在被免法制局長職後才與張愛玲相識的，那時他的「老婆」正是應英娣。能夠被別人「唆使」後「大鬧特鬧」，弄得「醋海風波，滿城風雨」的，也像是應英娣的作為。以後胡蘭成與應在日本再度相逢，事過境遷已十年，兩人見面也時常吵得不可開交。若張這裡說的胡蘭成的「老婆」是全慧文，那就是胡蘭成在與應英娣結合時，並未與全慧文離異，他此時在三個女人之間周旋。這種情況，按胡蘭成的個性倒是有可能的，但與全慧文的性格不合，根據胡蘭成、全慧文的兒子的回憶，全慧文此時應在胡蘭成家鄉胡村和上海兩地養病。
不過，從張潤三文中可以知道的一個情況就是，在胡蘭成與張愛玲相識相戀時，兩人並不是一帆風順走到一起，還是經歷了一番尷尬的。按胡蘭成的「盪子」性格，對這些當然無所謂，在張愛玲確實是有一點難堪的，按世俗標準，正是他們兩人之間的戀情拆散了原來的家庭，用現在的話講，張愛玲就是所謂的「第三者插足」。兩人雖曾經過如此「大鬧特鬧」和「滿城風雨」，可無論是胡蘭成還是張愛玲的筆下，未見有一字半句提及，可見兩人的文章素養。
順帶說明一個情況：
在前所引的張潤三文章中，張文在所有提到胡蘭成之處，都將「胡蘭成」寫作「胡竺成」，將「張愛玲」寫作「張愛珍」。[3]這顯然是故意的，不是簡單的對人名的記憶錯誤。一個人對與自己有過關係的人名發生記憶錯誤，可能會記錯在讀音，記錯在同音不同字，而不會記錯在字形，而這兩個人名中的兩個錯字，音完全不同形卻相近，顯是特意如此改動且改得不差太遠。不知道算是怎麼回事。
此文寫於1963年，發表於二十年之後的1984年11月[4]。唯一可推想的原因，可能因為此時大陸剛開始談論張愛玲，柯靈先生《遙寄張愛玲》[5]的名文即在這一年年初公開發表。其時張愛玲人還在美國，可能為了「統戰」之類的原因，因而編輯部在發表時，將張文中的人名臨時作了如此音錯形相近的小小改動。不知道張愛玲的，自然不會知道指的是誰，而對知道張愛玲的人，又絕不會弄錯。既尊重了歷史，又不妨礙現實，也算巧妙。
相知相愛
按照胡蘭成自己所記，他知道張愛玲，欣賞讚嘆之，以及其後的主動謀面相見，其過程是這樣的：
前時我在南京無事，書報雜誌亦不大看。這一天卻有個馮和儀寄了《天地》月刊來，我覺和儀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過一把藤椅，躺著曬太陽看書。先看「發刊辭」，原來馮和儀又叫蘇青，女娘筆下這樣大方利落，倒是難為她。翻到一篇《封鎖》，筆者張愛玲，我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地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見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贊好，我仍於心不足。
我去信問蘇青，這張愛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覺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於張愛玲的，便皆成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張愛玲的一篇文章，這就是真的了。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見了好人或好事，會將信將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證明其果然是這樣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裡傻氣的高興，卻不問問與我何干。
這樣糊塗可笑，怪不得我要坐監牢。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運的糊塗。但是我偏偏又有理性，見於我對文章的敬及在獄中的靜。
及我獲釋後去上海，一下火車即去尋蘇青。蘇青很高興，從她的辦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飯。我問起張愛玲，她說張愛玲不見人的。問她要張愛玲的地址，她亦遲疑了一回才寫給我，是靜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號公寓六樓六五室。
翌日去看張愛玲，果然不見，只從門洞里遞進去一張字條，因我不帶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飯後張愛玲卻來了電話，說來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麗園，離她那裡不遠，她果然隨即來到了。[6]
胡蘭成被免法制局長，是在1943年春天，蘇青的《天地》月刊創刊號是在1943年10月10日，胡蘭成「坐監牢」是在1943年年底和1944年年初。按以上所記，那麼胡蘭成看到張愛玲的文章，是在1943年的10月，真正見面是在1944年的年初，過完農曆春節以後的事了。
不過，筆者總覺得胡蘭成與張愛玲相識，時間上比他自己寫的還要早上幾個月。證據有這樣幾項：一是，前面第四章在介紹胡蘭成義母時已提過，張愛玲於1943年10月所寫的《金鎖記》中的七巧，其人物原型顯然就是胡蘭成的義母。這是內證。
二是外證，就是張潤三文中所說的，胡蘭成宣傳部的同僚們唆使胡蘭成老婆「大鬧特鬧，醋海風波」。若是1943年10月才知道張愛玲，1944年年初才見到張愛玲本人，那時胡蘭成早已不是宣傳部次長，且做了一任法制局長後也已去職半年多，若有同僚為應英娣打抱不平，唆使其向胡蘭成和張愛玲「大鬧特鬧」，那不會是宣傳部同僚而應該是法制局同僚。若張潤三所記不錯，是胡蘭成的宣傳部同僚唆使應英娣「大鬧特鬧」，那胡蘭成和張愛玲之間的相識相知在時間上應該就要早於1943年10月，應英娣其時還與胡蘭成宣傳部同僚間有接觸有來往，胡蘭成宣傳部同僚與其之間的恩怨還未被徹底忘記和了結。
另外，還可作為補充證據的就是，胡蘭成「坐監牢」期間，張愛玲與蘇青曾到周佛海家去為他說情。以張愛玲的個性，以張愛玲和蘇青這兩個當時上海風頭正足的大才女身份，她們會為一個從未謀面也不相干的人去說情？而且說的是什麼情，是她們全無關係也不感興趣的有關汪偽政府內部的事？
說情一事，可能還有其他內情，不像僅僅是兩個才女的「憐才」之舉，因為若說胡蘭成是有才華的，可此時的胡蘭成還未表現出怎樣的才華，他為汪精衛「和平運動」造輿論聲勢的《戰難，和亦不易》的時論，總不會引起張愛玲或蘇青的興趣。他早期的散文集《西江上》，他自己大約也不好意思提，事實上張愛玲、蘇青也不可能知道，而他的文藝性的批評文章當時還只有零碎幾篇。他的諸多政治論述，是在他到武漢《大楚報》時期寫就成集的，他那自以為可與張愛玲作品媲美的《山河歲月》和《今生今世》以及其他著述，更是十多年後的事情了。張愛玲、蘇青究竟「憐」他的是什麼「才」？「憐才」又從何說起呢？
這樣看來，張愛玲和蘇青為胡說情一事就頗費人思量了。極有可能的是，在胡蘭成「坐監牢」之前，他已經和張愛玲相識，兩人之間已見過面，或者，至少兩人之間已相知——相互知道對方的存在且互有好感。再有的可能，那也是最壞的揣測，就是他們三人包括蘇青在公開場合、在胡蘭成辦《國民新聞》其間，還有就是類似於「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類的地方，胡、張或胡、蘇或胡、張、蘇三人之間相互見過面。張愛玲自己在其1946年1月再版的《傳奇》的前面，寫過一個簡短的「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一開始就是：
我自己從來沒有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註銷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
至於還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著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彷彿我沒有解釋的義務。[7]
張愛玲公開如此聲明，沒有作為「文學者代表」去參加什麼大會，這是可以相信的。他人從私生活、從她與胡蘭成的關係上謾罵她為「文化漢奸」雖事出有因，卻無多少道理，她自己也已經說明了。她沒有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可其他相類似的公開場合是否涉足過呢？因而就在這樣的場合結識了胡蘭成？張愛玲不曾，比張愛玲更早活躍於戰時上海的蘇青是否可能呢？若果早已相識相知，胡蘭成卻不直說，肯定有他的理由。
不過，這裡仍以胡蘭成的記述為準。
從胡蘭成記述來看，胡蘭成當時並不認識蘇青，而蘇青是知道他的。胡蘭成擔任過《中華日報》總主筆和《國民新聞》報總主筆兼社長，也在一些雜誌上寫過若干文藝性文章，加上又在汪偽政府中任過宣傳部次長和偽法制局長，算得上是汪偽時期的「聞人」。蘇青不認識他，卻特別將新編雜誌寄來南京，想來不僅是因為他的官也因為他的文，寄雜誌給他一則聯絡，二則也是約稿，不意此舉竟成了胡蘭成與張愛玲相知相識的開始。
胡蘭成看了蘇青寄來的《天地》雜誌，看了張愛玲的小說《封鎖》，立刻欣賞和激賞，欣賞激賞之餘，轉而向蘇青打聽張的詳細，不知是由於他的打聽由蘇青轉達過去，張愛玲才開始注意他，還是張愛玲原本就知道他，反正在兩人見面之前，張愛玲也已欣賞他的「才」，故此而有胡蘭成「坐監牢」，張愛玲和蘇青一起去向周佛海說情之事。
直到胡蘭成「坐監牢」出來後到上海，兩人才見上面。
第一次見面，胡蘭成是有些失望的，因為張愛玲和他的想像完全不同，在他肯定是希望文美人也美，但文美的張愛玲人卻不美，這不是一時一面的偏差，十餘年後寫文重憶當時印象，胡蘭成仍是保留著如此觀感。張愛玲看上去像一個女學生，還沒有一般女學生的成熟，包括身體上的和態度上的。他甚至開始擔心她的生活是清苦的，所以詢問她寫稿的收入，而她也如學生一樣老老實實回答。他沒見到人之前覺得她高不可及，此刻，看到如此平常的她，他覺得自己不需要仰視，可以坐直了，他開始點評她的作品，敘述自己的生平經歷。這一談就是五個小時，主要是他講她聽。胡蘭成搭識女學生是有經驗的，雖然年輕時從沒有成功過，現在已年近四十，面對二十齣頭的張愛玲，他自然遊刃有餘，送張出門時，他還來了一句調笑話：「你的身材這樣高，這怎麼可以？」
第二天，胡蘭成回訪去看望張愛玲，張愛玲房裡的華貴氣讓他有些不安，他第一次看小說時是驚奇，第一次看到她本人時是驚訝，第一次到她房間，他還是沒脫那個「驚」字，只是這次是驚艷了。「華貴」，是胡蘭成為張愛玲精心選擇的字眼，這不會是指富貴堂皇，張愛玲住的不是豪宅大院，只是華洋雜居的公寓樓，不可能有怎樣的排場擺設。即使有，此時的胡蘭成也已不是當年那個初出胡村的鄉下孩子，胡蘭成是愛慕繁華希冀富貴的，可他已見過世面，做過高官，見識過各等的富貴豪華，不說以前的杭州有錢的同學家，即便在上海，他到過周佛海、李士群等顯貴人家，極度奢靡淫侈的吳世寶家更是常來常往，張愛玲的公寓房是不可能與之相比的。所謂「華貴」，所謂精心選擇，那是胡蘭成來到張愛玲家，直面張愛玲本人後所有的一個完整的感覺，公寓房沒有進深，無須登堂入室，他相當於直接走入了張愛玲的閨房。當然，「華貴」之類，還包括他沒有忘記張愛玲的顯赫家世，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以及祖母的父親李鴻章。不過，顯赫確是顯赫，張愛玲那位祖父張佩綸實在是不值得怎樣提說的，對照早年在京城做「清流」時的那些宏言儻論，張佩綸在福建海戰中的表現真是一場可恥的笑話，個人為保命狼狽逃竄倒也罷了，南洋水師未戰先敗、未戰即毀的後果相當於葬送了中國東南沿海的半壁江山。
在兩人第二次見面後，胡蘭成給張愛玲寫了一首新詩，並稱讚了她的謙虛，而她回答他的只八個字：「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對這兩句話八個字人言言殊，其實張愛玲不是寫禪，其中並不會帶多少深意，從字面上看，可以是說兩個人，主要是說張愛玲自己的。張愛玲是懂得他的，她也是歡喜他在她面前一談幾小時那麼賣力表演的，她知道他在許多方面的深淺，在精神上她並不比這個比她大出十多歲的人低弱，她之所以謙虛的聆聽，只是因為「慈悲」。
這樣來往了三四次，張愛玲忽然煩惱，送紙條給胡蘭成，讓他不要再去看她。若是個同樣二十齣頭的青年小夥子，可能接到這樣的條子就要惶惑不安了，可現在面對的是胡蘭成，他當然懂得這是什麼情狀，這是含有「愛」的表示，張愛玲不是十六七歲女孩，這種委屈也是委曲的表示就更確鑿無疑的了。胡蘭成當其無事一樣，當天又照樣上門去看她，張愛玲見了仍是歡喜如常，像是根本沒寫過紙條。胡蘭成把握恰當，自此改隔天變為天天去看她了。
按照一般年輕人的戀愛步驟，接著就是「信物」了。胡蘭成說起張愛玲那張曾刊在《天地》上的相片，張愛玲即取出相贈，相片後並題上了一行字：
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裡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
張愛玲寫過許多男女愛情故事，可以說她的作品主要就是以男女情愛為主題寫的人生世相。可臨到自己，她的所作所為仍是脫不出常軌老套，並沒有怎樣的新鮮新穎處。
這幾行字，出自一位天才女作家手下，像是有點屈辱的，且所贈非人，贈與的是這樣一個浮花浪蕊式的盪子，確是要令那些對這場男女結合沒有好感的人為之氣悶胸塞。
其實，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張愛玲是天才，如果不算上她以前寫著玩的東西，從其正式發表在刊物上的作品來看，她幾乎一出手就是一個成熟的天才作家，而且張愛玲所有作品中，也是最早時期的作品最為傑出。可寫得出並不等於做得出，紙上的東西不就是自己實際經驗過的，而未親身經驗過的，非要等自己有過實際體驗才會成熟起來的。張愛玲的早年生活委實很簡單，十六七歲前她還從未單獨到店裡去買過東西，她對人生俗事諸般常識常理的貧乏，真還不及一般市民家的女孩子。除了家庭，就是學校，她自少年時期入校住讀，再到香港讀大學，她最好的青春年華這一段，除了同學和節假期中見面來往的親戚，人事交往上可以說是清純如水。
另一方面，在感情生活上，她又是饑渴的。她雖有著顯貴的家世，日常面對的卻是極度壓抑的家庭生活，父母離異，在父親家的孤獨和受罪，以及最後的出逃；母親常年遠遊在他國，也難以顧及到成長中的兒女。這一切，或許是成就這位天才女作家的條件，可對於少女張愛玲又該是如何的悲苦和凄涼！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寫到其時的心境：
我補書預備考倫敦大學。在父親家裡孤獨慣了，驟然想學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難。同時看得出我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我也懷疑著。常常我一個人在公寓的屋頂陽台上轉來轉去，西班牙式的白牆在藍天上割出斷然的條與塊。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著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鄙。
這時候，母親的家不復是柔和的了。
考進大學，但是因為戰事，不能上英國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後又因為戰事，書沒讀完就回上海來。公寓里的家還是好好的在那裡，雖然我不是那麼絕對的信仰它了，也還是可珍惜的。現在我寄住在舊夢裡，在舊夢裡做著新的夢。
寫到這裡，背上吹的風有點冷了，走去關上玻璃門，陽台上看見毛毛的月亮。
古代的夜裡有更鼓，現在有賣餛飩的梆子，千年來無數人的夢的拍板：「托，托，托，托，」——可愛又可哀的年月呵！[8]
這是她寫《金鎖記》和《傾城之戀》以及差不多她所有小說的基調，可愛又可哀，悲苦又蒼涼。
她的筆下驚天動地、傾城傾國，可她的實際生活卻是枯燥的，人際交往是簡單的，感情是寂寞無依的。
在這一刻，胡蘭成出現了，走近了她。於是而產生了強烈的反差對比效果。這一位出自與她完全不同家庭背景的中年人，身世坎坷、飽經風霜，曾任高官又數度磳磴；更難能可貴的是其人聰明，經歷豐富，見解和談吐不俗，頭腦和見解本是張愛玲對人對事的主要標準。然而，最具吸引力的可能還是胡蘭成對女人的理解和同情，胡能傾心相與，也能低頭服小，還有情趣，而對她的小說更有著真心的欣賞和崇拜。有這樣一個人在追求，張愛玲還能怎麼樣呢？對已過韶光的她來說，兩人間的結合確是再合理不過的結局了。她寫出了頗為屈辱的情話，那是她決定以身相許了。
可胡蘭成並沒有這樣的準備。
張愛玲不美，這就決定了胡蘭成與她交往下去，主要是把她作為一個精神上的對手，一種文章上的高度和文化上的提升。對於她全方位的愛情，他是無可無不可的，女人的其他好處，他可以在張愛玲之外的其他女人那裡得到。他已近中年，他能將女人的精神和肉體作清楚的兩分，對他這樣花心的男人來說，張愛玲是不具備他對女人的所有趣味的。不過，能和張愛玲好上，這也是他的成功，可以彌補他以往對於女學生追求屢戰屢敗的記錄，何況，張愛玲又是這樣一個天才的女子！
儘管不滿足，成功終究是成功，胡蘭成自和張愛玲戀上愛上後，「變得愛嘯歌」，他又像是經歷了一度少年郎的戀愛，按捺不住地要對人說，他對青芸說，張小姐不是個等閑女子；他晚上從張愛玲住處出來到熊劍東家，熊劍東夫婦和周佛海夫人在打牌，他看了一會「只覺坐立不安，心裡滿滿的，想要嘯歌，想要說話」，可是他與這些人是無法說張愛玲的，他們不懂，但是熊劍東還是要請張愛玲吃飯。
胡蘭成與應英娣的家還在南京，胡蘭成一個月回上海一次，住上八九天，晨出夜歸只到張愛玲處，兩人只是坐在房裡講話，主要仍是他講，她聽兼點評，張愛玲本不是個會講話的人，她說過：「和人談話，如果是人家說我聽，我總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說人家聽，那我過後思量，總覺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煩了。」[9]兩人也不出去，出去也沒有名目，胡蘭成帶張愛玲去見日本來華的大將，帶她見池田，那都是他與應英娣離異以後的事。兩人的家世背景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生活閱歷也相異，年齡上相差十多歲，一切講來聽來都是新鮮的。兩人也有共同的話題，那就是香港，胡蘭成是上海戰事後去香港，張愛玲是香港戰事後回上海，兩地方戰事前後的見聞就足可供談論的話題了。如此空口說白話，「伴了幾天，兩人都吃力」，胡蘭成就再回南京，張愛玲仍寫自己的小說。
胡蘭成兩地跑，同時應付兩個女人，也從兩個女人處得到滿足。兩個女人卻不滿足了。
胡蘭成沒有離愁，張愛玲卻有，而且明確告訴了他。他在南京的時候，她還有信從上海去南京，讓他接在手裡沉甸甸的感到像石頭，感到像石頭的信不會是單純的甜蜜情話。南京的女人聽聞了風聲，也開始不安定，在他人的唆使下，開始與胡蘭成「大鬧特鬧，醋海風波，鬧得滿城風雨」。
胡蘭成陷張愛玲於尷尬的境地。
他只記住張愛玲不是個會纏綿悱惻的人，只記得她曾說過：「你將來就只是我這裡來來去去亦可以。」他問過她對於結婚的想法，她說她沒有怎樣去想，她也沒想過會與人戀愛，現在尚早，等到要結婚的時候就結婚，亦不挑三挑四，結婚不結婚也無所謂。這都是他樂於聽到的話。他能夠放心，因為周圍像是連追求張愛玲的人也沒有。更令他高興的是，他有妻室，張愛玲不在意，他還有其他許多女人，不時也挾妓遊玩，她亦不吃醋。他真的以為，她「願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歡我」，所以能說這樣的漂亮話：「我們兩人在的地方，他人只有一半到得去的，還有一半到不去的。」
這都是他的一相情願。按理說，胡蘭成已經歷過人生曲折，更不乏與女性打交道的經驗，他不會不懂女人的心思，張愛玲再天才，再不落凡俗，可面對現實的人情世故，她是只能回到地面上的，而且她本就是這樣的人，何況她面對的是再尷尬不過的對方女人再理直氣壯不過的大鬧特鬧。
胡蘭成是善於做漂亮文章的，這場鬧到滿城風雨的風波，風波中的尷尬和彆扭，從家裡直鬧到社會上，由夫妻反目再到「三角戀愛」的小報題材，先離異再結合過程中的種種難堪，所有這些在他的筆下不落一點痕迹。為張愛玲的完美，這可能也需要，是出於好意的升華，可這一升華同時也將他自己跟著抬高了，他的喜新厭舊，他的隨處見獵心喜的習性，他的得歡樂處且歡樂以及他的不負責任等等，也都隨之掩飾無尋了。用他喜歡用的溫州朋友徐步奎詩的句式，他將妒恨留給前妻，將相知給予愛玲，兒女呢？留給了青芸。青芸是他的穩固的後方留守，他歷次婚姻的遺產都留給了這位忠實的侄女。他自己一身輕鬆。
這一場鬧的結果就是，他先與應英娣離婚，再與張愛玲結婚。是年胡蘭成三十八，張愛玲二十三。
胡蘭成怕日後時局變動不致連累張愛玲，兩人沒有舉行正式的結婚儀式，只寫了份婚書文件為憑：
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前兩句是張愛玲寫的，後兩句是胡蘭成加上的，旁邊再寫上張愛玲大學同學、那位印度女朋友炎櫻為媒作證。
這應該是胡蘭成最喜歡的男女結合形式，無其名而有其實。所謂的婚書文件上也同樣，張愛玲要的是「終身，結為夫婦」，胡蘭成要的只是「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他回憶及此，其後寫的一段文字也是莫名其妙：
我們雖結了婚，亦仍像是沒有結過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點因我之故而改變。兩人怎樣亦做不像夫妻的樣子，卻依然一個是金童，一個是玉女。[10]
這是什麼意思呢？結了婚仍像沒結過婚，兩人之間做不像夫妻？而且一個仍是金童，一個還是玉女？
他自以為寫得漂亮，但想來張愛玲看了絕不會高興的。文章宗師
胡蘭成與張愛玲的結合，世人已寫了許多，甚至還寫了劇本拍了電影。欣賞乃至崇拜張愛玲者，為使張愛玲完美，將張的一切包括與胡蘭成這段姻緣加以美化或醜化，美之者認其為奇情別戀，是亂世中的一段轟轟烈烈的熱戀，所謂「紅塵滾滾」；醜化者將其看作張愛玲純情而上當受騙，或不受騙而是胡蘭成的負心和移情，是胡蘭成的浪子浮萍辜負了張愛玲，斥胡為「下作」。於是恨胡者欲其死，愛胡者願其生、願其復活，眾人就是見不得平常。
因為張愛玲不平常，張愛玲是個天才女子，是永恆的天才女作家張愛玲。
其實，胡蘭成與張愛玲的結合就如上述那麼平常。
張愛玲的小說是天才，張愛玲的生活只要平常，胡蘭成聰明，富於情趣，作為丈夫對她也就夠了。她要的是尋常夫妻間的調笑，能向丈夫取零用錢，能兩人一起出去應酬，偶爾鬧一點女人的小性子，「作」一次，儘管不舒服，也要胡蘭成作為丈夫抱著她坐在黃包車上一起回家。文學之外，張愛玲只想做一個平凡女子，她原本也就有一個平凡女人的一面。張愛玲的小說擁有廣闊的社會閱讀群，擁有文學之外的眾多愛好者，許多人將張愛玲當高級瓊瑤讀；今天的一批現代「小知」和「小資」喜歡張愛玲，學她的筆調，學她的哀怨和尖刻，用生活中的小感慨、小驚喜、小哀怨作材料寫「小女人散文」，這些也都可說明或反映了張愛玲平常女人的一面。
可嘆的是，張愛玲想過安穩的平常生活卻不可得，兩人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少得可憐，胡蘭成寫過幾段小情景，頗能見出兩人相處的這一段短暫日子中的某些情狀：
隨即她進房裡給我倒茶，她拿茶出來走到門邊，我迎上去接茶，她腰身一側，喜氣洋洋地看著我的臉，眼睛裡都是笑。我說：「啊，你這一下姿勢真是艷！」她道：「你是人家有好處容易得你感激，但難得你滿足。」
這是平常應對中的情趣。
還有兩人間的詩書談笑：
我是從愛玲才曉得了中國人有遠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漢樂府有個流蕩在他縣的人，逆旅主婦給他洗補衣裳，「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眄」，我與愛玲念到這裡，她就笑起來道：「是上海話眼睛描發描發。」再看底下時卻是：「語卿且勿眄」，她詫異道：「啊！這樣困苦還能滑稽，怎麼能夠！」兩人把它來讀完，「語卿且勿眄，水落石頭見，石見何磊磊，遠行不如歸。」這麼一句竟是對困苦亦能生氣撒嬌。這種滑稽是非常陽氣的糊塗。[11]
多虧胡蘭成還記得，留下了張愛玲這些如珍珠般可愛的音容笑貌。
也多虧胡蘭成這一枝妙筆，去粗取精、含糊其詞地將自己先離異再結合的故事加以提煉，略掉了其中必不可少的尷尬、難堪、委屈和委曲、爭吵和眼淚，才剪截成這一段「胡張佳話」版本。
外人確不必再在其上添亂，一切煽情文字，一切增光溢彩的想像，即便出於好心，也是多餘的。不要說旁人，就在這兩位當事者眼裡，也一定是可笑的。
兩個人遇上了，兩個人相互看重相戀相愛了，兩個人結合了，一個是未經多少世事的天才女作家，一個是亂世中的冒險家，也是個有婦之夫，離異了又結合了。事情就這樣。這裡沒有多少小說可用的情節，雖說主角是小說家和冒險家，與常人稍有不同，但不同也有限。對後人重要的只是，兩人之間的結合對兩人今後的影響，尤其是人們更為關注的張愛玲的影響。
在生活上，更具體地說，在往後兩人的男女之愛上，這場「胡張之愛」對張愛玲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若與胡蘭成從其所受的影響作比，那就更大了。但這無從假設，只能按一般常理推想。對張愛玲而言，更重要的是其創作。
與胡蘭成這場短暫的結合，以及以後幾年斷斷續續的關係，對張愛玲的創作似乎是有得有失。失在無形而得在明處。
若將胡蘭成與張愛玲的相知相識確定在胡蘭成所說的1943年10月，在其讀了《封鎖》之後給蘇青去信之時，那麼張愛玲在這之前和之後所寫小說的環境背景——不是風格，恰恰就有了一個大轉變。
在這之前，正如張愛玲所說：「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沉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12}這七篇故事，都用的是她自己的經歷，寫的是香港故事，煞尾就是七篇之中最好的《傾城之戀》，寫於1943年9月。
這七篇，張愛玲基本是按時間先後排序的，其中唯有《琉璃瓦》，上海山河圖書公司1946年1月所出《傳奇》增訂本上這篇小說篇末所印的寫作日期為10月。這應該是印錯了，因為張愛玲自己寫清楚最後一篇是《傾城之戀》。
在這之後，檢索《傳奇》中其他小說的寫作時間，接著就是寫於1943年10月的《金鎖記》，然後就是1944年的六篇：《年青的時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鴻鸞禧》(1944年5月)，《紅玫瑰與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
《傳奇》中僅收了一篇1945年的小說，即寫於1月的《留情》。
可以清楚地看出，1943年10月是張愛玲小說環境背景變換的一個分界點。此前此後，張愛玲小說的環境背景從香港轉到了上海。
1943年10月，張愛玲創作了她最好的小說《金鎖記》，此時，按胡蘭成所記，兩人之間最多只是相知——互相知道，他看到了《封鎖》，寫信給蘇青，蘇青向張愛玲轉達了他的讚賞。僅僅相知，不會有多大影響，而正如筆者在前所比較的，胡蘭成的義母與《金鎖記》中的七巧實在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而10月又是張愛玲小說環境背景轉變的關節點，故此筆者推斷，胡蘭成與張愛玲實際相知相識的時間要比他所說的更早。
義母的故事，胡蘭成肯定和張愛玲說了許多，也肯定深深打動了張愛玲，這裡再提供一個材料。除了《金鎖記》外，張愛玲另有一篇散文，也是取材於胡蘭成講述的義母逸事。他怎樣講的，無法知道，但胡蘭成自己以後也記了一點，好在兩者都不長，引在下面比照一下。
先看胡蘭成所記的義母：
女心就是凄涼喜悅的，但她那時尚未自覺，亦不知有凄涼。如此到了廿二歲，來做媒的人踏斷門檻，她父母挑三揀四總難得相當，而她本人亦不在其意。忽一日，她去後園裡樹上晾手巾，見園門開著，就移步至河邊路側看看杏花，卻遇著一少年也在那裡，她知是鄰家的親戚，挽了人來說過媒的，此刻不意相見，雖兩人立處相隔數步路，彼此簡單招呼得一聲亦很不自然，她卻心裡一驚，她是現在才分明看見了自己是女身，且心裡對他有感激，兩人都覺不好意思，她更是站立不住，就逃回來了。[13]
張愛玲卻將之寫成了一個近乎完整的故事：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罷，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人被親眷拐了，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的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14] 胡蘭成講述的要比他寫的應該更具體細緻，張愛玲將他義母身世做成了背景，突出描寫了一個場景、一個片段、一句問候。落筆在最後的「於千萬人之中」，「於千萬年之中」，「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輕輕地一聲問候」，而這，就是「愛」了。張愛玲寫的是胡蘭成義母，又何嘗不是寫的她自己？兩篇都是美文，張愛玲寫得更美，凄美而令人感傷。
《流言》是張愛玲自任發行者、出版於1944年12月的隨筆集，不像小說集《傳奇》在每篇之後註明寫作時間，《流言》中所有文章都沒寫明時間，但其中至少有幾篇是在與胡蘭成相識結合後寫的，如談路易斯詩，談胡金人畫。
路易斯(紀弦)是胡蘭成在香港認識的朋友，在胡蘭成任法制局長時，曾到胡蘭成手下任職。在此前後，胡蘭成曾寫過兩篇文章《路易斯》和《周作人與路易斯》，為路易斯遭人批評的「頹廢」和「個人主義」傾向辯護，並拉上周作人文風的變化作比較。
張愛玲原本是瞧不上路易斯的詩的，第一次看見路的詩《散步的魚》，覺得「太做作」，「笑了許多天」。但後來讀到了路易斯的《傍晚的家》，「就又是一樣想法了，覺得不但《散步的魚》可原諒，就連這人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也應當被容忍了」。並認為他的其他有些詩句或「音調的變換極盡娉婷之致」，或「寫的是比較朦朧微妙的感覺，倒是現代人所特有的」。在路易斯整本的書里能找到這樣幾句好詩，張愛玲就感到「非常之滿足」，因為她認為：「中國的新詩，經過胡適，經過劉半農，徐志摩，就連後來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絕路。」[15]張愛玲對路易斯的詩作了如此對比或聯想，是很高的評價了。胡蘭成的比較則是：「我認為，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是中國文學的分水嶺，在詩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敗後的代表作品，則是路易斯的。」兩人的評價很為接近。張愛玲的對人對事特別是文學上的評價見解，或許並不會怎樣受人的影響，即便是胡蘭成，但她會寫文章評價路易斯，應該說與胡蘭成是不無關係的。
《流言》中還有一篇談畫的文章，前面談的都是國外畫家的畫，文中最後說到胡金人的畫。胡金人是胡蘭成在南京住家的鄰居，張愛玲能看到胡金人的畫，肯定是出於胡蘭成的介紹。張愛玲寫道：「中國人畫油畫，因為是中國人，彷彿有便宜可占，借著參用中國固有作風的借口，就不尊重西洋畫的基本條件。不取巧呢，往往就被西方學院派的傳統拘束住了。最近看到胡金人先生的畫，那卻是例外。」[16]底下就一連氣評了胡金人的四五幅畫如何如何，當然都說的是好話。胡蘭成最初看到張愛玲的小說《封鎖》，大為讚賞，於是讓胡金人看，胡金人看了也贊好，這份賞識的情意，張愛玲算是及時歸還了。
總之，自胡蘭成與張愛玲相識相愛的這一時間起始，張愛玲的創作是受到很大影響的，對此感興趣的，若從此入手，比較其前後的創作題材、風格包括語句等等，應該可以找出點東西的。
接下來，再看胡蘭成從張愛玲那裡所得到的影響。
這場「胡張相愛」本身，若對張愛玲影響很大，對胡蘭成的實際生活或「肉身」、「肉生」則不然，除了應英娣的離異外，對他幾乎沒有什麼影響。這只是他一輩子男歡女愛許多次中的一次，也是最「柏拉圖」式的一次。不用說得太遠，即在與張愛玲關係持續的幾年內，胡蘭成前後正經相愛的女人就有過三個，且不說他自己也承認的各種女朋友乃至挾妓冶遊。他將張愛玲奉得再高，也絕不影響他隨處追尋自己的歡愛。
但張愛玲對他的精神影響卻極大，也深遠。
胡蘭成在初入汪偽集團時，常自嘉許，自己沒有任何關係可援引，即完全是憑自己本事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在他以後著述做學問時，又常自詡，自己沒有任何師承，未曾拜過任何人的門，他完全是自學成才，博古通今的。但他還是承認，他在世上還是有人要感謝的，儘管不多。
他自比孫悟空，齊天大聖孫悟空只拜三個人：西天佛祖、南海觀音和自己的師傅唐僧。胡蘭成一生不曾拜人為師，若要點香謝恩，他點三炷半，一炷感念張愛玲，一炷感激溫州的劉老先生，一炷敬給孫中山，還有半炷香則謝日本池田。孫中山不說；池田於他有救命之恩，之後他逃亡日本還多承池田收留照應；劉老先生亦同樣，對他流亡溫州時有收留掩護和照應之恩。他將張愛玲於此三人並列，且列為第一位，作如此高之抬舉，不在於張愛玲在他抗戰後狼狽逃亡中對他的幫助和探望，也不在於他們之間的相愛相戀之情，前者於他是不必之舉，後者於他是過煙雲煙，只是「柏拉圖」，他對張愛玲舉香拜禱，是因為他將張愛玲看作他的文章菩薩，是他難以企及又長久追攀的高度。由於張愛玲，才點開了他的文章之道，只是從張愛玲處，他才真正懂得了什麼是好文章，什麼可以入文章而不鄙俗。他雖自狂有經國濟世之才，待他出入繁華、紅塵落盡之後，可能認清自己最終只是個紙上談風雲的書生學人，身無長物，長物唯有自己的文章。這就是他舉第一炷香奉張愛玲的緣由。
說起來有點奇怪，胡蘭成寫的是政論時評，張愛玲寫的是小說，兩者的要求和眼光不同，像是無法比較的。這裡不能忘記的一點就是，胡蘭成也有過一個文學青年期，雖然晚熟，雖然為期甚短，他的第一本書就是文學作品，在廣西寫的散文集子《西江上》，而其時他的年齡要遠大於初出道時的張愛玲。前文提到張愛玲時，之所以反覆說其為天才，因為張愛玲自香港回上海「孤島」，一出手就金光萬丈，一上文壇幾乎就是個成熟的傑出作家，沒有稚嫩和生澀的「文學青年」過渡期，確是令人驚異，令人為之頭暈目眩不已，難怪胡蘭成初見之下，大聲讚歎叫好了。
可胡蘭成從張愛玲處受益，又豈止是文學和小說？
胡蘭成是聰明人，更主要他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他與張愛玲的近距離接觸。張愛玲的教養，張愛玲的獨特的視角和見識，張愛玲的趣味和眼光，張愛玲西化式的待人接物的冷靜和自私，在在於他都是一種從未見識過的新鮮的刺激。胡蘭成傲氣，面對這一個奇女子，相識之初就想與她比斗，想在精神上收服她。人生閱歷上，胡蘭成自然勝她多多，憑他的經驗老道、憑他與女人交遊的積累，似是不難做到的。可他要的，不是他在尋常女人那裡所要的，他想要的是張愛玲的肯定。可他這一番努力卻註定只是徒勞。張愛玲雖未經過多少人事，卻是什麼都曉得，什麼都能看透，最令他心服乃至心寒膽怯的，她同樣也能看穿他。幾度接談後他才明白，他面對的是怎樣的一個天才女子，他使盡了武器，還不及她的素手。他在精神上不但沒將她收服，反為她為收服。
張愛玲的隨意點評，給他以啟發和頓悟。她讓他懂貝多芬，也讓他懂得中國戲的好處，讓他懂得紹興戲和民間小調的價值。他原不是不懂，也不魯鈍，只是沒有自信，經她一點撥而妙悟，他原經有的人生也因她的參評而得到警醒。即他所謂「我在愛玲這裡，是重新看見了我自己與天地萬物，現代中國與西洋可以只是一個海晏河清」。經由張愛玲，他的整個心靈得到了提升、藝術的提升。有些是當下的，有些是日後回想而體悟到的，下面一段話可以說明此中的況味：
我是受過思想訓練的人，對凡百東西皆要在理論上通過了才能承認。我給愛玲看我的論文，她卻說這樣體系嚴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來解散了，驅使萬物如軍隊，原來不如讓萬物解甲歸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詞術語禁制住，有錢有勢我不怕，但對公定的學術界權威我膽怯。一次我竟然敢說出《紅樓夢》、《西遊記》勝過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愛玲卻平然答道，當然是《紅樓夢》、《西遊記》好。[17]
張愛玲成了他永遠的文章宗師。
胡蘭成以後著書多種，都努力在追步張愛玲，力圖達到或超越她的高度，儘管文章類型不同，取得是完美、精緻、和諧的標準。沒有張愛玲，他自認不會寫《山河歲月》，也不會寫他的《今生今世》。他本以為《山河歲月》可及得上了，可看到了張愛玲大陸解放後寫的《赤地之戀》，他自感還是及不上。
這，是他看走了眼。他將《赤地之戀》看作寫大陸解放後社會現象的最高之作，其實這部作品政治領先壓倒了藝術，壓到了藝術幾至沒有，所描摹的現實成了赤裸裸的虛假。這一時期張愛玲創作的其他作品基本上也可作如是觀。張愛玲最好的作品還是她的《傳奇》，《傳奇》中的《金鎖記》和《傾城之戀》。說張愛玲天才，也是指她的藝術才華在瞬間急速和集束地閃耀爆發，以後的作品只是餘光殘燼中的閃爍了。當然，說《赤地之戀》不好，也不就是指胡蘭成的《山河歲月》怎麼出色。有些地方他沒看走眼，比如，他早年在名為《皂隸？清客與來者》一文中稱讚張愛玲的《封鎖》「非常洗鍊」，「簡直是寫的一篇詩」，然後評價道：「我喜愛這作品的精緻如同一串珠鏈，但也為它的太精緻而顧慮，以為，倘若寫更巨幅的作品，像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工程那樣，或者還需要加上笨重的鋼骨與粗糙的水泥的。」可張愛玲不久在《自己的文章》中卻寫道：「一般所說的『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
原來人們以為，這是張愛玲回應迅雨(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中對她的批評，現在根據胡蘭成和張愛玲兩文發表的雜誌和時間以及這一句「時代的紀念碑」來看，可以判斷張愛玲回應的是胡蘭成[18]。胡蘭成說得本不錯，張愛玲說得也不錯，不是自謙，張愛玲的筆調確寫不出「時代的紀念碑」。但胡蘭成真正與張愛玲相識相愛後，卻像是不再有信心堅持以往這一看法，從他看走了眼，從他以後認為《赤地之戀》簡直可比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他大概認為張愛玲是可以寫「時代的紀念碑」式的作品的。
由張愛玲，胡蘭成還有幾項具體的得益。簡單地說就是：
其一，張愛玲肯定中國地方戲曲以及民歌野調的價值，這些原本是胡蘭成自小就熟悉的，但他沒有自信，經由張愛玲的提醒和強調，他才重新有了信心。
其二，他自覺不自覺地學用張愛玲的句式，蘊藉，淡泊，語帶微諷，多用短句單句，段落間過渡快，自成一體。他在寫《山河歲月》時，常常感覺到沾染了張愛玲的筆調，曾笑自己說「吃張的饞唾水了」。
其三，那就是行文中不避方言俗語。如上面這句「吃張的饞唾水了」，本有現成的相當的一句「拾其餘唾」，但他不用。
張愛玲是好此道的，最多用的就是上海一地的方言，說自己以自己文章為稀罕：「稀奇弗殺」，上面引過的她與胡蘭成讀古樂府詩，「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眄」，張愛玲笑解「眄」字，就是上海話中的「眼睛描發描發」，確是準確而生動。
胡蘭成在與張愛玲相識前，文中絕少方言俗語，而到寫《今生今世》，卻是無章不有，使用了大量的上海方言俗語，不懂滬語的不會懂，只能聯繫上下文猜出個大概意思，猜出了，也不會懂得其中所包含的全部情緒和特別意味。如：
「叫得來調子來得個好」(來得個好：真正的好、特別的好之意)；
「年紀已到壩」(年紀已到這個地步之意)；
「吃了一頓生活」(打了一頓)；
「事情擼平了」(擼平了：解決了，但含有用一定的手段解決之意)；
「講閑話六開」(六開：爽快、大度之意)；
「推扳不起」(不能有差池之意)；
「幾何可惡」(幾何：用以加重語氣的副詞，有多麼、多少、怎麼這麼之意)。
還有許多滬語中的名詞、形容詞如：霧數(潮濕氣悶使人難過的狀態)、落位(輕鬆、舒服且得意)、板要(一定要、真的要、難道要)、小眾生(小畜牲)等等。
因為有官方統一用語的標準在，一般公認，中國的北方作家在這一點上是大為沾光的，許多北方方言直接可入文章，最不方便的是南方作家，很難處理江浙滬一地的方言，有些根本就說得出寫不出，按音寫出來也讓外人無法懂。張愛玲的文章，不知道是否有這個問題，胡蘭成如此繁密的使用，肯定免不了這個問題。但若懂得滬語的，讀其文章，不見其村俗，反見其生動、有力，分外妖嬈。
總起來看，胡蘭成與張愛玲的相識相知，有這一段情緣是幸運的，而且幸運是雙方的。
胡蘭成可能是張愛玲最早的熱烈欣賞者，最早的「張迷」，「張愛玲熱」雖不由他而起，無論是當年還是幾十年後，可以說，張愛玲價值的肯定和崇揚，乃是一個必然會發生的現象，但胡蘭成的最早讚賞自不應埋沒，尤其是這並不因為兩人的情緣。更為可貴的是，他用筆記下了張愛玲，雖然其中有虛略隱晦，而且肯定得不到張愛玲的認可，可畢竟是最貼近的也差不多是僅有的關於張愛玲的近距離記錄。
兩相比較，幸運更大的一面當然還是胡蘭成。
無論胡蘭成當年如何狂妄自大，眼高於頂，也無論今天有多少人欣賞和讚美他的文章學識，如果沒有張愛玲，如果沒有張愛玲的研究而擴及於他，幾乎能肯定，胡蘭成將永遠沉沒於歷史，無人理會。
胡蘭成在汪偽政府中折騰了幾年，自大陸逃往日本後也活躍一時，文章著述寫了好多種，可就像浪花浮沫，轉瞬即逝，在幾十年的時代潮流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是由於張愛玲，只是由於美國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張的極度褒揚，只是由於港台地區對張愛玲研究的不斷深入，胡蘭成的身影才悄悄從歷史塵封中逐漸現形。
為這，他死了也應該感謝張愛玲。
注釋
[1]胡寧生文《有關父親胡蘭成》，網上論壇「張迷客廳」或「胡蘭成吧」。
[2]張潤三《南京汪偽幾個組織及其派系活動》，《文史資料選輯》九十九輯，中國文史出版社。
[3]無獨有偶，張愛玲改為張愛珍，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也有過一次，不過是出於張愛玲本意。香港《中南日報》欲刊載張愛玲一譯稿，張堅持不以本名出現，編輯無奈只得以「張愛珍」及「愛珍」名見報。事見慕容羽軍文《我所見到的胡蘭成、張愛玲》，《香港文學》第133期，1996年1月1日。
[4]《文史研究資料》九十九輯，1984年11月出版，這輯《文史研究資料》仍屬「內部發行」。
[5]柯靈《遙寄張愛玲》，《讀書》1984年第4期。
[6]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民國女子》。
[7]張愛玲《傳奇》，上海山河圖書公司中華民國卅五(1946)年十一月增訂本初版。
[8]張愛玲《流言？私語》，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9]張愛玲《流言？童言無忌》，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10]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民國女子》。
[11]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民國女子》。
[12]張愛玲《流言？到底是上海人》，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13]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怨東風》。
[14]張愛玲《流言？愛》，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15]張愛玲《流言？詩與胡說》，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16]張愛玲《流言？忘不了的畫》，中華民國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初版，印刷者：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五洲書報社。
[17]引自胡蘭成《今生今世？民國女子》。
[18]邵迎建《張愛玲和「新東方」》，《萬象》月刊2001年第4期。文章摘自 《胡蘭成傳》 作者：張桂華 出版社：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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