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看待發展》讀書筆記

2007-10-27 17:05:13 　　來自: 約格莫夫 以自由看待發展的評論

　　 第1章 自由的視角 　　1．1不自由的形式 　　 全世界無數的人在經受各種各樣的不自由，如基本的生存自由，基本社會機會（醫療、教育、就業、社保、經濟能力）獲得權的缺乏，男女的不平等。此外，在很多國家的人民被系統的剝奪了政治自由和基本公民權利，並有人鼓吹這種剝奪有助於刺激經濟增長（李光耀命題），將沒有出現經濟災難時的政治自由壓迫合理化，更有甚者以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名義要否定基本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但是，大量的實證表明，經濟增長更多的與友善的經濟環境而不是權威主義政治體制相容，缺乏經濟保障與缺乏民主權利和法權自由相聯繫，例如饑荒在世界歷史上從沒有發生在有效運行的民主體制中。其實，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本身就具有直接的重要性，而不需通過反映在經濟上的作用來間接證明。 　　 　　1．2過程與機會 　　 這裡的自由觀涉及到確保行動和決策自由的過程，以及人們在給定的個人與社會情況下享有的機會，對自由的實踐上要同時關注到這兩個層面。 　　 　　1．3自由的兩種作用 　　 本書的分析中，人們「可行能力」通過公共政策而擴大且公眾有效地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影響公共政策的方向這種雙向互動關係居中心地位。個人自由的至關重要性有兩個原因，分別與評價性和實效性有關。評價性分析來看，一個社會成功與否，主要應根據該社會成員所享有的實質性自由來評價；實效性分析來看，自由是個人首創性和社會有效性的主要決定因素。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強人們自助的能力，以及他們影響這個世界的能力，尤其關切到個人作為公眾活動參與者的「主體（agency）地位」——即採取行動並帶來變化的人。 　　 　　1．4評價體系：收入與可行能力 　　 在評價性層面上，這裡採用的方法所集中注意的事實基礎使其有別於更傳統的實用倫理分析（「功利主義」聚焦於心理滿足、「自由至上主義」貫注於自由權的程序）和經濟政策分析（經濟角度注意收入與財富的首要地位），採用聚焦於人們有理由享受的實質自由的事實起初。並不否定個人可行能力的剝奪通常與收入低下有密切的關係，而且恰恰由於它們之間具有相當程度的相關性。所以，避免被誤導以至於認為考察後者就能夠足夠說明前者就顯得頗為重要。從政策角度看，二者背離的情況常常比兩者有限地結合的情況重要得多。因而，收入、財富和其他影響因素在一起時是重要的，但其作用必須被整合到更廣闊、更全面的成功與剝奪的圖景之中。 　　 　　1．5貧困與不平等 　　 有很好的理由把貧困看作是對基本可行能力的剝奪，不應僅僅是收入低下，很多隱藏在收入統計後的剝奪往往被輕視，這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適用。 　　 　　1．6收入與死亡率 　　 通過分地區（中國、印度克拉拉邦、美國白人、美國黑人）男（女）性生存率差異來反映，造成這種差別（人均收入與在生存下來進入高齡的能力上的差別）的原因主要包括社會安排和社群關係，諸如醫療服務覆蓋面、公共保健、學校教育、法律和社會秩序、暴力的泛濫程度等等。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不能總用收入這一維來考慮可行能力。 　　 　　1．7自由、可行能力與生活質量 　　 聚焦於生活質量和實質性自由，這種思想與經濟學專業創立之初就已包含的許多分析思路是一致的。確實，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源於對人們擁有的享受良好生活的機會進行判斷、對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的需要。很多經濟學大師也認識到把收入作為工具看待，以及收入的作用隨環境而變的重要性。在我們集中注意商品所產生的功能而不是商品本身時，我們繼承了經濟學專業某些古老的遺產。 　　 　　1．8市場與自由 　　 市場與自由的關係有兩個問題需要加以區分。首先，通過任意制定限制而否定人們從事交易的機會，本身就是不自由的一個源泉，表明無阻礙地進行交換和交易的自由的重要性。第二，市場通常增加收入和財富以及人們擁有的經濟機會。當不允許人們通過所提供並支持的經濟機會和有利的後果是，其結果就是一種剝奪。但市場體系的優點絕非僅僅在它以更高效率產生最終成果的能力，還要關注綜合成果。聯繫到有關發展的文獻，發現在許多經濟類型中，發展過程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用自由的勞動契約赫不受限制的人身遷移制度，來取代人身依附性勞工和強制性勞工體制，這是僅聚焦於最終成果的評價系統所不可能觀察到的。 　　 　　1．9價值標準和評值過程 　　 自由多種多樣，在判斷個人成就和社會進步時就需要確定不同種類自由的相對權數，以進行公開明晰的評值。個人自由就實質而言是一種社會產品，個人對正義和正當概念的掌握，影響他們對所擁有的多種自由的應用，而這些概念也取決於社會聯繫。因此，評值時要對這種多重雙向的聯繫必須敏感。 　　 　　1．10傳統、文化和民主 　　 真正傳統與自由的衝突是在以下兩方面之間：（1）必須允許人民自由地決定那些傳統是他們願意服從的或不願意服從的這樣一個基本評價；（2）堅持人民必須服從已建立的傳統。這種衝突需要通過參與來解決，保障由此受到影響的人民來參與決定什麼是他們想要的和什麼是他們有理由接受的需要。 　　 　　1．11結語 　　 以自由看待發展思想的目的，是需要有一個足夠寬廣的發展觀，從而使評價性檢視聚焦於真正有實質意義的事物，特別是避免忽略極其重要的議題。 　　 　　 　　第2章 發展的目標和手段 　　 　　2．1自由的建構性和工具性自由 　　 擴展自由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建構性作用）和主要手段（工具性作用）。本章主要考察自由作為手段的實效性，實證事實即各種類型的自由相互關聯，而且一種自由可以大大促進另一種自由。 　　 　　2．2工具性自由 　　 本書特別的考察五種類型的工具性自由，這些工具性自由能幫助人們更自由地生活並提高他們在這方面的整體能力，同時它們也相互補充。 　　五種工具性自由的略評： 　　1） 政治自由：指通常所稱的公民權利。 　　2） 經濟條件：指個人分別享有的為了消費、生產、交換的目的而運用其經濟資源的機會。 　　3） 社會機會：指在社會教育、醫療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實行的安排，它們影響個人賴以享受更好地生活的實質自由。 　　4） 透明性保障：指滿足人們對公開性的需要。 　　5） 防護性保障：指提供社會安全網。 　　 　　2．3相互聯繫及互補性 　　 許多工具性自由的關聯還沒有得到足夠的認識，它們在經濟政策分析中應該被充分地加以把握。「人的發展」（經常用來指教育、醫療保健和人類生活其他條件的擴展過程）通常被認為僅僅是只有富國才付得起的「奢侈品」，但東亞經濟體在擺脫普遍貧困的束縛之前就實行了大規模的教育普及，隨後是醫療保健的大規模擴展，社會確實得到極大繁榮，徹底否定了上述那種隱含的偏見。 　　 　　2．4不同層面的中國和印度對比 　　 中國和印度在基礎教育和普及醫療保健投入上的差距，造成兩國在轉向市場化之後的社會準備水平（可以投入動態運用的社會機會）上的巨大差距，儘管這種投入的初衷並不是協助市場導向型經濟增長。另外也必須注意，當發生社會危機和未曾預見的災難時經濟政策的靈活性和公共活動的敏感程度，缺乏民主的損害顯而易見。印度民主的保障力量使印度在獨立之後從未有過饑荒，而中國曾有過「大躍進」失敗後的嚴重饑荒。 　　 　　2．5增長引發的社會安排 　　 經濟增長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增長的成果是如何使用的，引發怎樣的社會安排。以人們普遍重視的壽命期望值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相關性為例，將窮人的收入和公共衛生支出兩個變數包括到統計分析中，再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另一因果性影響要素加進去，就幾乎增加不了額外的解釋能力。再對比兩種迅速降低死亡率的成功類型，分別稱為「增長引發」和「扶持導致」的過程。前一過程通過高速經濟增長發揮作用，其成功取決於基礎寬廣的並且經濟上廣泛的增長過程，也取決於利用增長帶來的經濟繁榮去擴展有關的社會服務（如韓國、中國台灣）。後一過程通過精心策劃的社會扶助計劃項目及其他有關的社會安排起作用（如斯里蘭卡、改革前的中國、印度的克拉拉邦）。 　　 　　2．6公共服務、低收入和相對成本 　　 扶持導致這一過程的可行性依賴於相對成本（決定一個國家能負擔什麼的重要參數），即有關的社會服務是勞動密集型的，因此在貧窮——低工資——經濟中是相對便宜的。這一過程增強了在貧窮經濟中也應該大力發展這些社會安排，而不必等到先「富裕起來」的觀點的說服力，具有很重要的政策意義。但是，扶持導致的成功還是比不上增長引發的成功，在後一種情況下經濟繁榮和改善生活質量趨於同步前進，因此應進一步爭取更廣泛的成就。 　　 　　2．7 20世紀英國死亡率的降低 　　 單獨考察英國本世紀中壽命期望值提高的時序模式很有意思，如20世紀英國人口壽命期望值的高速增長的期間恰好是人均GDP增長緩慢的期間，即為一戰、二戰期間。儘管在戰爭期間，英國的人均食品供給量顯著下降，營養不足的情況卻同時大為下降，嚴重營養不足的情況幾乎完全消失，死亡率也迅速下降（戰爭傷亡除外）。令人信服的解釋是在與戰爭期間社會分享程度的變化，以及對社會服務（包括營養補助和醫療保健）的公共支持的急劇提高，甚至「全國醫療健康服務」也在此戰爭年代誕生。這當然與英國在圍困中的分享心理有關，它使激進的分配食品和醫療保健的公共安排成為可接受和行之有效的。 　　 　　2．8民主與政治激勵因素 　　 在擁有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的體制內，政府有強烈的政治激勵因素防止經濟災難的發生，這也是一種社會保障。 　　 　　2．9結語 　　 在制定適當的制度性安排時，必須超越個人全面自由的基礎性意義，發展的過程受這些工具性自由間相互關聯的強烈影響，與其相適應，就需要建立並維護制度的多元化，包括民主體制、法律體制、市場結構、教育和醫療保健設施、傳播媒體及其他信息交流機構等。 　　第3章 自由與正義的基礎 　　3．1內括的與剔除的信息 　　每一種評價性方法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以其信息基礎為特徵來說明：即採用這一方法來做出判斷所需要的信息，以及被該方法「剔除」在直接的評價性作用之外的信息，對這些被剔除的信息的不敏感性會強烈影響一種方法的特徵。 　　 　　3．2作為信息基礎的效用 　　標準功利主義的信息基礎是各種狀態的效用（本質上是心理特徵，即實際達到的快樂和幸福）總量。其評價的必要條件可分為三個部分——1）後果主義：一切選擇都必須根據其後果來評值；2）福利主義：把事物狀態的評值限制在每種狀態各自的效用上；3）總量排序：要使效用總量最大化而不計效用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三者加總起來構成功利主義的評值公式：每一個選擇按它所產生的效用的總量來評判。因此，其所認為的非正義表現為，遇有可能達到的水平相比，效用總量的損失。但由於效用都難以測度，在現代經濟分析中，效用通常定義為對一個人可被觀察到的選擇的某種數量表現。 　　 　　3．3功利主義視角的長處 　　 對於社會安排的評價的後果敏感性以及對社會安排涉及到的人們福利的關切。 　　 　　3．4功利主義視角的局限性 　　 1）漠視分配：功利主義的效用計算方法只關注總量而忽略分配的不平等。 　　2）忽略權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 　　3）適應性行為和心理調節：快樂或願望的心理測度很容易被心理調節和適應性態度所改變而具有太大的彈性，因此不能成為被剝奪和受損害狀態的可靠反映。 　　 　　3．5羅爾斯與自由權優先 　　從評價自由權來看，關於自由權的崇高地位的主張，不同意簡單地按一個人自己從其自由權中得到的好處來評價自由權的社會意義。因此，自由權的信息基礎與其他個人利益的來源具有一種非對稱性。由於這種非對稱的重要性，對自由權的保障應具有程序上的優先權，而不是自由權的絕對優先性。 　　 　　3．6諾齊克和自由至上主義 　　例如，即使大規模的饑荒也可以在任何人的自由權利（包括財產權）不受侵犯的情況下發生。這證明許多種類的剝奪可以與所有自由至上主義的權利得到完全滿足的狀態並存。不顧後果的自由至上主義的建議由於在很大程度上漠視了人們最終能夠享有（或不享有）的實質自由而陷入困境，這就是自由至上主義就其信息基礎而言的局限性。 　　 　　3．7效用、實際收入與人際比較 　　因此將效用直接看作是個人選擇的一種數量表述，用實際收入、商品組合基礎等方式進行人際間的效用比較十分困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人類多樣性，把它用較數學化的語言來表述。即每個人選擇行為的任一數值表述不是唯一的，每一選擇行為可以有很大的可能的效用函數集來表現，恰好相同的選擇行為並不確保完全等同的效用。 　　 　　3．8福利：多樣性與異質性 　　以下是實際收入與運用收入而達到的處境即福利與自由之間的差異的五個易識別的來源。1）個人的異質性；2）環境的多樣性；3）社會氛圍的差異；4）人際關係的差別；5）家庭內部的分配。 　　 　　3．9收入、資源和自由 　　為了適當地處理以收入和資源為一方，福利和自由為另一方，兩者之間關係的差異性，把信息注重點從對收入作分析擴大到基本物品（幫助一個人實現其目標的通用性手段，包括「權利、自由權和機會、收入和財富、以及自尊的社會基礎」）。再從這種聚焦於提供良好生活的手段轉移到集中注意人們努力實現的實際的生活狀態上，更進一步集中注意於人們實現他們有理由珍視的實際生活的自由。 　　 　　3．10福利、自由與可行能力 　　「可行能力」指的是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是實現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的實質自由。一個人的功能性活動組合反映了此人實際達到的成就，而可行能力集反映可供這個人選擇的各種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動組合。從而，「可行能力方法」的評價性焦點在於上述兩者。 　　 　　3．11權數、評值與社會選擇 　　使用可行能力視角的優點在於從手段到目的的轉換中的差異性，已經反映在列入目的清單的所達到的成就的水平和各種自由中。需要對生活質量的各個組成部分明確地賦予評價性權數，然後把這些選定的權數提供給公眾進行討論和批評審視。 　　 　　3．12關於可行能力的信息：幾種不同用法 　　1）直接法：通過直接考察並比較功能性活動或可行能力的向量而檢驗我們對於各種狀態可以得出什麼結論，按不同形式來運用可以分為全面比較、局部排序、突出的可行能力比較。2）補充法：繼續使用傳統的程序在收入空間進行人際比較，但運用可行能力的因素作為補充。3）間接法：仍然聚焦於收入空間，但加以適當的調整。 　　要認識到間接法絕不比直接評價「更簡單」。首先，判定等價性收入的數值時，我們必須考察收入是如何影響有關的可行能力，因為轉換率的確定必定依賴於對可行能力進行評值的種種因素。其次，把收入作為測度不平等的單位，與把收入作為減少不平等的一種手段區分開來。再次，收入空間就其所涉及的數值而言，其實際的數量大小卻可能是非常具有誤導性的。 　　 　　3．13結語 　　 本章揭示這些評價性判斷所依賴的信息基礎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以及不同的倫理和評價系統是如何運用不同的信息基礎的。可行能力方法具有的廣度和敏感度使它有寬闊的適用範圍，以自由看待發展為基礎的視角能夠顧及功利主義對人類福利的興趣，自由至上主義對選擇過程和行動自由的關切，以及羅爾斯對個人自由權、對實質自由所需的資源的集中注意。這種視角的應用方式需要基礎性分析和實用性應用的結合。 　　第4章 以可行能力剝奪看待的貧困 　　 　　4．1收入貧困與可行能力貧困 　　可行能力的提高與收入增長存在正向關聯，可行能力的改善既能以直接的、又能以間接的方式減少剝奪。 　　 　　4．2何種意義上的不平等？ 　　關於平等的歷史思考，已建立了斯密的「不偏不倚的旁觀者」、羅爾斯的「初始狀態」斯坎龍的「不能合理的拒絕」的解釋工具。經濟上的不平等主要涉及於總量性因素與分配性因素的衝突。而收入與可行能力這兩種視角的對比，直接影響對於從哪個焦點變數的選擇來考察平等和效率。 　　 　　4．3失業和可行能力剝奪 　　在當前，由失業導致的收入損失通常由收入補助來補償，但是失業對個人會導致其他類型的剝奪。用美國與歐洲關於收入平等性和失業率的雙重比較的例子還可以說明，這是源於兩方對社會責任和個人責任的不同取向。 　　 　　4．4醫療保健和死亡率：歐洲與美國的社會取向 　　從注意力集中於實現就業的能力以及與就業相關的好處轉而注意生活能力時，歐美兩地的差異以及對社會和個人責任態度的重大差別便顯現出來。一方面，在美國官方的優先選擇中，完全沒有為全民提供基本醫療保健的承諾；而在歐洲，醫療保險被視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對人自助能力的不同看待導致失業率的巨大差別。 　　 　　4．5印度與撒哈拉以南的歐洲的貧困和剝奪 　　從基本可行能力剝奪的三個焦點特徵（即未成年死亡、營養不良和文盲）來比較印度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貧困的性質。 　　 　　4．6性別不平等和失蹤的婦女 　　人為的婦女高死亡率反映了對婦女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剝奪， 　　 　　4．7結語 　　 經濟學中對經濟不平等的研究往往成為單純對收入分配的研究。但是存在各種方式使得收入與實質自由之間的關係，產生系統性的差異，包括個人的異質性、環境的多樣性、社會氛圍的不同、家庭內部的人際關係視角和分配上的區別。而任何給予收入所作的評價，都因特定的假定掩蓋了內部的多樣性。這就需要以自由為導向的分析方法，讓各種參與性自由成為公共政策分析的中心議題。 　　 　　第5章 市場、國家與社會機會 　　小引 　　新的真理的通常命運是，以異端邪說開始， 以迷信告終。——赫胥黎《科學與文化》 　　 　　5．1市場、自由權與勞動 　　贊同市場交易自由的更直接的理由在於這種自由本身的基本意義。比如自由選擇就業的發展，以四個例子（奴隸性：僱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民、童工、婦女）來證明這種自由的現狀和發展。此外，還不能忽略這些自由權與因為其他機構和制度的運作而導致的自由之間的互補性。 　　 　　5．2市場與效率 　　不考慮市場缺陷，用經典的一般均衡模型來顯示市場機制實現經濟效率的優越性。經濟效率的標準定義為：帕累托最優——在此狀態下，任何一個人的效用不可能在不減少另外某個人的效用的情況下得到提高。同理，從選擇商品組合的自由到從事各種功能性活動的可行能力，在類似假定下，保持所有其他人的自由不變時，沒有一個人的自由可以有任何增加。因此上述自利行為的假定需要修正，從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行為到關心人們享有的實質自由，審慎選擇而不考慮行使自由的動機。 　　 　　5．3處境劣勢與自由不均等的配對效應 　　市場運行的結果中，人際之間的收入不均，會由於低收入與把收入轉化為可行能力的障礙之間的「配對」效應而趨於擴大。在兩者存在衝突的範圍內，需要把這兩個層面放在一起同時考慮，以達成總的社會優先排序，兼顧效率和公平。 　　 　　5．4市場與利益集團 　　允許並促進公共討論和參與性政治決策的自由，可以讓更多的人對自身的利益得到認識，避免既得利益集團由於因為他們「對其自身利益有更多的知識」而侵犯公共利益。因此，政治自由可以幫助經濟開放自由的實現。 　　 　　5．5需要批判地審視市場的作用 　　市場的恰當角色和範圍是不可能根據某種籠統的通用的公式來預先確定，需要以批判性的公共討論來審視，需要充分注意按特定的情況來判斷促進市場或限制其運作的措施的所有後果。 　　 　　5．6需要一種多層面的思路 　　必須把廣泛使用市場與擴展機會結合起來，把它們看做是一個更加廣闊的、同時強調其他類型的自由的、綜合性思路的一部分。本書中，對不同的工具性自由的理解定位，是建立在它們各自的作用以及它們的互補性基礎之上的。 　　 　　5．7相互依賴性與公共物品 　　從「公共物品」角度提出的超越市場機制的觀點，補充了從基本可行能力提出的有社會來提供有關支持的主張。 　　 　　5．8公共支持與激勵因素 　　從相反來看，公共支持會產生負激勵因素，要考慮服務對象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程度和支付力與支付意願。 　　 　　5．9激勵因素、可行能力與功能性活動 　　對一個人的可行能力的判斷，必定主要以觀察此人的功能性活動水平為基礎，再以其他信息為補充。原則上，透過人們選定的功能性活動去判斷其可行能力是正確的，但這到底能走多遠要取決於實際情況。人們會對公共扶助出現的對反映可行能力剝奪狀態的信息扭曲，由於聚焦於可行能力將趨於減少激勵相容性的困難。 　　 　　5．10扶助對象選定與手段核查 　　公共扶助的分配問題很重要，要求對扶助對象給予選定，選定的手段審查可能會導致的扭曲包括以下五個方面：信息扭曲（扶助對象對財務狀況的作假）；激勵性扭曲（經濟行為的抑制）；負效用和身份烙印（考慮受益者的自尊以及其他人對受益人的尊重）；行政管理成本、侵犯性損失與腐敗；政治上的維持力量和服務質量（與選定最貧困的人的計劃相比，普遍性計劃會得到更多支持）。 　　 　　5．11主體地位與信息基礎 　　由於能動的對象採取的行動會使對象選定的成果與對象選定的企圖大相徑庭，要給予選定對象以主體地位，此外，還要考慮對象選定的信息層面里扶助對象相關特徵的可否識別性。 　　 　　5．12財政審慎與綜合考察的需要 　　把宏觀經濟穩定的工具性需要放在社會目標的廣闊框架之內加以解決。 　　 　　5．13結語 　　 　　第6章 民主的重要性 　　6．1經濟需要與政治自由 　　經濟需要與政治自由，誰優先？ 　　 　　6．2政治自由與民主的首要性 　　經濟需要的緊迫性加強了政治自由的迫切性，這種迫切性與基本可行能力相關，起到對政治關注要求的工具性作用，以及形成「需要」的建設性作用。 　　 　　6．3否定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的觀點 　　反對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民主以及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意見來自三個不同的方面，李光耀命題、政治自由與經濟需要之間存在深刻的對立和將政治自由西方中心主義概念化。 　　 　　6．4民主與經濟增長 　　幾乎沒有什麼普遍性的證據表明權威主義政府以及對政治和公民權利的壓制確實有助於促進經濟發展。 　　 　　6．5窮人關心民主和政治權利嗎？ 　　就曾經有過的各種檢驗而言，對於窮人一般不關心公民和政治權利這一命題，證據從來都是完全否定的。 　　 　　6．6政治自由的工具性作用 　　從政治自由的直接重要性轉到其工具性作用時，必須考察對政府和在職官員及其群體發揮作用的政治激勵因素。 　　 　　6．7政治自由的建設性作用 　　政治自由不僅在導致對經濟需要的社會反應上至關重要，而且對於形成經濟需要這個概念本身也具有核心意義。 　　 　　6．8民主的運作 　　民主必須被看作只是提供了一組機會，對這些機會的使用，則要求關於民主和政治權利時間另一種類型的分析。 　　 　　6．9民主的實踐與反對派的作用 　　主要以印度的民主實踐為例。 　　 　　6．10結語 　　 建立和加強民主制度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它的顯著意義在於自身固有的重要性、工具性貢獻、在價值標準和規範形成中的建設性作用三個方面。 　　 　　 　第7章 饑荒和其他危機 　　7．1權益和互相依賴 　　飢餓和饑荒不僅與糧食生產有關，也與整個經濟和社會運行的影響有關，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考慮在當代世界中制約著饑荒發生的經濟和社會的相互依賴關係。糧食的獲得是一種權益（一個人可以建立起所有權並加以支配的商品），它取決於資源稟賦（對於生產性資源和具有市場價格的財富的所有權）、生產可能性及其利用和交換條件（出售和購買產品的能力，以及不同產品的相對價格）。 　　 　　7．2饑荒的成因 　　饑荒反映同樣的困境，但其起因具有多樣性。作者尤其批駁饑荒與全國的糧食產量急劇下降，即與總供給下降單維的有關，因為饑荒甚至會在食品生產或者可供量絲毫沒有下降的情況下發生，一個勞動者會在失業而同時又沒有社會保障系統提供安全網保護的情況下挨餓。此外，饑荒還會在糧食總供給不變，競爭性需求上升時發生。但其實普遍的饑荒也很少存在。 　　 　　7．3饑荒的防止 　　饑荒關係到在一些特定的地區一個或多個行業群體的權益的喪失，由此導致的飢餓就可以通過為那些受經濟變化衝擊的人們系統地重新創造最低水平的收入和權益來防止。這一公共措施的成本相當有限，但非常依賴於保障權益的政治安排。例：印度的補償性就業創造。 　　 　　7．4饑荒與疏離 　　饑荒的起因和防治還依賴於伴隨權力和權威運作的那些感知和理解，尤其取決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疏離程度。以19世紀40年代愛爾蘭的饑荒為例，需要考察的政策問題既包括疏忽失職的行為，同時還包括在履行職責中的行為。愛爾蘭在整個王國中具有相對的普遍貧困，以致要把注意力放在經濟變化時那些權益特別脆弱的人們的極低的承受力上。甚至遭受到了更深的剝奪，即食品的這種「反向運動」是蕭條饑荒中的一個常見現象，但這又是按照市場規則運行的必然結果。然而絕不能一下子跳到停止市場交易是終止饑荒的正確方法這一結論，要考慮聯合王國的政府為什麼沒有採取任何措施聽之任之，採取了一種與純粹的政治不對稱相對的文化疏離的態度（如對愛爾蘭人馬鈴薯偏好的偏見）。即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距離感是饑荒的至關重要的特徵。 　　 　　7．5生產、多樣性經營和增長 　　經濟擴展一般會減少對提供權益保障的需要，同時增加可用於權益保障的資源。以撒哈拉以南非洲為例，為了使其加入在世界多數地方已發生的經濟擴展的進程，必須更加強有力地尋求和利用在糧食生產之外甚至在農業以外的收入和增長的來源。 　　 　　7．6就業途徑和主體問題 　　綜合運用各種不同的社會機構和制度——通過國家扶持來創造收入和就業、通過私人市場運作以取得食品和勞動機會以及依靠正常的商業和企業活動，對防止饑荒非常重要。 　　 　　7．7民主和饑荒的防止 　　通過饑荒防治經驗的跨國比較和單個國家的跨時期比較，強有力地表明了民主的保護功能。以印度為例。 　　 　　7．8激勵因素、信息與饑荒的防止 　　從民主政治的激勵因素與信息傳遞來看，民主會把饑荒的有效信息和懲罰作用及時傳遞給統治集團和政治領導人，中國的「大躍進」可以視為反面典型，毛澤東在之後的總結中排他性的將重點放在信息渠道的匱乏，而忽略了民主自身固有的、建構性的重要性。 　　 　　7．9民主的保護作用 　　由於缺乏民主的約束，饑荒甚至在某些國家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儘管有強烈的意願防止饑荒，但結果是完全不敏感的僵化的政策。這是很可怕的。 　　 　　7．10透明性、安全與亞洲金融危機 　　民主的正面作用適用於一般性的自動防止經濟和社會災害，起到工具性自由里防護性保障的作用，由此造成的空白是不可能由經濟激勵機制的運行來填補的。如金融危機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某些國家的形成，一方面與商業運作缺乏透明性有關，另一方面與當這場非共同分擔的危機爆發時，民主的空白使受傷者的聲音被壓抑並毫無效果有關。 　　 　　7．11結語 　　對發展的挑戰，包括既要消除持續的地方性剝奪，也要防止突然發生的嚴重貧困，但是，這兩個任務分別對機構制度和政策提出的要求，可以說是有區別的，甚至是不相同的。 　　 　　重要的問題： 　　一個國家在幾十年間每年經濟增長5%或10%以後，為什麼國民生產總值在一年中下降5%或10%對它會是如此災難性的事情？ 　　像饑荒一樣，為什麼這樣的經濟總危機總是在「魔鬼襲擊落在最後的人」的基礎上展開？一張總的社會安全網應該如何張開，作為對可行能力的防護性保障如何建立？ 　　 第8章 婦女的主體地位與社會變化 　　8．1主體地位與福利 　　對主體地位的理解，即把個人看做有著自己的生活體驗和福利狀態的實體，突出關注主體的能動性。聚焦於婦女的主體地位的最直接的理由恰恰是這種主體地位在消除那些損害婦女福利的不公正現象上可以發揮的作用，與此同時，婦女的力量（經濟獨立與社會解體）能對本來決定家庭內部以及整個社會分工的那些因素和組織原則發揮深遠的影響。 　　 　　8．2合作性衝突 　　家庭的決策通常採取合作性衝突的形式：追求合作，而在衝突方面達成某種隱含的雙方同意的解決方式。 　　 　　8．3對權益的認識 　　關於婦女和男人的個人貢獻及其相應權益的認識，對在婦女和男人之間如何劃分家庭的聯合利益發揮重大作用。在教育和就業的影響下，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權力增強使得家庭內部的權力和利益分配發生變化，對社會也會有很大影響，比如兒童死亡率的降低、生育率降低等。 　　 　　8．4兒童生存率與婦女的主體地位 　　大量證據表明，婦女教育和識字水平的提高趨於降低兒童死亡率。這種影響通過許多渠道發揮作用，其中最直接的渠道通過婦女對子女福利的重視，以及當她們的主體地位得到尊重和提升時婦女所擁有的影響家庭決策的機會來體現。類似地，婦女權利的增強對存活率上的女性劣勢有重大影響。 　　 　　8．5主體地位、解放與生育率降低 　　在婦女的福利與婦女在促成生於模式變化方面的主體作用二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係。 　　 　　8．6婦女的政治、社會與經濟作用 　　當前男性的政治性、社會性與經濟性壟斷對社會運行有極大損害，增加婦女的參與度，力圖消解這種基於文化的壟斷力，不僅能夠改善婦女的生存環境，這本身就能夠帶來很大的社會報酬。 　　 　　8．7結語 　　 作者主要探討了婦女的主體地位與福利的區別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說明了婦女主體地位廣泛的作用範圍及其力量，它使用於經濟、政治、社會行動的許多其它領域，特別是在改善兒童生存率和降低生育率方面表現明顯。 　　 　第9章 人口、糧食與自由 　　9．1是否存在世界糧食危機？ 　　當前世界糧食生產並不存在任何顯著的危機，世界人均糧食產量實際在上升，而且人均糧食產量最大的增長是發生在第三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 　　 　　9．2經濟激勵與糧食生產 　　世界糧食生產受到需求不足和糧價下降的限制，反映了最需要糧食的人們的貧困，而且已經對糧食生產造成了負激勵效應。 　　 　　9．3人均糧食產量趨勢之外的因素 　　 單純關注糧食產量而忽視人們享有食品的權益這一傾向，有時會產生嚴重的負面作用。（一個錯誤構建的理論可以致人死命，馬爾薩斯糧食與人口比例的錯誤視角的手上沾滿了鮮血） 　　 　　9．4人口增長與提倡強制 　　有許多明確的跡象表明，世界人口增長已經開始放緩。是否需要通過強制來幫助這個速度放緩的過程？中國開始計劃生育了三十年，這種強制產生了三個問題：強制的可接受，無強制時人口增長是否就會快到不可接受，強制的副作用。 　　 　　9．5強制與生育權 　　對生育權（由家庭決策的事務）實行強制的是否可接受？要探討生育權利的地位與意義。作者否定了效用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的觀點中非此即彼地選擇其中一個觀點的必要性，主張採用一種後果主義體系，即把權利的實現連同其他事物一起並列為目標，並給出理由。 　　 　　9．6馬爾薩斯的分析 　　馬爾薩斯與孔多塞的辯論，爭論在於是否存在自願的計劃生育，歷史沒有給馬爾薩斯的觀點帶來多少支持。而發展與生育率降低之間的正面關聯，帶來這樣一句口號「發展是最好的節育手段」。 　　 　　9．7經濟或社會發展 　　關於說明生育率下降原因的理論中，影響最大的是貝克爾的生育率決定模型，否定了馬爾薩斯關於富裕將提高生育率的結論。在分析中聚焦於經濟發展對提高子女「質量」的投資的影響。還有一個因素即節育設施的普及以及這一領域的知識和技術的傳播。 　　 　　9．8年輕婦女權利的增強 　　社會發展——特別是婦女的教育和就業——可以是非常有效的節育手段。 　　 　　9．9外部因素、價值觀念和交流 　　 　　9．10強制的有效程度有多大 　　強制的過程帶來許多自由的喪失和代價，比如社會後果、生育行為變化的不穩定性以及不清楚通過強制實際上達到多少額外的生育率下降。 　　 　　9．11生育率降低的副作用與速度 　　比較印度克拉拉邦的自願節育和中國通過強制計劃生育所降低生育率的水平，前者從1979年的3。0降到1991年的1。8，後者同期從2。8降到2。0，凸現出以婦女活躍的、經過教育後參與為基礎的自願和強制相比的優點。 　　 　　9．12強制的誘惑力 　　強制對於貧困人口是否是可以接受的，只有通過民主論爭才能檢驗，但這恰恰是權威主義政府拒絕給予人們的機會。這樣的檢驗沒能在中國發生，但在印度確實發生過。 　　 　　9．13結語 　　 解決人口增長問題的辦法，是一個要求更過多自由的過程。不在於強制，而在於促進男女平等與婦女自由並結合單個家庭的責任，即那些利益的擴展最直接受到過度頻繁的生育和養育子女影響的人們的自由。 　　 第10章 文化與人權 　　10．1三種批評 　　對於支撐人權言論的整個概念結構一般有三個相當不同的考慮因素，包括「正當性批評」、「邏輯連貫性批評」和「文化性批評」。 　　 　　10．2正當性批評 　　此類批評的共同點是堅持必須把權利看作是「後於」體制的工具，而不是一種「先定」的倫理利益。綜合來看，最好將人權看作是一個倫理的理性思考體系和作為政治要求的基礎的合理性，不一定把它們混同於由立法制定的法律權利。 　　 　　10．3邏輯連貫性批評 　　這種批評在於各種權利必須有與其對應的責任才有意義。 　　 　　10．4「文化性批評」與亞洲價值觀 　　文化性批評把人權看作是屬於社會倫理領域，人權的道德權威依賴於可接受的倫理的性質，而文化之間具有衝突性，因此人權的普適性值得懷疑。認為「亞洲價值觀」是純粹權威主義的觀點，通常幾乎全部來自掌權人的發言人。 　　 　　10．5當代西方與獨特性 　　價值觀形成的起源是多角度的，體系是多樣性的。比如，自由、寬容的價值和平等享有和應用。 　　 　　10．6對孔子的解釋 　　10．7阿育王和考底利耶 　　10．8伊斯蘭的寬容 　　 權威主義的「亞洲價值觀」觀點的當代倡導者立足於非常任意的解釋，以及對論者和傳統的極端狹隘的選取。對自由的珍視並非只局限於一種文化，而西方傳統也不是使我們得以掌握以自由為基礎來理解社會的方法的僅有的一種文化。 　　 　　10．9全球化：經濟、文化和權利 　　全球化的形式會對就業和傳統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並不存在強制性的理由，一定要保存正在消逝中的生活方式的每一個方面，但確實需要讓人們能夠參與這樣的社會決策中來。 　　 　　10．10文化交流與無處不在的相互依賴 　　 需要精細地理解跨文化的影響，需要有欣賞其他文化和其他國家產物的基本能力。 　　 　　10．11普適性前提 　　來自不同文化的不同人們能夠分享許多共同的價值觀並贊同某些共同的承諾。自由的壓倒一切的價值，作為貫穿本書的原則，即以強烈的普適主義為前提。 　　 　　10．12結語 　　 可疑的歷史並不能為可疑的政治辯護 　　 　　 轉貼註：中文本（經原作者認可的唯一擴展合併完全本）尚有11章——社會選擇與個人行為；12章——個人自由與社會承諾。——民主自由轉貼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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