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領讀：在這本寫日本中產階級的書中，我們看到了很多中國人的影子

36氪專門為讀書設立了新的欄目【36氪領讀】，篩選一些值得讀的書，並提供一些書摘。希望你手邊有一本稱心的書，讓讀書這場運動繼續下去。

作者簡介：

傅高義（Ezra F. Vogel，1930 — ）：被認為是美國唯一一位對中日兩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在哈佛有著「中國先生」的稱號，一直是受中國政府重視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繼費正清之後的第二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和東亞研究委員會主席。1998年入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2013年3月23日，第五屆世界中國學論壇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被授予「世界中國學貢獻獎」。2014年福岡亞洲文化獎獲得者。

哈佛大學中日研究專家傅高義在學術生涯之初被斥為「鄉下人」後，意識到一個社會學家如果從未在另一種文化中生活過，何談理解本國社會？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他來到東京市郊的M町展開田野研究，深描日本社會快速變遷之際的「新中產階級」——工薪族和他們的家庭。

二戰後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大批職員進入大型企業與政府機構並得到終身職位，他們取代了老中產階級，帶動了家庭、經濟與文化的變革。工薪族成為他人嚮往的「光明新生活」的代表；工薪族家庭與政府、社區的關係經歷重塑，雖缺乏絕對的價值體系，但卻有基本的共識；傳統的家族理念式微，新觀念影響了家庭內部的分工、權威和育兒。新中產階級不僅是社會巨變中持續不輟的穩定力量，更建構了延續迄今的日本社會運作基本模式。

第十五章 超越成功： 三十年後的M町（節選）

人們不再為了尋求保障而傾向進入大公司或政府機關，因為經濟保障對於日本中產階級而言已經不成問題。現在，年輕人的動力更來自進入著名公司賦予其個人及家庭的社會地位。

工薪族生活方式的主導地位

一九五九年我們在M町觀察到的「新秩序」，即工薪族的生活方式迄今已然成為日本佔主導地位的生活模式，歷經發展、壯大、擴散並且有些過度膨脹。這種生活模式為大多數日本人所嚮往。如第十三章所述，甚至在一九五九年，包括獨立專業人士、商人、小商店主甚至農民在內的其他群體都深受工薪族精神的影響，想當然地在自己的生活中多方效仿。

M町男性的典型職業生涯遵循以下模式：刻苦學習考入儘可能好的大學，畢業後儘可能進入最著名的大公司或政府部門，繼而在餘下的職業生涯中每周上五六天班。然而，人們不再為了尋求保障而傾向進入大公司或政府機關，因為經濟保障對於日本中產階級而言已經不成問題。現在，年輕人的動力更來自進入著名公司賦予其個人及家庭的社會地位。

M町的女性也被捲入這種模式。許多女性與男性一樣去上大學（儘管滿足於兩年制短期大學學習的女性多於男性），為了通過名牌大學的入學考試，她們和男性一樣努力。 M町大多數心懷抱負的年輕女性追求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並通過就讀優秀大學繼而供職於大公司成就自身地位，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於目前這被認為是她們締結良緣的最佳途徑。此外，許多年輕女性渴望在專業領域抑或依循頂尖公司的精英管理者職業路徑發展。 M町有位女兒禁不住父母堅持，短期大學畢業後留在家裡學習烹飪和其他家務技藝，她的情況在一九八九年只是特例。

許多M町家庭的第二代，長子乃至次子都忠實地承襲父業。他們繼續從事同一職業或者成為同一家大公司的工薪族。女兒也是如此，她們進入同一行業工作（醫藥或牙科領域最為常見），要麼就嫁給同公司或同行業的男性。也有一些人拒斥家族慣例的現成保障。在一個案例中，一位長子接受了大學專業教育為接管父親的農業生意做好了準備，然而幾年以後，這位長子放棄接管，轉而從事度假村管理。長子覺得，這次改行使他更加獨立，工作也更有樂趣。

工薪族生活的壓力

M町的工薪族大多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他們對公司盡心儘力，參與同事間的社交和娛樂活動。隨著財富的日益增加，一度被認為必要且難免的高強度長時間工作而今卻被批過度—過於繁重、過於局限、過於嚴格。 M町的家庭尤為擔憂工作壓力的威脅，如報紙文章里報道的「過勞死」。

雖然繁重工作致人死亡事件的新聞價值在於其十分罕見，但人們已經開始關注到， M町的工薪族每日例行工作、通勤十二至十五小時，他們的身心承受著何等壓力。一位 M町的居民指出，富國生命保險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五百名受訪員工之中，百分之七十的員工稱有壓力，百分之四十四的員工稱長期感到疲勞，而被問及是否懼怕過勞死之時，百分之四十三的員工明確做肯定回答。

在某些方面，工薪族的生活方式近年來變得稍許輕鬆。一九五九年以來， M町工薪族的通勤時間已經減半。儘管每日工作時間仍然很長，但周工作日和年工作日都減少了。大部分工薪族現在每周工作五天半，一些機構響應政府號召將每周的工作日縮短為五天。休假時間由每年數日增至兩三周，還有總計近三周的國家法定假日（春季的黃金周、夏季的盂蘭盆節和冬季的新年）。M町的店主和商人也比照工薪族的放假模式並日益尊重個體的私人生活；現在，人們確信自己不會在假期被叫回去工作。許多大公司為員工提供網球場等娛樂設施，安排員工及其家人度假。法定退休年齡從五十五歲延遲至六十歲，退休壓力從而得以緩解，一些男性退休後還從事第二份工作。

然而，過勞的憂慮仍然存在。M町的一些男性熱衷談論辦公室附近球場的周三網球賽或在回家途中與同事酌酒放鬆，另一些男性則抱怨沒有時間享樂輕鬆。後者指出，他們加班頻繁，深夜、周末甚至假期都在工作。許多員工不能休滿假期。周末或假期往往要加班參加公司活動或在高爾夫球場商談業務。有些男性覺得公司的娛樂活動與工作一樣有壓力，因為他們迫於強制（基於群體成員間的不成文規則）而不得不與整日都能見到的人交往。

隨著生活的富裕，人們敢於質疑如此辛苦工作是否必要。他們日益意識到所付出的心理代價。

M町有少數居民公開埋怨，為了滿足工作和群體生活需要，他們放棄了自己的選擇和愛好。一位供職名企的男性抱怨自己在大公司里經受的乏味、沉悶和無力。多年來他逐步調整工作，盡量少加班並將聰明才智用於喜好的國際象棋比賽。年輕時他常常因為不能做想做的工作而苦惱，某天剃了個極短的髮型回家，令妻子大吃一驚。他惱火地說，老闆可以裁人（ 「首を切る」，字面有「斬首」之意，但通常指「解僱」），而自己卻只能剪頭。

另一位男性工薪族精英承受著更大的壓力。他單身赴任，頂著壓力從事一項尤其困難的工作，結果患上神經官能症，兩年不能工作，即使回到家裡也未能康復。幾年以後，他仍為同一家企業工作，如常履行職責，卻稱工作及其相關事物毫無樂趣，盼望早日退休返鄉。

雖然終身僱傭制度在他生病時提供了保障，但同時令他身陷並非心儀的工作，無法改變，亦無力逃離。儘管抱負受挫或同事關係緊張是任何職場里不滿的根源，但關於這些問題引人注目的是，M町工薪族更換工作或出於個人需要調整工作時面臨的困難。個人必須不惜心理代價進行調適。人們也許日益意識到這種伴隨富裕而來的壓力，故而逐漸放鬆了。

婦女解放，M町的模式

一九五九年經常聽人這樣說：「戰後，絲襪和女性都強韌起來。 」時至一九八九年，M町的婦女是否獲得解放？鑒於這一問題經常受到美國人的關注，因而考察當今M町女性的社會角色及其生活中有關女權價值觀的方面很重要。我們將著眼於她們的行為變化、選擇範圍的延拓、勞動參與和當前的家庭角色。

與當今M町主婦的情形迥異，一九五九年的M町主婦深居簡出、窮其一生服務夫家。三十年前，M町的主婦總在家裡，出門不過是到附近買東西或每年一度的回娘家省親。她若做了家務以外的活計，可能是在幫忙打理家族生意，若有愛好，無非就是縫紉、插花或茶道等曾在新娘培訓班學過的技藝。甚至未婚女性於待嫁期間也只能往返於學校與家庭抑或臨時工作場所與家庭之間。

如今的M町女性已經從家宅和諸多苦差中解放出來。所有的公寓和大多數住宅現在都可以安全上鎖，所以主婦再無必要整日看家。家用電器的應用加之木炭的淘汰縮短了家務勞動的時間。不僅未婚姑娘，已婚婦女也可以更多外出活動。許多主婦參與網球、高爾夫球等娛樂活動；有些主婦參加很多文化中心裡蓬勃湧現的課程和活動團體；有些主婦修讀大學或技工學校課程；每位主婦都有更多機會與親友喝茶、購物。出國旅行在一九五九年幾乎聞所未聞，現在卻已司空見慣。 M町的女兒們可能趁大學放假或蜜月期間出國旅行，許多妻子在丈夫被派往國外學習或工作時隨同前往。老年婦女跟隨退休的丈夫或者參加旅行團出國觀光。

更多的外出活動機會反映了女性的選擇範圍普遍更廣。一九五九年M町的女性很少自己決定人生大事。從上學到結婚乃至婚後，她因循常規，凡事聽從家裡長輩安排。到了一九八九年，不僅結婚對象，而且是否結婚、何時結婚均由 M町的女性自主決定。儘管「適婚年齡」（目前為二十至二十七歲）的觀念依然存在，年過三十的未婚姑娘也讓人擔憂，但人們對晚婚的接受度似乎更高了，晚婚的女性也更多。一些女性選擇不婚，這表明一種新心態的萌生，這種新心態即結婚並非女性自然可行的唯一生活方式。

M町的大學生及其教授稱，與十年前相比，如今有更多的年輕女性先婚姻後事業，希望等孩子長大後再去追求自己的興趣或快樂。只有早早選擇事業或者先事業後婚姻的女性，只有丈夫願意並能調整生活適應她們職業規劃的女性，才有可能完美地兼顧事業與婚姻。

M町的大部分年輕女性把嫁給白領精英視為「美好生活」。她們並不艷羨工作狂商人的生活方式，認為女性的職業道路充滿艱難險阻。她們說，婚姻生活給予她們更多獨立和更多享樂機會。現在，婚姻作為一種職業，允許人們追求自己的興趣和快樂，這是上代人不曾有過的體驗。然而，這並非婚姻吸引當今 M町年輕姑娘的唯一原因。一九五九年以來，女性作為主婦和母親，在家庭中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大為增強。考察該角色的變遷和延續，以及個中滿足和壓力，是理解現今M町家庭關係的關鍵。

老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隨之出現。自主對 M町的主婦也有負面影響，使她們變得相對孤立。丈夫及其他家庭成員對家中事務不管不問，城市裡的主婦往往成為孤家寡人，她們對待周圍公寓的主婦雖然熱情友好，與周圍公寓主婦的關係卻不似一九五九年的鄰里街坊主婦間那般親近或信任。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M町的母親已經從繁重單調的家務、住所、婆婆甚至很大程度上從丈夫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然而，她們的職業生涯仍然受限，獨力養育孩子的責任感一如既往地規範著她們的生活。儘管她們的社會參與愈加廣闊多元，但她們的主要責任以及成就感的來源仍是孩子。

婚姻期待的轉變： 新觀念與舊習慣

隨著核心家庭成為常態以及西方模式對現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浸入，年輕人越來越期望夫妻相愛、相伴、互相協作。他們日益重視夫妻婚姻滿意度。然而，期待的提升尚未消除舊有的模式，一部分女性的情況尤其如是。

甚至在一九五九年的M町，婚姻首先仍被視為一種綿延家族和奉祀祖先的社會責任，也被看作女性畢生的工作。在早期的家族系統里，婚姻的訴求顯然並不包括夫妻相愛或情感滿足，婚姻的存在，只是為了服務於家族的經濟功能和傳宗接代功能。

而在一九八九年的M町，年輕人無論相親結婚還是戀愛結婚，大多都憧憬浪漫，希望獲得情感滿足，期待與對方相互陪伴、共同活動。為了實現這個目標，M町的夫妻如今在婚前花費更多時間相處，他們彼此了解，一起觀影、用餐、談戀愛。婚後，至少在第一個孩子出生之前，夫妻倆通常繼續此類活動，少數夫妻設法在周日出遊和家庭度假的過程中維持這種陪伴關係。退休後，年老的夫妻有更多的時間共處聊天，許多人還喜歡與老伴一起享受旅遊休閑。

然而，孩子出生後，許多夫妻，尤其是工薪族與妻子會各有生活，與其父母的經歷並無二致。身為工薪族的父親每天有十二到十五個小時、每周有五到六天不在家，母親每天二十四小時地照顧嬰兒，得不到任何幫助，丈夫與妻子往往連交談的機會都沒有，更遑論一起活動。工薪族的經濟生活結構和社會生活結構仍未促使夫妻相互多陪伴。

女性婚姻期待的提升尤為顯著。較之僅僅期冀嫁入厚道望族並為之奉獻終生的早年 M町女性，現今的準新娘似乎要求頗高。她們希望未來的丈夫好相處、受雇名企，有能力供家人過好日子並願意幫帶孩子、幫做家務。但聰慧的女性明白，難求盡合己意之人。

家庭條件好且受過教育的M町女性，也許找得到工作佳、薪水豐的丈夫，但要找到還能在家陪伴並幫助她的人卻非易事。希望與現實的落差，體現了從層級分明的大家族向基於平等同伴關係的核心家庭變遷過程中的張力。

面對維持親密互動婚姻關係的困難，M町的男性也不免失望，從而更容易放任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通常，他們回家時疲憊至極，想做的不過是眾所周知的洗澡、吃飯和睡覺。大部分妻子做出調整，把更多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轉而與女性親戚、親密的朋友交往，發展業餘愛好。然而，較之一九五九年，一九八九年有更多妻子抱怨社會交往少、難得與對方共享休閑時光、夫妻間缺乏交流和相互理解（而且有此怨言的妻子比丈夫多），換言之，她們在抱怨夫妻關係的疏離。

女性的要求給M町的男性帶來新的壓力。一九五九年，所有女性都盼望嫁人，男性只要有份好工作就能成為優質的候選對象，但在一九八九年，光有好工作還不一定行。富裕卻缺乏個人魅力的男性不再受人青睞。一九八九年，《日本時報》報道了培訓男性如何與女性聊天、約會時如何表現的新機構的興起。一些在考出好成績的教育氛圍中長大的 M町男性發現，要想娶到妻子還需要掌握社交技能。

儘管夫妻間的親密程度和協作程度日益提高，但夫妻關係在與親子關係衝突時需要讓步。親子關係仍是家庭里最重要、最強大的關係。一九八九年的 M町父母認為，把孩子交給保姆自己出去娛樂，或者讓孩子睡到其他房間方便自己更自由地享受性關係都是不負責任和自我放縱。

儘管這些相互對立的需求之間時有矛盾，但照顧孩子仍是首要大事。或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成為離婚率整體並未大幅上升的一個原因。父母不希望離婚傷害到孩子，尤其是日本人的忠誠觀念通常要求孩子在父母離異後跟隨其中一方生活，與另一方斷絕所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