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為何是東南亞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

2015年是新加坡獨立50周年，也是中國與新加坡建交25周年。新加坡是東盟中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雖然建交時間晚，但是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與中國老一輩領導人的交往並不少，也不晚。新加坡的外交不拘泥於形式，務實而講求原則——一切以國家利益至上。中新建交曲折歷史背後所透露出的正是新加坡外交的現實主義。一頭猛虎、三隻狼狗：新加坡建國之初的外交困境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1961年，在新加坡總人口中，華族佔75.2%，馬來族佔14%，印度族佔8.4%，其他種族佔2.4%，這樣的結構至今沒有太大的變化。如何處理好內部的族群關係，同時又與周邊國家搞好關係，這是新加坡建國之初需要謹慎處理好的問題。1965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離出來時，李光耀曾掩面大哭。因為新加坡乃彈丸之地，沒有自然資源，甚至沒有水源，兵力空虛，國力不足，與馬來人分家，馬來西亞不會讓它好過。南面又有印尼覬覦它，有人形象地把新加坡所處的地緣環境比做「一頭猛虎(印度尼西亞) 和三隻狼狗(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 ，而新加坡只是一隻小貓」。正如李光耀所說，獨立後的新加坡是國際海洋中的一條小魚，在印尼、馬來西亞夾縫中求生存。

東盟十國地圖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中國國內「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東南亞國家都懼怕本國內部有共產主義背景的黨派與中國關係緊密，同時又因為華人華僑問題，對華人華僑的打壓愈演愈烈。而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為主體民族的國家，這無疑引起了周邊國家的警惕與戒備，特別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它們視新加坡為「第三個中國」。當時，印尼和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強國，來自這兩國的武力威脅和國內少數族裔所施加的壓力，使新加坡的國家安全受到了嚴重的挑戰。20世紀60至70年代，馬來西亞一直推行馬來人優先的政策，維護馬來人在政治、經濟和文教方面的特權，壓制排斥華人。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離出去的原因之一，就是馬華種族之間矛盾突出。而在新加坡周邊的其他國家，印度尼西亞蘇加諾政府把印尼公民分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頒布了一系列維護原住民經濟、政治利益的法令，將華人的產業和華人善於從事的零售業重新掌握到政府手中。1965年「九三〇」事件後，以蘇哈托為首的軍人集團大規模迫害華僑，監禁和殺害了數以萬計的華僑，反華排華浪潮高漲。菲律賓則嚴厲限制華僑入籍和中國移民入境。越南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強迫華僑入籍，1978年公開排華，大規模驅趕華僑，造成幾十萬華僑難民。泰國針對華僑發動所謂的經濟總攻勢，通過各種立法限制華僑經濟活動；柬埔寨和寮國也曾一度追隨越南採取限制華僑華人的政策。

20世紀70年代末，被越南當局驅趕的難僑。做東南亞最後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面對如此嚴峻的地緣政治格局和外交生態環境，新加坡在處理內政、外交事務時，格外地小心謹慎，步步為營。首先要平衡好國內族群的關係。為獲得國內各個族群的支持，構建穩定的國內局勢，新加坡首先要做的是安撫好馬來人，通過立法保障馬來人的諸多權利，馬來語被確定為官方語言，國歌用馬來語演唱，國旗也具有伊斯蘭的特徵。第一任國家元首優素福是一名馬來人，政府內閣成員也有多名馬來人。其次要跟周邊國家搞好關係，並得到大國的庇護。這就意味著，新加坡必須妥協於外部環境，以另外一種「一邊倒」的形式同鄰國和周邊國家搞好關係，從而贏得一個穩定的環境來建設自己的國家。新加坡曾是英國殖民地，獨立後選擇加入英聯邦，國防安全由英國駐軍提供保護。在對外政策上，新加坡鮮明地反對共產主義，由此而快速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新加坡獨立之初，中國領導人就提出希望與之建立外交關係。但是，當時中國受到了西方的封鎖，再加上意識形態的不同，李光耀選擇在政治上迴避中國。新加坡聲稱，要做東南亞最後一個跟中國建交的國家。20世紀70年代，中國打開了外交新局面，中新關係開啟了「偉人模式」。這一時期李光耀開始與新中國的領導人們互訪，為中新建交夯實了政治基礎。1975年3月，應中國邀請，新加坡外長拉賈拉南訪華，出於對新加坡外交策略的尊重，周恩來總理並沒有提及建交一事，而拉賈拉南主動轉達了李光耀的意見，表示新加坡不能走在鄰國前面，新加坡要等到泰國、印尼與中國建交或復交後才能與中國正式建交。偉人外交：李光耀對華的「親近」與「不親近」新加坡外交務實而講求原則，在李光耀第一次訪華時就得到了很好的體現。1976年5月，李光耀第一次訪華。83歲高齡的毛澤東抱恙會見了李光耀，時任中國政府總理的華國鋒與其進行了三輪會談。李光耀明確表示，中國是亞洲的大國，新加坡不可能，也不會反對中國，中國越強大，對新加坡越有利。新加坡與中國有共同的歷史文化與傳統，許多觀點也很相似，只是建交的時機還不成熟，但要努力發展經貿合作關係。

1976年5月12日，首次訪華的李光耀與已經83歲的毛澤東會晤。新加坡領導人的首次訪華，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在訪華之前，李光耀就做足了功課，並沒有因為訪問祖籍國土就對中國表現出過度的親近。李光耀在所有官方場合都說英語，簽名也用英文，以此向世界顯示「新加坡不是第三個中國」。後來，來華訪問的歷任新加坡總理都用英文與中國領導人交流，這也成了一個傳統。這次訪華還有一個小插曲，在中國贈送給李光耀的禮物中有一本書，書中有1962年中印戰爭的內容，考慮到新加坡國內的印度族群，李光耀把書還給了中國。1978年，中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對尚未建交的新加坡進行了首次訪問。據中國駐新加坡第一任大使張青回憶，鄧小平時任政府第一副總理，新加坡在接待中給予了高規格的禮遇。這次訪問中，李光耀向鄧小平詳細介紹了新加坡獨立之後的發展進程和經濟策略。經濟學家吳慶瑞作為副總理陪同鄧小平實地考察了新加坡裕廊鎮工業園區、港口、居民區。回國後，鄧小平即在當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

1978年11月，鄧小平出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機場歡迎。20世紀80年代初，中新建交暫緩而經貿先行，先後簽訂了8項經貿協定，1980年6月兩國達成協議，互設商務代表處，工作人員享受外交特權，可以辦理簽證業務。商務代表處設立後，兩國增進了商貿合作，友誼也得到了發展。談判僅僅三個月，中新即實現建交20世紀80年代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的關係不斷改善。1989年2月，印尼總統蘇哈托在東京參加日本天皇葬禮，與中國外長錢其琛會面，透露了希望恢復兩國關係的信息，年底，雙方在雅加達進行了復交談判，翌年，雙方簽署了聯合聲明，復交成功。這也成為了啟動中國與新加坡的建交談判的一個信號。

1990年7月3日外交部長錢其琛和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阿里·阿拉塔斯在北京簽署兩國政府關於恢復外交關係的公報。1990年7月，李鵬總理訪問印尼，簽署復交協議後，順訪新加坡。李光耀表示，「今年底我將卸任總理一職，希望今年10月訪華，會見中國新一任領導人。我衷心希望在此之前，無論如何也要完成兩國建交的歷史使命。」經過兩國的共同努力，中新建交談判在很短的幾個月內高效完成。1990年10月3日，中新兩國外長錢其琛與黃根成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建交聯合公報，宣布兩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李光耀終於在其總理任期的最後時刻，實現了這一重要的歷史任務。

李光耀在其總理任期的最後時刻實現了中新建交。中新兩國如此高調地開展建交活動，其背景也十分耐人尋味。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在國際社會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抵制，反而是周邊國家，如孟加拉國、印尼、新加坡等在各方面給予了中國支持。1989年11月，孟加拉國抵制住了西方的壓力，邀請李鵬總理訪問；印尼也在1989年按照中印尼復交時間表，簽署了有關的復交協議文件；新加坡則一反建國之初向西方國家「一邊倒」的模式，與中國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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