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晶：新貿易立國論——文明與世界秩序的生成

　　一、世界貿易與文明進程

　　眾所周知，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該組織第143個成員國。從1986年要求恢復關貿總協定(GATT)締約國身份開始，中國長達15年的貿易談判成果最終具有怎樣的意義?這種意義的闡釋取決於我們對WTO的主旨以及對世界貿易自身的理解。在GATT部長級會議於1994年通過的有著「WTO憲章」之譽的《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當中，有關於建立WTO這個多邊貿易組織目的的完整闡述，其中之一就是維護並落實「以往貿易自由化努力的成果」。我們是否理解了這個目標的全部含義?

　　問題首先在這裡得到了呈現，或者說我們必須思考下述問題：貿易自由化，是否只是經濟發達國家的一種特定利益的特殊政治安排，因而註定將被另外一種更公正的秩序所取代?或者相反，貿易自由化具有普遍人類的某種性質，因而只能被追求而無法被超越?對現象的觀察有助於我們進入主題。2010年末，中國GDP總額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中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而獲得的紅利。人們為這個GDP總量歡呼雀躍。然而，與這種經濟效果相比，中國加入WTO的政治意義尚未得到充分的認識。不過，隨著這種經濟總量的激增，作為與這種政治意義多少有些關聯的現象，「負責任的大國」成為海內外對中國共同的期許。但是，這是一種膚淺的看法，因為根本性的問題尚未得到自由的探討。比如，我們口中的「大國」究竟意味著什麼?「責任」又為何物?除了含義曖昧的「經濟發展」「國家利益」，我們對「大國」又有怎樣的訴求?這個「大國」能將正義、秩序與文明帶給世界，當然首先帶給我們自身嗎?從一個半世紀以前「天朝」的失落，到當下膾炙人口的「大國崛起」，後者是否有屬於中國自身的歷史與文明意識?我們還要追問：我們有實現自身目的的技術手段嗎?如果沒有恰當的手段，那麼這一輪新的訴求無非是新一輪文人墨客們的浪漫幻想。

　　顯然，人類文明演進的動力機制應該而且必須得到多角度的揭示與解釋;限於篇幅與主旨，本文將關注自由貿易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作用。本文將試圖說明，自由貿易是人類生活中的一種中立的——因而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交往技術;正是隨著這種技術的不斷進步，人類更為廣闊的文明得以發展、演進。這是因為，在這一文明進程中，人性的發展獲得了物質的、精神的與制度的(亦即政治的)保障。

　　這裡還要提前說明的是，下面的幾個「故事」都是在人類文明史中的幾個瞬間發生的小插曲、小故事。但我們將試圖從中找到共性，即它們對歷史發展、對世界秩序形成所具有的關鍵性意義。在筆者看來，歷史就是在瞬間的偶然狀況中呈了自身，某個偶然事件的狀況可能完全左右下一個瞬間的歷史走向。這個偶然的瞬間或事件，源於自然：一方面是純粹自然環境的偶然變化，另一方面是人類中具有影響的個體的特定行為，而前者對後者還具有不可抗拒的影響。這個自然，就是人類的自然，是探尋並判斷人類普遍文明的真正基準。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機理，內在於這個人類的自然。

　　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主旨就在於，如何從人性自然的角度來理解世界社會的情況，理解我們當下的處境。這個「人性自然」的另外一種表述就是普遍人性。人類進行自由貿易的必要性由於內在於這個普遍人性，由其生髮出來的歷史結果意義，就是文明進程的本質內涵。本文標題所示「新貿易立國論」，其主旨正在於此。眾所周知，二戰後日本有「貿易立國」的國策，並實際上取得了非凡的發展業績。不同於這種著眼於經濟政策的傳統看法，我們將努力探尋作為人類文明發展與世界秩序形成機制與動力的貿易立國論。

　　二、1945年：英國與美國

　　1945年9月，英國為取得美國的資金援助以進行戰後重建，凱恩斯勛爵等五人來到華盛頓。凱恩斯試圖以自己卓越的口才與精湛的專業知識，為自己的祖國爭取最大的利益——以無償或無息的條件為英國爭取一筆高額貸款。然而，接下來兩個月艱苦卓絕的談判結果卻如英國代表團的一位成員所言，「與預料的一模一樣：十足的羞辱」。受此次「貸款談判長期勞累和苦悶的致命損害」，凱恩斯這位聲望如日中天的經濟學家數月後宿疾突發，溘然長逝。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可能是被譽為「中國古代聖賢轉世」(哈羅德語)的凱恩斯個人的悲劇。他試圖努力，他要為英國贏得最大利益。然而如同後世諸公不無憐憫地指出的一樣，這是一個超級大國走向沒落的「痛苦呻吟聲」，是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不過，1945年發生的讓人多少有些感傷的故事還有讓人寬慰的一面：此間英國與美國均顯示出了成為「負責任的大國」的政治與文明擔當者的意志，而這種意志體現在經濟秩序上，就是對戰後貨幣—金融—貿易三位一體的管理技術的設計與開發。凱恩斯無疑是實現這種共同意志的主角之一。在這個意義上，區分英國與美國就不再具有本質重要的意義。

　　在有名的「凱恩斯計劃」(《國際清算聯盟草案》)中，凱恩斯寫道：「我們需要設立一個純技術性的、不帶政治色彩的中心機構，以援助和支持致力於計劃並整頓世界經濟生活的其他國際機構。」這是關於戰後設立「國際清算聯盟」眾多目標中的一個，該方案旨在爭取國際貿易的更大自由，讓國際主義獲得新生。

　　凱恩斯草案儘管最終被美國的「懷特計劃」取代，但他的這一目的卻沒有、亦無法被替代，因為這一目的源於對人類事務的深邃洞察，並且獲得了純粹知識與技術的支持。換言之，「凱恩斯計劃」是一個普遍的人類目標。

　　另一方面，1945年9—12月間英美財政貸款談判中，美國對英國非但寸步不讓，而且極盡壓制之能事。將美國的行為簡化為「霸權之爭」，這隻會導致我們失去深度理解世界、理解我們自身的視角與能力。我們首先必須注意的是，美國的這種做法正是美國政治成熟的表現。凱恩斯的「悲劇」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立：他雖然憑藉無可比擬的專業技術知識敏銳地洞察了戰後世界秩序與正義的實現方式，但國家實力的天平早已傾斜到了美國，傾斜到了這個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經歷過經濟危機洗禮而走向成熟的美國。「凱恩斯計劃」或許是同樣傑出的戰後國際金融政策，但註定無法在美國治下的世界付諸實踐。

　　1945年底，英國議會批准布雷頓森林最後協定，正式讓出了主導國際貿易制度重建的權力。當然，人們不會忘記，布雷頓森林體系正是在凱恩斯的力促下得以創建。恢復國際貿易的自由體制，重建作為繁榮、富足與公平手段的資本主義，為人們憑藉自身的本性培養良好的心態、思想和情操而提供製度支持，這些就是凱恩斯贏得「現代社會最卓越的思想家」之聲譽的要因。凱恩斯對自由貿易功能的卓越洞見，源於他對人類生活本質的洞察。

　　美國以全球性的「自由貿易圈」，取代基於歧視的所謂「特惠制」的英帝國貿易圈，後世學者多視之為「霸權轉換」。然而從貨幣與金融的角度來看，它首先是一次貿易技術的升級。而這種中立技術與作為中立價值的自由的融合，奠定了戰後美國治下和平與繁榮的長遠基礎。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一些國家的左派知識分子對全球化，尤其對全球貿易體制的批評，因未注意到國際貿易具有的技術中立性的一面，可以說完全未得要領。當下全球化帶來的問題，不在於自由貿易體制自身，而在於這一體制的內涵與潛能尚未得到有效的闡發與實現;人們當下的政治行為要為其負責。換言之，人們所面臨的危機，不在於技術自身，而在於對技術不正確的理解與非道德的使用。在這個意義上，思想要為現實負責。

　　三、1793年：中國與英國

　　思想要為現實負責，這種通過回顧歷史獲得的後知之明，無疑會讓我們陷入沉思。在給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回信中，中華帝國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帝王乾隆皇帝寫道：「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居住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這是1793年9月發生在帝都北京的故事。乾隆皇帝弘曆(1711—1799)以英明著稱，但他以「天朝體制」為由的拒絕導致了怎樣的結果?

　　1792年9月，英國國王以給乾隆祝壽的名義，向中國派出了以馬戛爾尼勛爵為代表的龐大的使團。使團的真實目的是提議與清朝中國進行交往與貿易——「西方的統治者以他們的實力和利益為借口提出只許有一個世界，一個他們可以自由行動和經商的世界。」在與貿易相聯繫的傳教領域，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曾多次提出使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參見。不過，此時天朝依然呈現出不可撼動的形象，以武力保護貿易的慾望遭到了遏制，和平得以可能。然而，此時英國在觀念上已然不戰而勝。「技術上的相互啟發，貿易的普遍性」，這就是馬戛爾尼準備販賣給乾隆的思想，「斯密斯的觀點是官方學說」。對於這種學說，以輕視商業著稱的中國文人官僚階層可以說完全陌生。中國失敗的種子，此時已然萌芽。中國皇帝拒絕對外開放，這沒有改變英國實現控制全球自由貿易的步伐;但中國卻因拒絕變革，最終以付出巨大代價的方式改變了世界。後世人們或津津樂道或嘆息不已所謂的「禮儀之爭」：帝國要求英國使團行三跪九叩的覲見朝禮，而馬戛爾尼則堅持以西禮應對。其實，無論怎樣表述禮儀之爭的本質都不重要;因為它僅僅是兩個帝國碰撞的表面形式。如同法國學者佩雷菲特注意到的一樣，這是「自由貿易最發達的國家和對此最無動於衷的國家的相會」。這正是問題的要害：「這次遠征使人深入了解到傳統社會之所以『不發達』和先進國家『發達』的奧秘，它們之間的相會很可能將來支配未來的世紀。」那麼，這種「奧秘」意味著什麼?今日我們對這種奧秘有所洞察嗎?

　　對於乾隆皇帝的拒絕，事後聰明的人們容易對此持苛刻的批評態度，諸如這是中華帝國的傲慢與無知，云云。誠然如此。然而回到歷史現場，事實可能正如乾隆皇帝所言。正如經濟史家動輒指出的一樣，中國從明到清(1368—1911)，至少到乾隆治下的時期，是世界上頭號龐大的國內經濟體;這一結果得益於國內市場規模、人口密度、商業化水平較為發達的國內貿易體系。當乾隆皇帝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時，他只是正確地描述了一個事實。然而，這個全球第一的GDP，這個著名的「盛世」——當下許多中國學者想像並孜孜以求的——並不必然轉化為帝國的國力，遑論進一步轉化為世界正義與秩序的生成源泉。問題在於，當時為政者與士大夫未能洞察到先進國家發達的「奧秘」。

　　在乾隆時期，中國事實上已然形成了以大陸為中心的一個龐大的貿易體系，該體系通常被不恰當地稱為「朝貢貿易」。與此同時，英帝國正竭力將印度次大陸納入其統治範圍。喬治三世派遣馬戛爾尼勛爵使華，正是試圖通過打開與中國的貿易通道，實現其統治印度的目標。然而，英國這一自認「世上最強大的國家」與中國這一自認「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卻自此分道揚鑣：英國的自我預言成為現實，而中國則步履蹣跚地走向「文明」的毀滅。文明的毀滅，如果得到恰當的理解，那將是文明新生的起點。我們首先要思考的是，導致中英兩國擦肩而過的分叉點究竟在哪裡。

　　在眾多的解釋中，經濟史學家提供的如下說法必須引起我們的注意：「與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與歐洲和美國的產品生產相比，可以把中華帝國晚期商業體系成熟看成是其走上技術簡單化道路的直接原因。……正是由於中國經濟中商業貿易領域的力量才造成了生產領域的技術簡單化傾向。」這裡的「商業體系」被描述為「買主拉動的生產網路」，而非近代「生產拉動的生產網路」。二者的區別在於，前者要求彈性化的生產網路和訂單，中小型家族企業承擔了主要生產，因而導致技術趨於簡單。在這一視角的解釋中，中國與世界文明進程的分叉點正是生產技術與貿易的特定形態。

　　乾隆皇帝所拒絕的喬治三世的改革開放的建議，直到近兩個世紀後，才由另外一位中國政治家確立為立國之本。當時的帝國精英們無法理解英國的思想，尤其是「技術上的相互啟發，貿易的普遍性」。事後證明，技術與貿易，這正是導致兩個帝國霸權交換、兩種文明易位的兩個——中立性的——本質要素。這些要素與意識形態無關，而與文明進程息息相關。

　　事實上，在英國使團訪華前，英國的水力紡織機已經廣泛使用;而此後的一二十年間，英國的工程師成功馴服了蒸汽，人類社會開始進入蒸汽時代，蒸汽輪船、鐵路開始改變人們的視野與生活，並最終對人性的展開與實現發揮了難以估量的影響。與這種生產技術相輔相成，當時英國處於世界貿易的最頂層(布羅代爾語)，這種貿易對財富與政治的改變具有獨立於產業特徵(金融、商業、工業或農業)的性格。這裡只需提及的是，人類的貿易行為內在於人類史自身，而在人類史上首次意識到這種行為的政治意義，當首推當時的英國政治家與商人。

　　由於掌握了生產技術與貿易這兩種人類生活中的中立技術，英帝國將清王朝的貿易體系馴服，只是時間與機會的問題。意味深長的是，正是中國—印度—英國之間的不均衡貿易，最終成為英帝國實現自己夢想的現實契機，這就是1840—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發生的故事。如果暫時懸置鴉片貿易的非道德因素，問題的本質就呈現了出來：當作為貿易手段的特定商品遭到抵制後，使用有限武力來迫使中國開放，成為英帝國的必然選擇。相反，如同一些學者注意到的，清朝政府在決定製止鴉片貿易時，「他們更加關心的是這種毒品對貿易平衡造成的破壞」。從這一視角重新閱讀1842年的中英《江寧條約》與1858年的中英《天津條約》，我們將對其中詳細的通商安排不再感到意外：兩個伴隨著暴力的條約最終實現了馬戛爾尼訪華團的使命。

　　中英兩國兵戎相見，可視為英國使團尋求自由貿易失敗的結果。這一結果對中國近代史走向的影響，我們如今應該怎樣理解?佩雷菲特作出了局外人的解釋：「中央帝國拒絕了本來可以使它進入國際生產秩序的貿易協定。但它無法使它的臣民不受消費的誘惑。這下中國不是作為一個貿易和工業大國而是作為毒品的消費者進入到世界市場。」

　　這是一種基於普遍人性的解釋：消費行為內在於人類行為自身，因而無法得到完全的禁止。因為，正是世界範圍的貿易活動，為人類的這種行為以及尚未實現的慾望，提供了有效的實現手段。

　　然而，與我們的想像相比，這種手段的作用並不容易得到理解。佩雷菲特對此並不諱言。他寫道：「要向別人學習，中國人應當擺脫千年以來的驕傲情緒。他們經過了兩個世紀的悲劇後才習慣這一想法。但沒有跡象說明他們準備這樣做。」

　　這是我們曾經熟悉的敘事;問題在於，那種「驕傲情緒」是否以及如何得到了認識與消除。他接著寫道：「從1793年至1978年，中國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幾次很快就失敗了的嘗試，它拒絕謙虛地向外國學習。只有中國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來自外部。一切好的東西則來自自己。」——不錯，「自己的模式」，這種表述讓我們耳熟能詳：這不就是對「中國模式」的某種基於歷史事實的批評嗎?當今日的一部分中國學者談論「中國模式」時，他們是否意識到了前人的痛苦經驗，以及局外者對內在於此思維方式的問題的忠告?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那麼他們的論述就是不負責任的空話。

　　今天看來，佩雷菲特的擔憂部分是多餘的，因為中國已然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種政治決定及其在國際法上的權利與義務，可以說一勞永逸地解除了關於世界貿易的閉關鎖國、故步自封的心態與政策。然而，佩雷菲特的擔憂依然具有警示意義：參與世界貿易的進程，這意味著中國參與到了世界文明的進程中;作為中立技術的自由貿易，將改變中國人的世界認識、自我認識與文明認識。我們必須在這個層面上理解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具有的歷史意義：這是中國融入世界文明的契機。

　　四、作為文明手段的貿易立國

　　進入16世紀後，西歐的經濟體系開始帶動全球的經濟變遷，重新塑造全球秩序，其中貿易活動的作用厥功甚偉。可以說，貿易在現代文明體系與秩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但這個意義是否得到充分的展現，則依賴於國內體系的各種要素——生產、流通、財產、行政、司法——的組合方式。無需贅言，這種組合方式本質上取決於法的統治形態。只有在真正的法治條件下，在法治保障的市場交換的條件下，貿易自身的力量才能得到激發，並成為建構文明必不可少的手段。

　　相反，貿易活動的法治條件如果不具備，那麼「貿易立國」——通過世界貿易創建文明之國——這一口號所蘊含的政治價值，將無從得到認識與實現。

　　文明與野蠻同伴而行，這正如同人性一樣——「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這是一種苛刻的歷史境況。正因如此，真正的政治與政治家的意義就在於，如何為文明的生長與存續保存命脈，而不至於為反面的野蠻所控制。在這個意義上，與他民族的「貿易」——注意其本質是人類的交往活動——給了我們一面可以時常觀照自身野蠻程度的鏡子。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貿易立國」才最終顯示了它全部的政治意義——貿易在最終的意義上乃是文明自身的貿易，亦即文明交流，而非原初的商品交換意義上的貿易。

　　由於自由與貿易同普遍人性的契合，它們成為近代西方文明的真正基礎。在迄今為止的以民族國家為結點的世界政治體系內，掌握並時刻推進這兩種(自由與貿易)普遍技術的民族，將是最終勝出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