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少陵入夢，詩情在茲【名家專訪】

莫礪鋒：少陵入夢，詩情在茲

本文經中國孔子基金會《儒風大家》雜誌（微信ID：rufengdajia）授權發表，記者曾繁田。

莫先生撰有《杜甫評傳》一書，對於想深入了解杜甫的人來說，是十分可貴的必讀書。先生當初為何要寫這本書？

莫礪鋒：1991年我接受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的任務，著手撰寫《杜甫評傳》，那時候至少有3種同名的著作早已問世。其中陳貽焮教授所著的一種尤為重要，那不僅是一部百萬字的煌煌巨著，而且對杜甫生平的研究已達到幾乎無以復加的深度。當時我為什麼還要另寫一本《杜甫評傳》呢？

從表面上看，這是學校交下來的任務，作為《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一種，寫法必然要與先前幾種《杜甫評傳》有所不同。把杜甫當作偉大的文學家進行評述的同時，必須著重闡明他在思想方面的建樹，必須對杜甫與傳統思想文化的關係予以特別的關注，而這正是其他的杜甫評傳注意得不夠之處。因此，我有可能在學界前輩的同名著作問世之後，找到繼續拓展的空間。

然而從骨子裡看，我所以會接受這個任務，是因為我熱愛杜甫，我願意借撰寫評傳的機會向這位大詩人獻上一瓣心香。我從來不敢對李、杜優劣之爭妄置一詞，但如果讓我在唐代詩人中挑選一位自己最喜愛的詩人，我會毫不猶豫地把選票投給杜甫。天才橫溢的李白當然可敬，可他似乎常常處在「駕鴻凌紫冥」的狀態中，他也在雲端里「俯視洛陽川」，但畢竟與我相距甚遠。而杜甫卻時時在我身邊，而且是以「蹇驢破帽」的潦倒模樣混雜在我輩普通人中間。

我永遠忘不了下面的情景：1973的初冬，一陣狂風颳走了那座為我遮蔽了五年風雨的茅屋頂上的全部稻草。當天夜裡，我縮在被窩裡仰望著滿天星斗，寒氣逼人，難以入睡。忽然，一個溫和而蒼老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我頓時熱淚盈眶。而且馬上聯想到，此前一位身踞高位的名人肆意貶低《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還聲稱要追問憑什麼稱杜甫為「人民詩人」。當時我激動萬分，總有一天我要告訴世人：杜甫是當之無愧的人民詩人！在這件事情上，千千萬萬像我一樣住在茅屋裡的普通人要比養尊處優者更有發言權。

十八年後，當我動筆撰寫《杜甫評傳》時，雖然我時時提醒自己當以嚴謹的學術態度來敘述杜甫的生平和思想，恰如其分地評價杜甫在思想史上的貢獻，但內心的激情仍然不由自主地流淌進字裡行間。我寫的《杜甫評傳》既然是《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一種，當然應該格外關注傳主的思想，而不能像一般的杜甫評傳把注意力集中在詩歌創作上。然而我並沒有刻意為杜甫製造一頂思想家的桂冠，沒有刻意拔高杜甫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我堅持認為，杜甫首先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一生的心血主要是傾注在詩歌創作之中，他最大的貢獻就是以登峰造極的詩歌成就為中華文化增光添彩。在這個前提下，我也認為杜甫確實是一位思想家，他確實為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杜甫評傳》的寫法是評、傳結合而側重於評，盡量做到寓評於傳。我儘可能地把杜甫的思想活動放在其人生軌跡和時代背景中予以論述，使杜甫一生的歷程更加清晰，同時凸顯杜甫相對於其時代的先進意義。我對杜甫思想的論述主要分為兩方面：一是杜甫的哲學思想、人生觀、政治思想等，即一般意義上屬於「思想史」範疇的內容。二是杜甫的文學思想和美學思想，尤其是他在詩學方面的真知灼見。這些內容在篇幅上只佔全書的二分之一弱，但我相信這正是區別於其他杜甫評傳的主要特色。

當然，我更大的希望是通過撰寫本書向杜甫致敬，並把我的崇敬之情傳達給廣大的讀者，相互感發。就在撰寫本書時，有一夜我竟然在夢中見到了杜甫。他清癯，憔悴，愁容滿面，就像是蔣兆和所畫的像，又像是黃庭堅所詠的「醉里眉攢萬國愁」。他甚至還與我說了幾句話，操著濃重的河南口音，可惜我沒有聽清他究竟說了些什麼。我永遠熱愛杜甫。我為自己在宏揚杜甫的方面貢獻了綿薄之力而感到驕傲。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杜甫一生的理想，足稱悲壯。杜甫心目中的「風俗淳」原本是什麼樣子？通過「致君堯舜上」這種方式能否實現？

莫礪鋒：宋人蘇軾對杜甫有過一段著名的評論：「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的確，杜甫在平時常常心系君主，當他流落夔州偶食異味時，還想到「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蘇軾的話並非無中生有。但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有特定的內涵，那就是他希望通過賢明的君主來實現仁政，也就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已故的山東大學教授蕭滌非先生說：「與其說杜甫是"一飯未嘗忘君』，不如說他"一飯未嘗忘致君』。什麼是"致君』？那就是變壞皇帝為好皇帝，干涉皇帝的暴行。」

我非常贊同這個看法，因為這符合杜甫全部詩歌的實際內容。所以，杜甫的忠君主要是一種精神上的希冀，它以日常的、平凡的方式體現出來，相對比干剖心、朱雲折檻等英雄行為，平易得多、切實得多，卻又朝著同一個價值方向。宋儒認為儒家的道德準則本應體現於日用人倫，本就不依賴於外部事功，杜甫的行為，正是這種觀念的具體體現。杜甫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他始終把黎民百姓的生活看得高於一切。杜甫一生中從未擔任過重要官職，基本上是一個被摒斥於執政圈子之外的「野老」。然而這並未影響他時時處處把天下的安危、人民的哀樂視為己任，即使在遭遇艱難困苦乃至漂泊江湖時，杜甫都不改初衷。從早年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到晚年的《朱鳳行》，他救濟天下蒼生的悲願沒有絲毫改變。

杜甫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其實就是想實現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這是一種非常宏偉的政治理想。實現這種理想的前提就是出現堯舜一樣的明君，深受遠古氏族部落首領遺迹的垂範感召，由於時間和地域的局限，儒家從孔子、孟子開始就一直這樣認為，杜甫也不能例外。至於能否實現，我們不能苛求杜甫。杜甫只是一位詩人，他對人民抱有深厚的感情，並導致對人民的命運懷有深刻的責任感，這正是傳統士大夫人格的典範特徵。

一般來說，身居高位的政治家懷有上述責任感理所當然，而身處草莽的「野老」也心繫天下就難能可貴了。杜甫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他以整個一生的實際行為證明了，這種責任感並不一定要附著於政治地位。這顯然正是宋人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的率先示範。正由於對國家人民懷有責任感，杜甫必然對那些可能會影響國家人民命運的隱患特別注意，從而產生深廣的憂患意識。杜甫的責任感與憂患意識相輔相成、融為一體，而這種精神形態正是杜詩沉鬱頓挫風格的內在質地。毫無疑問，這種精神形態的意義熠熠生輝，它給後人帶來的不是壓抑和絕望，而是激昂與希望。杜詩成為後代志士仁人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決不是偶然的。

莫先生談到杜甫深具儒家思想，可是杜甫並沒有留下關於儒學的著作或文章，您能稍為詳細地談談杜甫在唐代儒學發展史上的作用嗎？

莫礪鋒：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對儒家經典的闡釋便成為古代學術的主要內容。大致說來，這種學術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先唐的章句訓詁，另一種是宋明的義理探討，後人簡稱為漢學和宋學。從表面看來，唐代在這個過程中的地位無足輕重。唐人既沒有留下像漢儒那樣博大精深的經典註疏（唐初編纂《五經正義》本著「疏不破注」的精神，於經學並無多大發明），又沒有留下宋儒那樣思入毫芒的理論辨析。唐代的韓愈雖然以恢復儒道自任，可是在宋明理學家看來，他對儒道的理解粗疏、膚淺。

唐人果然沒有為儒學的昌明作出重要貢獻嗎？我認為至少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詩人杜甫。表面上看，杜甫並沒有為儒家思想作出多少貢獻，既沒有皓首窮經，也沒有排斥佛老，儒學史上似乎沒有他的位置。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儒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實踐哲學，那就可以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儒家極其重視實踐，孔子、孟子雖然不像墨子那樣摩頂放踵，但他們與古希臘的哲人不同，從未沉溺於蘇格拉底式的論辯，更未幻想邁入柏拉圖式的烏托邦。孔、孟志在以實際行為實現其政治理想。他們的思想屬於人間，腳踏實地，不離開日用人倫。試看孔、孟一生行事，著書立說放在勞攘奔走之後，眼看道之不行，晚年才退而為之。即使在他們決定以立言實現人生不朽之後，其理論表述仍然以司馬遷所講的「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為顯著特點。

實踐是儒學的靈魂，而杜甫對儒學的伏膺正體現在這個方面。杜甫繼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傳統，他「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始終以儒家思想為安身立命之本。當杜甫在朝廷參政，他不避危險面折廷爭，展示了儒士的可貴風節。當他遠離朝政漂泊江湖，也時時處處以儒家道德要求自己。安史亂起，有多少高官貴人在叛軍凶焰籠罩下的長安屈節或苟活，而剛得到一個從八品下微職的杜甫，卻獨自冒著「死去憑誰報」的危險逃歸鳳翔。這既是對夷夏之辨思想的實踐，也是對慎獨修養的實行。

杜甫對儒學的最大貢獻在於，他以整個生命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範。儒家極其重視修身，認為這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必要條件。曾參說：「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倡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對此杜甫始終身體力行。不但早年身處長安懷有儒家政治理想，晚年貧病交加、漂泊西南仍然念念不忘。不但在憂國憂民這些大事上體現出儒家風範，而且在待人接物等日常瑣事上同樣體現出儒者氣象。

在仕途上，杜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人生道路算得上是命運多舛。而杜甫的命運是一般人容易遭遇的，他能在如此的平凡人生中完成儒家理想人格的建樹，當然會使人產生「有為者亦若是」的聯想，增加修行進德的信心。對於常人而言，一個高不可攀的楷模其實沒有意義，建立豐功偉業的機會更加可遇而不可期。只有當人們覺得楷模就是人群中的普通一員，只有當人們覺得平凡人生中也能實現理想，才會產生仿效的衝動。先秦儒家已經提出「人皆可以為堯舜」這一論斷，而宋明理學則闡明了「滿街都是聖人」的可能性，而杜甫身在唐代，正以他的人生實踐證實了這種思想。

唐代是一個文化多元、思想活躍的時代，除了儒家以外，佛、道兩家思想也很盛行。請問莫先生，杜甫的思想有多元成分嗎？

莫礪鋒：杜甫胸懷寬廣，對不同的文化及思想取寬容態度。中華文化一個突出的優點便是寬容精神，她不像有的文化那樣強烈排斥異質文化。如果一種文化把某個神靈奉為至高無上的權威，多半會對其它文化採取敵對態度，不容許其他文化進來懷疑其自身的權威。而中華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人本文化，她雖然注重自身這個群體，但是沒有設定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因此會對其它文化採取寬容態度。

儘管中國歷史上也曾對外來文化有過抵拒和敵視，但從未發生過宗教戰爭之類的極端行為。從異域傳來的佛教、景教、摩尼教、回教等都曾在中土生根發芽，便是明證。杜甫本人是堅定的儒者，但他對儒學之外的各種思想都甚為寬容，他對道藏佛經都很熟悉，與道士、佛徒都有交往。杜甫早年與李白一起赴王屋山尋訪道士華蓋君求長生之道，這還可以說是少年任性之舉。杜甫對佛教的好感則一直維持到晚年。

杜甫把儒家當作立身之本，他因為「未能割妻子」，即不能割棄人間之愛，所以不像王維那樣皈依佛門，但他對佛家的精妙道理頗為欽佩。「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唯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之類的詩句，都說明了這一點。杜甫「讀書破萬卷」，他所吸取的思想營養與語言營養都包括佛、道二藏在內，舉凡精妙的語言、生動的比喻、豐富的想像，杜甫都盡量加以運用。正如楊倫所云：「釋典道藏，觸處有故實供其驅使，故能盡態極妍，所謂讀破萬卷，下筆有神，良非虛語。」這種對非主流文化乃至外來文化的開放心態，正是中華文化賦予杜甫的品格，對杜甫成為詩國中的集大成者有重要作用。

說杜甫對各種思想文化都持寬容態度，並不意味著無原則的遷就和妥協。孔子論人，重視剛的品格，他說：「剛、毅、木、訥，近仁。」杜甫性格中，剛毅是很重要的部分。他一生中遭遇無數的艱難困苦，但是從不屈服，從不動搖，總是堅定不移地追求他的理想。在短暫的政治生涯中，他不像當時的袞袞諸公那樣唯唯諾諾，攀龍附鳳，而是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為房琯事上疏直諫，以批逆麟。他疾惡如仇，對一切醜惡事物持激烈的批判態度。在杜詩中，凡是邪惡、黑暗的人或事，無不受到嚴厲的批判。叛軍、貪官、奸臣、盜匪自不用說，即使是皇帝后妃，也不能逃脫其如椽之筆的討伐。

在日常生活中，杜甫也始終表現出有稜有角的性格，對那些庸俗的人和事採取不妥協的決裂態度。孔子說：「鄉愿，德之賊也。」杜甫對那些「翻手作雲覆手雨」、「當面輸心背面笑」的卑鄙小人，對那些「鄉里小兒狐白裘」、「攀龍附鳳勢莫當」的庸俗之輩，都十分之厭惡，不肯與他們同流合污。而這正是與孔子批判鄉愿出於同樣的價值判斷。杜甫的性格特徵使他既能寬容地接納佛、道等思想，又能堅定地把儒家思想當作安身立命之本。

宋儒朱熹十分重視「詩教」，於「詩教」當中尤其推崇杜甫。莫先生對「詩教」持怎樣的看法？誦讀唐宋詩詞能否化育人心？

莫礪鋒：所謂「詩教」，就是指詩歌的教化功能。五四以來，人們經常對這種教化功能進行猛烈批判，似乎一談教化便會阻礙民主、遮蔽科學、扼殺自由、泯滅個性，其實這是對傳統的誤解和歪曲。孔子行教以「六經」為主要教材，「六經」當中至少有《詩》與《樂》二種直接屬於文藝的範疇，其它幾類中也包含著與文藝有關的思想。特別看重道德人倫的孔子為何如此重視詩歌與音樂呢？一言以蔽之，是為了培養弟子的品德修養。在孔子看來，詩歌與音樂的主要功能不是娛樂，而是教化，十分有助於修養道德、陶冶性情。

孔子論詩教的意義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還指出以文藝修身進德的具體程序：「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孔子認為，高尚優美的文藝作品與開明和諧的社會文明相襯相成，他說過：「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藝術上的美與政治上的善不止互相影響，甚至互為一體。孔子晚年「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他所以要在晚年耗費極大精力來整理詩樂，正是對其教化功能的重視。

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具有深厚長久的教化傳統。以文學為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就積極提倡詩教，把詩歌視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其他諸子的觀點雖然與儒家多有不同，但他們著書立說也都是為了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會設計，同樣體現了對現實政治的強烈關注。可以說，先秦諸子的「文」都是為其「道」服務的，「文」只是手段，「道」才是目的。這種傳統後來被唐宋古文家表述為「文以載道」或「文以貫道」，在詩歌領域裡就是詩教的傳統。詩教的思想為詩歌注入了政治關懷、進取精神和社會使命感，使詩人重視國家、人民的命運，即使在純屬個人抒情的作品中也時刻不忘積極有為的人生追求。

比如唐代詩人當中，蒿目時艱、憂國憂民的杜甫，對儒家仁政理想不懈追求，對人民命運深切關懷，成為其詩歌創作的核心內容。浪跡五嶽、神遊九垓的李白，也在詩中表達出追求功名事業、渴望外部事功的強烈願望，而且明確地以孔子作《春秋》為自己文學事業的典範。再如宋代蘇東坡，在詩詞中展示出他在風雨人生路上的全部感受和思考，為後代讀者提供了無法替代的人生啟迪。我對詩教的現代作用懷有深深的希望，我相信誦讀唐宋詩詞中的名篇，仍然有助於滋潤當代讀者的心靈，能夠產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熏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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