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120周年校慶之「我與經院」 | 蕭灼基：一生從教情未了

編者按

北京大學經濟學科最早可追溯到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1902年設立的商學科，1912年，嚴復先生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後始建經濟學門，這是中國大學中建立的第一個經濟學專業。1919年，經濟學門改為經濟學系，馬寅初先生任系主任。1985年，成立北大經濟學院，是北大在改革開放後建立的第一個學院。北大經濟學院是我國綜合大學中最早建立的經濟系科，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中國最早的教學、研究與傳播基地。

2012年，北大經濟學院百年華誕，很多領導、專家學者、教職工、學生、校友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紛紛撰文紀念與慶賀，並彙集成冊，以《百年華章》的書名出版。

2018年，又逢盛事，北京大學建校120周年，也是北大經濟學院106年華誕，值此，再刊發部分文章，以期共享燕園故事，共擔經世濟民情懷。

蕭灼基（1933.12.4 – 2017.11.14），著名經濟學家，北大經濟學院教授、博導。1953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1959年研究生畢業後到北大經濟系任教。

本文寫於2012年3月。

我1959年研究生畢業，來到北大經濟系（經濟學院）工作，至今已經50多年。現在雖然退休在家，我還時刻關心北大的發展，關注經濟學院的進步。回首往事，歷歷在目，終生難忘。北大老一輩學者嚴謹親和的作風，使我受益良多；北大學子思想活躍，勇於創新，敢擔當的精神，對我感觸很深；北大兼容並包、自由民主的傳統，對我影響深遠。在北大這塊沃土上，我辛勤耕耘，取得了一些學術成果，也獲得了一些教學感悟。

秉承師德風範，遵循治學之道

北大人才薈萃，有一大批在國內外享有聲譽的著名教授和專家學者。早在學生時代，我就對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教授、樊弘教授等十分欽佩。他們不僅治學嚴謹，學問深厚，其人格魅力也讓我佩服。記得來北大工作報到時，陳岱孫教授時任經濟系主任。當時，學校還未開學，我就冒昧地到陳教授家拜訪。雖然事先並未與陳教授聯繫，也不認識，但他聽說我是經濟系新來的教員，對我十分熱情，詳細詢問我的學歷專業、學習情況和研究興趣。給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當我告辭時，教授一直送我到大門口，看著我騎上自行車，並向我鞠了一躬，才返身進家門。陳老師當時約60歲，在中國經濟學界威望很高，而我當時還只是個剛畢業的學生，陳老師的態度，使我非常感動。這麼多年來，這一幕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我想有一天，如果自己也變成老專家、老教授，會怎樣對待年輕一輩？我時常提醒自己，老師對年輕人的態度會影響年輕人一輩子。這麼多年以來，我秉承師德風範，每當學生或學術界年輕朋友第一次來我家，我總是親自送他們出門，並跟學生告別後才回家。我認為，教師不僅是教給學生知識，而且是用自己的品格、精神去教化學生和塑造學生的心靈。

樊弘先生

「文革」期間，有一次我與陳岱老編在一組，整理和校對《馬恩列斯語錄》。陳老工作作風十分嚴謹，一個標點，一個符號，都認真核對。那時期馬恩列斯的著作和版本很多，字體各異，標準也不統一。他除了對正文認真校對，做到準確無誤外，還對異體字和引文出處也反覆校對，統一規格。全部語錄分類校對完畢後，他通讀通校。之前我們以為經過幾遍校對，不會有錯誤，但經陳老仔細通讀通校，還是挑出不少不規範或者錯漏的地方。陳老的嚴謹態度，使我們走上工作崗位不久的年輕學者深受教益。

蕭灼基教授和陳岱孫教授握手，中為晏智傑教授（1992年）

跨越傳統樊籬，關注改革實踐

北大具有兼容並包、兼收並蓄的學術傳統，民主和科學的優良作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北大的優良傳統得到進一步繼承和發揚。我能夠趕上這個思想解放的學術春天，感到十分幸運。北大學術上寬容、寬鬆的環境，為我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我親歷了那場「大轉折」，在從傳統社會主義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轉變，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從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轉變過程中，有許多重大理論問題需要深入探討和重新認識。而我本人有幸參加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關於多個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能夠置身其中，倍感振奮。

經濟學是經世濟民之學，研究經濟學必須學以致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改革之初，我就思考了不少問題，也發表了一些在當時看來較敏感，較獨特的觀點。1980年2月，我在《人民日報》發表《教育也是生產部門》的論文，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教授贊同我的觀點，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教授反對我的觀點，並公開著文對我點名批評。受到一位權威經濟學家的點名批評，當時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影響非同小可，不少人為我擔憂。1981年9月，在大連市舉行的全國經團聯成立大會上，有的同志為我鳴不平，認為大經濟學家不應對我這個無名之輩點名批評，因為這將使我遭受很大壓力。孫冶方教授聽到這種議論，也感到不安，會議期間曾見我說「原來你這麼年輕，我還以為是位老學者」，並十分善意地問我會不會由於他的文章受到批評，會不會有思想壓力？我明確告訴孫冶方教授，「我在北大沒有受到任何壓力，因為這是學術問題。在學術問題上發表不同意見是正常的，具有科學、民主精神的北大是不會對發表創新見解的同志施加壓力的。」孫冶方教授聽了非常高興，如釋重負地說，「那就很好，那就很好。」當時孫冶方教授的音容笑貌至今浮現在我的腦海里。

1981年11月，我在《北大學報》發表了《關於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若干設想》一文。我運用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第三卷中「關於借貸資本兩權分離的理論」思想，首先提出並論證了國有企業所有權與使用權（經營權）兩權分離的理論。這一思想對國有企業改革具有重要意義，而在當時是十分敏感大膽的見解。論文初稿曾送請趙靖教授審閱指正，趙靖教授對我的觀點表示贊同，並寫了一個便函給予肯定和鼓勵。論文由《光明日報》以文摘的形式轉載後，立即引起了社會上和有關部門的重視。那時一個權威內部刊物以《一個值得注意的理論動向》為題發表論文的摘要。社會上傳說某位權威人士點名批評了論文的觀點，不少好心的朋友對我十分關切。

當時，我也感到有此壓力。為此，我找了經濟系黨總支書記石世奇教授，向他談了論文的要點和社會上的一些議淪。石世奇教授明確地說，「發表新的學術觀點是正常的，學術界和社會上對這此觀點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因此，不應存在顧慮，不應有任何壓力，要敢於繼續探索，在學術上有所創新和進步。」石世奇教授的鼓勵，對我來說猶如一股春風即刻吹散心中的憂慮，使我打消了了顧慮。後來這篇論文的觀點被實踐證明是站得住的。為此獲得了首屆孫冶方經濟學獎，首屆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金三角獎」等多項獎勵。

正是由於北大有著比較寬鬆的學術研究環境，才使得我能夠在敏感問題上大膽探索。在一貫堅持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同時，積極投身於改革開放的實踐，研究了許多改革開放中的理論前沿問題。1989年我發表《商品經濟是我國改革與發展的基本思路》，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本質上是商品經濟」的觀點；1991年發表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對市場經濟的特徵、功能作出詳盡的描述和詮釋；1989年，在「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中，發表《重新認識社會主義》一文，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既有區別又有聯繫、面臨許多共同經濟社會問題，應借鑒資本主義有益經驗的主張；1992年，發表《以社會上義市場經濟為改革總目標》一文，批判社會上流行的「恐商病」、「恐市病」、「恐資病」等，對一市場經濟作出深刻理論概括。

此後，為了系統地研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淪，我於1996年倡導並成立了北京市場經濟研究所，併兼任所長。在向市場經濟不斷進發的理論前沿，向著一個比一個新鮮的領域突進。在推動證券市場發展中，探索適合中國特色的理論，提出有價值的決策參考。我對金融證券市場作深刻解析，主編了500餘萬字的《中國證券全書》，這是迄今為止有關證券市場最全面系統的工具書，為資本市場的發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礎；從1994年起每年主編《經濟分析與展望》、《金融市場分析與展望》金皮書，出版了《談股論金》、《縱論股金》等系列著作，推動了中國證券市場的建設和完善。我十分關注股市發展，關心股民利益，經常提醒股民「股市有波動，投資有風險，選股要謹慎，持股要耐心」。

蕭灼基教授在經院大樓奠基典禮上（2007年）

1994年我在北京海淀區政協擔任副主席，1998年起我擔任全國協委員，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全國政協工作十年，通過基層調研，政協提案，大會發言形式，為我研究思考前沿問題和國是建言提供了很好的舞台。1999年當金融危機引起人們對金融安全擔憂時，我在大會上的發言《關於確保金融安全與金融發展的若干建議》，明確提出「發展是從根本上防範金融風險，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的觀點。2003年政協十屆一次會議，我做大會發言《加大財政支農力度，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提出取消農業稅，免去農村義務教育書本費，提高農村扶貧和救濟標準等建議措施。2006年兩會發言《「少取」成績顯著，「多予」要加力度》，為新農村建設獻策，認為農民為改革開放所做的貞獻，所受的損失，理應得到相應的補償。多予不是恩賜，是「利益回歸」。此外，還做了關於「西部開發」、「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理解」、「修改憲法保護私有財產」等共七次大會發言。

信仰馬克思主義，做馬克思主義者

1953年，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這年，我中學畢業，懷著參加祖國建設的滿腔熱情，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經濟系。這是當時開設計劃經濟專業的唯一一所高校。大學期間品學兼優，大三就被保送讀研究生，師從著名經濟學家宋濤教授、蘇星教授、張朝尊教授以及前蘇聯馬克思主義學說史權威卡拉達耶夫教授。在研究生班，先是讀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專業，由蘇聯專家授課，後來因中蘇關係發生變化，又轉到馬列研究班政治經濟學專業。

這段時期對我一生的影響非常大。1956年，學術界有兩件大事：一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出版，二是德國梅林的《馬克思傳》中譯本再版。這兩件事對我的觸動很深。那時候我就立下了兩個宏願。第一個是，我要通讀馬恩全集；第二個是，我自己要寫《馬克思傳》和《恩格斯傳》。之後工作無論多麼繁忙，都始終努力實現這兩個心愿。

我自始至終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些年來，不管客觀環境多麼困難，我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究始終沒中斷，對馬克思的信仰始終不渝。即使「文革」時期，極左思潮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貶損，都沒有動搖我對馬克思社義的崇敬和研究。

十年動亂期間，我和大多數教授一樣，沒有逃過這一場劫難。被關了十幾個月，受審四個月。最難過的莫過於沒有書讀，沒人交流。有一次，毛主席發表了最新指示：你們要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我彷彿瞬間看到了讀書的機會和希望，可以如願以償地實現讀書的願望了，隨即向看管我的人提出了讀馬列的要求，得到了批准。於是，每當起床號一響，我便立即起床，抓緊時間看書。用這一年多寶貴的時間，認真研讀了已出版的馬恩全集。

在工作之餘，我還讀了大量的其他經典著作。其中包括歐洲歷史、歐洲哲學史，還有很多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的名著。比如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哲學著作，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經濟學著作，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歐文、傅里葉和聖西門的選集等，並做了兩百萬字的讀書筆記。

正是有了這些積累，再加上學術環境的逐步寬鬆，1981年，我出版了25萬字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歷史人物》；兩年後，又出版了25萬字的《馬克思的青年時代》；再過兩年，43萬字的《恩格斯傳》出版。本打一算早日出版《馬克思傳》，卻一直拖了十幾年。個中緣由，除了平時要搞教學帶研究生外，還要研究許多課題，到各地調研考察，參加社會活動；更重要的是要投身於一項在我國具有迫切實踐需要和充滿挑戰性的工作——市場經濟研究。

我總是想，資料要研究得多一點，問題想得深一點，把《馬克思傳》寫得好一點。幾十年來，一直希望在《馬克思傳》定稿之前，能夠到馬克思的故鄉，到他生活和工作過的池方進行考察。1998年4月份，終於成行。10天的時間，沿著馬克思從出生到去世的足跡，跑了8個國家。比如馬克思的誕生地特利爾，馬克思所讀的波恩大學，馬克思最早從事革命活動的地方科倫，馬克思完成《共產黨宣言》的布魯塞爾，馬克思經常工作的倫敦大英博物館，馬克思墓地等。這10天的考察對寫好《馬克思傳》積累了大量資料，至今回憶起來，仍記憶猶新。

50多年來，我一直「目標始終如一」，堅持不懈，努力完成這項任務。終於在2008年這個特殊的年份，《馬克思傳》出版了，這一年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這一年也是馬克思誕辰190周年。我終於實現了「一個人獨立完成兩位革命導師的單獨個人學術傳記」這一願望，感到莫大的欣慰。

紀念馬克思，就要學習馬克思。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應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學習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並從他的生平業績和偉大品格中吸收智慧和力量。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一言道出了哲學的實踐性，「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我所取得的成績，恰恰是在較深入地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後，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來的一些認識，「馬克思主義是完全能夠明確指導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

至於改革的初期，一些人從對馬克思的盲目崇拜轉到有意貶低，是極其輕率和極端錯誤的。這一切都沒有也絲毫不能動搖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反而使我愈加堅信馬克思主義能夠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提供思想資源，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旺盛的活力，證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勝利。經過50多年的潛心研究和30多年的孜孜實踐，使我更加堅信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指導作用。

最富有的職業，最幸福的人生

燕園擁有中國最優秀的研究環境，也洋溢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在這裡，我找到了學術研究與經世濟民的最佳結合點。由以由於十年動亂，我國經歷了很長一段教育和學術研究的空白期。當改革春風吹進北大校園時，大家都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與喜悅。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使教育工作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里程，也結束了我20年的助教歷史。從講師、副教授，教授只在短短6年間，1986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第一批博十生導師，成為當時經濟學界為數不多的博士生導師之一。那時，我決心為國家培養20個博士，在就要實現當初定下的指標時，又給自己加了碼，要培養30名博士。如今己經遠遠超出了計劃，再加上培養的一批批本科生，指導的碩士生、進修教師、訪問學者、博士後，到底教育和培養了多少學生，自己也很難計算清楚。他們有的己成為教授、博士生導師；有的在黨政軍部門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有的已成為事業有成的金融家、企業家等。我時常說，我是最富有的，因為我擁有最富有的職業，我有這麼多優秀的學生。

馬克思認為，一個人只有選擇為人類服務的職業，只有為人類最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工作，才是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才有不可摧毀的精神力量。曾有人勸我，教書太累，退休後，好好享享清福吧。我則笑著說，「教書對我而言，不僅僅只是我的謀生工作，也是我的樂生要素。」教書育人是我無悔的選擇，是生活和工作的目標。我把一生獻給了教育事業，因此，我也是最幸福的人，擁有個幸福的人生。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有高徒才會有名師

北大不僅是學知識、學做事的地方，主要是學做人的地方。北大的價值不僅在於智力與學術，而且是人文精神與大師風範的「統一場」，造就中國最優秀的青年學子。人大宋濤老師說的「應該歡迎學生超過自己」，我印象特別深刻，恩師的耳提面命，至今念念不忘。長江後浪推前浪，學生超過老師，社會才會進步，歷史才會進步。

我認為，北大要培養「大家」，即人學問家、大政治家、大金融家、大企業家等。在學生入學之初，我就要求師生平等討論，學生要敢於超越老師；在課堂上不做空洞的灌輸，注重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對學位論文要求嚴格，在理論上要有所創新。我對一學生提倡「真理無國界，科學無禁區，探索無止境，爭鳴無尊卑」，這也是我堅持的學術思想和準則。幾十年來指導的學生不但在理論有所創新，而且在實踐中繼續發揚開拓創新精神。如早期的幾屆學生，高佩義博士「城市化三定律」、劉偉博士的「國有經濟獨佔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論」、杜輝博士的「經濟周期波動論」、莫扶民博士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兼容論」、陳雲賢博士的「風險與收益對應論」、孫祁祥博士的「風險約束最佳宏觀控制假說」、劉文通博士的「公司兼并收購論」，等等，均有重大創新，在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也為後續學生做出了榜樣。學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令我十分高興。

燕園向來是龍翔鳳翥之地，更兼「名師出高徒」，但我更偏好於「高徒出名師」。學生是教師的「產品」，教師是學生的「廠家」。如果產品質量不高，不是名牌，廠家就不可能是名廠。如果學生質量不高，教師怎麼能成為名師呢？所以高徒未有，名師何來？由於教師培養的學生素質高，對社會貢獻大，才能成為名師。

理論聯繫實際，當「土鱉」飼養員

早期我在教室上課，後來講課和指導學生常在家中，邊授課，邊喝茶，邊討論，被學生笑稱為「私塾」。在社會上，相比海外留學歸來的人才，國內培養的博士也被稱為「土博士」。我強調學生要聯繫實際，關注國情，對曾經一度流行的「海龜（歸）上岸，土鱉（博）滾蛋」的說法不敢苟同。我認為「海龜不一定能完全或儘快融入中國的實際，而「土鱉」恰好相反。我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土鱉」飼養員，而且培養出來的「土鱉」也不錯。這些年培養的學生年齡最大的現已退休，最小的僅有20多歲。雖然是土生土長的本土人才，但卻個個身手不凡，成為各行各業的精英。「海歸」被大家看好，可能還有一個原因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但事實上，本地的和尚裡面，可能也有許多是能念好經的。不同的崗位需要的人才不同，並不是只要學歷高就好，也不是留過學的就一定好，關鍵是要看效果。

但在學生畢業時，我也總是倡導學生到國外學習進修，開闊眼界。在他們奔赴工作崗位時，我通常贈予四句話：「從政為官要清廉，下海經商要守法，科學研究要創新，待人做事要真誠」，以激勵他在祖國建設的各條戰線上成為優秀人才。

有是非之辯，無名利之爭

在學術研究問題上，觀點可以商榷，解放思想卻不容置疑。在師生之間，我提倡平等交流，惟真理是從，在理論界也是如此。因為學術上的爭論，被一些人誤解，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教授曾親題條幅贈與我，「有是非之辯，無名利之爭」。我答董老:「有是非之辯，堅持真理，理論創新；無名利之爭，淡薄人生，愛學生、愛朋友、愛親人。」我從來不服老，時刻保持年輕的心理。在學術界，我也有很多年輕朋友，我常常和他們打成一片，把握現實，緊跟和超越時代，進行前瞻性的理論探索。這些中青年經濟學家們的探索精神和創新思想，在學術研討中對一我很有啟發，從他們身上我獲得了很多新知識。如今，他們已經是當代中國經濟界的主力軍，真是後生可畏！

永遠的選擇，永恆的情緣

回首50年來的教學生涯，感慨萬千。我一生執著熱愛教育事業和理論研究，卻意猶未盡，對師長、對學生亦是情緣末了。我這輩子總結起來就是「三書主義」：讀書、教書、寫書是我的人生經歷，也是我的座右銘。我通過一生的努力把每一件事做好！我常認為，「我做不了政府官員，比起協調人際關係，我能更好地協調書本與文字的關係；我也做不了企業家，比起管理企業生產優質的產品，我更適合做培養優秀學生、優秀人才的工作。」如果再有選擇職業的機會，我還要做一名人民教師，我還是「三書主義」。

2012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