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的故事：一篇文章讓你全面了解顧炎武(5)

第五節 學術成就　　顧炎武的學術深閎博贍，他涉獵的範圍廣泛，諸如經學。史學、方誌地理、音韻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詩文等學術領域，都取得了宏富的成就，留下了幾近五十種的寶貴著述。其著述種類之繁多，治學領域之博大，在清初與黃宗羲、王夫之鼎足而三。顧炎武的學術實踐，充滿了求實的精神，他對前人的成說，不盲從，不依傍，對古代的典籍，信其所當信，疑其所當疑；不立門戶，不分畛域，故能見前人之所未見，發前人之所未發，成一家之言，體現了其為學的獨立風格。茲舉他在經學。史學。音韻學。文學四方面的成就，約略言之：　　他擅長經學，對《易》、《書》、《詩》、《三禮》、《春秋左傳》、《論語》、《孟子》，各有專精的著作。　　在《周易》研究中，他既肯定程頤的《易傳》和朱熹的《周易本義》，主張「復程朱之書以存《易》《日知錄·朱子周易本義》，同時又對前人說《易》的比附穿鑿予以駁斥，批評陳傳、邵雍的《易》說為「方術之書」、「道家之易」（同上書，《孔子論易》）。　　顧炎武的《尚書》研究，以「信古而閾疑」（《日知錄·豐熙偽尚書》）為原則，一方面信古，一方面又疑古，在探討了《書經》的源流之後，他覺得「盡信書不如無書」（同上書，《古文尚書》），頗具懷疑的態度和辨偽的精神，他是「信其所當信」，「疑其所當疑」。顧炎武實事求是的為學風格，在對《春秋》的研究中同樣得到了具體的體現。他治《春秋》能破除今古壁壘，博採《公羊》、《穀梁》、《左傳》三家之長，對其他諸家解說也多所取之間亦自抒己見，他只是論是非，絕無門戶之見，所以持論甚平。就《詩經》而言，他研究《詩經》用功最深，曾把《詩經》所用的音互相參考，證以其他書籍，作《詩本音》十卷，對於詩經的研究有很大貢獻。就三禮而言，他特別重視《儀禮》，注重節文，不尚空談。就《論語》與《孟子》而言，他認為孔子之學為「修己治人之實學」，非「明心見性之空言」（《日知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總之，他在經學上的議論，大抵平易可行，經學上的錯障，經他一番論證，差不多已掃除盡凈，他是清代經學的建設者，在舉世高談性命理學，厭煩經學的時候，他高標「經學即理學」的口號，堅定了後來經學家的信仰，還提出了研究經學的具體方法，尤其在具有「為舉世不為之學」的精神，樹立了清代經學家的楷模。　　顧炎武既是卓越的經學家，又是傑出的史學家。嘗「太息天下乏材，以致敗壞。自崇幀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清全祖望《鮚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他的史學研究也始終如一地貫穿著可貴的求實精神。他認為，史書的編纂要取信於後世，切忌以偏見「謬加筆削」，他繼承了古代進步史家「據事直書」的傳統，視之為「萬世作史之準繩」（《日知錄·三朝要典》），因此，在治史過程中，他極為重視史料的可靠性。即以他對明史的研究而論，他就十分注意《實錄》和《邸報》的利用。他的《日知錄》曾大量地徵引明歷朝實錄，與友朋論究史事曲直，也多以《實錄》為據。作為明廷檔案的《邸報》，顧炎武更其重視。他曾認真研究明末《邸報》，輯成《明季實錄》、《皇明修文備史》等書，本欲纂修明史，因為清初庄廷攏《明史案》，他的好友吳炎、潘檉章遇難，他借給潘檉章的自己多年來收集的三千冊明代文獻也因之散失殆盡，不可復得，以致使他的修史願望未能實現。他治史也以「致用」為也趨，他指出：「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亭林文集·答徐甥公肅書》），又說：「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同上書，《與人書八》），提出了治史以經世的史學目的論。　　在音韻學方面，他痛感當時的學者不知古音，往往以現代的語音率意改竄古書，於是他提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答李子德書》）的主張，踏踏實實地對古音學進行潛心研究，經過三十年的努力，終於寫成《音學五書》這樣一部巨著。　　顧炎武的古青學研究，儘管師承有自，從宋人吳域、鄭庫，尤其是明人陳第等的著述中均獲致不少有益啟示。但是由於他能實事求是地進行獨立研究，因而在音學演變源流的審訂，古韻部類的分析，「古人四聲一貫」之說的鉤稽，「古人未嘗無人聲」，「人聲可轉為三聲」的古韻通轉說的闡述等方面，都取得了富有創見的成果，使他無可爭辯地成為清代音韻學的開派宗師，正如他的朋友王山史《山志》所說的，「顧亭林之於音韻」，「博稽詳研，發前人所未發，為不朽之業者」。　　他雖不屑為文人，一生也不輕易作詩，但是在文學上卻很有造詣，他主張「文須有益於天下」，文學應承擔起「救民以言」的責任，要關乎「當世之務」，這一主張正是他經世致用思想在文學領域的集中反映。由此他不滿意明末「注蟲魚，吟風月」之類的文章，更深惡痛絕那些無聊的應酬文字，主張文章一篇要有一篇之益，篇篇要有實用，他既是如此說的，也是如此去做的。在他留存的文集中，不惟「乙酉四論」即《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以及《郡縣論》、《生員論》。《錢糧論》等，都是切中時弊，早有定評的優秀篇章，而巨諸如《吳同初行狀凡《書吳潘二子事》等敘事文章，乃至《病起與薊門當事書》等短篇書札，也都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歷史的真實。他的這些文章，文字淳樸，不事雕琢，於知人論世大有益，完全可以作為史料來運用。　　顧炎武還針對當時文壇的擬古之風進行了有力的抨擊，他認為字句模擬古人，無異「壽陵餘子學步邯鄲」（《日知錄·文人模仿之病》），「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亭林文集·與人書十七》），進而主張文學是隨著時代的演進而變遷的，他說：「《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後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為合格。」（《日知錄·詩體代降》）就是說，每一個時代的文學，都有各自的風格，這樣的文學主張，無疑是符合文學史發展實際的。　　他論詩主張「主性情，不貴奇巧」（同上書，《古人用韻不過十字》），認為詩是性情的自然流露，是不能勉強的，同拒絕做應酬文章一樣，顧炎武也不願意去寫那些無病呻吟的賦閑詩。他作詩感時撫事，直抒胸臆，無一不是他真實性情的抒發，如當明清易代之際所寫的《感事》、《京口即事》、《千里》、《秋山》等詩，既有對明末腐敗政治的揭露，又有對抗清將帥史可法的謳歌，還有對清軍鐵蹄躁確的控訴，始終牢牢地立足於社會現實，「實為一代詩史，踵美少陵」（徐嘉《顧亭林詩箋注凡例》），同他的文章一樣，他的詩既可證史，同時也是他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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