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學者的天文學史研究

20世紀中國學者的天文學史研究

席澤宗，陳美東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l00010)

摘要：從八個方面綜述了20世紀中國學者在天文學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現代意義

上的天文學史研究從20年代開始在中國起步。50年代和60年代得到迅速發展。80年代以

後進入鼎盛時期，在過去100年中，出版專著(包括論文集)150多種。關於中國古代天文

學史的研究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關鍵詞：天文學史；中國；20世紀中圖

分類號：P1一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31l(2004)0l—0006—06

收稿日期：2003-09-28。

作者簡介：席澤宗(1927—)，男。山西垣曲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前所長：

陳美東(1942—)，男，福建連江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前所長。

天文學史是研究人類認識宇宙的歷史、探索天文學發生和發展規律的天文學分支學科，是科學技術史的組成部分。天文學史研究，特別是中國天文學史研究，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最活躍、成果最多的領域之一。中國天文學的發展源遠流長，有關史料浩如煙海，其內涵豐富多彩，包括有曆法、天文儀器與台站、關於宇宙的理論、天體測量及星圖與星表、天象觀測與記錄、星占術、天文學家傳記、少數民族天文學、天文學起源、天文學社會史與中外交流史等諸多論題。

1.沿革、組織與規模

從1911年前後開始，一批由海外學成歸來的天文學家劉師培、高魯、高均(高平子)、朱文鑫、常福元、竺可楨、張鈺哲、陳遵媯等人用全新的眼光審視中外天文學的歷史發展，在《國粹學報》、《觀象叢報》、《中國天文學會會務年報》、《宇宙》等刊物上陸續發表闡述或介紹中外天文學的文章。朱文鑫還先後出版了多種論著，對中國古代曆法、有關天象記錄、恆星位置、天文儀器等作專題研究。另有一些歷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如董作賓、劉朝陽、錢寶琮等人，對殷墟甲骨文、周代金文等的曆日資料進行研究，討論殷商、周代的曆法問題；或對漢代以後的若干曆法作校勘、補遺與研究。所有這些，都開啟了天文學史研究的新局面。

在40年代以前，對天文學史的研究大多是一些學者的個人興趣；自50年代以後，這項研究工作受到了國家的重視。1954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委員會，天文學史研究是該委員會首先開展的工作之一。1957年1月，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1975年又擴建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內設天文學史組(後與數學史組合併為天文和數學史研究室)，從此到60年代前半期。形成了專業研究隊伍(約有10人)與業餘研究者相結合的新格局。推動天文學史研究全面向縱深發展的態勢。

席澤宗的《古新星新表》(1955)；

錢寶琮的《授時曆法略論》(1956)；

李儼的《中算家的內插法研究》(1957)；

嚴敦傑的《中國古代的黃赤道差計演算法》(1958)；

錢寶琮的《從春秋到明末的曆法沿革》(1960)；

薄樹人的《中國古代的恆星觀測》(1960)；

王應偉的《中國古歷通解》(1962，油印本)；

席澤宗、薄樹人的《中、朝、日三國古代的新星記錄及其在射電天文學史的意義》(1965)；

上述等論著的發表，很好地反映了這一態勢。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則一度中止了這種發展的勢頭。

1974年，國務院科教組和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召開了整理研究祖國天文學規劃座談會，制定了一項比較長期的研究計劃，並成立了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由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代管，同時成立了天象資料組，而且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天文台、陝西天文台、雲南天文台和南京大學或成立天文學史研究小組，或確定專人負責此項工作。由此組成了約250人參加的普查與整理古代天象紀錄的隊伍，和近40人的研究隊伍，開始形成天文學史研究的熱潮。在此後數年中，召開了三次全國性的規模較大的研究成果交流會(1975、1976、1979年)，共提交論文140餘篇，每次出席者均在i00人左右。完成了《中國天文學史》、《中國天文學簡史》、《天文學史話》和《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匯》等4種論著和另外4冊論文集。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於1979年冬開始醞釀編著16卷本《中國天文學史大系》的計劃，1984年小組完成它的歷史任務後宣布解散。

在1978年復會的中國天文學會和在1980年成立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均設有天文學史專業委員會。成為負責協調各單位之間的分工、推動非專業人員的業餘研究、進行學術交流的組織，參加該委員會者約有70人，委員會大約2—3年召開一次全國性的會議，自1993年始，還與日本、韓國同行一起，大約每兩年舉行一次東方天文學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保持著十分活躍和有成效的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一直是開展天文學史研究的重點單位，上述諸天文台的天文學史研究小組大多在90年代不復存在，但還保留了一些資深學者繼續從事研究工作，這些專業研究者連同主要分布於大專院校的研究者共有40餘名。形成精幹、穩定的研究力量，且不斷有天文學史碩士、博士參加其中，使天文學史研究後繼有人。

2.20世紀出版的天文學史論著

據初步統計，20世紀正式出版的天文學史著作(包括專著與論文集)不少於150種。其中主要著作可羅列於次(以出版年代為序)：

馮徵著《春秋日食集證》(1929)

朱文鑫著《<史記·天官書>恆星圖考》(1927)、《天文考古錄》(1933)、《曆法通志》(1934)、《歷代日食考》(1934)、《天文學小史》(1935)

崔朝慶著《中國人之宇宙觀》(1934)

董作賓著《殷歷譜》(1945)

陳遵媯著《中國古代天文學簡史》(1955)

丁福保、周雲青編著《四部總錄天文編》(1956)

李儼著《中算家的內插法研究》(1957)

高均著《學歷散論》(1969)

鄭文光、席澤宗著《中國歷史上的宇宙理論》(1975)

薄樹人、劉金沂等主編《科技史文集·天文學史專輯》第1—4輯(1978、1980、1983、1992)

薄樹人、劉金沂、徐振韜、王立興、李競等主編《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l—6集(1978、1981、1984、1986、1989、1994)

鄭文光著《中國天文學源流》(1979)

席澤宗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卷天文學史部分(1980)

陳遵媯著《中國天文學史》第1—4冊(1980、1982、1984、198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1980)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編著《中國天文學史》(1981)

伊世同著《中西對照·恆星圖表1950。0》(1981)

陳久金、盧央、劉堯漢著《彝族天文學史》(1984)

張培瑜著《中國先秦史歷表》(1987)

陳久金、黃明信等《藏曆的原理與實踐》(1987)

《高平子天文歷學論著選》(1987)

庄威風、王立興總編《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集》(1988)

潘鼐著《中國恆星觀測史》(198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1989)

徐振韜、蔣窈窕著《中國古代太陽黑子研究與現代應用》(1990)

席澤宗主編《世界著名科學家傳記·天文學家》1—2(1990、1994)

張培瑜著《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1990)

華同旭著《中國漏刻》(1991)

江曉原著《天學真原》(1991)

宣煥燦編《天文學史》(1992)

陳久金著《陳久金集》(1993)

崔振華、陳丹編著《世界天文學史》(1993)

陳美東主編《自然科學發展大事記·天文卷》(1994)

曲安京、紀志剛、王榮彬著《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探析》(1994)

陳美東著《古歷新探》(1995)

江曉原著《歷史上的星占學》(1995)

陳久金著《回回天文學史研究》(1996)

陳美東主編《中國古星圖》(1996)

鄧文寬編《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1996)

崔振華、張書才主編《清代天文檔案史料彙編》(1997)

孫小淳、基斯特梅科著《中國星空研究》英文本(1997)

李志超著《水運儀象志一一中國古代天文鐘的歷史》(1997)

王應偉著《中國古歷通解》(1998)

薄樹人主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天文卷》8卷(1998)

張柏春著《明清測天儀器之歐化》(2000)。

出版的天文學史論著幾乎涉及了天文學史研究的所有方面，且大多見於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正反映了天文學史研究從20年代開啟，到50、60年代發展，到80年代以後鼎盛的基本狀況。

3.原始資料的發掘與整理

對考古文物中天文、曆法資料的整理：30—40年代，董作賓、劉朝陽等人對殷墟甲骨文中的天象和曆日資料作了整理、研究，70年代，席澤宗等對於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一號西漢墓出土帛書中的天文資料的整理、研究；80年代，徐蘋芳等對天文文物的全面收集，以及施萍亭、鄧文寬、席澤宗等對敦煌卷子中的天文、曆法資料的整理、研究；90年代，黃一農對唐代碑刻中曆日資料的整理，以及羅見今等對漢簡曆日的系列整理等等。

1975—1976年，中華書局將經由嚴敦傑等專家校點的《歷代天文律歷等志彙編》(10冊)單獨出版，大大方便了研究工作。

1988年，庄威風、王立興總編的《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集》是對中國古代一系列天象記錄系統全面進行整理的重要成果。

1977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北京天文館古觀象台合作，由崔振華、張書才主編的《清代天文檔案史料彙編》的出版，對清代欽天監、禮部等的天文工作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1998年，薄樹入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天文卷》是卷帙眾多的天文學文獻集粹，共收錄99種天文學名著，計一萬零一百餘頁。八百餘萬字，對每一種著作均撰有「提要」一篇，主要論述其要點、意義等，是一部進行天文學史研究的基本文獻。

4.天體測量和星圖、星表研究

高均、朱文鑫在30年代，特別是陳美東在80、90年代的論著中，對曆法中一系列天文數據(朔望月、回歸年長度等)和天文表格(月離表、日躔表等)的論述，是對古代曆法家關於日、月、五星等天體測量工作進行研究的重要成果。除此之外，還有關於恆星觀測、大地測量和航海天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關於恆星觀測，包括對新星、超新星、變星等的觀測和恆星位置的測量，首先是對作為天象坐標系統的二十八宿體系的研究，關於二十八宿的起源，有諸多研究論文發表，高魯的《二十八宿考》(1917)，竺可楨的《二十八宿起源時代與地點》(1944)，錢寶琮的《論二十八宿之來歷》(1947)，夏鼐的《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1976)等，他們都認為起源於中國，但在具體時間等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

1962年，薄樹人的《中國古代的恆星觀測》一文，是對這一論題的簡明歸納，1982年，陳遵媯在《中國天文學史》第二冊中對傳統三垣二十八宿星官體系作了全面的疏解與證認，而1989年潘鼐的《中國恆星觀測史》一書，則是對此論題的全面深入的闡述。書中也論及二十八宿的起源問題，並認為對二十八宿距度的測量不晚於公元前6世紀，《石氏星經》中的一部分恆星測量於公元前450年前後，另一部分恆星則測量於公元170年左右，還對宋代《楊惟德星表》和元代《郭守敬星表》，以及東吳陳卓星官、隋唐《步天歌》、敦煌星圖、宋代蘇頌星圖、蘇州石刻天文圖和明代《赤道南北兩總星圖》等作了詳細的考析。

關於《石氏星經》成書的年代，孫小淳的《漢代石氏星官研究》(1994)認為其為一次測定於公元前78年左右，而胡維佳的《唐籍所載二十八宿星度及「石氏」星表研究》

(1998)則指出前人所用數量方法對《石氏星經》的斷代研究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從文獻的考察，該星表當成於唐代稍前的年代。

對星圖、星表等的研究工作早年有：

常福元的《中西對照恆星錄》(1921)；

朱文鑫的《<史記·天官書>恆星圖考》(1927)；

高魯的《星象統箋》(1933)；

陳遵媯的《恆星圖表》(1936)。

60年代以來有：

席澤宗關於敦煌星圖(1966)和馬王堆帛書彗星圖(1978)；

夏鼐關於河北省宣化遼墓星圖(1976)；

伊世同關於晚唐墓天文圖(1979)；

杜升雲關於蘇州石刻天文圖(1980)；

伊世同關於中西對照恆星圖表(1981)；

潘鼐和王德昌關於宋《周琮星表》(1981)；

陳鷹關於《郭守敬星表》(1986)；

伊世同和潘鼐關於北京隆福寺星圖(1989)；

王德昌等關於江蘇省常熟石刻天文圖(1989)；

陳美東關於陳卓星官(1989)和蘇頌星圖(1991)；

馮時(1990)、伊世同(1996)等關於河南濮陽出土的距今六千餘年的龍、虎、北斗圖；

鍾萬勱等關於西安出土的西漢古墓星圖(1991)；

孫小淳關於《崇禎曆書》星圖和星表(1995)的研究，1996年，孫小淳認為，所謂《郭守敬星表》其實應是明代初年的觀測成果，等等，均各具特色。

1996年，在陳美東主編的《中國古星圖》一書中，共收錄古代各類星圖150餘幅，薄樹人、陳美東分別對中國歷代和明代星圖的發展脈絡和總體特徵進行了綜述，孫小淳、徐風先、段異兵、景冰等則著重對新發現的《天文節侯躔次全圖》等明代星圖作全面、深入的研究。孫小淳和基斯特梅科合著的《中國星空研究》一書(1997)，是第一部用英文寫成的論述中國星空的構成及其社會背景和詳論石氏星經成書年代的專著。梁宗巨(1959)、陝西天文台天文史整理研究小組(1976)對於唐代一行的天文大地測量工作的研究，厲國青等對元代緯度測量的探究(1977)，嚴敦傑的《牽星術一一我國明代航海天文知識一瞥》(1966)，航海天文調研小組的《我國古代的航海天文》(1977和1978)等文章的發表，是這兩方面研究工作進展的反映。

5.天文儀器與台站的整修、復原及研究

關於圭表，高均的《論圭表測景》(1937)，對圭表構造及其測影精度作了很好的論述。

潘鼐、向英(1980)和伊世同(1984)先後對元代4丈高表、8尺圭表和景符、窺幾等部件作了成功的復原研究。1983年，郭盛熾、全和鈞、張家泰、靳世信發表他們在河南登封周公測景台進行數日晷影測量的結果，是仿古測量的重要嘗試。陳美東在70、80年代對歷代，特別是對宋代周琮和元代郭守敬的晷影測量成果作了精度分析。1985—1986年，崔石竹，李東生在北京古觀象台進行了整一年的仿古晷影測量，取得重要成果。

劉仙洲的《中國在計時器方面的發明》(1956)對古代計時器(包括水漏、沙漏等)的結構與演變作了系統的探討。李廣申的《漏刻的遲疾與液體粘滯性》(1963)對漏壺流量問題作了重要的理論探討。1980年，陳美東對古人關於影響漏壺流量諸要素的理論思考和所採取的技術措施，進行了系統的討論，並提出。了宋代沈括漏壺的復原設想。李志超(1978)和伊世同(1992)也先後提出了各自的復原設想。1991年，華同旭的《中國漏刻》一書，全面深入地闡述了古代水漏刻的歷史發展，從文獻考察、復原製作和模擬試驗三個方面人手，融考證、複製、試驗、分析於一爐，對各種類型的水漏刻的構造、型制和精度作了探析，70年代，嚴敦傑關於宋代(輥)彈漏刻的發現，閻林山、全和鈞對計時儀器和時刻制度的研究(1980)，李迪和白尚恕對北京故宮所藏清代一種特殊結構的漏刻的論述(1983)，王立興關於民間計時儀器漏盂(1983)、陳起元漏刻(1986)和香漏(1989)的復原研究，陳美東對數件西漢漏壺的考察(1989)，以及李強(1990)、薄樹人和郭盛熾(1995)關於馬上漏刻的討論，等等。

1959年，在王振鐸的主持下，中國歷史博物館復原成功大型渾儀和渾象以及宋代蘇頌、韓公廉的水運儀象台(為原大的l／5)，王振鐸又著圖文(1958)詳論水運儀象台的結構、型制、尺度等等，揭開了破解水運儀象台之謎的序幕。王振鐸還對蘇頌、韓公廉的假天儀作了復原研究工作(1962)。此後，1988年，陳延杭、陳曉復原得原大1／15的水運儀象台；管成學等對水運儀象台作文獻學上的研究(1991)；大致在這一時期台灣省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郭美芳等復原成原大的水運儀象台；而胡維佳(1994)和李志超(1997)從原理和結構等方面重加考察，把對水運儀象台的復原研究引向深入。此外，徐振韜關於先秦渾儀的推測(1976)；李志超、陳宇對張衡水運渾象(1993)及李志超對唐代一行、梁令瓚黃道游儀和宋代熙寧渾儀的研究和復原(1987)；潘鼐對現存南京紫金山的明代仿元渾儀的考證(1983)；特別是由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等單位承擔的，自1983年開始歷時8年對現存紫金山天文台的元、明漏刻、明制圭表、明代仿元渾儀和簡儀等全面研究工作，並成功地實施了修復工程，這些都把相關研究推進一步。對元代郭守敬創製的其他天文儀器的研究亦獲進展，薄樹人的《試探有關郭守敬儀器的幾個懸案》(1982)；伊世同對於仰儀的復原研究(1986)等，均屬此類。

關於北京古觀象台上的8件清代天文儀器的研究和修復工作，自常福元的《北京觀象台儀器殘缺記》(1919)、《天文儀器志略》(1921)，到陳遵媯的《清代天文儀器解說》(1956)，已對這些儀器作了基本論述。1995年，北京天文館在研究的基礎上，對這8件儀器進行丁大修，在大修的過程中，又深化了對這些儀器結構、尺度等的了解。80年代，河南登封周公測景台和北京古觀象台重新對外開放，是對現存最重要的古天文台站整修、研究的結果。此外，河南省偃師縣東漢國家天文台一一靈台遺址的發現(1974)，伊世同等提出的元代國家天文台一一太史院的復原方案(1981)，薄樹人、謝志傑等關於一地方天文台一一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譙樓的研究(1995)等，也都是這方面的重要進展。

6.天文學思想和宇宙論的研究

對於漢代蓋天、宣夜、渾天三家談天學說及其源流的研究，備受學者關注。錢寶琮的《蓋天說源流考》(1958)，席澤宗的《蓋天說和渾天說》(1960)及《宜夜說的形成和發展》(1975)，唐如川的《張衡等渾天家的天圓地平說》(1962)，陳久金的《渾天說的發展歷史新探》(1978)等等，是先期的研究成果。隨後，在蓋天說與渾天說孰優孰劣，和渾天說主地平抑或地圓兩個問題上有過熱烈的討論。80年代金祖孟發表不少文章，力主蓋天優於渾天，及中國古代不存在地圓之說；宋正海認為中國古代傳統地球觀是地平大地觀(1986)；王立興認為渾天家均主地平觀(1986)；薄樹人認為「蓋天說不如渾天說進步」(1989)，陳美東認為中國古代地平觀占統治地位，但也不乏地圓思想的明確論述(1996)；程貞一和席澤宗《陳子模型和早期對於太陽的測量》(1991)一文認為，《周髀算經》中的陳子，能用數學把觀測和理論結起來，從而構造出一個模型以解釋自然現象，在方法上是一個很大的成就；江曉原則對蓋天說的宇宙結構模型作了新闡釋(1996)。這些討論，無疑有助於認識的深化。

關於古代宇宙起源和深化思想的探究，亦獲進展。席澤宗的《朱熹的天體演化思想》(1963)和《中國古代的宇宙論》(1976)，於首奎的《試論(淮南子)的宇宙觀》(1979)；孫述沂、宣煥燦的《論漢代的天地起源說》(1984)，陳美東的《中國古代的宇宙膨脹說》(1994)，等等，均有新意。

陳美東關於觀測實踐對古代曆法的決定性作用的論述(1983)；席澤宗關於「氣」的思想對古代天文學的影響(1984)；徐鳳先關於古代異常天象觀的探究(1994)；石雲里關於地有四遊說的研究(1995);陳美東關於日月五星右旋說與左旋論爭的評述(1997)，等等，是對古代有關天文學思想作深入的討論。

鄭文光、席澤宗的《中國歷史上的宇宙理論》(1975)，可視為本論題早期的具代表性的著作。

7.天文學家的研究

對於古代天文學家的生平、成就、治學方法、思想品質的研究，也成績斐然。孫文青的《張衡年譜》(1935)；李希泌《郭守敬》(1964)；李迪的《唐代天文學家張遂(一行)》(1964)、《郭守敬》(1966)、《祖沖之》(1977)和《梅文鼎》(1988)；張家駒的《沈括》(1978)；賴家度的《張衡》(1979)；潘鼐、向英的《郭守敬》(1980)，等等。均為篇幅不同的專著。而較深入的研究論文，則有席澤宗關於清代王錫闡(1963)；薄樹人關於明代徐光啟(1963)、漢代司馬遷(1981)與張衡(1992)、元代札馬魯丁(1986)；嚴敦傑關於唐代一行(1984)；陳久金關於漢代張衡(1981)、唐代瞿曇悉達(1985)、元代馬德魯丁父子(1989)、戰國甘德、劉宋何承天、唐代李淳風與曹士芳(1992)；陳美東關於漢代劉洪(1986)與張衡(1989)、北齊張子信、隋代劉焯與張冑玄、唐代一行與邊岡(1992)和元代郭守敬(1993)；杜石然關於明代徐光啟、清代梅文鼎、王錫闡(1989)、劉宋祖沖之(1992)；江曉原關於王錫闡(1989)；管成學等關於宋代蘇頌(1991)；顏中其、蘇克主的《蘇頌年譜》(1993)；河北省邢台市郭守敬紀念館編的《郭守敬及其師友研究論文集》(1996)；馮錦榮關於明代熊明遇(1997)；陳美東主編的《王錫闡研究文集》(2000)等等，可見，除了對若干最著名的天文學家的深入研究以外，研究向更全面和縱深方向發展。此外，在80年代關於張衡的研究中出現的討論顯得更加生動：陳久金認為《渾天儀注》非張衡所著，而是西晉一無名氏所作，其主要依據是《渾天儀注》文末提及的冬至點位置值，當測於西晉；陳美東指出，該冬至點位置值是《渾天儀注》討論黃赤道變換問題而得的結果，故《渾天儀注》應為張衡所著。薄樹人也認為它應是張衡原作。這一討論，對於認識的深化是有益的。

8.天文學起源、天文學社會史和中外交流史的研究

關於天文學的起源，鄭文光的《中國天文學源流》(1979)一書，作了較全面的探討，從對神話傳說的分析，到對早期觀象授時的考察，到對二十八宿、土圭之法與璇璣玉衡等的討論，闡述了後世得到發展的天文學內涵的初胚。陳久金也論及曆法的起源(1978)，認為十月太陽曆是最早的曆法之一(1982)，陰陽五行和八卦的起源亦與十月太陽曆有關(1986)，天干十日源於十月太陽曆的十個時節(1988)，四象概念的形成源於華夏族群的圖騰崇拜(1992)，等等，提出了諸多耐人尋味的見解。呂子方對《山海經》所載有關神話的探析，也多涉及中國天文學起源的論題(1984)。江曉原則對中國天文學的本土起源說和西源說進行評述，論證了本土起源與間或接受外來影響的狀況(1991)。程貞一、席澤宗和鐃宗頤合寫的《曾侯乙編鐘時代之前中國和巴比倫音律和天文學的比較研究》(1992)認為，兩方面都是平行發展，沒有關係。

天文學社會史的研究是關於天文學與社會諸因素之間關係的探討。席澤宗的《論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社會功能》(1987)和《天文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1989)，開始論及這個問題。黃一農對於古代熒惑守心紀錄的剖析(1991)，表明這類天象紀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說明天文學與政治之間的密切關係，他關於清前期對「四餘」定義及其廢存爭執的個案分析(1993)，也說明同樣的問題。江曉原的《天學真原》一書(1991)，對天文學在古代中國的特殊地位作了深入的考察，強調指出它與王權、政治觀念與運作、道德教化、文化，乃至建築與墓葬等之間的密切聯繫，對古代星占學的理論與方法也作了概要的論述。該書的另一重點是討論中外天文學的比較與交流。對巴比倫古代天文學與中國古代天文學之間的關係，對主要源於古印度的七曜術在中國的流行，以及若干古印度天文學家在華的工作等，作了較深入的探析，是一部難得力作。此外，陳美東關於古代中心差計算(1986)和胡鐵珠關於古代五星運動計算(1990)的論文中，也對中印古代天文學做了有益的比較研究。對明末以後耶穌會士傳人的西方天文學知識的研究，也有進展。

嚴敦傑關於伽利略的天文學說(1964)；席澤宗、嚴敦傑等關於哥白尼日心地動說(1973)；薄樹人關於《崇禎曆書》(1980)、《曆象考成》(1981)；《曆象考成後編》中的開普勒方程(1984)；郭永芳關於牛頓學說(1983)；伊世同等關於《儀象考成後編》星表中的增星(1984)；江曉原關於開普勒的天體引力思想(1987)；水晶球體系(1987)、托勒密和第谷的天文學說(1989、1991)；林文照關於望遠鏡(1989)；胡鐵珠關於《歷學會通》中的宇宙模式(1992)；石雲里關於《寰有詮》和月面圖(1994、1991)；魯大龍關於《曆象考成後編》與牛頓的月亮運動理論之間關係的發現(1997)等，都是相當深入的研究成果。

陳層雲《中國近代天文事迹》(1985，油印本)、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4冊，都對中國近現代天文學史作了重要的論述，他們是諸多事件的參與者或見證人，其論述尤其珍貴。此外，閻林山關於余山天文台(1984)；朱楞關於徐家匯天文台(1986)；吳美霞關於中國天文學會(1989)；丁蔚關於余青松(1996)的研究，等等，也都在推進這方面的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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