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中國正成就史上最好經濟制度論斷存疑
趙濤
「漸進」變成「漸漸不容易推進」，中國前行的障礙是改革的動力問題
《中國青年》：您最近的新書《中國做對了什麼》以一個問句作為書名的，那我們就從這個問句開始，您認為在30年改革之路上，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才取得被稱為「中國奇蹟」的經濟增長成就呢？
周其仁：從大處看，中國做得最對的事情就是改革開放。要是沒有改革開放，今天人們常講的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不可能這樣強勁有力。
開放之初，偌大一個中國的全部出口，一年不足100億美元，從來不需要擔心什麼「過度依賴外需」。改革前夜，農民人均純收入一年只134元人民幣，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幾百元。老百姓收入那樣低，但消費品還要憑票憑本供應，所謂「短缺經濟」，好像怎麼也拉不動生產。
那時的投資率倒也不低，但論投資規模，完全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1968年我從上海去東北下鄉的時候，「大上海」最高樓(國際飯店)只有24層；火車在南京過長江還要擺渡。後來南京長江大橋建成，舉國歡騰。今天你去上海可能不再注意國際飯店，而整條長江到底有多少座長江大橋，再也算不得新聞。作為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把國民經濟搞得如此翻天覆地，做對的事情就是改革開放。
《中國青年》：儘管有今天的成就，您也提到中國的這部改革史尚未完成，您認為前進之路上最大的阻礙是什麼？
周其仁：人們常說中國的改革是漸進的。這是與前蘇聯的改革路徑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前蘇聯和改革前的中國，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徵都是計劃經濟，就是把整個國民經濟當一個超級國家公司來辦，權力高度集中，信息不靈，經濟活動的動力和活力不足。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改革，特別是要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改革，靠價格、而不是靠行政官僚命令來配置資源。但是，在怎麼改的問題上，蘇聯和中國的選擇不同。
葉利欽似乎認為既然要搞市場經濟，那就從西方市場經濟里請個高明的專家設計出一個改革路線圖，照單改就是了。於是就有「500天激進改革計劃」之類的故事發生。
中國沒有那樣幼稚。西方的市場經濟是多少年多少代社會經濟法律關係演化的結果，即便有專家知道當今市場經濟是怎樣一回事，也並不一定知道那套經濟究竟是如何來的，更不知道怎樣從一個「超級國家公司」(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中國的辦法就是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哪裡走不通了就東看看、西看看，摸索出一個解決方案，再來回做試驗，直到解決問題。事後比較，多數人認為中國的漸進策略優於前蘇聯的激進策略。
不過這也落下了一個問題。中國的漸進式先易後難，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當難啃的骨頭。更麻煩的地方，是因為易改的改了，經濟上收到了成效，人們對還要不要再改革攻堅，就不容易達成共識。畢竟改革前無古人，又不可避免要觸動一些既得利益，「漸進」就變成漸漸不容易推進。誠如我在這本集子里梳理的，早期的改革開放都是逼出來的。譬如幾億種地的農民吃不飽飯，不改過不下去，所以包產到戶。現在因為改革成功，再也難有類似當年那種逼的形式，結果就說改革的多，實際改得少。如果說什麼是最大的障礙，我以為還是改革的動力問題。這樣拖來拖去，漸進改革也可能留下很多「半拉子改革工程」，妨礙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摸著石頭過河」，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依然有效
《中國青年》：改革的過程中派生了腐敗，在您看來，腐敗和改革賽跑的現象，是人情社會的侵蝕還是因為制度安排的不完善造成的？
周其仁：這的確是個嚴重問題，或許可以說是漸進改革策略還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在邏輯上，過去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其實就是把整個國民經濟組織成一個超級國家公司，黨政企不分、權力高度集中。由於運轉不下去，才放權改革。可是在實踐上，放權改革是漸進的：部分過於集中的權力放到了公民個人和普通企業手裡，但是還有相當部分的權力，只是放到了較低級別的、還是黨政企不分的國有企業、部門政府或地方政府手裡，而無論中央的還是地方的政府，又重新集中起一些權力。所有這些權力主體，一起在「市場」里競爭。由於具備了合法強制力的國家權力也「下了海」，憑權力設租尋租，就做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檯面上，人們看到很多中國的政府機構很像「公司」、而不少黨政領導人很像「老闆」，同樣在那裡爭利逐利，但他們又擁有惟有「公家「才擁有的合法強制力。在檯面之下，權力攪買賣的活動天天包圍著那些看起來很像老闆、其實還是官員的幹部，腐敗的發生就不是個別人的道德問題，而是體制轉型中的系統性風險。
這個問題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文化，即人情社會的傳統使然。過去的中國文化里，也還有官家不得與民爭利的傳統呀。當然，公權私權的界分不清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所謂「人情社會」對權力腐敗見怪不怪，倒是提高了社會對腐敗的容忍度，減輕了問題的緊迫性。不過，我還是傾向於把當下的權力腐敗作為超級國家公司轉型中的問題來看待。目前國際國內都有這麼一個傾向，就是試圖在理論上把中國轉型中的制度和組織模式化，似乎官商不分的現實正在構建出一個新文明，似乎超級國家公司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雖然失敗了，但變成碎塊的小超級國家公司僅僅因為彼此之間展開著商業競爭就成就了人類歷史上最好的經濟制度。我對這些傾向持保留態度，我以為中國如果不直面自己成功的漸進改革中尚未解決的權力腐敗問題，迄今為止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能不能持續，還是未定之數。
《中國青年》：能否寄希望於政治體制改革？在您看來，這是鄧小平未完成的事業。
周其仁：實踐證明，鄧小平在1986年關於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關係的論點，並沒有過時。任何一個健康的社會，都離不開合法強制力即政府的服務。問題在於，一個社會須臾不可離開的合法強制力，本身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監督和制衡。現在我們看到的很多壞現象，公眾議論紛紛、批評和抨擊的，甚至激發群體事件的，差不多都圍繞這個主題在展開。幾年前我講過一個觀點：國家權力不上軌道，私人產權很難上軌道。要國家權力及官員的行為上軌道，就離不開政治約束條件和機制，這就離不開政治體制的改革。
《中國青年》：鄧小平形容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您認為在改革開放走過了30年之後，我們是不是應該有更長遠明晰的國家策略？
周其仁：從認知的角度看，實踐理性永遠比少數精英規劃、設計的理性更為可靠。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所以應該沒有什麼人可能把什麼都想全了，然後規劃一個理想社會讓大家進去就獲得現成的享受。這樣看，「摸著石頭過河」所表述的知行互動、多樣化局部試驗、給行得通的做法提供合法化的承認等等這一套，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依然有效。
當然，強調基於經驗的實踐理性，並不排斥理念——那些在長久的人類社會生活的經驗里提煉出來、又經受經驗檢驗過的抽象準則。譬如受保障的財產權利、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限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程序正義、民主與法治等等，就不能說只有西方社會才需要，中國就不需要。把這些抽象的普世價值作為中國發展的目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要真正實現這些抽象的準則，還是離不開實踐理性。後危機時代，需要面對「貨幣寬鬆」「財政負債」等問題
《中國青年》：2007年由美國蔓延向全世界的金融危機為中國的發展帶來的新的挑戰，面臨這場來勢兇猛的全球性危機，不少經濟學家都作出了悲觀的預言，您對中國經濟的整體趨勢還是一直持樂觀態度的，您的信心來自哪裡？
周其仁：真的不是樂觀，只是比較客觀。
當時有判斷，認為中國既然過渡依賴外需，而美國和發達國家經濟出了大問題，中國就一定被連累得不輕。2008年10月的時候，有人甚至預言中國經濟要保零也難。我自己去了珠三角和長三角不少地方看，外銷訂單的確一時掉得厲害。不過，我也看到在全球化打通的條件下，中國與歐美日本各自的比較優勢還是大有潛力，中國綜合的成本優勢並不因為金融危機爆發就消失了。美國經濟高度發達，其進口需求經由金融而形成，金融危機當然衝擊需求，但只要金融穩下來，它的進口需求還是會上來的。
此外，中國連續多年高速增長，內需是存在的。民間、地方、中西部地區的發展衝動還是非常強烈。加到一起，也就是在2008年10月市場價格紛紛跳水之際，我說中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等於零。我還認為，說本次美國金融危機比1929-1933年危機還嚴重，恐怕有點言過其實。那個危機的貨幣環境是金本位體制，市場恐慌了誰也難有大作為。但是當代的美國歐洲，哪個還實行金本位制？都是法定不可兌現的貨幣——市場中人怕了，政府只要有膽印了票子用直升飛機撒，別的麻煩會有，但像美國歷史上那樣的大蕭條卻不可能再現。
《中國青年》：您認為所謂的「後危機時代」已經到來了嗎？
周其仁：早就是後危機時代了。美國股市2009年3月後漲了60個百分點，那還叫危機？西方政要不肯斷然宣布「退出」刺激政策，不是他們的經濟沒有復甦，而是經濟復甦與就業脫了節，成為所謂「無就業增長的復甦」。所以他們舉棋不定、進退為難。這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現象。至於中國，去年信貸增加九萬多億，廣義貨幣的增加超過GDP增長很多，更早就不能稱之為危機了。現在要面對的是應對危機時所付出的那些代價，如貨幣過於寬鬆，還有財政負債、主權債務危機等等。理想和現實的距離,哪一代青年都會遇到
《中國青年》：很多人都知道，您年輕時下鄉在完達山狩獵7年，當今的青年人可能沒有那樣的波折與傳奇，但是也會面臨著「蝸居」、「蟻族」之類的困境，對於媒體所謂「失夢的一代」，您有什麼期望或建議嗎？
周其仁：理想與現實有距離，甚至有衝突，應該是哪一代人都會遇到的吧？不同的只是時代背景不一樣，理想與現實矛盾的具體內容也許有點不同。就我接觸到的同學，還有我訪問過的很多機構像阿里巴巴[15.78 5.06%]公司的那些年輕人，我可不認為他們是所謂「失夢的一代」。他們的夢，顏色遠比我們當年的多姿多彩。我也看到很多年輕人，浪漫做夢，踏實做事，走他們自己的路，總結他們自己的經驗教訓，我就是真有建議也派不上用場的。
《中國青年》：作為「充滿理想」的一代人怎麼看可能更「注重物質」的新生代？
周其仁：怕不好做這樣鮮明的對照。小時候我想要一本黃胄的畫冊，過了好長時間也沒有得到，可失望了。也記得上中學時騎上了媽媽給買的新自行車，美得跟什麼似的。那不也是很「注重物質」嗎？
當然，當年學雷鋒運動如火如荼，我們的確心甘情願地做過不少好人好事。可是，今天的青年志願者至少不比當年的差，汶川地震救災中的那些故事，就是放到1965年也是響噹噹的。現在的問題，不是青年人有什麼特別，而是轉型社會遭遇的道德標準紊亂問題。據說有個代表團到歐洲某國家取經，借鑒如何防範法官腐敗，不料人家說幫不上忙，因為多少年以來就沒有發生過此類案子。我以為在那種情況下，再富裕也不用擔心只注重物質的下一代。
《中國青年》：30年前，您和同齡人的困惑可能在於人生的選擇相對單一，當今青年面臨的問題是，選擇多了，反而更迷茫了。
周其仁：那也許可以請他們從經濟學的思維中吸取營養。我知道的經濟學，從一個角度看，就是關於如何在有限資源的約束下對多個目標做出選擇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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