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倫理必須「頂天立地」

　　從傳統到現代，倫理學通過對道德問題的研究而改善人類社會的道德生活，為社會的文明進步、個體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如何承載中國與世界道德文化的現代性經驗，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德和新倫理學，是當代中國倫理學研究的使命。近日，本報記者就倫理學與傳統、倫理學與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建立、現代公共倫理的建構等問題採訪了中國倫理學會會長、清華大學教授萬俊人。

　　傳統好比如來佛的手掌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看待各種不同的倫理思想傳統，特別是中西方倫理思想傳統的異同，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倫理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作為國內著名的倫理學學者，請您談談當代中國倫理學研究的特質和使命是什麼。

　　萬俊人：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傳統之中。傳統好比如來佛的手掌。傳統總是獨特的。談到倫理思想傳統，應該說中國的倫理思想傳統具有更深遠的歷史感和連貫性。簡要地說，歐美文明更崇尚法制秩序和宗教信仰，中國傳統社會則在歐美的兩極之間取其中，即更重視基於凡俗禮儀的道德倫理文化。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取法乎中」的道德倫理本位論雖有許多「中道圓融」的優勢，但就社會治理和文化精神建設來說，道德倫理「硬」不如法制嚴謹，「軟」不如宗教信仰那樣不僅「入心」而且「入神」，引人「超凡入聖」。

　　道德倫理在中國漫長的社會文明中佔據著中心地位，所以，在我們尋求現代社會轉型發展的今天，既要特別注意保持和發揚傳統道德文化的原有優勢，也要克服我們道德文化的自身缺陷，強化社會法制秩序和現代信念體系的兩極建設，甚至是「補課」。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告誡我們：顯形的外部社會秩序與無形的內在人心秩序同等重要。我們既不能指望一個「無法」的現代社會秩序，也不能指望一個「無天」、「無心」的現代「良序社會」。道德倫理正處在這兩極之間，需要頂天立地，兩極用力，而不能依舊停留於兩極之間的中間地帶。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是中國倫理學會會長，並擔任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倫理學》首席專家兼召集人，您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之於當代中國倫理學研究的意義？

　　萬俊人：「核心價值」的提出非常及時。「五四」以後，我們的社會文化出現「諸神論戰」的無序狀態。新中國成立後，我們致力於重建社會核心價值，但過度的政治化使我們先後遭遇各種政治困境和經濟困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採取了經濟優先的策略並取得巨大成功。然而總體看來，「後文革」時代，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核心價值建設相對滯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必須明白，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價值並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它需要文化探索的時間積累、社會實踐的沉澱，需要接受現實生活的檢驗。因此，它自身的生成以及民眾對它的認同、接受和自覺踐行，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如果把社會文化看作一個複雜的「軟組織系統」，那麼，道德倫理就是其神經組織，而核心價值則是其心臟和靈魂。由此，社會核心價值對道德文化和倫理學研究的「軸心」意義就一目了然了。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具有「目的性價值」的特徵，以及社會總體價值導向、長遠乃至終極理想目標和一元整合的思想信念之精神特質。當代中國的倫理學研究需要把握這一基點，圍繞核心價值體系這一「軸心」展開其運思論理。

　　我在一些文章和場合多次強調，對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研究必須從源頭著手，即先了解並建立完整的社會主義歷史知識，爾後方可談得上好好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同樣，當代的中國倫理學研究也不能停留於簡單呼應和解釋核心價值體系的直觀層面，而應當基於系統完整的倫理學學術研究，在古今中西的多維比照、分析、闡釋、論證之基礎上，深入把握中國和世界道德文化之「現代性經驗」和「現代性知識」，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德和新倫理學。

　　創造一種不同的「中國現代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如何打造中國學術話語體系成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一個重大課題。您覺得倫理學研究能為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的創新提供什麼思想資源？

　　萬俊人：在某種意義上，創新、求新甚至獵新一直是現代社會的標誌性口號。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和最近西方的一些現代性研究者都發現，「新」字已然成為現代社會和現代人語彙中最時髦、最炫目的字眼。可在我看來，這樣的情形或許放在現代技術科學發展的語境中是可以獲得解釋和證明的，但對於哲學、人文科學來說未必同樣有效。

　　「打造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同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並不完全是一碼事，前者關乎全球對話中中國學術的自主性和話語權；後者則只關乎學科理論發展或知識增長本身的可能性。就倫理學而言，創新的確具有某種「非如此不可」的意味。因為，作為一門以「實用理性」或「實踐智慧」為主旨的知識理論，倫理學應該且必須直接介入我們現實的「生活世界」和經驗行為，倫理學理論及其研究必須與時俱進。

　　然而即便如此，我還是想說，道德倫理的求變與創新絕非像「器物」和「技藝」那樣與時更新，甚至也沒有「政制」或政治改朝換代那樣徹底深刻。這不僅因為道德倫理最具歷史和傳統的「惰性」（恩格斯語），而且因為它始終內涵著人類日常生活和人性中最基本或最根本的人倫道理和人之常情，以致它總是帶有某種或某些（或多或少的）「天不變道亦不變」、「人性不變德亦不變」的恆定性質。這些特質自然也使得以道德倫理為研究對象的倫理學及其研究本身，有著相較於其他人文科學更強的知識穩定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面對構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機遇與挑戰，您覺得應該從哪些方面來建立我們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

　　萬俊人：這是一個比較敏感且敏銳的問題，我只能嘗試著給予回答。毫無疑問，作為一個長期領先於世界卻深受近代百年屈辱並在屈辱中奮力崛起的現代東方大國，我們不能滿足於只做經濟強國，還必須光復我們作為文化強國的地位。應當承認，迄今為止的現代世界秩序均是由歐美帝國體系所建構起來的，現代世界的秩序從來就是少數帝國說話算數的產物。現代社會確乎是「萬類霜天競自由」的莽莽林海，「叢林規則」也的確總是行之有效。在這樣的「民族之林」里尋求生存和發展，不僅必須自強，而且必須能夠真正參與世界秩序和規則的制定，並讓現代世界聽到我們自己的聲音。

　　我們深知，迄今為止的世界現代性的確是西方的，但西方現代性絕對不是唯一的——它不一定是唯一適合於所有文明土壤、所有歷史背景和所有社會條件的現代性模式。而且，它的歷史領先並不意味著已然窮盡了人類社會現代化的全部可能和全部方式。民主政治當然是「好東西」，可即使是在西方國家之間，民主政治也呈現出各具千秋的不同樣態。科學理性當然是現代性的驅動器和「永動機」，但科技無國界，發明有專利，科學家和發明家有祖國。因此，我們並不需要完全拷貝西方的現代性，而應該敢於創造一種不同的「中國現代性」。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問題，更是一份文化責任和理論責任。

　　誠然，強調文化和理論話語的自主自律並不意味著任何意義上的文化自戀或理論封閉。恰恰相反，歷史的文化經驗反覆告訴我們，文化的胸襟和視野越是開放，文化的自我創新和獨立發展就越是強健有力。

　　理性心態看轉型期倫理道德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轉型期，存在一些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現象，如何從現代公共倫理建構角度來看待這些現象？

　　萬俊人：如何認識和料理社會轉型期的道德文化和公共信仰問題的確是一個十分複雜艱難的課題，無論是對於曾經的歐美社會還是對於今天的中國社會，都是如此。社會轉型有兩種形態：一種是革命性、顛覆性的，另一種是結構性、體制創新型的。我把中國當代的社會轉型比喻為「火車加速拐彎」，意思是說它既有社會基本結構和體制的轉變，又在不斷加速中進行。而加速拐彎必定使我們的社會改革風險加大，成本或代價急遽增加，包括政治風險、資源成本、環境代價和教育、道德、文化暫時滯後發展的代價。

　　用歷史的眼光看社會轉型期所出現的一些消極的道德文化現象，我們就不會簡單地做出「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結論；用辯證的方法分析，我們的眼中就不會只有見死不救、道德冷漠、商業欺詐這些觸目驚心的非道德甚至反道德景象，而應該還有抗洪救災、「美麗媽媽」、「勇敢司機」等感天動地的道德英雄。確實，處在社會急遽轉型過程之中的當代中國社會，觸目驚心與感天動地同樣凸顯，對照如此炫目，人們產生各種各樣的感慨是不難理解的。當下的困難在於以怎樣的心態和姿態來看待這些問題，更重要更關鍵的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想，我們的心態應該基於健全理性而非片面激進，我們的姿態應該是積极參与社會道德倫理文化的改善和建構。

　　需要注意的是，與傳統社會不同，現代社會是一個日趨公共化的開放社會，傳統的家族式、地方性或特殊群體性的道德倫理已不足以料理日益開放的公共道德問題。現代公共道德和社會倫理規範體系則更適應現代社會日趨公共化、組織制度化的普遍倫理要求，因之它必須建立於兩個公共基點之上：其一是現代法制體系，其二是現代公共價值理念或信念。我前面所說的道德必須「頂天立地」就是這個意思。「立」基於健全的現代法制秩序，公共道德才有可能建立並贏得公共信任；確立現代社會的公共價值理念或信念（比如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現代公共道德倫理才能獲得其廣泛的價值認同和社會引領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一直以來都在呼籲官德示範和公共領袖（文化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示範在未來道德建設中的作用，請您談談對這一問題的最新思考。

　　萬俊人：我之所以特彆強調官德示範以及文化、經濟和政治等領域的公共領袖的道德示範，主要是基於幾點考量。

　　首先是前提性的理論考量。道德文化的養成和傳播不是一種簡單的知識傳播，而是一種「見諸行動」的道德示範和先進引領。與其他類型的學習不同，沒有具體的行動示範，我們是很難充分理解和接受某種道德知識及倫理教誨的，更不用說去自覺踐行道德倫理了。其次，就公共道德而言，最能發揮道德示範的群體是官員群體，因為他們被選為公共權力的代理者和操作者，他們的言行直接顯露於公共社會和公民大眾，對公眾的公共言行有著直接而鮮活的影響力。再次，如果考慮到我們的傳統道德文化傳演的歷史經驗，就更能體會官德的公共示範作用和意義了。比如說，為什麼民眾如此看重和關注「清官」問題？包公形象為什麼在人民心中長久鮮活生動？最後，我想特別指出，在現代公共社會裡，不論是官員，還是經濟、文化和宗教領袖（具體地說，那些商業、文藝明星或經濟、文化名人）的公共行動示範，對於公共社會道德文化的建設都有著特別重要甚至關鍵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