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中國文學每況愈下 當代作家無思想

這是顧彬近年第七次來中國大陸。他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文版出版後，在中國引起不小的反響。

原本學神學的顧彬，因為李白詩歌別樣的吸引力，而走上研究中國文學的道路。「我應該感謝李白，他決定了我現在的存在。」顧彬用一口流利的漢語說，「那時很多人質疑我為什麼學中文，他們想我將來一定找不到工作。他們是錯的。」

顧彬很坦誠，他說自己在翻譯中國詩人楊煉的作品時，要把他慷慨激昂的情緒冷化，否則，德國讀者受不了。我問他：「但是，你這樣做不是已經改變了原詩的韻味了么？」他說：「是。你說得非常非常對。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但是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它在德國會沒有讀者。而他是一個不錯的詩人。」

他很有把中國作家作品在德國鋪陳開來的衝動。但在接受我的獨家專訪時，他不掩飾對很多中國作家的失望。在他看來，中國文學實際上是每況愈下的，不要談古典文學吧，李白的詩是太美了；就算是民國時期的中國現代文學，也比當代文學強過太多，這就好像五糧液與二鍋頭的差別。2006年底，顧彬關於中國某些當代文學是「垃圾」的言論，雖有被媒體斷章取義的成分，但在我看來好像也並沒有太大的偏差。

諾獎標準不一定是文學水平

時代周報：前一段時間，諾貝爾文學獎的揭曉也是文壇一大盛事。這次照例沒有中國作家獲獎。這在大家意料之中。

顧彬：我覺得一個作家不應該考慮獲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諾貝爾文學獎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寫作。一個人寫好自己的作品就好了。

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不一定是文學水平。不少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委員聽說某個作家是左派或曾經是左派，就經常進行爭執。他們覺得，應該就社會來看文學作品，一個真正的作家應該作為反映社會聲音的社會良心。

時代周報：之前，華人倒是有一個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高行健，你對他的作品怎麼評價？

顧彬：他的話劇，我到現在還是會這麼說，在1980年代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他1990年代寫的小說，差得很，比莫言、余華等人還差得很。整個德國的副刊皆諷刺他的小說，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他作品中的女人形象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根本不了解女人，他不知道女人是什麼。他搞什麼男人主義！他的英文水平太低，沒有什麼思想，另外他老在模仿歐洲的文學作品，沒有屬於他自己的東西。

時代周報：你譯介和推薦中國當代文學的標準是什麼？你說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詩歌是最好的，可是詩歌在翻譯過程中可能失真的成分會更大。如果是古典詩歌，當然就更嚴重。

顧彬：對，你問得很好。我是一個保守的人，我的標準是歐洲1945年以前、中國1949年以前的標準。如果就中國來說的話，我的標準就是魯迅這類的人。不光是他，還有其他的人。

另外，你不要忘了，朦朧詩派這批人，他們都受到歐洲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朦朧詩派的影響。當時，中國朦朧詩派的外文水平是很高的，他們的詩歌是第一流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能夠出這麼多世界第一流的詩人，顧城、楊煉、北島等等。

時代周報：舒婷怎麼樣？

顧彬：舒婷非常好。但是她現在根本不寫詩。她給我們留下了大概五六首非常好的詩。但是除了這五六首詩以外，她似乎沒給我們留下什麼寶貴的東西。小說我的標準是魯迅，他的語言能力是非常高的，還有他的思想。當代作家基本沒有什麼思想，他們的腦子是空的。

建國初期只有兩部真正文學作品

時代周報：你剛才提到魯迅的標準，和他同時代的張愛玲的作品，你如何評價？

顧彬：張愛玲非常好，那當然了。但是很麻煩的是，她的一部分作品是英文寫作，後來她自己翻譯成中文。她的譯本和原本味道都不一樣，區別很大。另外她用英文寫，所以她的這些小說應該屬於英語文學，不屬於中國文學。

我還應補充一點，比方說，北島寫了一流的散文，但他現在是美國人，這是很麻煩的，我希望有一天有個中國學者幫我把這個難題解決。

時代周報：華人，但現在非中國籍，他的作品算不算中國文學，這個問題困擾你？

顧彬：對。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比方說，我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該不該包括海外華人的作品？包括那些原來在大陸但現在擁有了外國國籍的作家，他們還堅持中文寫作。我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包括了這些從大陸出來的作家，但另一些海外華人作家在我的著作中找不到他們，比如今天參會的馬來西亞華人作家張依蘋，她也用中文寫作，歐陽江河說她的文筆非常好，我應該介紹她么？她的作品屬於中國文學還是屬於馬來西亞文學？這個問題讓我頭疼，到現在還沒有解決，現在我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包括香港、台灣、澳門、大陸的作家作品—我認為，大陸和台灣應該統一，所以我把台灣也寫入我的中國文學史裡面。

時代周報：新中國成立後，有些作家就不寫文學作品了。像沈從文。

顧彬：我對沈從文的評價是非常高的，我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寫他的篇幅不少，他的文筆非常好。

時代周報：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王蒙的小說算是比較有名。

顧彬：王蒙的作品我在德國翻譯、介紹了不少。他1950年代寫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到現在看，也是寫得特別好。1949年以後一段時間，好像只有兩部作品我覺得還可稱為真正的文學作品，一部是老舍 的《茶館》，一部是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時代周報：丁玲新中國成立後的作品呢？

顧彬：丁玲1949年以後不行了。她1940年代寫的作品，我們不談她的英文水平有多高，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從內容來看，還是豐富的。我翻譯、介紹了不少她的作品。

王蒙到了1980年代之後，還有不少非常好的一流的作品。包括他1990年代寫的《堅硬的稀粥》，寫得非常好。但是當他把他的短篇小說、中篇小說變成長篇小說以後，他的問題就開始了。他開始重複他自己，另外他的寫作方法做得太過分，他用他個人的方法來寫作，他的技巧做得太過分。2003年，我們在青島的大學開會的時候，也公開說了這點，他老在重複同樣的詞和幽默感。但從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來看，我覺得王蒙還算是一個值得看的作家。

我為什麼研究中國當代文學

時代周報：你覺得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中佔據什麼樣的位置？

顧彬：如果從世界來看，中國的詩人多屬於世界詩人。他們的語言、思想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這也是他們為什麼在德國特別受歡迎的原因。你們的重要的詩人在德國都有出版自己的書。但是，你們的散文家、小說家和話劇家則不一定。中國小說家的小說，從德國來看屬於通俗文學，所以真正的德國文人、知識分子、教授們，他們都不會看中國當代小說家的小說。

說到中國文學的地位問題，無論是德國還是中國，文學的概念都是非常小的，都是狹隘的。往往提到文學只談小說，文學好像已經不包括詩歌，詩人都在社會的邊緣。也可能，中國當代詩人的讀者大部分都在德國，也可能是在我們德國反而能重視你們的詩，你們卻沒辦法重視自己的詩。中國當代文學的地位，如果單從小說來說，是很成問題的，但是我應該加一句話，我只能代表一個德國人的視角，不能夠代表中國外的其他國家的立場。

時代周報：你就能代表德國了嗎？在德國內部，對中國文學的評判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立場？

顧彬：很可惜，不是你說的這樣。我原來希望，我的看法是有問題的，是錯的。但德國報紙發表了我在中國說的相關話之後，無論是哪一個漢學家、無論是哪一個學者、無論是哪一個文人，不僅說我說得有道理，而且他們比我還可怕地更批判、否定中國當代文學。他們跟中國部分非常有名的學者一樣，認為我研究、翻譯中國當代文學是浪費時間。

所以我在進行一種鬥爭。一方面我應該告訴德國學者、文人，我為什麼要做這麼一個工作。同時，跟中國知識分子在一起，我應該為我自己辯護，我為什麼這麼做？批判我的人還沒有考慮到這個，這是一個雙面的鬥爭。

時代周報：什麼動力支持你一直這麼做？

顧彬：就是有這麼一個精神。我的個人精神是，我不會放棄什麼。比方說，在我開始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時候，我碰到好多好多困難，原來我想放棄這部文學史，因為困難太多了，但是跟歐陽江河、王家新和翟永明對話之後，我能夠解決一些問題，雖然還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他們老在鼓勵我，後來我知道，如果我不寫誰寫呢？在歐洲、美國，除了我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外，只有一本這方面的書，但是比我的薄一些，因為它比我的書出版得早一些。它是在英國發表的，特點是辭典性的，不能夠看，你用它來查某一個作家或作品的名字，它會告訴你這個人出生在某一個地方，出版了某一本書等等，就完了。我的書不是這樣寫的。我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里則貫穿了幾條紅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