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殖民地香港的社會與文化

　　現在我們所說的香港，包括新界、九龍半島、香港島及約二百六十個大大小小離岸的島嶼岩礁。香港最早的居民大概是未被漢化的越人。從出土文物看，越、楚、漢文化在秦漢時已與這個地區有交流。唐朝曾在今日的屯門設鎮駐軍，而宋朝在一二七七年曾在此建立最後的帝都。香港最早的書院建於宋代，是鄧符協在錦田建的力瀛書院。到了清代，由定居者設立的書院、書室計有四十多所。

　　香港島在《穿鼻草約》後，被英人於一八四一年一月佔領，當時的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義律做了一件事：下檄安民。當時的香港島就已經有五千至七千居民，並不是個荒島。

　　還有一個說法是香港在鴉片戰爭前只是個漁村。這並不準確，當時不只有一個漁村，而是有很多個村或定居點，如石排灣、黃泥涌、鶴嘴、柴灣、大潭、田灣，灣仔、大潭篤、掃桿埔、石澳、薄扶林等，而且都不是三家村，有些定居點已經是有相當規模的，譬如在石掛灣即現在的香港仔一帶約有二百幢房子，足以促使英人將該地改個他們熟悉的名字叫阿巴甸。一名美國傳教士發現赤柱有五百八十戶居民，分本地(廣府)、客家、潮州(鶴佬、福佬)三系，另有商戶一百四十五家。

　　香港島還有家艇民。島上居民除捕魚為業者外，很多是務農的，說不定還有植香樹及制香出口的手工業，更有已形成市集的鎮子和貿易港口如赤柱、筲箕灣、石排灣。

　　香港人以前常以「開埠」來說殖民地的開始，這個說法是有點用了殖民者的眼光來看香港的，其實在鴉片戰爭前，香港已經是中式的「埠」。當時一些在赤柱、石排灣、鴨利洲、銅鑼灣等地的廟宇，都藏有十八世紀的鐘鼎，顯示它們的建立已有一段日子。據記載，一八三八年，在離島大嶼山的大澳有一百一十九家商戶捐款重修天后廟，一八四一年又有九十八家捐助洪勝廟。更有英國人在一八四一年四月記載說，他們在石排灣發現一所學校，讓他們想起老家的村校。稍後的記載說該校校長除留了辮子外，神態舉止都像英國學校的校長，所以香港島在英國人來到前也有學校。一八四一年香港島共有九間私塾。

　　香港包括香港島在成為殖民地的那刻，文化上並不是從零開始，香港是帶著中華文化進入殖民地時期的。

　　義律的《檄文》很有預示性，他說島上居民及華人將依照中國的法律和鄉規民約來管治，但，不準使用酷刑。另外，義律宣布香港為自由港。不久後，義律被調走，他的想法雖然沒有全部但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香港的現實。

　　這裡必須說明一下英國式殖民地政策的特點，即，沒有一以貫之的政策。從英國殖民史來看：北美是吸納大量移民的殖民之地;在印度用的是所謂間接統治，從十八世紀末開始控制印度卻要到十九世紀中才承認那是殖民地;在非洲的奈及利亞，英國殖民者把一塊超過二百五十個部族的土地劃為一個殖民地; 在西非的迦納，當時的阿山提王朝已是接近當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故此當英人入侵時，有組織的反抗也特別激烈，後來英國人不只把阿山提王朝顛覆掉，並把人家的首都、一度繁華比美同期歐洲城市的庫麻西城整個毀滅。不過，對一些港口殖民地，如直布羅陀、馬爾他、塞普勒斯、檳城、馬六甲、新加坡、香港，英國殖民者的手法有類似之處：這些殖民地都是海軍基地，有的也是做貿易轉口的所謂自由港，目的是藉以跟大陸腹地做買賣，本身既不是重點殖民之地，也不是原料或作物產地以及英國工業製成品的消費市場。同時，英國式殖民主義的同化政策——英國化或官方民族主義——只局限在少數精英，並不覺得有責任把殖民地居民接受為英國公民。故此，殖民者認為沒必要去改造當地社會肌理和居民行為，結果當地社會文化因為受忽略反而得以延續，並因為是自由港，遂出現多元文化並存及國際化，即今人所說的文化多元局面。

　　英廷在香港如同在牙買加、模里西斯用的是總督制。第一任港督甸乍及第二任港督戴維斯修改了義律的完全依中國法律來管治在港華人居民的承諾，但自此以後香港雖以英國法律治理，卻同時保留了大清律例及鄉規民約。殖民地的首任按察司即檢察長休姆說，香港華人最大的特權是公平享受英國法律。這是香港式法治的開始。其實並不是完全公平，華人判刑一般比歐人重，另外打藤鞭體罰的笞刑一般也只及華人。戴維斯說，殖民地靠著提供法律保障，就會奇蹟般吸引富裕的華人來新殖民地。他這話到了二十世紀逐漸應驗。

　　法治的自由港，這個傳統可以說是在殖民地早期建立起來的。另外還有一個早期定下來的政策影響深遠，就是華人可以自由進出香港與大陸，不管他是否為香港原居民。以後香港社會的變化，都可以跟人口的漲潮退潮——多少內地人移入香港，多少居民移離香港——拉上關係。

　　至於華人的社會，早期殖民地政府不單不想花大力氣去改造，反而搞了點隔離主義政策，劃定港島某些地區及離島長洲南區不準華人進住，並在一八八八年訂出「歐人住區保護法」和一九一○年的「山頂保留法」。這些帶歧視的法要到「二戰」後才取消。隔離政策意味著殖民者一度希望華人居民自生自滅，而後者也只得自助自救。不過，就算為了殖民地的繁榮穩定，殖民者自身的衛生、安全、子女教育、郊遊等福利，加上部分西方人的人道改良訴求，殖民地政府也會見步行步地對華人社會有所動作，而不會在政策上一成不變。殖民地在一八七一年立法除賭馬外禁賭，但並不太有效。政府及本地改革人士試圖廢除華人社會的妹仔(女婢)制，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直到一九二九年才立法，到五十年代才最終有效杜絕妹仔買賣。

　　殖民地為了管治也曾訂立一些違反英國法治精神的法例，例如出版要有人擔保，集會要取得政府許可，後來更有限制工會活動的政策。不過總的來說殖民地的鄉規民約仍被遵從，如至今特區的鄉鎮，原居民土地仍然是傳子不傳女，豁免於其他強調男女平等的現代法例之外。清代法律在大陸隨民國的成立而終結，但在香港，有關婚姻習俗包括納妾的大清律例則到一九七一年才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另外，早期殖民地政府及洋教會也涉入辦西式學堂，造就了雙語的精英階層。殖民地政府在一八四七年開始有選擇性地資助一些本地華人公立學校，此時的華人私校也得以迅速發展，到二十世紀初已有三百多家私人學校。中國語文教育在香港沒有中斷過。在十九世紀期間，這個法治自由港曾出版過十三種語文的刊物，包括歐洲文、亞洲文，甚至藏文刊物，中文報刊更不用說。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官方固定翻譯香港中外文報刊以作參考。這裡要說的是，成了殖民地之後，香港文化的主要成分，除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一個亞系統嶺南或廣東文化之外，也有了西方文化，特別是英式殖民地文化。當然還小規模出現過其他地方的文化，如南洋文化。

　　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個反諷現象在香港發生：殖民地政府竟主動提倡中國國學。當時的中國大陸，經過了晚清的自強、變法、維新、君主立憲、革命，到民國的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正在翻天覆地的批判傳統、引進西學——部分是通過香港、日本這些已經相對現代化的中介。香港本身也發生了省港工人大罷工等多次罷工事件。這時候殖民地政府卻想與前代的遺老遺少，聯手反對白話文，並提倡振興國粹、整理國故，好像在說：你們可以學殖民地宗主國的文化，也可以發揚中國固有文化，但你們不要去追隨摻和了西方文化的民國新文化。魯迅一九二七年在香港島青年會的一次演講及其後在一篇《香港恭祝聖誕》的文章里都對此加以諷刺：殖民地唱的是中國老調子。曾任《中國學生周報》社長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的陳特說：「五四運動從沒有到過廣東，尤其香港。」

　　自從一九二○年國民政府頒令使用白話文後，上海、北京的報刊以至小說都少有使用文言文的了，但是在香港，到了一九二九年，坊間的通俗言情小說、神怪小說以至****小說仍普遍用文言文來撰寫。現居香港的內地學者黃子平做過總結：香港的「文言寫作未如內地一般受到新文藝毀滅性打擊」。黃子平還指出：香港文人的舊體文藝唱和之風延續到五十年代以後。香港大學中文系創辦之初，也是請前朝翰林或秀才講經，要到一九三五年許地山及其繼任者陳寅恪南來掌系後才有所改變。直到今天，香港人的書面語的表達，文言文的痕迹仍明顯多過同代大陸人。

　　這些現象都表明，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既沒有被殖民政府有系統的清洗，也沒有經歷與大陸同程度的新文化運動及一九四九年後的大力改造。後來因為市場的驅動、英語教育的普及、社會的勢利及年輕人旨趣的轉變，傳統文化慢慢自然流失和被遮蔽，但那只是被遮蔽，不是被清洗——香港仍然是很西化也同時很中國傳統化的城市。

　　香港這個殖民地自由港，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曾經包庇過一個清廷的通緝犯王韜，他在香港住了二十二年，以現在的標準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發表了許多言論，談世界大勢和中國自強之道，李鴻章之後，他是民間第一個提出變法的，香港學者羅香林說沒有王韜在前，就未必有後來的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維新運動。

　　香港提供給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啟發及他們在香港的事迹這裡不必多說。實際上興中會有多名成員來自香港，並以香港為推翻清廷的基地。伍廷芳在聖保羅書院上學，被李鴻章賞識前在香港執業當律師，由清朝到民國曾出使美國等多個國家，並曾任民國代總統。其實民國期間，曾有財政部長、實業部長、海關部長等很多重要官員是在香港的書院受教育的。世界知名的民國教育家晏陽初及美學家朱光潛在上世紀初皆就讀香港大學。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香山人鄭觀應曾在香港的英華夜校學英文，後撰《華人宜通西文說》一文。

　　這些是知名精英。民間思想又如何?一九二五年，為抗議上海的「五卅慘案」，香港工人會同廣州工人舉行省港大罷工，其實以時間和規模而言也可以叫港省大罷工。這次罷工是由廣州國民黨左翼與共產黨策動的，雖然當時香港只有十位共產黨員和三十名青年團員。此時香港全港七十二萬五千人口中，約有二十五萬人參加罷工，比例驚人。上海「五卅慘案」後的罷工不到四個月結束，但香港的罷工堅持了十六個月。罷工工人除了表現民族主義立場外，還大量採用當時世界上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及國際主義話語，更向殖民地政府提出六項要求：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減少房租，六、居住自由。除第五條是經濟訴求外，其他都是本土性的政治訴求。香港的民主運動、公民權訴求都可以溯源到省港大罷工，也是香港社會運動、反殖反帝運動的一個里程碑，但省港大罷工並不是社會運動、反殖反帝行為的第一遭，因為在十九世紀中至一九二五年前香港已出現過多次社會運動及反殖反帝行為。

　　在四十年代，中國有一場關於「第三條道路」的討論，這一派人主張在政治上傾向自由主義民主憲政，社會經濟上則接近後來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其中也有思想家嚮往蘇式計劃經濟。這些知識分子被稱為「第三勢力」。其中一個主要黨派民主同盟一九四一年成立，第一份機關報是同年在香港出版的《光明報》，社長為梁漱溟。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將民盟定為非法組織後，許多民盟要員特別是民盟的左翼分子遷到香港並於翌年一月在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成立，民盟主要成員回到內地。但是也有一些成員在香港留下，他們在五十年代初辦出多份刊物如《自由人》、《自由陣線》、《中國之聲》、《獨立論壇》等以及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展望》。這個傳統——非國民黨也非共產黨的民間人士在香港出版政論和思想性刊物——一直維持到今天。

　　一九四九年後，國學及人文學科在內地受到高高在上的唯物史觀的遮蔽，歷史學家錢穆，哲學史家勞思光，哲學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著名學人，都曾長時間借住香港，或圖振興國學，或嘗試結合儒學與歐陸哲學，想像著挽狂瀾於既倒。一百四十多年前的王韜模式又一次重現：不容於內地而避居香港，著書立說發出聲音，希望以此回頭再影響內地。

　　到一九三七年，香港已是個一百萬居民的廣東人移民城市。香港的工業從十九世紀起步，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頗具規模，而本土粵語創意產業也相當興旺，粵劇團自稱省港劇團，港產粵語及潮州語電影還出口至廣東和南洋、北美僑社。這裡要強調的是，至一九四九年前，香港與廣東在文化上是一體的，所謂省港一家。一九三七年，內地經歷了比前一百年更大的動蕩——抗日戰爭爆發，廣東地區淪陷，由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的四年間，香港人口增至一百六十多萬人。此際香港的吸引力在全國範圍內大增。作家薩空了寫道：上海人到港十幾萬。香港第一次有這麼多廣東以外的「外省人」。這也是張愛玲小說《傾城之戀》里，徐太太對住在上海租界孤島的白家所說：「這兩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當時在香港的作家穆時英宣稱，香港是「全國唯一的、最安全的現代城市」。這大概是香港第一次成為全國級的文化中心城市，雖然在一九三七年前它已經跟廣州一起是廣東文化的兩大中心。薩空了甚至說：「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至少將有一個時期要屬於香港。」他特別看好香港的文化：「這個文化中心，應更較上海為輝煌，因為它將是上海舊有文化和華南文化的合流，兩種文化的合流，照例一定會濺出奇異的浪花。」

　　可惜這次合流的時間太短，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就戛然而止了。

　　一九四五年香港再次被英國人佔領。一八四一年英人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港島，一八五六年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九龍半島，一八九八年租借了新界和離島但用了十個月才佔領。一九四一年日本人從英國人手中搶佔香港，到一九四五年英國人可以說又是未經中國政府同意佔領香港，他們完全不顧盟軍的協議，即中國戰區的日方要向中國政府投降。香港的中文媒體一般稱日治的結束為香港的「重光」，這真是對英國殖民者的恭維，因為大家都認為英國殖民者比日本軍國主義者好。

　　一九三七年前，殖民地政府對中國共產黨人是不友善的，曾發生多次迫害或遞解出境事件。抗戰開始，國共合作，英人態度也有變。一九三八年，中共得到殖民地政府同意，在香港建立以廖承志為代表的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太平洋戰爭期間，共產黨的東江縱隊英勇抗日，在戰爭結束那刻，應是日軍之外在香港及深圳地區最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不過當時他們夾在英軍與國民黨軍之間，就算從日方手中接收了香港也還是無法保住的。當時，中共選擇了跟英方談判。根據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當時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廣東區委，派譚天度為代表，與港督代表進行談判，做了九點協議，包括英方承認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的各種機構，允許中共人員在港居住、往來、募捐、出版報刊、成立電台，條件是中共武裝要撤出香港。一九四八年中共在大陸已勝利在望之際，香港新華社的喬冠華再次告訴殖民地政府，不會收回香港。由此可見，這個決定，的確並不是如某些說法所言，是因為後來朝鮮戰爭爆發才訂下的。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英國是最早承認中國新政權的西方國家之一。

　　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一年，國家領導人還多次向香港的中共人員解釋為什麼不收回香港，並轉達周恩來的戰略想法：中國必須分解英美，抓住英國人的一條辮子。香港就是這條辮子。這才造就了一九四五至一九九七年之間的香港。香港也由此有了這一段如長期居港的新聞工作者理察·休斯一九六八年所說的名句：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

　　從發展的道路上來說，香港不像其他一些未發展地區有自然資源可開採，也不能依賴農作物的種植出口業，它的發展只能靠勞動密集而且帶競爭性的小製造業及小服務業。加上當年殖民地政府沒有提供生活保障，而社會福利更是杯水車薪，遂形成一種全民工作觀，人人要自力更生，人人要開工食，社會大眾視努力工作甚至辛苦創業為天經地義的事情。中國人的刻苦耐勞、廣東人敢為天下先的風氣、上海調教出來的外省人的經營工夫、移民資本家的資金，在艱苦的五十年代都被派上用場，後來被認為代表香港性格的創業精神及can-do(搞定)精神大概就是因為當年這種經濟形態而被激發出來的。

　　在朝鮮戰爭時期，香港的一些走私客，將被外界封鎖的禁運物資經香港(及澳門)偷運回內地，這些人中除了愛國商人外，還有在商言商的商人，包括一九四九年前後為了躲避共產黨而剛從內地轉移到香港的上海商人。這大概也是香港商人的特徵——意識形態上充滿彈性。

　　香港在「冷戰」期間，雖然總的來說站在美國為首的一方，不過，隔在「冷戰」另一方的中國內地並沒有因此懲罰香港人。它一直向香港供應日常必需品，而且價格相對於其他進口貨是低廉的。如果沒有內地的低廉食品和飲用水供應，香港日常生活是無法維持的。就算在內地最困難和動亂的時期，內地也沒有中斷過向香港供應必需品。

　　直到「文革」前，中共對香港的工作，在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的領導下，一向都很務實，盡量不給殖民地政府增加壓力，在港的宣傳部門，宣傳的也只是民族情感式的愛國，而不是反殖或大陸式的社會主義，讓香港自尋在資本主義世界內的致富之路。

　　香港一九六七年的社會騷動，或叫「反英抗暴」，是以勞資糾紛開始，反映了累積的民怨，但在之前及之後的多次重大工潮中，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在香港以新華社香港分社名義)從不把事件升級，而只有在這一次才總動員跟殖民地政府做誓不兩立的對抗，這種變化的原因是由於「文革」——中央文革小組暫奪了周、陳、廖中央外辦的權並傳遞了誤導性的鼓勵信號給香港左派。用長期在港做宣傳工作的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的話：「那是一場反英反資反港，害人害己害民的大災禍……其源蓋出於北京，來自林彪與『四人幫』……我們香港中共黨人也有自己左的錯誤思想和私心雜念，對這場災禍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爭取工人合理權益與「打倒港英政府」是兩個層面的事，以打倒殖民地政府為目標的「反英抗暴」確不是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老一代共產黨人的香港政策，也偏離了香港左派的長期工作取向。除了這個「文革」高峰時期外，香港左派的宣傳機構可說是忍辱負重。負重是為要維繫大多數港人——本來部分港人是因躲避而來港，恐懼之心可以理解，不過仍要努力爭取包括他們在內的大部分港人，因為從內地出來的那一代港人，雖然對政權的認同有分歧，大多數仍是心繫祖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