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陰陽兩面張之洞 | 冬川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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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擺脫不了清流的性格，喜歡權力的感覺和外貌，勝過喜歡權力的實質。然而，他操縱輿論的能力在他晚年產生了兩項重要後果，毀滅了大清的統治基礎。

張之洞（1837-1909，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於貴州興義）是同治朝的清流領袖，也就是當時的公共知識分子和輿論領袖。慈禧放縱清流崛起，多多少少是為了牽制封疆大吏，但這些年輕人對自己筆杆子的力量估計過高，結果很快就煙消雲散了（參見《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科舉優等生，不如半野人》，文末點擊閱讀原文可見）。張之洞是其中的異數，在清流垮台的關鍵時刻——越南戰爭時期——轉型為封疆大吏（1882年1月張之洞任山西巡撫，他接受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建議，在晉開礦、興實業、辦學校。1884年5月末，中法戰爭一觸即發，清廷任命張之洞為戰爭關鍵處的兩廣總督。此後又長期擔任湖廣總督，兩次署理兩江總督）。他在地方發揮的作用其實沒有變化，仍然是分散湘淮軍集團的勢力。從慈禧的角度看，這就是打破了她討厭的地方本位主義。因此，張之洞官符如火、平步青雲。

戊戌變法對他是一大考驗。他依靠輿論政治起家，跟新黨有路徑相似性。新黨對他抱有相當多的期待，然而這種期待沒有將他的為人考慮進去。他和慈禧彼此非常了解（1863年張之洞進士及第，原本被列為二甲第一名，慈禧將他拔置一甲第三名。1879年，慈禧違反祖制立載湉為帝，吏部主事吳可讀尸諫抗議。張之洞上疏說慈禧此舉「本乎聖意，合乎家法」）。慈禧知道他擺脫不了清流的性格，喜歡權力的感覺和外貌，勝過喜歡權力的實質。在這方面，他是李鴻章的反面。他喜歡公開唱沽名釣譽的反調，實際上卻非常順服。李鴻章則經常口頭敷衍，實際上另搞一套。如果疆臣領袖是張之洞而非李鴻章，對加強朝廷的控制反而更有利。甲午以後，慈禧在各省的布局是：北方交給榮祿，擺脫了尾大不掉的李鴻章。南方讓喜歡出風頭的張之洞領先，以免出現另一位實幹型人物。做好這些布局以後，她才從容退休。

1894年7月3日張之洞視察漢陽鐵廠

新黨沒有看懂張之洞的陰陽兩面，以為他迎合輿論的表態都會付諸實施，結果完全落空了（1896年，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期間認識康有為。最初他籌款1500兩白銀支持康創辦《強學報》，其中500兩是自己解囊，這筆錢成了《強學報》的主要經費。但康在《強學報》創刊號中刊發了不應公開的光緒廷寄，以旁註文字自吹自擂，並用「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紀年，令張極為不滿。《強學報》只辦了3期即被張叫停。張認為康的學說「一味囈語」，於1898年春撰寫《勸學篇》，批駁康有為的「邪說」和頑固派官員的「迂說」，主張穩健變法）。張之洞像拋棄張佩綸一樣（兩張同為清流健將時關係密切，甚至經常同往琉璃廠搜購古玩、書畫，交流鑒賞心得。張之洞調往山西後二十年未與張佩綸見面），輕輕鬆鬆地拋棄了他們。雖然他和新黨的關係比袁世凱深得多，楊銳是他在朝中的代理人（「六君子」之一、軍機章京楊銳是張之洞的門生和「坐京」。張曾在電報中告訴楊：「康與仆有隙，意甚險惡。凡敝處議論舉動，務望秘之，不可告康。」楊被抓後，張發電報懇請榮祿、王文韶、裕祿等為楊求情），袁世凱和新黨只有浮泛的社交關係，背叛新黨的責難卻落在袁世凱一方。這種現象本身就說明：他操縱輿論的手腕比袁世凱強得多，袁世凱在士大夫階級中比較孤立。

政變以後，他以宋代調和兩宮的范純仁自居（張之洞詩：「璇宮憂國動沾巾，朝士翻爭舊與新。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白首范純仁。」），主要是為了安撫自己的良心，實際上卻沒有做什麼事情。光緒痛恨的榮祿（戊戌政變前，慈禧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京畿重兵。譚嗣同登門動員袁世凱，榮祿聞訊立即報告慈禧）在這方面，反而比他做得更多（胡思敬《國聞備乘》：「戊戌訓政之後，孝欽堅欲廢立。榮祿諫不聽，請先乩四方動靜。遂密電各省督臣。劉坤一得電，約張之洞合爭。張始諾而終悔，折已發，中途追折弁回，削其名勿與。劉曰："香濤見小事勇，見大事怯。吾老朽，何憚？』遂一人挺身獨任，電復榮祿曰："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坤一所以報國者在此，所以報公者亦在此。』榮祿得坤一複電，不敢遽奏，因察知孝欽素信陰陽小數，潛遣人詣關廟祈一簽，懷之入朝。孝欽詢曰："外省複電何如？』榮祿曰："外電久不至，奴才亦時念之。昨詣關廟求籤不吉，問卜又不吉，頗以為憂。』孝欽曰："其詞何如？』榮祿探懷獻之，大意雲不可妄動，動則有悔，孝欽默然。既越二日，始以坤一複電進，廢立之意遂解。」）。

劉坤一（1830-1902年），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清廷下發與各國開戰諭旨後，劉坤一與張之洞等聯合倡導"東南互保"

東南互保進一步體現了他既要名譽，又怕風險的文人性格。劉坤一歷經行伍，就不像他那樣首鼠兩端（東南互保前，張之洞一度猶豫不決，劉坤一再三去電向其陳述利害，張才下定決心。慈禧的開戰諭旨傳到上海，互保計劃的聯絡人盛宣懷致電劉坤一請示是否繼續辦理互保，劉坤一不僅命令各地電信局不準傳播諭旨，而且立即代表張向盛回電，聲稱:「敝處並未奉有宣戰諭旨，無論北事如何，總與香帥一力承擔，仍照所議辦理，斷不更易。」）。他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繼續發揚清流黨喜歡高調，卻拿不出具體辦法的傳統，以致李鴻章罵他白做了多年的官，不改書生氣（李鴻章主辛丑和議，張之洞反對合約。李詆之曰：「香濤官督撫二十年猶是書生之見。」）。這裡的書生氣只是不切實際的意思，沒有理想主義的涵義，因為他已經很會投機取巧了。他在湖北辦理洋務，也擺脫不了空疏的作風，大手大腳地浪費錢財，實際成效不如周密細緻的袁世凱，但他擅長優禮士大夫，因此名譽反倒比袁世凱好。

東南互保形勢圖

張之洞操縱輿論的能力在他晚年產生了兩項重要後果。他以士大夫領袖的資格，排除了廢科舉的障礙（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奏請立停科舉，以便推廣學堂，咸趨實學。清廷詔准自1906年開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袁世凱提出同樣的建議，就遭到士大夫普遍的咒罵。因為張之洞是科舉的勝利者，提出廢科舉就沒有自私的嫌疑。袁世凱作為科舉的失敗者，就沒有這種資格。他辦理新軍，強調教育水準，不像北洋只顧實際工作能力（張之洞所練的新軍，中下層軍官不少曾官費派日留學，因而遍布革命黨人）。這兩項成就的結果，實際上就是毀滅了大清的統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