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史之三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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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佛教 三國佛教,包括公元220—265年間魏吳蜀三國時代的佛教。其中,魏繼後漢,建都洛陽,一切文化都承後漢的餘緒,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說是後漢佛教的延長。在這個時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國的沙門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後來到洛陽,從事經典的翻譯。魏明帝(227—239年)曾大起浮屠(見《魏書.釋老志》),陳思王曹植也喜讀佛經,並創作梵唄。吳據江南,建都建業。佛教由中原輾轉傳入。當時支謙、康僧會等先後入吳。孫權問支謙以經中深義,拜為博士,令和韋昭等一同輔導東宮(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又康僧會感得舍利,使孫權為之建寺塔,號建初寺。尚書令闞澤答孫權問:評比三教的高下而推尊佛法(《廣弘明集》卷一引《吳書》)。後來孫權之孫孫皓即位,將要毀壞佛寺,污穢佛像,因康僧會說法感化,終於從受五戒。蜀僻處西偏,舊錄相傳有蜀《首楞嚴》二卷,蜀《普曜經》二卷(《出三藏記集》卷二),似乎已流傳佛教,但這兩部在蜀流傳的經久已逸失,其詳未見記載,所以歷代經錄中只有魏、吳錄,而無蜀錄。 戒律的傳來,是三國時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雖有佛法流行,然而僧眾只是剪除頭髮,也沒有稟受歸戒,所有齋供禮儀咸取法於傳統的祠祀。到了魏廢帝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律學沙門曇柯迦羅(此雲法時)游化洛陽,主張一切行為應遵佛祖,於是洛陽僧眾共請譯出戒律。迦羅恐律文繁廣,不能為大眾所接受,因而譯出《僧祇戒心》,即摩訶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請當地的梵僧舉行受戒的羯磨來傳戒。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後世即以迦羅為律宗的始祖。當時又有安息國沙門曇諦(此雲法實),也長於律學,於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255年)來到洛陽,在白馬寺譯出《曇無德(法藏)羯磨》一卷,此書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曇無德部的廣律,即《四分律》,後來中土的律宗獨尊《四分》,和它有關。當時開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為中土出家沙門的開始。 魏代的譯師,除曇柯迦羅、曇諦之外,還有康居沙門康僧鎧,於嘉平末年來到洛陽,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一卷、《無量壽經》二卷等四部。又有龜茲沙門帛延,於高貴鄉公甘露三年(258年)來洛,譯出《無量清凈平等覺經》二卷、《叉須賴經》一卷、《菩薩修行經》一卷、《除災患經》一卷、《首楞嚴經》二卷等七部。此外還有安息沙門安法賢,在魏代譯出《羅摩伽經》三卷、《大般涅槃經》二卷,翻譯年代不詳,其書也都闕失。 吳代的譯經,開始於武昌,大盛於建業。譯人有維祇難、竺將(一作律)炎、支謙、康僧會、支彊梁接等五人。維祇難為天竺沙門,於孫權黃武三年(224年)攜《法句經》的梵本來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將炎與支謙共同譯出二卷,後經校訂(現存)。竺將炎後又於黃龍二年(230年),在楊都(建業)為孫權譯出《三摩竭經》、《佛醫經》各一卷(現存),就中《佛醫經》是和支謙共譯的。支謙是這一時代的譯經大師,先世本月支人,他的祖父法度在後漢靈帝(168—189年)時,率領國人數百東來歸化,支謙即生在中國。早年受業於支讖的弟子支亮,漢獻帝末年,避亂到武昌,更入建業,一直到吳廢帝亮建興年中(252—253年),專以譯經為務。所譯廣泛涉及大小乘經律,包括大乘《般若》、《寶積》、《大集》等經凡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現存五十一部六十九卷(此據《開元釋教錄》卷二)。其中重要的譯典其,有《維摩詰經》二卷、《大明度無極經》四卷、《太子瑞應本起經》二卷等。後漢支讖原傳弘方等般若之學,譯出的《道行般若經》十卷和《首楞嚴三昧經》二卷(已佚),盛行於魏晉之間。支謙繼承支讖的思想體系,改譯《道行》為《明度》,文體亦變冗澀為簡潔流利。純用意譯,即向來不翻的真言也沒有例外(如《無量門微密持經》的八字真言)。又曾為他自己所譯的《了本生死經》作注,為經注的最早之作(《出三藏記集》卷六、八三)。康僧會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他的父親因經商遷到交阯,僧會年十餘歲時出家,明解三藏。赤烏十年(247年)來到建業,先後譯出《六度集經》九卷(現存)和《吳品經》(《般若》五卷,已佚)等。他又著有《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的註解,並且都作了序文。他早年從陳慧等傳承安世高「安般」之學,在《安般序》中論述心的溢盪由於內外六情而起,須修「安般」,即數息、隨、止、觀、還、凈六行以治之。這是僧會學說的要點。支彊梁接(正無畏)於吳廢帝亮五鳳二年(255年),在交州譯出《法華三昧經》,即《正法華經》六卷(已佚),為《法華經》的第一譯。此外失譯諸經在古、舊錄中被認為是出於魏吳時代的有八十七部(《開元錄》卷二)。 這一時期中,中土沙門開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穎州人,出家以後,研鑽《般若》。以此經舊譯文義不貫,難以通講,常慨嘆其翻譯未善,又聞西域有更完備的《大品經》,乃誓志西行尋求,以甘露五年(260年)從雍州(在現今陝西省長安縣西北)出發,越過流沙,到了于田(今新疆和田,當時大乘經教盛行),寫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餘萬言,於晉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弗如檀(譯雲法饒)等十人送回洛陽,後於元康元年(291年)由竺叔蘭譯出,名《放光般若經》。他本人即留在於田,到了八十歲圓寂。 三國時代佛教的傳弘,雖然範圍還不廣闊,但已逐漸和固有的文化相結合。如支謙、康僧會都是祖籍西域而生於漢地,深受漢地文化的影響,在他們的譯籍里,不但文辭典雅,並且自由運用老氏的成語,以表達佛教思想。其次,支謙依《無量壽經》和《中本起經》製作連句梵唄三契,康僧會也依《雙卷泥洹》制泥洹梵唄一契。他們都創作歌詠經中故事的讚頌聲調,通於樂曲。舊傳康僧會來到吳地傳播佛教時,還帶來印度佛教畫本,當時畫家曹不興,即據以繪畫佛像,成為名家。這些都對佛教的傳播有大影響。至於寺塔的建築、佛像的雕塑,也各具備一些規模,只是遺物不存,難言其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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