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位於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村南 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 其年代約當公元前2500~前1900年

發展歷史

1978-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

襄汾陶寺遺址

西第二工作隊協同臨汾地區文化局，為了尋找歷史上夏王朝的蹤跡，探索夏文化，進一步了解原始社會，對陶寺遺址的普通居住址和早期大貴族墓地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取得了巨大的成績，陶寺文化得以確立。

1999年至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與臨汾市文物局在陶寺發現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約公元前2100-前200年），學術界的目光再次投向陶寺。

2002年至2003年，國家科技部啟動了國家「十五」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陶寺作為重點聚落被納入「聚落反映社會組織」的子課題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發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況。

2015年12月13日，歷經長時段考古挖掘，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編纂與修改，集結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於12日正式出版，備受考古界關注。[1]

陶寺墓地各類墓「金字塔式」的比例關係，反映當時社會結構。早期大、中、小型墓在規模和隨葬品有無、多寡、品類、優劣等方面，差別已經十分顯著，顯示出氏族成員間的平等關係已被破壞，貴賤有別高下依序的等級制度已經存在。處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緻，有鼉鼓、特磬等重要禮器，推測墓主應是掌握祭祀和軍事大權的部落首領人物。而占墓葬總數將近90％的小型墓，墓室僅能容身，死者身無長物，揭示了當時貧富分化、社會財富被聚斂到少數部落貴族手中的情形。由之推斷，氏族、部落內部已經出現階級。早期大型墓的排列方式，還提供了部落首領或許已經實行世襲制的材料。一種意見認為，陶寺早期處於國家產生的前夜，即原始社會末期軍事民主主義階段；另一種意見傾向於認為，陶寺早期已產生國家或國家雛型。

早期

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約公元前2300-2100年）。早期城址內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約560米，面積約56萬平方米，方向角315°。早期場址的南部西小區是一片居住小區，總面積在1.6萬平方米左右。早期城址外東南、中期城址內的東部有一片相對獨立的窖穴區。窖穴區長約100米，寬約10餘米，面積近1000平方米，該範圍內窖穴密集，以豎穴圓角方形大坑或長方形大坑為主，多數窖坑都有螺旋形坡道下至坑底，坑底呈鍋底形部分坑底有幾塊大石頭。大者窖坑邊長10米左右，深4-5米，容積約400立方米；小者邊長約5米左右，深4-5米，容積約100立方米。

陶寺中期城址北、東、南三面城牆，城址平面為圓角長方形，方向315°，即北偏西45°。北牆與內道南牆之間長度約1800米，城內寬度約1500米，城內面積約270萬平方米，另加上兩道南牆之間的中期小城面積約10萬平方米，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總面積約為280萬平方米。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宮殿區位於早期城址的中南部，約5萬平方米。

陶寺文化晚期時，宮殿區已不再作為宮殿區而存在，而被從事石器加工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業者所佔據，同時還顯現出強烈的暴力色彩。

2、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最早的文字

3、發現了中國最古老的樂器

4、發現了中原地區最早的龍圖騰

5、發現了到遺址發掘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築材料——板瓦

6、發現了黃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曾一度是國內最大史前城址，如今其規模僅次於浙江良渚城址和陝西神木石峁古城。

文字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遺址中發現一片扁壺殘片，殘片斷茬周圍塗有紅色，殘片上朱書兩個文字，其中的一個字為「文」，另外一個字專家們有「堯」「易」「命」等多種解釋。文字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關於中國文字的起源，大家公認甲骨文是初步定型成熟的文字系統，但同時也認為在甲骨文之前還有一段很長的歷史。這個殘片上的朱書文字表明，早在比殷墟早七八百年的陶寺時期，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文字，它們的發現對於研究中國文字的起源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陶寺類型居住址中發現很多小型房址，周圍有道路、水井、陶窯和較密集的灰坑。房址分地面、半地穴式和窯洞三種，後來兩種居多。半地穴式房基平面多作圓角方形，少數呈圓形。長、寬一般在2～3米。室內地面塗草拌泥，經壓實或焙燒，多數再塗一層白灰面，並用白灰塗牆裙，可見當時白灰已得到廣泛應用。居住面中央有柱洞和灶坑。牆面上往往有或大或小的壁龕。有的還在室內一側設置灶台，灶台後部有連通室外的煙道。窯洞式房址四壁向上弧形內收形成穹窿頂，高約2米，平面形制、結構等多與半地穴式房址相仿。水井為圓形，深13米以上，近底部有用圓木搭壘起來的護壁木構。陶窯為「橫穴式」，窯室直徑在0.7～1米，有多股平行火道或葉脈狀火道。灰坑有筒形、袋形、鍋底形等幾種。此外，還發現夯土碎塊和刻畫幾何紋的白灰牆皮，表明附近可能有大型建築基址。

陶寺居民的部落公共墓地，在居住地的東南，面積3萬平方米以上。它的使用時間，大致同居住地相始終，發現墓葬1000餘座，都是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個別俯身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單人葬，頭向東南，排列整齊。不同的氏族葬區在墓葬規模和坑位密度等方面，存在著差別。這裡的墓大致可分為三類。

①大型墓：長3米上下、寬2米多。使用木棺。隨葬品可達一、二百件，有彩繪陶器、彩繪木器、玉或石制的禮器和裝飾品以及整豬骨架等。已發現9座，不及墓葬總數的1%。經鑒定，墓主都是男性。

②中型墓：長、寬尺寸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隨葬成組陶器（包括少量彩繪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幾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見豬下頜骨數個至數十個。這類墓占墓葬總數的近10％。死者多系男性，僅分布在大型墓兩側的為女性。

③小型墓：墓坑小而狹長，一般長2米，寬0.5米左右。大多沒有木質葬具和隨葬品。這類墓約佔墓葬總數的90％。

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錛、鑿、鏟、刀、鏃，骨質的鏟、錐、鏃，陶紡輪和制陶用具陶拍、陶墊等。扁平長方形石鏟數量最多，晚期出現有肩石鏟。石鏟和木耒是當時兩種主要的起土工具，灰坑壁和墓壁上留有它們的痕迹。

陶器

隨葬的陶器有灶、罐、壺、瓶、盆、盤、豆，個別墓有鼎和觚。凡泥質盆、罐、壺、瓶、盤、豆，均施彩繪，都是燒成後著彩，以黑陶衣為地，上施紅、白、黃彩；或以紅色為地，上施黃、白彩。紋樣有圓點、條帶、幾何形紋、渦紋、雲紋、回紋、龍紋、變體動物紋等。斑斕絢麗的彩繪陶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一大特色。彩繪蟠龍圖形的陶盤，是其中最富特徵的器物。這是在中原地區所見蟠龍圖像的最早標本。從出土情況判斷，龍盤是一種禮器，龍紋則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標誌。一些彩繪紋樣與商、周青銅器花紋頗為接近，為探討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淵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木器

大型墓出上的彩繪木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的另一特色。這些木器的胎骨都已朽沒，依靠殘存的彩繪顏料層得以剔剝出原來的形狀，已知有案、俎、幾、匣、盤、斗（勺）、豆、「倉型器」、鼓等多種器形。木鼓均成對，與一件大型石磬（特磬）同出。鼓腔作直筒形，高1米，直徑0.4～0.5米，系樹榦挖制而成，外著紅彩或以紅色為地，用黃、白、黑、藍諸色描繪出繁褥的紋飾。由散落在鼓腔內的鱷魚骨板得知，當初是以鱷魚皮蒙鼓，即古文獻中所稱的「鼉鼓」。這裡的發現，將鼉鼓和案、俎、盤、斗等文物的歷史分別提前了1000～2000年。

玉器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石禮器和裝飾品有磬、鉞、瑗、環、梳以及用綠松石、蚌片鑲嵌的頭飾、項飾、臂飾等。石磐通常用石灰岩打制而成，作倨句型，長80～90厘米。它和鼉鼓都是已發現的古代同類樂器中最早的珍品。墓中還有一種大型廚刀，通常大小3件成組出現，類似的器物在古代黃河流域是十分罕見的。

在陶寺遺址的一個灰坑中，發現了一隻殘破的泥質灰陶扁壺，壺身上有豎條立體花紋，在壺的正面後面，分別有兩個朱紅符號。其中正面的符號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很多學者也都這麼認為，後面的符號則很難認。相關考古學家按象形來解釋，認為是建立在「兀」土塬上的城壘，也就是「堯」字，與前一個「文」字連起來讀就是「文堯」，是對堯的讚頌。但這一說法並沒有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贊同。

「觀象台」位於陶寺中期大城東南的一個小城內，大致呈半圓形，面積約1400平方米。它有三道夯土擋土牆，原來可能有三層台基。在第三道擋土牆的內側，從圓心向外看，有11個夯土凸起排成一道弧形，凸起與凸起之間的間距在15—20厘米之間，形成了10道縫隙。考古學家何努認為以前這裡一定是11根柱子，這些縫隙是進行天文觀測用的。何努的觀點得到了天文史學界專家的認可。

陶寺遺址的文化遺存分早、晚兩期。

早期的主要特點是：陶器多為手制，陶胎粗厚，器壁厚薄不勻稱，陶色較雜，紋飾主要為繩紋；器型中釜、灶佔有較大的比例，且以平底器為主，圈足器極為罕見。

晚期遺存的主要特點是：陶器較薄，器壁厚薄較勻稱，器形較規整，雜色陶器很少，絕大部分是火候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陶，紋飾主要為籃紋和繩紋；炊具主要是陶鬲、甗、斝等。陶寺早期遺存是繼承廟底溝二期文化發展而來的，晚期遺存有若干接近河南龍山文化的特徵，還有較多與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相似的因素，其早晚兩期遺存具有承襲關係，均屬於龍山文化範疇，又有著自身的文化特點。

2012年，著名考古學者何駑在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學術研討會上表示，山西陶寺遺址群很可能就是最早的「中國」。而之所以確定該遺址為最早的「中國」，是因為在考古項目中「圭尺」的出現，來確立了地中的標誌，由此證明該遺址是中國最早的邦國——「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起源和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斷發展積累和彙集，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而一般認為國家的形成作為文明階段的標誌。對於國家的形成標誌，一些學者提出其標誌應當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禮儀性建築以及青銅器等。而在分析陶寺已發現的遺存之後，可以發現這些文明因素在陶寺遺址中都可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中國古代的巫文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禮樂典章制度的發達也應當肇始於陶寺文化。

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是堯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國」；陶寺遺址全面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誌，在陶寺遺址時期中國就已經進入文明階段，這比歷史教科書上的華夏文明從夏王朝開始，整整提前了300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