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學中的歷史與現實

06-06

莫言11月的講座，前幾日稿子才刊發在《明報》，想著許多大陸的朋友可能買不到報紙，截取其中一些有意思的段落髮在這兒吧，也算對得住一直催我稿子的各位朋友，哈哈。

另，這裡放上來的是原版，發表版有幾個詞句被編輯改動了，大概是更符合報刊的風格。但既然是個人公眾號，就還是保留最原汁原味的版本吧。

推己度人的想像力

談到自己的寫作，莫言表示他也常在寫小說時，把背景設置在某些久遠年代，其中代表作就是《檀香刑》。莫言的家鄉山東高密，在清朝末年曾發生過德國人把青島變成殖民地，然後在膠東半島修建膠濟鐵路的真實歷史事件。由於修建鐵路迫使老百姓不得不搬遷祖墳，農民孫文遂率領老百姓出來反抗，但最終被清政府和德國軍隊聯合鎮壓並將其梟首示眾。莫言以這個素材為基礎，再加以改編，演繹成長篇小說。談及《檀香刑》的創作心路，莫言說道：「我一直想把這個重大事件寫成小說，但不願意按照寫歷史小說的筆法按部就班地寫，後來我聽到小飯館裡的茂腔聲音，又受到魯迅『劊子手』形象的啟發，再加上我想寫些特別極端的酷刑……《檀香刑》才由這麼幾個因素構成了。」所以，這部歷史小說由修建膠濟鐵路、孫文抗德、高密貓腔和虛構的劊子手這些因素凝合在一起，談及與當時歷史真實的相符程度，莫言說道：「這點我也很難確定，因為我不是那個時代的人，儘管可以查閱很多資料和照片，通過這些方式努力得到當時真實情況的驗證。」歷史題材與其它題材的小說不同，作家在寫作前需要為一些歷史事實做案頭的準備工作。在莫言看來，考據基礎固然重要，但大量的東西還要依據作家的人生經驗，推己度人地想像古人的心理和行為。作家的心理推斷力非常重要，如果某些情節或片段明顯是站在當代人的立場上強迫加於古人，不符合讀者心目中對那個時代的推斷，這樣的歷史小說便無法令人信服。由此可見，莫言非常注重想像力與史實考據的結合，歷史小說最忌諱「信口開河」的寫作方式。

歷史為題材的寫作面臨的最大矛盾

既然作家是活在當下的人物，那麼寫歷史題材的小說必然面臨著一些矛盾，其中，莫言認為最大的矛盾在於「真實的歷史狀況與作家主觀想像之間的矛盾」。莫言這麼解釋：「所有的小說其實都是半成品，需要讀者在閱讀時加上自己的經驗和想像，來還原成活色生香的現實生活。作家寫歷史小說，要千方百計讓自己的主觀想像能跟那個時代人的想像一致起來，符合大多數讀者的心理需求。」然而，每個讀者都有自己對時代的想像，要做到莫言提出的這點並不容易。莫言坦承，寫《紅高粱家族》時，由於時代背景離當下較近，處理歷史素材的難度稍小，還原當時人們的思維也更可靠，因此相對而言寫得較有把握。當然，處理歷史與文學的關係上存在多樣的可能——例如用現代人的話語解構古典作品，會帶有幽默、荒誕的色彩。莫言並不否認這些可能性，但認為這並非屬於歷史寫實風格。

然而，歷史事件都會在經歷口頭傳述與文本記載中被不斷神化，作者的想像與主觀性不斷發揮作用，從而使文本帶有傳奇色彩。莫言舉《史記》為例：「我很難想像到項羽一個人在烏江邊上自言自語怨天尤人的時候，司馬遷是如何得知。所以在以歷史為題材的小說創作中，作家的虛構和想像也會更多。」對於過去曾把寫歷史的最高境界叫作「通過寫小說的方式再現了歷史的真實面貌」一說，莫言表示這樣的評語實際上是對小說的貶低：「因為當小說能再現歷史真實面貌時，就不再是小說，而真的成為歷史了。作家一方面要千方百計想像當時人們的思維方法和心態，一方面又要大膽地把虛構的東西滲透進去。」畢竟作家本身也是有感情的人，在處理自我主觀意識和文本之間的關係時，要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亦不容易。稍一偏離，便容易變成用文學的方式使歷史像歷史，而非真正地符合文學化的歷史真實，這兩個概念之間有種微妙的距離。莫言寫小說也會壓制自己強烈的主觀性和對人物標籤的默認，消滅腦海中固有的善惡觀念，致力於把小說中的歷史人物放在平等的位置，他的《紅高粱家族》正秉承著這樣的信念。

變化中的現實

分享完對文學與歷史之間關係的看法，莫言轉而開始深入探討文學中的現實。莫言指出，現實可以改變小說的方向，但由於現實中處處充滿假象，有時候也會阻礙作家對事件的探索。歷史往往有一定的定論，而現實在瞬息萬變中容易偏離預先猜測的方向。所以相對於處理歷史，處理現實更為困難。對於以現實為題材的寫作，莫言認為最好讓剛發生的事先沉澱，才更有可能看到事物的本質。他以自己的小說《等待摩西》和《天下太平》等為例闡釋，這些小說都是莫言寫完後，由於現實狀況發生了變化，不得不改寫或續寫。其中《等待摩西》非常有趣的是，現實中人們以為已經去世的「摩西」，回來後「一會說自己每天和老虎豹子住在一起；一會又說在非洲挖礦。最後說他發現了一筆藏在某個山洞的一百億美元支票……」莫言筆下的「摩西」由現實人物作原型，因此無法再以他去世作為小說的謎底，小說必須往前延長或改寫結局。莫言將其表述為「當時以為可以發表的小說，放段時間後像棵樹一樣自己長大了。」生活不僅改變了這篇小說，而且超出了莫言的想像，這點讓莫言感慨不已。相對短篇小說而言，莫言寫長篇小說喜歡採用開放式結構。因為如今日新月異的社會環境存在著很多變數，這種結構能較好地應對現實的不可預測性。對於現在信息網路化社會與人工智慧的高速發展，莫言表示雖然這在科技上是種進步，但也可能導致小說家的想像力難以跟上社會發展速度的問題。然而，作家只有努力想像，抱有實現一些預測的期望，才能從而用文學的方式保持人的尊嚴與價值不完全被機器消滅。針對提問環節中「未來的文學創作是否會被智能機器人取代」的問題，莫言仍持有樂觀的態度。他認為計算器寫小說都是「有中生有」，從已輸入的固定因素中選取創作，但作家寫小說是「無中生有」，具有更大的藝術價值。

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敘事

接下來，在陳曉明教授與莫言教授的對談環節中，陳曉明教授將莫言的《檀香刑》、《豐乳肥臀》和《生死疲勞》總結為「中國現代三部曲」。陳教授提出：「從《檀香刑》寫晚清；到《豐乳肥臀》寫抗戰時期；最後《生死疲勞》寫中國從土改開始到改革開放的歷史。這三部曲把中國進入現代的大歷史過程全部展現出來，是一幅非常壯麗的歷史畫卷。」陳教授認為，二十世紀歷史在莫言、賈平凹、閻連科等作家的小說中非常充沛、活躍而有表現力。這種完整而深入的表達，使歷史敘事在中國當代文學中非常獨特，甚至超越了世界文學，是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卓越的貢獻。

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敘事，陳曉明教授認為可以這樣理解：「這種歷史敘事表現了偉大的農業文明衰敗歷史，體現了作家的民族責任感，寫出了歷史中人的性格，展現出非常豐富的農業生活，並且歷史和現實構成了非常充沛的互動。」其中最震撼人心之處，在於將中國的農業文明進入現代歷程的危難痛楚與生死存亡寫得深刻而透徹。莫言尤其達到了一定的高度與歷史情境的複雜性，這在整個世界文學格局中具有獨特的意義。然而，莫言這代出身於農村的作家，或許將是中國農業文明的最後書寫者。因為新一代的作家鮮少再有紮根於農村大地的成長背景，難以書寫出非常地道的農業歷史。

承接以上這個大話題，陳曉明教授對莫言提出了「處理歷史中最難的地方是什麼？」這個問題。在莫言的響應中，最難的兩個地方在於準確了解物質性的歷史狀況與處理歷史細節。對於後者，莫言分享了自己的創作經驗：「作家要能夠捕捉到一些情節，然後把聽覺、嗅覺、觸覺全部調動起來，使細節豐滿而精雕細琢。」可見，作家處理細節時不僅應避免露出馬腳，還需將細節充分地想像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陳曉明教授接著指出，莫言的作品看似寫得隨意，實際上背後勾連的關係有歷史的實際作為依託，建立了非常豐富的真實歷史譜系。雖然莫言的寫作越來越回到鄉村與傳統民間，但他的後期作品包含了現代甚至後現代的精神與方法，陳教授向莫言提問道：「作品中的傳統性、民間性和鄉土性，如何和世界文學中最優秀的經驗達到某種同步、自然又互相會意的對話？」針對這個問題，莫言認為文學創作過程中有很多必然的「不約而同」，這在世界文學與民族內部文學創作中都很普遍，因為物質文明生活的發展會催生作家藝術的想像。至於小說的現代性，莫言闡釋為「不把故事說明白」，不完整的情節和開放式的結構會讓解讀具有多義性和可能性。

提問環節中，有聽眾就莫言被許多批評家定位為「鄉土作家」一事詢問莫言的看法，莫言認為鄉土在更廣大的意義上是一個人童年生長的地方。鄉村城鎮化趨勢已不可阻擋，鄉土文學必然也會一直變化，作家需了解當下鄉村生活物質性變化的真實情況，才能寫出當下準確而真實的鄉土文學。同時，莫言直言他喜歡批評家闡釋自己的小說，尤其對於從太空角度評論《四十一炮》等讚賞有加。他認為讀者對小說的評論沒有標準答案，重點在於能自圓其說：「文學評論實際上也是種創作，需要豐沛的想像力基礎。創作也是自由的，批評更是自由的。」莫言心中的這種自由，正促成了文學創作與評論間的良性互動，使二者建立起適度的互助距離。

莫言的講座字字珠璣，發人深省，將歷史與現實在文學中的影響與作用剖析得異常到位。寫小說需要天分，亦需要寬厚而深刻的思考，莫言的一席話對於解惑文學創作中的疑難雜症實是幫助良多。未來的文學市場，必能出現更多筆耕不輟的神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