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海盜的心愿 之二

倭寇非倭，首領都是中國人

倭寇為患，從明初就開始了，直至萬曆年間才止，持續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間。所謂「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舉入寇我國東南沿海一帶的這件事。這場倭患一直持續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後達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開始對手中的書籍和資料中出現的倭寇人數進行統計，我發現無論是正史《明史》、《明實錄》，還是像《籌海圖編》、《倭變事略》這樣的野史，都把「倭」和「賊」這兩個概念不加區分。大的地方、籠統之處多用「倭」，比如「倭來犯」，但到具體之處，具體到人，都用「賊」。

各種書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認定為倭寇首領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稱呼者，大約20個。他們是：安徽的歙縣許棟、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頭，漳州沈南山，福清鄧文俊、林碧川，海澄嚴山老、許西池、洪迪珍、張維，詔安林國顯、吳平；廣東的蕭顯，饒平張璉、林鳳、許朝光，東莞何亞八，大埔蕭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們和王直一樣都是中國人。

抗倭之戰，大大小小不下幾千仗，動輒殺賊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級為證的。據書中記載，總共被剿滅的倭寇或賊以及海戰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幾萬人。但其實這裡面真正的倭寇並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這並不是今天才明了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時，許多人就指出這一點。如《籌海圖編》在「敘寇源」部分，即追蹤倭寇來源時說：「今之海寇，動輒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之無賴，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有之，夫豈盡倭也。」史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學編》載：「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為什麼這麼多中國人成了殺人越貨、對抗朝廷的強盜？為什麼這場持續久、危害烈的暴亂髮生在東南沿海，也就是浙、閩、粵這一帶？

是因為明王朝嚴厲殘酷的海禁政策嗎？那為什麼同樣瀕海的遼寧、河北、山東或者廣西諸省沒有或者倭患較輕呢？同樣瀕海，東北、華北、華中的海岸沿線為什麼與華南沿海有如此區別呢？

元末明初，在中國改朝換代的混亂之際，一些日本武士自發組織起來，來中國武裝走私，也兼營燒殺搶掠的勾當。除了這些，明政府還面臨著一些豪強如張士誠、方國珍的殘餘勢力，他們與朱元璋爭霸失敗後退到了東南沿海。

為了剷除這些隱患，明王朝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一來嚴禁濱海居民私自出海，違者將會面臨殺頭、充軍等一系列嚴厲制裁；二來大量招收沿海漁民、船戶為兵，招收了大約十萬多人，在漫長的海岸線上廣設兵寨衛所，大約有5000餘個，並給這些衛所配備士兵和戰船。

中國漫長的海岸線實際成了前線。在這種嚴厲的高壓下，明初中國的海岸似乎寧靜了，但是這是高壓下的寧靜，是爆發前的沉默。

海禁主要是禁止與海外通商，所以那時所有海上的貿易都成了走私。只要是做生意的船和人就是賊是盜，可殺可捕。

然而經過了宋元兩個朝代，中國東南沿海已經經歷了方興未艾的海洋貿易時代，一個圍繞著中國渤海、黃海、東海和南中國海的商貿圈已經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遠洋航線也已經形成，中國人生產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商品。東南沿海的居民已經成了依靠海洋貿易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壓下，與番通商、貿易發財的衝動被壓抑了，那些迎風遠航的中國帆船不見了。但是貿易、賺錢、利潤一經發現，就無法阻擋，人們甘願鋌而走險。何況越是禁止，中國貨就越缺，價格就越高，走私的誘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張當時行銷日本的貨品種類和收益的明細表單，一些商品的利潤高達10倍以上。

為什麼到了明中葉的嘉靖年間，倭亂最盛呢？一個原因是明初，中國海上還看不到西方殖民者，中國人的貿易對象還是東亞、東南亞、西亞一些國家。朱元璋1368年做了皇帝，哥倫布1492年才登上美洲大陸，這中間差了100多年。但到了明中葉嘉靖皇帝（1522年）時，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已經佔據了馬六甲海峽、菲律賓等地，荷蘭人接著也到了。1517年，開始有葡萄牙人澳門定居。外國人已經開始出現在中國海，找上門來和中國人做生意了。王直在寧波附近的雙嶼島製造的「16世紀的上海」就是一個例證。

可以說，此時全球化已經開始。

明朝的皇帝不知何謂「全球化」，雖然有永樂年間鄭和七下南洋的壯舉，但那已經過去了近百年了。在明朝皇帝的頭腦中，中國還是在世界的中間，其餘國家無非是一些地處僻壤的番夷小國。直到萬曆年間，看到從澳門登陸的葡萄牙牧師利瑪竇帶來的中國不在中間的世界地圖，皇帝對世界才略知一二。對於通過海洋與這些番國貿易的意義，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曉。

明朝與前面宋元兩朝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對農業的重視和對商業的排斥。中國皇帝極少農民出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是一個。他生於安徽鳳陽，小時候因為吃不上飯被父母送到廟裡做和尚，在廟裡又因為吃不上飯，被迫托缽遊走四方，後來參加了起義軍，成為首領，後來做了皇上。所以說朱元璋對農業的重視是順理成章的。本來中國文明的主體就是一種重農抑商的農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許多重農抑商的名言，他經常用本末二字指稱農和商。他常說「一夫不耕，民有受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受寒者」這裡哪有商的位置。

其實不織不耕也能生存，人類還有游牧和商業這兩種生存方式。濱海的民族往往是商業民族，商業精神也是海洋文明的重要體現。

什麼是海洋文明呢？我思考的結果是：海洋文明不是指「靠海吃海」，不是指為了獲取海洋的「漁鹽之利、舟楫之便」所形成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海洋文明指的是一種文明能夠憑藉海洋的廣闊性和開放性與其他文明進行物質交換和文化交流的能力，及這種能力所形成的精神價值和物質成果。那種以海為田、耕海牧漁的生產和生活，本質上還是農耕文明，從事這種活動的漁民還是農民，從事這種活動的瀕海民族還是農業民族。所以東北、華北、華中的幾個省，雖然瀕海，但是這裡不曾產生海洋文明。他們有航海史，但沒有海洋文明史。

「東南沿海」的人一葉扁舟「下南洋」，他們幾乎把南中國海變成了「中國湖」，他們給中國帶來了無垠的蔚藍色的海洋。但是中國農民出身的統治者無法理解海洋，無法理解南中國海的意義，南中國海周邊的土地，只能等待遠方的殖民者來佔領。留給中國的只是大洋中一片珊瑚礁和地圖上的「九連劃」，即使這些現在也近乎於不保。

明朝的統治者不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國海，就是像王直這樣的在家門口的貿易他們也必須徹底消滅而後快。

而中國東南沿海已經進入了世界商貿圈，既然這些人依靠海洋貿易為生，那麼海禁就等於不允許農民種地，不允許牧民放牧，等於剝奪了他們生存的基礎，他們只能鋌而走險，違法經營，武裝走私。武裝走私做不成，那隻好上岸以劫掠燒殺為生。在《籌海圖編》中，我還看到這樣的記敘：倭寇對與海外通商的村鎮是不搶的。

於是中國沿海一帶商人轉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這一點。《虔台倭纂》載：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禁愈嚴而寇愈盛。

於是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海禁鬆弛或開放海禁，則倭患息，海禁嚴則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間的這場倭患，實質是中國民間海商集團的武裝走私貿易與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衝突。這期間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盜賊參與，但性質並不因此改變。每當社會動亂之際，都是流民和社會遊盪不軌之徒的狂歡節。

遺憾的是，這些武裝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綱領和口號，他們還不如歷史上的張角、黃巢、宋江、方臘。他們甚至還樹不起一面旗幟，這也不能責怪這些海商，因為他們的訴求即使寫在旗幟上：開市通商，也不會像「替天行道」、「殺富濟貧」那樣一呼百應。因為他們僅僅代表了東南沿海新月地帶那一小部分人。

倭亂，規模之大不亞於任何一次農民起義，但是如此規模的動亂卻是無聲的，只能聽到官方的聲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虧王直披露了一下他們的心聲，否則他們將帶著一個「倭寇」惡名永沉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