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棄生育控制，也是和時間賽跑

勞動生產率提高，是否能解決勞動人口的短缺？人口總量的放緩或下降，是否必然影響經濟增長？鑒於人口政策影響的滯後性，明智的政策選擇，也許應該是既挖潛，又放量

（中國人的生育意願為全球最低，育齡婦女理想子女數為1.9個，低於「低生育」特徵明顯的日本。圖/新華社）

《財經》記者 張倩/文 朱弢/編輯

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執行一年多，效果如何？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為1786萬，比2015年增長131萬。

分省來看，影響不盡相同。

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廣西和甘肅2016年人口出生率分別為13.82‰、12.18‰，還低於上一年的14.05‰、12.36‰。湖南2016年新出生人口低於95萬，也比上一年有所下降。

安徽、山西、江西等省份2016年的人口出生率分別小幅增長0.1‰、0.31‰、0.25‰。

湖南省統計局數據顯示，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在15歲-50歲育齡婦女中為68.04％，在20歲-40歲育齡婦女中為40.91％。陝西省統計局的調查顯示，有近六成家庭不願生育二孩。全國婦聯的調查報告稱，有生育二孩意願的家庭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為53.3％，不確定的為26.2％。

這些家庭普遍拒絕「二孩」的主要原因是：過大的經濟壓力和較高的時間成本。

以此來看，儘管計劃生育政策正逐步放開，但並未改變中國的人口發展總趨勢，持續的低生育率和少子化將成為常態。

基於此背景，今年全國「兩會」上，生育鼓勵政策被多次提及。

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表示，相關部門在積極研究解決涉及幼兒園、託兒所、教育、收入、女性就業等社會和家庭的配套政策問題。

財政部部長肖捷也表示，在改革完善個人所得稅政策方面已考慮到對二孩家庭教育支出的專項扣除。

目前的人口局勢下，未來的計生政策如何調整？是否需要鼓勵生育？如何鼓勵？一系列問題均值得深究。

為什麼不願生二孩？

全國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標人群有9000多萬，但其中60％的婦女超過35歲，更有50％超過40歲。因年齡和健康等多種因素影響，目標人群中僅有28％能夠真正生育二孩。

除去「能不能生」，「願不願生」是另一回事。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真真說，中國人的生育意願為全球最低，育齡婦女理想子女數為1.9個，低於「低生育」特徵明顯的日本。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意願往往大於實際生育數，實際生育數通常只是理想子女數的50％-70％。以日本為例，1992年至2010年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2.53個，但實際生育率只有1.37；德國、波蘭、匈牙利2011年的理想子女數是2.12個、2.27個、2.12個，但實際生育率只有1.39、1.30、1.24。

低生育意願來自人們婚育觀念的改變，「多子多福」的觀念早成過去時。「現在年輕人的生育是理智行為，他們會根據家庭規劃選擇生育子女的數量。」鄭真真說。

這種理性選擇受制於教育資源、生活成本、人力安排等多種因素。

今年34歲的陳曉靜供職於北京一家事業單位，與丈夫育有一個5歲的女兒。雖然她表示「我一直是堅定的二孩主義者」，但卻暫時沒有要第二個孩子的計劃。「為了我女兒以後能讀好一點的小學和中學，我們剛剛在西直門又買了一套房子，我跟先生商量等經濟條件好一點後，如果還有機會，再生第二個孩子。」

陳曉靜的丈夫在國內一家知名的金融公司工作，不菲的薪資給予了她對二孩的期待，但大多數的城市工薪階層沒有這般「幸運」。

八年前，高蘭碩士畢業於北京一所知名高校，之後進入北京市一所區級地稅局成為公務員，月薪不到5000元，丈夫是她的研究生同學，目前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稅前月薪4萬元左右，兩人有一個6歲的女兒。夫妻老家均在河北，在北京打拚三年後才在亞運村附近買了一套房子，現在每月開銷大頭是住房按揭、償還房子首付欠下的債務，以及女兒的多項學習費用。

談到生二孩的計劃，高蘭連連擺手：「根本不敢想。」

除去經濟壓力，高蘭認為三口之家的結構沒什麼不好。她的選擇似乎是城市工薪階層的共識。

對二孩政策對於普通家庭的影響，濟南一名40歲的中學教師說：「二孩政策與我們並沒有太大關係，不想要的仍然不想要，養不起的依然養不起。」她說周圍的朋友少有激情投身於二孩的討論和設想中。

2017年2月7日，國家衛計委副主任崔麗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稱，2016年新出生人口中45％來自兩孩家庭。對於這一數據，鄭真真認為，國家相關部門並沒有公布生育二孩的婦女年齡等具體數據，因此並不能對人口形勢做出準確判斷。

「如果現在多出生的二孩，主要是由年齡比較大的婦女生育，如35歲以上的育齡婦女，那麼這種增加是不可持續的。因為計生政策延續多年後，這只是一種補償性生育行為。」鄭真真預測，這對中國人口的總體發展趨勢不會有大的改變。

中國到底缺不缺人？

2017年1月25日，國務院印發的《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下稱《規劃》）寫道，到2020年，全面二孩政策效應充分發揮，生育水平適度提高，全國總人口達到14.2億人左右。到2030年，人口自身均衡發展的態勢基本形成，全國總人口達到14.5億人左右。

許多人口學者的研究則補上了以上人口變化趨勢的後半部分——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以後持續下降，直至本世紀末。

「由於我國人口已進入低生育水平且長期低於更替水平，人口數量在達到峰值以後持續下降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說。

3月11日的全國「兩會」記者會上，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雖然也承認人口在2030年後是下降的趨勢，但他表示中國的人口問題並不缺數量，不僅現在不缺，未來幾十年、百年都不缺人口數量，到2030年峰值時期，中國人口有14.5億左右，到2050年還有14億左右的人口，到本世紀末還有11億以上的人口。

學者的擔憂在於，人口減少趨勢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歲-59歲）自2012年起連續五年凈減少。而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並存的，是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

對於這些擔憂，王培安曾回應，2015年，中國勞動年齡的人口數量是13.03億，到2030年和2050年雖然減少到9.52億和8.08億，但目前歐美髮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總數也只有7.3億，而它們的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8倍。因此，中國通過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有很大的空間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不缺勞動人口，仍處於人口紅利期。「人口紅利期前半段如果處理不好就業問題，會影響社會穩定。人口紅利期後半段處理不好則會出現經濟泡沫，我們現在處在後半段。」王培安說。

「從人口數量與勞動人口數量來看，人口問題並不是大問題，中國勞動力遠未充分利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陶然說。他認為，當前勞動力短缺，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缺乏勞動力，而是一種與戶籍相關聯的制度性勞動力短缺。他舉例稱，在城市打工的女性一般在三四十歲時就回農村老家陪孩子讀書，男性四五十歲時也選擇回鄉，而這些人本可以在城市工作到退休年齡。

基於此，陶然認為不需要通過鼓勵生育來解決問題。

不過，人口學者提醒政策制定者和討論者，不要陷入「數量問題為先」的陷阱。李建新的研究發現，在東亞經濟奇蹟中，人口年齡結構的紅利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33.3％-50％。而當人口數量不再變化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趨於中性。因此，他認為人口增速放緩或下降，再疊加老齡化，無疑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的老齡化趨勢已經是「老生常談」，一語概括就是：中國是世界上老年人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2015年總人口的15.5%是60歲以上的老人，10.1%以上是65歲以上的老人。據人社部、全國老齡委等部門預測，到2035年，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人。

無論官方還是學界，皆對人口結構失衡表示關切。

李建新的研究得出以下結論，「人口數量與年齡結構的變動是此消彼長的關係，人口總量減少越迅速，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速度就越快，老化程度越高。」因此，在他看來，一定要鼓勵生育，緩衝老齡化和人口結構失衡帶來的衝擊。

對於「鼓勵生育」，政府的說法是「鼓勵按政策生育」。

如前所述，影響生育的因素集中在經濟壓力、女性的就業保障及托幼服務的缺失，鄭真真認為，一次性的財政補貼和獎勵並不能解決問題。韓國、日本、澳大利亞等低生育國家，大多通過財政補貼鼓勵生育，實際效果有限。

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媽媽因孩子無人照顧無法就業，國內3歲以下嬰幼兒的入托率僅為4.1％。「不是家長不願意送到託兒所，而是3歲-6歲的托幼資源在一些地方比較緊缺。」 王培安說，提供多元的托育服務，可以較好滿足人們的生育意願。

增加二胎的長假和托育服務，綜合生育率也會有所提高。新加坡近年出台一項政策，工作區域必須配置托幼機構和設施。

教育資源等公共服務的短缺，也需要有配套政策或解決方案。

陳曉靜家位於北京交通大學東校區旁，周圍有交大附屬幼兒園、鋼研幼兒園等三家公立幼兒園，但這些幼兒園招生時優先選擇交大和鋼研院職工的子女，片區內的其他適齡幼兒鮮少有機會入讀。

「我女兒的戶口就在海淀區，按理說應有配套的公立幼兒園，可我們卻享受不到這樣的公共資源」，最後她為女兒選擇了一家私立幼兒園，每月交費5000元，而公立幼兒園的費用僅為每月1000多元。

全國「兩會」中，多名人大代表建議，鼓勵二孩的配套政策應包括解決醫療資源和教育資源短缺。王培安回應說，未來將健全稅收、社會保障、住房、就業等政策，優先配置婦幼保健、托幼、學前和中小學教育等公共服務資源。

對陶然所述的「制度性勞動力短缺」，鄭真真提醒，為流動人口的生育提供怎樣的政策支持，也應充分考慮。

對於計生政策走向，大多數人口學者認為，不再對人口進行控制只是時間問題。

(應採訪對象要求，部分採訪對象採用化名)

（本文首刊於2017年3月20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