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革命黨與梁啟超大論戰 楊光

重溫革命黨與梁啟超大論戰楊光一　　1905年11月，剛成立三個月的中國同盟會在其機關報《民報》上發動了一場針對立憲派梁啟超的文攻戰。梁啟超以保皇會機關報《新民叢報》為陣地，向革命黨自衛反擊。雙方你論我駁，你攻我辯，針鋒相對，窮追猛打。這場大論戰持續時間兩年多，共發表文字超百萬言，直到梁啟超對革命黨的攻擊不再理睬才告收場。其間，梁曾在報紙上公開尋求妥協，私下裡也曾托徐佛蘇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願意調和，宋、章同意但孫中山、黃興、胡漢民不許，要與梁鬥爭到底。　　這場大論戰的最後結果是：清朝這兩支最重要的體制外反抗力量不僅未能藉辯論以增進理解、凝聚共識，相反更加壁壘森嚴、互相排斥，並幾乎從此形同陌路、勢如水火。這兩派原本就不和，在孫中山與梁啟超合作不成且反目為仇之後，就一直在海外爭地盤、搶人馬、奪財源，惡性競爭。再加上這一場死纏爛打的理論大戰，便徹底斷絕了兩派重新攜手、共渡國難的可能性。　　不得不說，革命與立憲兩派敵對格局的成型，對不久後的民國政局極具破壞性影響。民國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憲派三足鼎立，儘管後人對這三派褒貶懸殊，但應該承認，這三股政治勢力都是中華民國的創始力量，也都是維繫民國健康存續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華民國需要這三派的共同珍惜與共同呵護，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國初年複雜多變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撐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動，互相牽制，和平消長，動態均衡，則新國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懷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橫動粗，則三足不穩，民國必敗。——試想：假如當初革命與立憲兩派的關係不是那麼勢不兩立，民國成立後袁世凱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獨大，新興共和政體的失衡、失范就不至於那麼迅速，以至於大大超過了政體鞏固的速度，憲政秩序的動搖、動蕩就不至於那麼暴烈，以至於剛剛萌芽即已敗壞、剛剛奠基即臨崩潰。　　以此而論，百年前那場革命與立憲的大論戰，其歷史意義是頗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辯愈明，但有些時候，卻也未必。有些辯論者並非把辯論當成相互學習、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機會，而是為了「統一思想」、黨同伐異，為了傷人感情、損人顏面，一味誇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為營造所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不惜以「投槍」「匕首」惡意傷人，不憚造謠中傷、污言謾罵。如此辯論，則愈辯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與人、黨與黨之間的仇恨與敵意。二　　在那場大論戰中，革命黨一方參戰人數眾多，可謂群起而攻之。汪精衛、胡漢民是論戰主將，朱執信、汪東、劉光漢（即劉師培）是重量級作者。孫中山亦在幕後參與論戰，據胡漢民回憶，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孫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孫口授綱要而寫。也就是說，革命黨攻梁啟超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行動，其動機當然也並非真誠的理論商榷，而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撓當時國內方興未艾、風起雲湧的「預備立憲」和「國會請願」運動。要言之，攻梁啟超是為了矮化立憲派、抬高革命黨，批立憲主義是要唱衰清末新政、為「排滿革命」造勢。對此不良動機，革命黨人倒也並不諱言。立憲派一方則是光桿司令孤軍奮戰，梁啟超以一當十，顯得形隻影單。雖然也有楊度、徐佛蘇、蔣智由、李慶芳、黃與之等人發表了一些支持梁啟超觀點的文章，但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觀者地位，並不直接對革命黨的攻擊加以反駁。所以，從雙方陣勢上看，是群狼斗獨虎，革命黨是明顯佔了上風的。　　事後，論戰雙方都宣稱己方獲勝。但客觀地說，革命黨聲高氣壯，略勝一籌。《胡漢民自傳》回憶：「交戰之結果，為《民報》全勝；梁棄甲曳兵，《新民叢報》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復見於留學界，亦革命史中可紀之戰爭也。」其志得意滿之態，溢於言表。胡漢民將《新民叢報》的停刊和保皇會的改名全都當成論戰的功勞，這自然不是事實（註：《新民叢報》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啟超事務繁雜，精力不濟，致該報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後康、梁「大喜欲狂」，認為保皇會宗旨已達，遂更名為帝國憲政會）。不過，那場論戰確實在很大程度上長了革命黨和《民報》的志氣，滅了立憲派和《新民叢報》的威風，擴大了同盟會及其「主義」在留學界、知識界的影響，則是不爭的事實。　　梁啟超主編且撰文過半的《新民叢報》是一份對中國知識界影響極大的暢銷刊物，黃遵憲稱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嚴復稱其「為亞洲20世紀文明運會之先聲」（註：今人往往以為清朝末年暗無天日，其實彼時言論自由尺度遠勝當今，《新民叢報》可在國內公開發售，《民報》亦有半數銷往國內）。但在與革命黨論戰期間，該報銷量有所下降，革命黨的人氣則大幅竄升。這種消長變化當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當然不是革命黨很正確、立憲派很錯誤，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從一個側面說明這場論戰的勝負---假如讀者有資格做裁判的話。同盟會成立之前，孫中山一派革命黨在留日學生中原本默默無聞、無人問津，這場論戰極大提升了革命黨的整體形象。通過與名滿天下的「言論界驕子」梁啟超過招，汪精衛、胡漢民等黨中秀才脫穎而出，革命黨從此不再被讀書人視為無知無識的市井遊民與幫會暴徒。以此而論，說革命黨是論戰的勝方，似為確論。　　魯迅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說，「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場論戰留在魯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黨大勝、梁啟超大敗，與當事人胡漢民的敘述可相印證。但魯迅的記憶不盡準確。事實是，當時的《民報》主編章太炎對於「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並不熱心。在自編年譜中章太炎說，「余以胡、汪詰責卓如，辭近詬誶，故持論稍平」，可見他對胡、汪的文風不認可，不願為論戰火上澆油而寧願為胡、汪糾偏。後來，孫中山的親信聲討章太炎（因章參與「倒孫風潮」），也說「（與立憲派的）戰鬥皆精衛、漢民、縣解、寄生諸君任之，章以與梁啟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縣解、寄生是朱執信、汪旭初的筆名）。的確，曾寫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那種言辭偏激的誅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熱火朝天的兩黨論戰中只寫了《箴新黨論》、《〈社會通詮〉商兌》等很少幾篇批評立憲派的學術性文章，且「商兌」的對象是康有為、嚴復，卻不加入圍攻梁啟超，這說明，在進入革命黨核心圈之後，《民報》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後」於《蘇報》章太炎。當時革命黨中學問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為盛，與章太炎一樣，宋教仁亦對論戰保持相當距離且對立憲派人士保持尊重。　　對於那場論戰的勝負，也還有另一種不同的觀感。在另一些人---比如那時年齡尚小的胡適、梁漱溟這一類人---看來，梁啟超其文入情在理，未必落敗，革命黨其文強詞奪理，未必得勝。胡適說他「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這「恩惠」的起點，正是從他1905年閱讀課外讀物時開始，那時即正是兩黨論戰的期間。胡適說，梁啟超的文章「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而革命黨的文章胡適未予置評，顯然並無同樣的感染力。梁漱溟回憶說，他十五歲時尋到了整整三年的《新民叢報》六巨冊、《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厚本，「寢饋其中者約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啟發甚深」。三十年之後他仍然認為，少年時代有幸閱讀《新民叢報》上樑啟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梁啟超與革命黨之間，誰是真正的言論英雄，誰更有影響力、說服力，在胡適、梁漱溟們，也是不言而喻的。三　　那場大論戰洋洋洒洒百萬言，但核心論題只有一個：欲拯救中國，是排滿興漢、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國，還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憲國？二者有尖銳對立的一面，因其人分兩派、道分兩途。也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都認為國家現狀不可維持、必須改變，也都認為中國應該有、也能夠有一個較為良好的政體和政府。二者對立的是路線、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遠景。但處在論戰中心的人們往往寧願炫耀本黨與他黨之絕對不同，而故意將差異放大，將對立凸顯，視之為「根本區別」，卻將相同之處全忽略不計，或視之為細枝末節。　　構成上述核心論題的子題目有如下幾組：　　1、滿族是中國人，還是「異種」？滿州之地是中國領土，還是「敵國」？滿清入關是改朝換代，還是「支那亡國」？漢滿關係宜兩族同化，還是「驅除韃虜」？　　2、是單行「政治革命」還是「種族革命、社會革命、政治革命並舉」（梁啟超稱「革專制而成立憲」為「政治革命」，革命黨則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種族革命」或「民族革命」，稱「土地國有」為「社會革命」）？流血革命是否必不可免？「支那立憲」是否必先排滿？　　3、革命是否會招致外國干涉、導致中國分裂？中國國民是否有「共和之資格」？倉促共和是否滋生內亂？君主立憲與共和立憲孰於中國現狀為宜？建設立憲政體是通過梁啟超所主張的「開明專制」，還是通過孫中山所主張的軍政、訓政而至憲政（即從軍政府之軍法專政、到革命黨之「約法訓政」、再到憲政機關分掌國權之民權憲政）？　　4、孫中山所主張的「土地國有」、「單一稅」政策是否「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辯論這些題目，涉及對歷史事實和現實國情的判斷，對古今中外經驗與教訓的解釋，對西方政治哲學和憲法理論的理解和運用。中國有成堆的問題，萬國有紛繁的主義，盧梭、孟德斯鳩、亞當斯密、斯賓塞、伯倫知理、波倫哈克、筧克彥的理論被雙方所徵引。有時候同一個「西儒」，卻被雙方解讀出相反的意思。　　但是，在以上四組論題中，革命黨立論最堅、闡述最多、影響最大的，也是這場論戰中辯論最激烈的，卻是比較沒有學理與法理含量的第1、2兩組題目，「滿州非我族類」和「種族革命先於政治革命」，此即所謂「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至於「約法訓政」和「土地國有」，那時還不十分緊要（那畢竟是革命成功之後才有可能實行的事情），也不太引人注意（但即使是對「約法訓政」和「土地國有」，梁啟超也提出了大量尖銳而精當的批評）。也主要是在「非我族類」和「排滿革命」的問題上，革命黨顯得蠻橫無禮，胡漢民、汪精衛「辭近詬誶」。他們非常固執己見，特別意氣用事，幾乎完全容不得任何反對意見。因此，在最基本的論題上，雙方其實根本不存在理性辯論、誠意對話的迴旋空間。這也就大大降低了那場論戰的理論品質和政治價值。　　革命黨的大多數領袖和理論家們之所以堅決反對立憲派的政治主張，其首要理由無非是漢人不可擁戴「異族」。汪精衛說，「對於異族政府，無論其為立憲，為專制，亡國均也」。胡漢民說，「滿政府不傾，而遂許其同化者，以狐媚為虎倀，無恥之尤者也」。朱執信說，「革命者，以去滿人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為第二目的」。孫中山連主張「立憲救國」、「實業圖強」的人也不放過，罵為「卑劣無恥，甘為人奴隸」。孫中山說，「於光復之前而言此，則所救為非我之國，所圖乃他族之強」。可見「革命先行者」的心胸境界是何其狹隘。此外，還有更激烈的說法，如女俠秋瑾放言「大舉報復」，義士徐錫麟宣稱「殺盡滿人，自然漢人強盛，再圖立憲未遲」。此類出格言論多出於「民族義憤」，是立場、態度、感情問題而非理性認識上的問題。言語出格未必不可諒解，但若以此等「共識」打造成熟、理性、對國家未來敢於負責的優秀革命黨，則無可期待。　　在反駁立憲派對「種族革命」的反駁時，革命黨的文風是比較粗野霸道的。口誅筆伐，出言不遜，扣帽子，潑污水，爆粗口，諸事皆有。比如，汪精衛某檄文以《斥為滿州辯護者之無恥》為題，未曾開辯即先定對手為「無恥」。在另一篇雄文中，汪宣稱「不排滿者如同漢奸」（汪精衛作為近代史上最出名且最無異議的「漢奸」，卻原本是偏激的大漢主義者，這真是一言難盡），直截了當把梁啟超劃入「漢奸」行列；胡漢民在向梁啟超挑戰時以「漢民」、「辯奸」、「民意」作筆名（胡漢民原名胡衍鸛，後改胡衍鴻，論戰之後即以筆名作本名。如同文革時期時興改人名地名一樣，當年革命黨人也曾流行「姓名革命化」），不管有理無理，先擺出一副我是大漢英豪、你是滿奴國賊的凜然架勢，動輒大罵梁啟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釣譽、是「出爾反爾」的「反覆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擊；著名學者劉師培為了證明「排滿革命」的正當性，竟從史籍中「考證」出滿州之地不屬中國領土，而屬「外夷」「敵國」。　　梁啟超全然不同意「排滿」「仇滿」論。梁認為，中國曆來就是多民族國家，並非漢人獨有；滿人是中國屬民，其入統中原是政權「易主」而非「亡國」。「中華民族」這一現時流行的概念，即由梁先生當年首創。梁說，滿人經過清朝二百多年演化，「實已同化於漢人，而有構成一混同民族之資格者也」；滿人排漢是極少數滿族權貴所為，非全體滿人所為，滿漢不平等是政治性質而非種族性質。所以，中國只需要「政治革命」（即「要求立憲」），不需要悖情悖理的「種族革命」。　　在《開明專制論》、《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這幾篇最重要的論戰文章中，梁啟超指出，革命難免殺人流血，終究是不祥之事，是國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國內，革命易生內亂而釀分裂之患，對國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禍；又「革命復產革命」，大亂之後易生惡政，人民最終只能將自由奉於一人或一黨之手以苟全性命與財產，「此則民主專制政體所由生也」；且破壞之後建設不易，革命的成本代價不可能一筆勾銷，終必由子孫後代加倍償還。所以不到萬不得已，不可輕言革命。汪精衛以《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和《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進行反駁（此二文有孫中山的授意），認為革命軍只排滿不排外，不擾「外人物業」，不改對外條約，列強不僅不會幹涉，反而會同情中國革命。汪精衛還說，不革命反倒有瓜分之虞，因為滿人當政才是中國衰弱的主因，「故非撲滿不能弭瓜分之禍」。在對內方面，汪精衛認為革命軍不會重蹈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群雄割據的覆轍，因為共和革命無帝位之爭，沒有內亂的理由，中國革命也將吸取法國革命恐怖專政的教訓，所以，革命將皆大歡喜，並無任何外患內憂。　　必須指出的是，梁啟超雖然堅決反對革命黨的「種族革命」與「社會革命」，卻並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當性。他幾乎是以懇求的語氣希望革命黨停止與立憲派爭鬥，你預備你的革命，我預備我的立憲，不要互相妨礙。他說，一黨向政府請願要求立憲，一黨預備軍力以備將來革命，可以兩不耽誤；若實在是和平立憲不成，到時再暴力革命不遲。針對革命黨斥罵立憲派向「虜廷」請願「無恥之尤」，梁啟超不無天真地發問，「（向清政府提）要求果害於名節耶」？四　　在那場論戰之後三年，立憲派領導的國會請願運動失敗。又一年後，革命黨策劃的辛亥革命爆發。革命黨不僅在論戰中佔了上風，在政治實踐中似乎也大獲全勝。一時間，立憲派灰頭土臉，革命黨風光無限。在許多人看來，這不僅意味著立憲派在政治上的挫折與失敗，更意味著立憲派在思想認識上的「幼稚」和謬誤。　　不過，事情又好象並非如此。比如：　　其一，論戰時革命黨不容置辯的「排滿主義」，在革命爆發之後即悄然改成了「五族共和」。請注意，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所宣稱並執行的民族政策，正是由其政敵梁啟超所闡述、而革命黨曾經嚴厲抨擊過的民族政策。可見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比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更具道義正當性與政治適應性；　　其二，此後實際的國內族群關係表明，在漢、滿、蒙、維、藏五族之中，民族融合程度最高、以至水乳交融難分彼此的，正是被革命黨描述為不共戴天、殊死之仇的漢滿二族。此足證「驅除韃虜」之心胸偏狹，更足證梁啟超關於清代滿漢關係的主流是同化而非仇化的觀點；　　其三，就在革命建國之後不久，手創共和的革命黨即憤怒指證民國陷入了「假共和」，然後是獨夫專政、帝制復辟，然後是地方割據、南北分裂，然後是大亂來臨、革命蜂起，......「革命復產革命」，這正是梁啟超當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黨所一再否認的革命內亂之後果；　　其四，大清國的外蒙古終究是真獨立了（雖然最初是假獨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几乎「被獨立」。眼見趁火打劫的大好機會，日本、蘇俄也終究是按捺不住，大舉干涉了革命中的中國。一個迫不及待「進入中國」，另一個則在組織上滲透國共兩黨，以盧布和槍械大舉「支援中國革命」以改造中國，由此直接導致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一邊倒」的紅色中國之建立。這方面的後果，梁啟超又不幸而言中；　　其五，國民黨的「約法訓政」終於訓出專制「黨國」，離憲政不是越來越近而是漸行漸遠，到了台灣又幾乎訓成了世襲王國。在大陸，專政黨趕跑了訓政黨，一黨更比一黨革，一黨更比一黨「強」。當年把「開明專制」、和平改良視為「落後」和「無恥」，後來卻屢屢製造出「先進」千萬倍、達於無法無天之境的極權暴政而不可自拔，欲走一步登天的捷徑，卻入萬劫不復的陷阱，這真是報應不爽；　　其六，孫中山「土地國有」的「社會革命」終於在毛澤東共產黨的領導下超額完成，變成了活生生、僵死死的社會現實。土地與資本脫出經濟的正軌，附於政治的危牆，幾經暴力折騰，致國民財富大幅縮水。到了鄧小平時代，中國又退回到名曰「改革開放」、實即土地與資本回歸經濟常軌的政策。人們可曾想起，百年前梁啟超曾說過「社會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這一樁樁、一件件的歷史事實，又分明驗證了當年立憲派梁啟超們所言非虛，其先見之明、後判之准，實勝其論辯對手千百倍。如今，一百多年已經過去。百年間反覆破壞了「舊中國」且始終領導著「新中國」的，當然不是「無恥之尤」的立憲派，而是革命黨、更革命黨、最革命黨、以及最革命黨之「太子黨」。而立憲派梁啟超們，及其思想上、政治上的繼承者們，終究是花拳繡腿、不堪一擊，日益沉淪衰弱。終於在1949年的大決戰中精神家園失守，靈魂流離無蹤。更在1957年號稱「陽謀」的另一場大論戰中遭到「無產階級革命家」輩的大舉偷襲，以至香消玉殞、灰飛煙滅。事實勝於雄辯，百年歷史已經證明，在立憲與革命的競賽中，勝利百分百屬於革命無疑。是故，直至今日，中國也仍然沒有真正立憲法、開國會，更沒有自由的黨爭和公正的選舉。得承認，早就有人告訴過我們這樣的結局。　　201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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