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名為「女權」的幻覺

女權癌的崛起與養成一場名為「女權」的幻覺文/楊波女人其實並不想要男權社會裡為男性所據的那些地位和勢力，她們只是以為自己想要。由2015年春節聯歡晚會掀起的一波「女權主義討論熱潮」，到現在依舊沒有消散。但在中國，那首《女神與女漢子》之歌之所以令不少識文斷字的都市女性按捺不住怒火，掀開自己女權分子的蓋頭來，與其說因為她們基於性別意識的自尊遭到冒犯，不如說因為她們意識到那首歌毫不遮掩地將女性完全物化為男性附屬品的修辭方式，已與自己可以驗證的社會環境不符，甚至形成某種妨礙時代進步的阻力。請注意，傷害到她們的僅是修辭而已，她們嫌它土，換成《維多利亞的秘密》她們或許就閉嘴了。那些或許在鄉鎮還行得通的笑料，對她們所熟悉的、以偽善貫穿其中的都市兩性模式而言則顯得過於直接了些。因此，即便她們不折不扣地身居於那首歌所勾勒的價值體系之內，也仍決定站出來將其調整——更準確地說是裝點一番。各位，沒有什麼覺醒，也沒有什麼正義，只有文明的鐵蹄。直男癌和女權癌實是同一種絕症。連女性主義者自己也不能否認，女性主義僅在客觀操作上具有意義，如在加長產假時間、兩性同工同酬等社會規則制定上對女性權益的謀取，卻不可能成為一種具有明確界限的思想，在此意義上它幾乎談不上是什麼主義。女性不可能具備一種獨立並完整的基於性別意識的認知體系——如果女性的完全解放指的是這個的話，這一解放並不實際。並不是說女性意識到男權的壓迫而去反抗，而是從出生就開始浸淫在男權體系中的女性獲得了這一體系的授意，讓她們以女性主義為名，以反抗男權為姿態，去對整個體系做出某種令其更合理、更合法的調整。這一體系教會她們吃飯、針織、識字、算數、審美、理性等一切，女性主義也並非源自他處。當社會發展到那些被女性覬覦的權利已不適合單單為男性所掌握的程度時，女權主義者就適時出現了。她們成為一種台階。她們並非在反對，而是在完善男權社會。日前國內的女權主義者，正是在敬崗愛業地完成這一調整工作。將半個世紀前已被西方女權運動嚼盡的那些陳詞濫調再嚼一遍，僅因為中國的倫理處境和經濟狀況已發展到相媲於半世紀前歐洲的階段。女性主義可大致分為平等女性主義（也可稱為前女性主義）和差異女性主義（也可稱為後女性主義）兩種。當下國內絕大多數女權分子呈現出的姿態仍屬於前者。她們要爭取的是男女平等，而這種「男女平等」常常激進到與「男女相同」混淆不清。如上世紀60年代西方女權運動中女性拒絕穿高跟鞋，不戴胸罩，以及抽煙和留短髮等，這些行為看似在拋卻各種男權社會強加於女性的含有物化意味的性指認，實是在試圖成為男性。她們甚至不去客觀地探討一下，不戴胸罩會令女性更舒服還是更不舒服。以性解放這一女權運動的關鍵組成部分為例。既然曾作為性被奴役，那就應作為性被解放——這一邏輯將女性與身體、身體與性相混淆。繼而身體解放與色情相混淆。作為標準的男權概念，色情既是道德訓誡的依附物，又是男權的消費品，卻在此反串為一件反男權的工具。這種蛇噬其尾的循環令女權運動成為男權設置的某種騙術。讓·鮑德里亞將這一過程刻薄地描述為「女性通過性解放被消費，同時性解放通過女性被消費」。被誰消費？當然是被主流社會，即男權社會消費。生兒育女則是女性的自然本能。這一點跟誰無論如何也破不了。在被譽為女性主義開啟者的柏拉圖的理想國里，統治階級中女性和男性擁有相同的權利，為了令他們在一切層面完全相同，柏拉圖設法將性別差異導致的干擾降至最低，譬如女性可以生育，但不可養育，孩子一生下來就被送往國家託兒所。可以受孕並生育應是女性在自然層面與男性的首要區別，為了消除這一區別，柏拉圖的辦法是將剛出生的孩子送走，女權分子的辦法則是令女性擁有獨立墮胎權。這裡有女權最偏激的一面。女權教母西蒙娜·德·波伏娃放棄生育、婚姻，並一生為墮胎合法化奔走呼號。在社會鉗制之外，她還要藉助對自然強制力的反抗來達成性平等。她藉此張揚的是屬於她一人的存在主義，卻不是應被廣大女性所服膺的女性主義。這一點千萬不要搞錯。懷孕、生育和養育是女性的權利還是義務，在解放和壓迫兩個維度上，它們都可以展開各自理據充分的闡釋。但無論任何闡釋都既是男權的，又是非自然的。而生兒育女則是女性的自然本能。這一點跟誰無論如何也破不了。再舉個例子。西方發達國家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結婚生育之後，基於高福利便至少在經濟上後顧無憂地一個接一個生下去，成為放棄其他一切社會角色的全職家庭婦女。她們選擇這種生活方式，在女權主義者看來仍舊是傳統倫理的壓迫和誘導所致，男權評論家則認為是對國家教育資源的浪費。這次男權和女權穿上了同一條褲子，他們都想把那些有博士認證的媽媽逐出家門，趕回職場。女權的說法是完成自我實現；男權的說法則是回報社會，發射其可能的光和熱——這難道是兩回事？請問，為什麼家庭婦女就不能是一種合法並完畢的自我實現？若有人規定這個，他難道不是波伏娃所宣稱的「我絕不讓我的生命屈從於他人的意志」中的那個他人？不如說是制度出了問題，不是國家浪費了教育資源，而是教育資源浪費了那些女性的青春。幸好，至少這些被浪費掉的教育資源教會了她們去選擇一種與之相背的生活。將男女差異作為前提，是被認為保守、局限的沃斯通克拉夫特進步、先見於前女性主義者之處。柏拉圖確立了一項原則：若要在政治上對兩性區別對待，就必須給出能使這種區別對待得以正當化的證據。女權主義者對這一原則的重複是：如果無法證明月經、懷孕和哺乳會令女性喪失做與男性同樣工作的能力的話，就讓她去做。但亞里士多德就能證明。他認為，根據體溫高的生物比體溫低的生物優越這一常識，因為女人的體溫比男人低，所以女人比男人低等。弗洛伊德也能證明。在說明男女不同由其生物學根源上細胞層級的不同所致之後，他認為每一個女性都在內心深處希望成為男性，女孩之所以對其母親抱有敵意，因為她將其缺少陰莖歸咎於後者，而缺少陰莖——即身為一名女性令她處於不利地位。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閹割情結」。孔子也能證明。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不勝枚舉。「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這種絕非女性所獨具，卻也一定有不少女性所具的品格，在女性主義的真正起點，英國女作家、哲學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是由兩性的教育差異所致。在18世紀的英國，庸俗、虛榮、軟弱、無知、情緒化……這些女性遭到指摘的習性正是她們從男權社會為其安排的學校——世俗社會和傳統倫理中學來，這種「虛偽的教育體系」甚至令女性「遠遠不如聽其自然所能達到的程度」。繼而這些惡習最終又會通過女性的權力反饋到社會、家庭中去，對後者造成荼害。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說的女性權力不是女權，而僅是其字面意思，譬如對兒女的影響便是其中最大一種。近日有一條新聞，湖北孝感一位24歲姑娘因嚴重精神病遭到父母監禁5年致殘，而其病因源自其母葉氏當年反對她談戀愛，並將她當街大罵，令她遭受刺激。葉某便行使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說的那種「令社會進步遭到挫折」的女性權力。女性通過正當的教育以成為更好的妻子和母親，更合格地擔當其社會角色，這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目的，也被視為其保守、局限的一面。請注意，與後來的女權分子不同的是，在並不奢望與男性平權的同時，她強調了女性的特殊性。將男女差異作為前提，反而是沃斯通克拉夫特進步、先見於前女性主義者之處。男女差異是根本也是絕對，是無法跨過的鴻溝，由此男女平等無解。後女性主義有一個從承認男女平等但又根本不同，到在男女不同的前提下認為談論男女平等無意義的演進過程。男女差異是根本也是絕對，是無法跨過的鴻溝，由此男女平等無解。女性主義現象學家露西·伊里加雷反對將人類在任何層面上歸於一種類型的平等觀，性別問題應始於並歸於其差異，再無其他。男女互為他者，其相互理解和承認既是不可能的，於是也是不應去嘗試的。在此，她揭穿了平等女性主義者仰仗男權的女權實現不過是一種純粹的、一廂情願的幻覺。以女權主義者為首，女人其實並不想要男權社會裡為男性所據的那些地位和勢力，但她們以為自己想要——此時，她們才真正成為其一貫陶醉於其中的、男權社會的被害者，而不是其革命者。後女性主義不是反對女性解放，而是認為女性解放這個說法本身就有問題——誰解放誰？怎樣解放？你的解放為什麼也是我的？解放後的圖景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必須放棄並反對男性和女性擁有廣泛而一致的原則基礎假定。而這一基礎正是人類社會得以運行的底座。沃斯通克拉夫特為女性奪取教育權是為了讓她們具備跟男性一樣的理性，而後女性主義者桑德拉·哈丁則將理性認定為男權暴政的壓迫工具，只因前者很難釐清上千年來男性是如何利用理性來解釋並加深對女性的歧視和偏見的。推翻理性，這就從根本上否認了人類文明，至少西方文明。如果一位女性穿一件顯露性徵的衣服出門，男權主義者會認為她是穿給男人看的，女權分子會認為她是穿給自己看的，後女性主義者則在同意女權看法的同時，認為這是穿給男人看也是穿給自己的看的無數途徑之一。這種無數途徑對原教旨女權主義的解構非常徹底，因此後女性主義可被悲觀地視為一種絕境。這或許也是女性主義恰當並唯一的下場。所以，再說一遍，女性主義只有在處理相關性別差異的具體社會事務時具備一些符號層面的用處。除此之外，它就是一種幻覺，一些反覆並口齒不清的、僅提供情緒的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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