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名著_國學導航 錢穆 《史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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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下）

　　　　　　　　　　　　　　　　　　　今天再接講《史記》。我們講過中國歷史分成三種體裁：一是記事，二是編年，三是傳人。在記事中又兼帶著記言，《尚書》是第一種體裁，以記事記言為主。《春秋左傳》是第二種體裁，以編年為主，但是在編年中又包括了記事和記言，即在記言記事之上再添上了編年。大史公《史記》以人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傳人的體裁之內，同樣包括著記事和編年。即是說：記事和編年這兩體，已在太史公《史記》以人物為中心的列傳體之內包融了。所以我們可說：中國史書有了此三層的大進步。今天我們有一個欠正確的觀念，認為進步便是不要舊的了。不曉得進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間還是包容著舊的。這才是進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進步。進步必是由舊的中間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間依然保留著舊的，那麼這個新的當然比舊的是進步了。　　太史公《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在此一百三十篇中，有十二篇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五類。本紀就是全書之大綱，是編年的。如《五帝本紀》，《夏商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一路下來到漢朝，一個皇帝一篇本紀，如漢高祖、漢惠帝，拿他個人做皇帝時從頭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綱摯領寫在裡面，所以本紀是編年的，就如《史記》里的《春秋》。　　世家是分國的，春秋時代就有十二諸侯，一路到戰國，如《魯世家》、《齊世家》、《晉世家》、《楚世家》，這些分國史當然也照年代排下，但和《國語》、《國策》不同。《國語》、《國策》是一種國別史，而且以記言為主，而《史記》世家則主要還是記事。　　此下是七十篇列傳，為太史公《史記》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獨創的一個體例。但在《史記》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經一天天地表現出來了。像《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都是一部書里記載著一個人的事與言。《論語》記言也記事，《莊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見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則是言。可見記事、記言不能嚴格分別。而記言則就特別看重到「人」。當時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寫成了一部書。《管子》雖不稱《管子春秋》，也只是講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記》里的列傳也不能說是太史公獨創，以前早就有在歷史中特別看重「人」的事實，只不過太史公把來變通而成為列傳而已。　　除卻本紀世家列傳之外，又有「表」，這也不是太史公開始，以前也已有此體裁，這是全書中最重要的筋節。如《三王世表》，因古代夏。商、周事情疏略，不能一年一年詳細編排，所以只作「世表」。春秋戰國事情詳細了，所以有《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分國分年作表，所謂橫行斜上，全部春秋戰國里的事情，是在這一年或在那一年，晉國這一年的某事和楚國這一年的某事，在同年或隔年，這都清清楚楚，一覽無遺。到了秦漢之際，秦二世以後，楚霸王漢高帝以前這一段就做「月表」，一月一月地記。《史記》中這十張表，由於事情不同而分配著來做表，真是如網在綱，一目了然。　　最後有＼＼書」，那是《尚書》體例，專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書。如記夏禹治水丶《尚書》里有《禹貢》，漢代也有水利問題，太史公就作《河渠書》，如此者幾八篇。　　因此，太史公《史記》，實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學上的各種體裁包括會通，而合來完成這樣一部書，此真所謂「體大思精」。直從唐虞夏商周一路到他這時代兩千年以卜的歷史，全部包羅胸中，從而把來隨宜表達，便有了他這樣許多的體裁。　　我曾告訴諸位，讀書該一部一部地讀。當然寫史也決不止一種死寫法，《尚書》是一個寫法，《春秋左傳》又是一個寫法，此下盡可有種種新寫法。我們此刻來講「史學名著」主要就要諸位懂得如何來寫歷史的這一番大學問。有了此學問，就可自己寫歷史。　　我們講史學有三種：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一是「論史」，史事利害得失，該有一個評判。一是「著史」，歷史要能有人寫出來。今天諸位治史只做「考史」工夫，而不能「論」，如說太史公《史記》，什麼時候所寫？到什麼時候而成？中間共分多少篇？這些都可考。但這些只關「材料」問題，諸位卻不懂得「論」。如太史公《史記》和左丘明《左傳》不同在哪裡？其間高下得失須有論。我該取法《左傳》的哪些長處？《史記》的哪些長處？再加上此刻之所需要來創造，然後能「著史」。今天我們都不再寫歷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麼呢？豈不連考都沒有了？我們的歷史豈不要從此中斷？民國以來的歷史就快沒有了，因沒有人來原原本本地寫，或寫其全體，或寫其一部分，或者寫人，或者寫事，若都沒有，大家不會寫，豈不成了大脫空。所以我們平常做學問，不能只看重找材料，應該要懂得怎麼樣去「著書」，怎麼寫史？像《西周書》，像《春秋左傳》，像《史記》，這都有一個間架。像造房於，先有一個大間架，至於一窗一門，小木匠也可做，大的間架就要有人來計劃。一窗一門拼不成一所房子。要先有了房子的間架，再配上窗和門。諸位做學問，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僅能一段段一項項找材料，支離破碎，不成學問。大著作家則必有大間架，而大間架則須大學問。今天所講的體裁，也只是一個大體，而不是有一死格局固定在那裡。如說春秋戰國可寫分國史，太史公把每一國家作為「世家」，但到漢代，已和從前不同，變了。如張良封為留侯，但張良並無一留國傳其子孫。如蕭何，封為鄼侯，但也只是封他鄼地，使得「食祿」而已。鄼與留都非一獨立的國家，但既封為侯，太史公《史記》也把來列入『世家」，這豈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此其一。　　又如寫孔子，照例當然是該稱「列傳」，而太史公《史記》卻特別把孔子升上去，立為『孔子世家」。在春秋時，並沒有封孔子一個國，孔子也沒有土地傳子孫，並且也不能像張良蕭何般有「爵」位傳下，怎麼太史公卻來寫孔子「世家」，這豈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之尤嗎？但我們到今天，才知太史公見解之偉大。我們今天來到台灣，亦尚有孔子的七十六代孫在台灣，可說在中國，只有此一世家永傳不絕。此見孔子之偉大，但亦見太史公見識之偉大。他寫《史記》就是學的孔子《春秋》，在他心目中，就覺得孔子是全中國歷史上人物中最偉大的一個，所以他自破其例，作為孔子「世家」了。太史公更無法拿一句話來講出孔子之偉大，來講他和其他諸子百家之不同，他只在寫孔子的題目上把「列傳」換了「世家」二字，用此來講，比講其他話更來得明白有勁，那是《史記》之「自立例而自破例」。只因後人都尊孔子，才不覺其可怪，不多加批評。　　而太史公《史記》中又寫了一篇《項羽本紀》，那似乎更荒唐了。直從《五帝本紀》、黃帝到堯舜而下，夏、商、周、秦等本紀，以至《秦始皇本紀》，接下是漢高祖、漢惠帝，豈不順理成章，而中間卻橫插進一個項羽？項羽不成一個朝代，他只是個短暫的過渡人物，而太史公特地寫了一篇《項羽本紀》，於是遭受到後人不斷批評。但秦是亡了，秦二世已投降，漢高祖還未即位為皇帝，中問所謂秦楚之際的一段計有五年，太史公把來放在項王身上，「本紀」本只是把來編年的，那麼項工這幾年也自該稱「本紀」了。但太史公《史記》又並不稱為《西楚霸王本紀》，而連姓帶名直稱《項羽本紀》，在這一顯然不妥的題目下，卻自見太史公有一番深遠的意義。秦亡了，漢沒有起，中間有項羽，然而他又不成為一個朝代，只是一個人物，因此他雖是位為西楚霸王，而《史記》不稱《西楚霸王本紀》。雖則大家都稱他「項王」，太史公文章里也有稱「項王」的，但題目上則稱《項羽本紀》，這實在又是太史公一番了不得處。後人批評太史公，說其書「疏」，如項羽怎能立本紀，孔子怎能立世家？不是大大的「疏」嗎？疏是不細密，粗枝大葉，有忽略處。或又稱之曰「好奇」，如項羽怎立本紀，這不是好奇嗎？其實這種評論難免淺薄，不能深切地來欣賞太史公《史記》之與眾不同處。到了《漢書》，那就改稱《項羽列傳》了。可是漢高祖元年稱王，項羽已死，項羽又不是漢代人，而作《漢書》的又不能不載有項羽，然則把項羽列漢初，豈不成了密中之疏嗎？可見此等爭論都很淺薄，不值得爭，而太史公把項羽列人本紀也自有他的妥貼處。幸而孔子是春秋時代的人，班固作《漢書》寫不到孔子，否則豈不也要將《孔子世家》改成《孔子列傳》嗎？這種地方，我們正可見太史公《史記》之偉大。只就列傳一體論，就有很多了不得的地方。即如先秦諸子方面，孔子作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傳》，此又是一特例。《史記》並沒有《墨子弟子列傳》，或孟子苟子弟子列傳等。在戰國時，所謂儒分為八，墨分為三，但太史公只寫一篇《孟子苟卿列傳》，把孟荀兩人合在一起。直到今天講戰國儒家展就是孟、荀兩家。在漢初，本是道家、法家思想盛行的時代，要到漢武帝表彰五經以後，才是儒家思想盛行，而大史公寫了一篇《老莊申韓列傳》，把法家申不害、韓非和道家老子、莊子合成一傳，說法家思想乃從道家來，此種見識，又是何等偉大。諸位說自己只研究歷史，不管思想，但在歷史中又如何能不管思想呢？所以像太史公《史記》那樣寫《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只幾個題目便已可說偉大極了。其他諸子，零零碎碎，都附在《孟子荀卿列傳》里，到了民國初年，大家又認為太史公忽略了，對墨子沒有詳細寫。其實太史公所忽略的也不只墨子一人。可是墨子思想從漢到清都不顯，他的地位遠不能和太史公所舉的孟、荀、申、韓、老、庄並舉。只就此一點看，可見太史公講戰國學術思想也已經是獨步千古的了。他父親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最佩服道家，也有一番極精到的言論，太史公承父遺命來寫《史記》，而《史記》里對百家觀點，便和他父親的觀點不一樣，司馬遷把他父親的見解和他自己的見解都清清楚楚地收在《史記》里，真可稱得上良史。　　諸位讀《史記》，首先該讀《史記》的《自序》，第二要看《史記》的目錄，這些都約略講了。此外我再舉出幾個另外的觀點：第一，《史記》雖為第一部正史，太史公和他父親雖都是漢朝的歷史官，但《史記》並不是一部官史，而是一部私史。即是說《史記》乃私家的著作，而非政府衙門裡照例要寫的東西。換句話講，這在當時是「百家言」，非「王官學」。太史公學孔子《春秋》，孔子自己正講過：「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本不應由私家寫，而孔子竟以私家身份來寫了，所以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天要來辨太史公《史記》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舉幾個簡單的例來說。《太史公自序》上就說：「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這明明說此書是一家之言了，明見不是部官書。又說：「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所以要「藏之名山」，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師——長安，易得識者和傳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後世有聖人君子更渺茫。不像我們現在，書沒寫好，就要流傳，一出版就有人來買來看，這是觀念上不同。而太史公《報任少卿書》里，還有兩句更重要的話說：「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謂「天人之際」者，「人事」和「天道」中間應有一分際，要到什麼地方才是我們人事所不能為力，而必待之「天道」，這一問題極重要。太史公父親看重道家言，道家就側重講這個天道，而太史公則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講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間的這個分際何在？而在人事中則還要「通古今之變」——怎麼從古代直變到近代，中間應有個血脈貫通。此十個字可以說乃是史學家所要追尋的一個最高境界，亦可說是一種歷史哲學。西方人講歷史哲學乃是一套哲學，只把歷史來講。若說中國人也有歷史哲學，應該不是一套哲學，而仍是一番歷史，只是從歷史裡透出一套思想來。即如說「究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這才真是中國人的歷史哲學。此後太史公《史記》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寫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這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偉大理想和偉大見解了。　　在《太史公自序》里只說「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此兩句話十二個字，其實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國的學術分野：一個是王官之學，就是六經；一個則是百家之言。在六經中也就有各種講法，如《春秋》有《公羊》、《穀梁》。《左傳》。他著《史記》，要來「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整個學術之各部門，要來辨其異同，編排起來，而從此中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可是此處十二個字與上引十個字見解工夫究有不同，只是他說要「成一家之言」，則兩處一樣，並無異說。　　其次要討論他的書名稱「太史公書」，這是他的私人著作，所謂「成一家之言」的，而後人稱之為《史記》，這是後起的名字，只是一個普通的史官記載之名。現在要講「太史公」三字，這更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司馬遷的父親做漢代的史官，司馬遷書里就稱之為「太史公」，而史記里有許多司馬遷自己的言論，開頭也便說「太史公曰」，則司馬遷又自稱「太史公」。此三個字究該怎解呢？《史記集解》引如湻說：『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這應是一很高的官，待漢宣帝後，始把「太史公」改成了「太史令」。這是如湻的說法。但在《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百官志》里，只有「太史令」，無「太史公」。「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小官，怎說它位在丞相之上。但我們又怎知《漢書·百官公卿表》不是根據了宣帝以後的官制呢？而且如湻的話根據衛宏，而衛宏是東漢時人，那麼這問題還該細探，不該如此便解決。在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里說：「向者仆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可見太史公自己也說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決不在丞相之上。下面他又接著說：「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若位在丞相之上，則決不和卜祝並舉。《太史公自序》里，司馬談又說：「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可見司馬遷父子當時是做的「太史令」，決沒有錯。但因尊稱他父親，故改稱「太史公」，後來他寫《史記》也便自稱「太史公」，而其書即稱《太史公書》。但為何司馬遷只做的是「太史令」而他敢自稱「太史公」呢？有人說這是他的外甥楊惲稱他的，也有人說是東方朔看他書時所增的。我想這些話都不可靠。他在《自序》里已稱《太史公書》可證。但他《報任少卿書》開頭就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云云，那時的司馬遷已經不做太史令，而為武帝之「中書令」，為何一開頭便自稱「太史公」？至於「牛馬走」三字應是對任少卿之謙辭，不應說是對自己父親太史公之謙辭。那麼此書首太史公三字，或許可能是後人增添進去的。現在再複述一遍，專查《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百官志》，來駁集解如湻說，這最多只有到七八分，未達十分。今引太史公自己。的文章《報任少卿書》，明雲「廁下大夫之列」，又《太史公自序》明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那才是十分的證據。《史記》上究竟是「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呢？抑為「太史公」呢？則又要追究到《史記》的版本問題上去。至於像「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九字，卻盡可存而不論，而搖動不了我所要作的最後定論。這不是已經解決到十分之見了嗎？然而我還有一講法，講到書的背面，字的夾縫裡去。所以考據之學有時很有趣味、很撩人！諸位當知，衛宏如湻所說：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本上丞相；為何如此般信口胡說，在我認為那是衛宏如湻誤以當時司馬遷充當了「中書令」而又弄成了「太史令」。他《報任少卿書》是一篇千古難讀的好文章，清代包世臣《藝舟雙揖》中曾提到他讀懂了這文章，我今也敢說，我也讀懂了這一篇文章，那文章難在一時捉不到要領。我試約略敘說如下：因太史公直言李陵的事，漢武帝生他氣，但愛他之才，並不願意殺他。定了他死罪，還可自贖。但太史公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既沒有錢贖，還有一個辦法可以免死，就是受腐刑。這事在太史公心裡最難過。但他結果自請受腐刑，把他生命保全了，主要是為他書沒有寫完。所以他在這文章里特別講到受了宮刑不算人，來道出他為何不自殺，只為了要寫完他這一部《史記》。而漢武帝則特別愛重他，因他受了宮刑，遂得派他做中書令，即是當時的內廷秘書長。他朋友任少卿認為他既為武帝最親信的秘書長，應可幫任少卿講話。而司馬遷之意，他下半輩子的生命，則專為寫一部《史記》，再不願意管其他事，講其他話。直從他為李陵事述起，來請他朋友原諒。至於贖死罪，只幾十兩黃金便得，而司馬遷家裡竟就拿不出此幾十兩黃金。而那時朝廷貴人家裡千金萬金的多的是。這篇文章意氣運轉，非熟讀不易曉。至於衛宏如湻所說，則正是司馬遷做中書令時的情形。若說天下計書先上中書今，後上丞相，那是不錯了。而那時的中書令則正是太史公司馬遷在做。若說當時一個秘書長的地位還在丞相之上，這也未嘗不可如此講。或許衛宏如湻弄錯了，把中書令誤會到太史公。若如我這般講，講出了衛宏如湻因何而錯，才可以說考據到了十分。因此我們就證明漢代並無「太史公」這一個官，這樣我就對《史記》的大概情形講完了。　　我想再講一些關於《史記》的文章。當然我們讀《史記》，主要在讀他的事情，不在讀他的文章，而好多大文章又是在言外的。如我所舉《孔子世家》《項羽本紀》之類，此皆有甚深意義可尋。但下到魏晉南北朝時代，崇尚驕文，便都看重班固《漢書》，不看重太史公《史記》。直要到宋代以後，才看重《史記》更在《漢書》之上。明代歸有光就是用功《史記》的，清代方望溪承之，有一部《歸方評點史記》，為清代「桐城派」所重視。直到曾國藩始主再把《漢書》駢體來補充進《史記》散體中。至於班固《漢書》批評《史記》，說其文「善序事理」「辯而不華」「直而不野」「文質相稱」「良史之才」，此是以史書的眼光來作批評，和歸方桐城派以文學眼光來作批評不同。但我還是主張以大著作的眼光，該以其成為一家之言的眼光來作批評，當更可看出《史記》文章之高妙。總之，太史公不僅是中國千古一大史學家，也是千古一大文學家。他的文章除《史記》以外，就只有《報任少卿書》一篇，此外都不傳了。好了，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