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是一個民族的推動力

　　——中國近代轉型的一條思想脈絡

　　我們常聽說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地大物博的國家。其實地大物博已經說不上了。至少物不怎麼博，我們的石油恐怕也不夠用，我們的糧食將來也可能有問題，我們的土地也不豐富，土地資源也面臨著很多的問題。所以，地大呢，還能夠勉強地可以說。歷史悠久是真的，這個是世界上所謂的四大文明古國真正延續下來的，文明沒有中斷過的，也就是中國和印度。而印度經過長期的英國殖民之後，完全地轉型為一個現代國家。雖然它今天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是它走入現代的門檻，至少要比中國要更早一些，更成熟一些。所以，從四大文明古國來看，巴比倫已經消亡，今天的埃及也不再是那個造金字塔的埃及，埃及也是一個現代化的文明國家，是一個已經跨入現代門檻的國家，不再是那個古代型的埃及。只有中國，真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我們的政治方式，很多生活方式，如果從廣大的農村，從中西部地區來看，跟秦始皇的時代，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差距。哪怕我們可以看電視、用手機、開汽車，但是我們的思維方式，日常的政治生活方式，乃至精神生活方式，仍然是焚書坑儒時代的模式。現在有很多人甚至會這麼想：焚書坑儒有什麼不好。前段時間我有人在我的博客里留言：「焚書坑儒有什麼不好，都讓你們亂說亂講，那不亂套了，還是焚書坑儒好，這個世界還是需要有權威，需要有人來搞焚書坑儒。」所以這樣的聲音，在中國今天，也不是孤立的。

　　中國在有些方面已經非常現代，甚至是後現代，「神七」都要上天了。但是，在更多的方面，我們平時都能遇到的，往往沒有往更深層次去想的問題上，我們仍然停留在古代。我們有很多東西，跟世界上是不一樣的。我們有中國特色。這個中國特色是什麼?概括的說，中國特色就是像中國古代那樣的東西。中國特色就是要跟世界上走在我們前面、比我們發達的國家不一樣的那些特點。中國確實很古老，中國有四千多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在世界上還活著的國家當中，它至少是最古老的。或者說跟印度一樣古老，但是印度已經轉型了。

　　這樣一個國家，有這麼漫長的歷史，歷史跟我們生活的關係是最密切的。我們沒有一個時刻，不生活在歷史當中;我們不可能在任何一個地方免於歷史之外。我們知道新昌有個大佛寺，還有一個唐詩之路，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屬於歷史，而這恰恰就是新昌最有生命力的東西。新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分量，有位置，可能也是因為這些。沒有這些，新昌可能就不具備在全國人心目中有一種文化的含金量。所以，歷史賦予一塊土地以生命，歷史也給一塊土地帶來生機。很多地方，比如紹興，它靠歷史就可以吃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或者更長遠。一個魯迅故居，也許就可以讓紹興幾代人都吃用不盡。當然今年開始，魯迅故居開放了，門票免了，但據說國家是給它貼了一大筆錢，每年要給它巨額的補償的。當然，門票的收入僅僅是魯迅故居的一個非常小的一個數字。更主要的是，它每天所帶來的客流，足以讓這個中等城市長期地保持繁榮。所以，有時候歷史就是經濟，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但是，停留在書本上的歷史，你也可以說它什麼都不是。因為它不是生產力，它不能帶來物質的東西，不能兌換成現金，不能兌換成柴米油鹽，在人們的心目中，非實用的東西多數時候是沒有分量的。因為它無用，因為它不能和物質等量交換。從這樣的實用論出發，包括歷史在內，一切文化的東西都沒有價值，而中國恰恰是一個實用理性非常發達的國家。

　　從諸子百家開始，我們的文化就是實用文化，缺乏超越的維度。我們沒有宗教，這樣說並不意味著中國人完全就沒有比如佛教道教這樣形式上的宗教。而是說，從本質意義上說，中國人是不信神的，至少是大部分人心中是沒有神的。一個心中有神的民族是不會有毒奶粉的，至少不會嚴重到這種程度;更不會有黑磚窯，因為有神的民族是有道德底線的，很難想像去做這些傷天害理，尤其是傷害嬰兒的事情。中國這個民族先天的就是一個無神的民族，一個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一個講究實用理性的民族，一個處處都講利益、講實際的民族。著名的政治學家蕭公權，1949年以前他是81個院士之一，回憶當年在美國讀書時，聽過杜威的好幾次演講，。杜威的演講很不好，因為杜威演講的時候拿著稿子在那裡念。其實，在那裡念是沒有關係的，他聲音很小，下面的人都聽不到，那個時候沒有麥克風。所以呢，他講什麼，只有前面幾排的人大致上能聽到一點，後面的都聽不到。而且他講的很深，他講的哲學很深刻，又理解不了，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什麼都沒聽到。

　　但是在私人交流當中，在講演結束以後，小範圍的座談當中，杜威的魅力讓所有的學生包括我們中國學生都非常地喜歡，因為他非常具有親和力，為人非常隨和、誠懇。當年這位中國學生蕭公權曾問過他這樣一個問題：「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杜威的回答只有一句話：「中國文化太過度了。」我理解「太過度了」就是太成熟了，也就是太世故、太實際的意思。中國的實用理性高度發達，超越的理性或者說終極關懷的追求，在非實用的信仰、精神層面，是非常稀缺的。佛教也是外來的，不是我們中國固有文化中土生土長的。中國的本土文化中，孔子是不講鬼神的，不會發展出宗教。他是講日常倫理的，是講人際關係的。所以中國最發達的是什麼?是人際關係。

　　直到近代，中國才開始發生變化。這個變化來得太晚。實際上，西方傳教士在明代就已到達中國，利瑪竇等人不僅與徐光啟合作翻譯了一些書，並且天主教之類的宗教帶到中國，但是沒有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紮根。更早，在唐代基督教就傳到了中國，那時叫景教。1793年，英國派的使節要來見乾隆帝，還為是否下跪、如何下跪的事折騰得翻來覆去。好不容易人家願意一條腿下跪，算是接受了。他要送禮物給乾隆時，乾隆說泱泱大國，什麼都有。人家那個時候來就要通商、貿易的，但是我們不接受。所以這個事就拖了下來，拖到了1840年。1793年到1840年這個中間，世界在高速發展，西方在不斷變化，在各個層面——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而中國仍然停留在原有的農業文明狀態。等到人家用大炮來敲國門的時候，我們才發現我們根本就不是別人的對手，這個大國不堪一擊。近代的序幕是被外國人打開的，我想說的是，歷史有很多的偶然性，每一個人物的出現，每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是偶然的。但是這個偶然是由無數的偶然構成的，無數個偶然加在一起，就是一種必然，就是一種宿命，是一種很難超越的宿命。如果我們不理解它，我們很可能永遠都走不出來;如果我們理解它，反思它，我們有可能早一點走出來。

　　美國一個漢語名字叫史景遷的漢學家，也是一個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寫了很多中國歷史書，其中一本書在美國耶魯大學等大學曾經作為教科書，叫做《追尋現代中國》。這本書在美國以及其他的美國高校都曾經當做是中國歷史教科書，是他寫的。那麼史景遷這個人，確實是一個我們中國人看來，很不容易的人。他能夠傲然獨立，耶魯大學的校長給他當都不要當，寧願做一個普通的教授。這個在中國是很難想像的。我們知道前不久發生一起新聞——在深圳，有四十個大學教授去競爭一個小處長的職位。可見這個處長，這個小小的處長比四十個大學教授要值錢。這就是中國的現狀。那麼在美國，一個教授可以拒絕當一個天下名校的校長。耶魯大學在美國也是非常有名的，排在前面的幾大名校之一。當耶魯大學校長這個誘惑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斷然拒絕了。他願意繼續做他的中國歷史研究。那麼這本《追尋現代中國》就是史景遷先生最重要的一本書。這本書呢，多年前，我在國內的書店裡買到了，薄薄的一冊，當時很納悶，《追尋現代中國》怎麼寫到1911年就戛然而止了。後來我看到台灣版的三大本《追尋現代中國》，才恍然大悟。這個三大本是這樣構成的——第一本從1600年寫到1911年，第二本從1911年寫到1949年，第三本是從1949年一直寫到1998年。在史景遷眼裡，把現代中國的起點推到1600年、也就是明朝末年開始，大致上400年的歷程。他把追尋現代中國過程放在400年的歷史背景中，穿越古代到當代這樣一個歷史時空，我原來看到的譯本只有三分之一。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就是追尋現代中國的歷史，或者說追尋現代中國的一個過程。默雷給我起了一個太大的題目——近代歷史與文化。這個題目其實是沒法講的，一個晚上也講不完，三個晚上都講不完。近代歷史和文化，這簡直是一門課程，可以開一個學期的。所以呢，我今天晚上只能簡單地大致上地講一點我對中國近代史和近代文化的一點個人心得，與諸位交流。

　　我想先把這個中國近代史就做這樣一個界定。我把它的時間起止基本上放在中國從古代向近代轉型，是從1895年也就是甲午戰爭失敗引發才維權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1840年以來的50多年時間，可以看做是一個序幕，中國人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要在文化上、制度上有什麼改變。魯迅評《紅樓夢》時說過一句話：「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紅樓夢》的那個時代，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大一統集權制已面臨崩解，只有賈寶玉領會到了大廈將傾，他的結局是看破紅塵。某種意義上賈寶玉也可看成是曹雪芹的夫子自道，代表了曹雪芹的一種意識。我們今天特別推崇康、雍、乾，所謂的「康乾盛世」，其實所有「盛世」都意味著「衰世」。有盛必有衰，而且盛世當中往往問題更大。所謂「盛世」一定是統治者製造出來的，不能說所有「盛世」對老百姓都沒有任何好處，在某些物質方面也確能提供一些保障，讓你吃得更多一點、更好一點，穿得更漂亮一點。但「盛世」的背後一定是危機，因為造成「盛世」的一些原因本身就會導致它走向衰落。

　　世上沒有永遠的盛世，爬到山頂就意味著要走下來。歷史一定是曲線的，不是直線的。即使是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美國這樣的國家，也有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社會的進程也是波浪式的，只不過人家那個曲線波浪比較小，小曲線而已，這個波浪震蕩一下很快就會過去，三百年內基本上可以保持穩定，政治制度不動，四年一輪的選舉可以正常進行，即使在世界大戰期間，選舉也照樣舉行。像英國這樣的國家，跟美國體制不一樣，它是君主立憲制，在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領袖丘吉爾就得下台，因為建設的時期到來了，不再需要戰爭的英雄，而需要新的面孔。這就是人家的體制。所以人家儘管也有曲線，但不是大起大落。美國憲法可以保證幾百年沒有大的變動，最多幾條修正案而已。中國從晚清《欽定憲法大綱》以來，不知換了多少個憲法，有印象的至少是十幾、二十部了。所以，在一個沒有踏上現代制度的國家，它的起伏是非常大的，但是意識到這個起伏的，意識到這個時代危機的往往是少數人，甚至是極少數人。這些人就像是這個民族的先知。

　　從1840年到算起，到1949年，這一段我們通常可以稱為近代史。我個人把它劃成兩個段落，第一段從維新運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大致上三十年;第二段從五四到1949年，也是差不多30年。維新運動之前，

　　在乾隆之後的中國，龔自珍就是賈寶玉式的人物。毛澤東很喜歡龔自珍的詩「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他的名聲很響亮。如果不是因為這個，今天知道龔自珍的人會更少。其實龔自珍寫得最好的，不是他的詩，而是他的論文，那些些政論小文章。龔自珍1840年去世，死的時候恰恰是鴉片戰爭發生時，他死在時代的交叉點上。他謝世之前，就意識到了中國農業社會已面臨巨大危機，大的災難即將降臨，他甚至預測到了死後幾十年的光景，會有一場地動山搖的動蕩。這場動蕩後來就由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做了見證，證明了他那個預言的準確性。他其實不是依靠科學的推理，他只是一種直覺。他感覺到這個社會已經潛伏的危機，馬上就要出問題了。他意識到的問題是：建立在農業文明上面的王朝政治自然循環的這一套，從「盛世」必然成為「衰世」，一定要衰弱。而且他看到當時的中國社會，滿眼看去都像是「盛世」，到處都是鶯歌燕舞，燈紅酒綠，人們過的是安康幸福的小日子。表面現象是這樣，但這個社會的骨子裡，不僅沒有好的宰相，連好的工匠也沒有，像樣的讀書人也沒有，街頭巷尾就是連個好的小偷都沒有，各行各業都不行了，沒有像樣的人，所以他認為，衰世已經降臨，中國面臨巨變。可惜他死得太早，沒有看到後面中國的天翻地覆的變化。1840年，他就死了。

　　龔自珍是一個傳統的中國讀書人，會寫詩填詞，會寫文章，但是他一本外國書都沒讀過，外面的世界是怎麼樣的，他連做夢都沒想到過，他純粹就是憑直覺，憑感悟，說出這些話，所以他是一個賈寶玉式的人物，領會到了中國農業文明的大廈將傾。所以，我說他的那些文章是舊時代的輓歌，又是新時代的預告。它預告著一個他所不認識的時代要降臨。跟他同時代一個與他齊名的湖南人魏源比他活的晚一點，活到了65歲，死在杭州。魏源就看到了近代變化的序曲，跟龔自珍不一樣的地方，魏源受林則徐的委託，編了一本《海國圖志》，那是一本地理書，裡頭介紹了世界上許多國家。可以說，到魏源這裡，已把眼睛睜開看見世界。看到外部是怎麼樣的，甚至介紹了美國的民主制度是怎麼樣的，華盛頓打贏獨立戰爭回家去了，沒有稱王。講到英國議會是怎麼樣的，議員是怎麼選出來的。與魏源同時代，一個做過福建巡撫的徐繼畲編的地理書《瀛環志略》，也有對美國政治制度的介紹。龔自珍之後，中國人開始了解原來世界上不只有中國一種文明模式，不只有中國一個國家，而且其他國家有很多的制度，甚至比我們還要先進，我們原來以為秦始皇定下來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最好的制度，所謂的郡縣制，這套王朝政治的模式一直持續到清代，我們都以為這就是世界上政治制度的典範。18世紀，法國人都認為中國很好，等到19世紀以後，我們才發現，原來人家已經超越了我們。其實，人家早就超越了我們，兩千五百多年前，古希臘雅典城邦就實行了公民直接投票，只不過我們不知道。那時的世界是相互隔絕的，我們根本不知道，雅典的選舉，也不知道羅馬共和國、今天仍然是世界法律源頭的羅馬法。

　　中國人喜歡講立德，立言，立功，其實這三「立」之外，還有更重要的立制，缺了一「立」就讓中國人吃了大虧。中國人也不是沒有制度比如秦始皇的那個郡縣制，也不能說它一開始就是落後的，至少在當時還是進步的。比如說唐代的一些制度，皇帝發詔書要經過一個部門蓋印，然後發下去，才是有效的。比如說，我們的御史制度。到了孫中山的時候，他還要發明一個五權憲法，在三權之外兩個權，一個考試權，一個監察權。監察權就來源於中國自己古代的御史制度，考試權則來源於綿延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用考試的辦法來選拔官員，科舉制也曾具有先進性。今天世界上的文官考試製度就是克隆了我們的科舉制度，中國是原創。但問題是我們的科舉制越到後面越走進死胡同，考試題目越出越怪異，越出越離譜，越出越遊離於現實之外，最後變成了雕蟲小技，變成了一種專門的小技巧，既不能增加新知識，又不能訓練一個人成為行政幹才。最後這個科舉制必然走向敗落。但我們不能說御史制度、郡縣制度、科舉制度在漫長的專政王朝時代從來不是好的制度，這些制度創造在我看來比四大發明影響中國還要深遠。我們今天中國動不動就是四大發明，認為這四大傑出發明不得了，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四大發明真的派上用場其實不多，我們的指南針是用來看風水，並不是用來航海的。我們的火藥是用來制鞭炮的，所以我們中國人打鞭炮特別起勁，我們也不是用來造武器的。我們的武器還沒有先進性，當人家用洋槍洋炮來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只能點點鞭炮，所以我們的四大發明其實沒有派上大用場，倒是在人家其他的國家發揚光大。但是到今天奧運會的開幕式上，我們超級的運用大導演張藝謀先生竟然還把四大發明拿出來擺譜擺一番，認為這是中國古老文明的象徵，所以也是虧他有這樣的勇氣，其實四大發明真的是拿不出手，它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技術發明，而且具有些專家的考證，我們在發明這幾樣東西的同時，或者差不多同時的時候，這世界上其他國家，人家也在同步的發明這些技術的東西，因為這畢竟是技術的東西，它不是科學的東西，科學與技術不是同一個東西。

　　每一個民族要貢獻給世界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制度，制度創造決定一切。如果一個民族失去了制度創新的動力，再也不可能創造出一種新的制度，這個民族基本上就沒有生命力了。西方社會在18世紀以後，之所以發展得特別快，就是因為他們經過一千年中世紀之後，他們從神學和教廷的統治中解放出來，經過三百年的文藝復興運動，從13世紀到15世紀，然後經歷17世紀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從19世紀開始，西方許多國家陸續建立起了以法國模式、英國模式和美國模式為標誌的政治制度。這三種制度有細差別，英國到現在為止都保存了王室，美國是總統制，法國也是總統制，但法國的內閣很強大，就是內閣對總統有很多的制約，不像美國，國務卿不是總理，是管外交的，總統是具體管行政的。法國總統下面有總理，美國總統下面沒有總理。這些制度之間因為名稱的特點都有細微的差別。但是這些制度的創造基本上給其他民族的制度創造提供了參照系。日本現在的制度是美國的麥克阿瑟將軍設計的，這位職業軍人並沒有讓日本接受美國模式，而是模仿英國模式，保留日本天皇。美國人在二戰期間叫一批學者對日本的文化、政治做了深入研究，特別是《菊與刀》那本書，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日本人有天皇要比沒有天皇好!如果天皇這個象徵性的國家元首沒有了，日本的民主政體很難長治久安，保證它的穩定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六十多年的歷史證明，日本的內閣無論如何更迭，只要皇室保持穩定，日本的整個政治就是穩定的，整個的日本社會就是穩定的。這種制度模式對日本是合適的。

　　也許中國人民就需要一個皇帝，尤其是一個好皇帝，再帶領一批好清官。最好是唐太宗帶領一批包公，這樣的模式是最適合中國人的模式。

　　秦始皇創造了「皇帝」這個詞，把「皇」和「帝」合在一起，何等的威武，何等的榮耀!傳到清代宣統末代皇帝，十幾輪大大小小的改朝換代，都是換姓不換制。有人認為，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讓中國人成了沒娘的孩子，這是最大的敗筆，九十年代以來，學術界也有一種聲音，認為辛亥革命太激進了，如果把皇帝保留下來，可能就好多了。我個人認為，如果當時辛亥革命面對的皇帝是漢族人，這個皇帝就有可能被保留下來。辛亥革命從嚴格意義上講是一場紙糊的革命，不是一場大規模的急風暴雨的暴力革命，沒有大規模的武力，只是在各個省，小部分的人策動宣布獨立，大清王朝就土崩瓦解了，天下民心離散了。原因就是漢人對晚清滿族人統治漢族人不滿。辛亥革命只完成了一個使命，就是排滿、反對少數民族的統治，它建立了表面的共和，但沒有觸動整個社會結構。所以清朝結束之後，袁世凱還是想戴上皇冠，張勳還是要擁溥儀復辟，如果不是袁世凱只做了83天皇帝夢，如果不是張勳復辟只幹了12天，在他們之後想戴皇冠的人肯定不計其數。後面的人學聰明了，再也不想戴上那頂有形的皇冠，要戴也戴看不見的皇冠。張勳復辟之後，中國大地上再也沒有出現一個有實力的軍人說要戴上皇帝帽。這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干，而是計算成敗，勝算的可能性太小。「籌安六君子」之一楊度就當著章太炎的面說，蔣先生為什麼不做皇帝呢?做皇帝，中國就搞得好了。做了皇帝，我們就可以推行君主立憲制，那些大大小小小的軍閥就可以收拾得乾乾淨淨，哪有你說一句我說一句的?你不做皇帝，人家就不服你了，你又不是皇上，說了當然不算。所以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說「毛主席一句頂一萬句，句句都是真理!」這個時候肯定比皇帝還牛氣啦!毛澤東不光比古代皇帝擁有更多的帽子，「四個偉大」，還有「萬歲!萬歲!萬萬歲!」天安門廣場上地動山搖的「萬歲!萬歲!萬萬歲!」肯定超越了古代所有的皇帝的朝拜了。那也沒有一個皇帝到天安門接受幾十萬人、上百萬人喊萬歲啊!這個時候可以說，中國的「萬歲」真是登峰造極了!但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愣是沒有說我要做皇帝，他最多說「我比秦始皇厲害多了」，他焚書坑儒最多只坑了幾百個儒，而我反右一下子打擊了據現在的統計數字是兩百萬知識分子，平反的數據是55萬多，他說，我是秦始皇加馬克思，那就更厲害多了。他還說過一句話「我是『和尚打傘』」，歇後語大家都知道後一句話的意思，這些話背後的意思我們明白，他已經超越了唐宗宋祖、秦皇漢武，他自己也說了「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而已，但是他也沒有能夠戴上有形的皇冠。他可以親自在遊行口號的後面加上「毛主席萬歲!」這五個字是他自己寫的，從此人們才敢喊「毛主席萬歲!」但是他也不敢說要去稱帝，這就是歷史的邏輯。張勳復辟、袁世凱稱帝失敗的結果告訴中國人，無論你是什麼樣的蓋世梟雄要重回頭走帝王路都已經沒戲了。

　　辛亥革命馬上就要一百年了，它所創立的中華民國現在在台灣，實際上沒有消亡，現在的總統是年富力強的馬英九，他還在延續著中華民國百年的大統。法統沒有滅，將來怎麼樣，我們不知道。中華民國當時在世界上並不落伍，它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除了中國之外，亞洲其他國家都還是君主制，都是皇帝或者酋長。辛亥革命最大的貢獻是把皇帝拉下馬，讓之後的中國人，無論三李四、阿狗阿貓，你有多大的能量，你有多大的野心，你都不敢做皇帝。這就是它的功績。至少把有形的皇冠打落在地，把延續了將近兩千年的帝王制度送進了歷史博物館。

　　從龔自珍到辛亥革命，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的序幕就有五十多年，也可以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842年在南京簽訂屈辱的《南京條約》，把香港這塊荒蕪的不毛之地割讓給英國人，那個時候香港對中國人來說，對清朝來說是一塊棄土、荒土。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香港將來會成為世界的自由港和世界貿易的大都市。從1842年到1862年，二十年當中發生了許多重大的事情，最大的事情是太平天國。但是這二十年的時間，無論朝廷、民間都沒有什麼動作來回應西方的挑戰。歷史學家蔣庭黻說過，中國人躺著睡了二十年。中國人沒有因鴉片戰爭而有任何的改變。統治者繼續像以前那樣，大臣們繼續像以前那樣，讀書人也繼續像以前那樣，農民更不用說了。沒有一個人覺得中國需要變化!後面為什麼出現變化，也不是別的原因，而是洪秀全造反，打下了半壁江山，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國。清朝的八旗軍早就沒有戰鬥力了，綠營兵也沒有戰鬥力，這個時候才開始啟用地方的團練，所以才會有湘軍，和後面的淮軍。湘軍、淮軍崛起和太平天國對抗，這個過程，他們引入外援，包括戈爾在華的洋槍隊，洋槍、洋炮讓中國人大開眼界。這才讓曾國藩、李鴻章這些人腦子動了一下，開始辦兵工廠、輪船廠，造武器、造船。中國最早辦工廠是要用機器來生產軍火，是為了應急用的，不是為民用，是急於應付國內的內亂造武器，才開辦這些企業，都是軍事目的，而不是民間商業的用途。這就是平常講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的鼎盛期從1860年代到1870年代，幾乎就是軍事功用，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付。一直到洋務運動後期才開始出現紡織企業和其它民用工業。這個階段大致上有三十多年。

　　我們自以為我們很了不起了，學得很像了，外國人打手機，我們也打手機;外國人看電視，我們也看電視;外國人上網，我們也上網。你會的，我們也都會了。你會造洋槍洋炮，我也會，你會開炮，我也會開炮。所以到1894年甲午戰爭打響的那一刻，大部分中國人都沒有意識到我們會敗給一個鄰邦的蕞爾小國，李鴻章不主戰，是因為他知道內情。主戰的士大夫是不懂內情的。結果是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多少年都恢復不了元氣。提督丁汝昌自殺，那些最有前途的艦長，像鄧世昌這些在英國學過海軍的，海軍是模仿英國建立的，艦上的口令都是用英語。但是人不如制，最好的人遇到最差的制也是發揮不了一點作用的。與其把眼睛盯在人身上，還不如盯在制度身上。先有一個好的制度，讓普通人都能發揮能量。美國的歷屆總統都不是最優秀的，都是比較普通的人。但是在那個制度下面，他就能發光發熱。因為美國最聰明的人不去競選總統。現在的黑人總統候選人已經苦了一年了，到處去拉票、籌錢，到處去演講說服人家投他一票，多難啊!我們知道馬英九在台灣那麼一個彈丸之地選一個總統，也特別困難，到處跟人握手，握手就握得就手腫起來。如果今天晚上去拜票，有一萬個人要握手怎麼辦?一個人只要我一秒鐘，你的手回來肯定是腫的。整個的選舉過程下來，最起碼得跟幾百萬萬人握手，他最後得了700萬票，我想他總跟500萬人握過手吧!他還要騎自行車去環遊整個台灣島，我想馬英九最好不要到大陸來競選。到大陸來，他就要到新疆、西藏騎一圈，還要到海南島去騎一圈。我想他肯定不死，也得脫一層皮，肯定吃不消。好在台灣小。他不騎自行車也不行啊，這證明有能力有體力來領導台灣。在一個好的制度下面，一個普通人可以成為世界領袖，可以成為受人尊敬的的人。在一個不好的制度下，一個最優秀的人，受過非常好的訓練、非常好的教育的人也可能一事無成。領導日本明治維新的一個重要人物、做過首相的伊藤博文，當年跟嚴復在英國學海軍時是前後同學。嚴復回到中國以後懷才不遇，只做到過北洋水師學堂的總教習。伊藤博文卻把日本帶入了近代化的門檻。嚴復在中國因為鬱郁不得志，另闢蹊徑成了翻譯大家，翻譯了許多一流的學術名著到中國來。兩個人，同在英國學的海軍，一個回國可以領導國家，一個回國最後鬱郁不得志而死，這兩種不同的命運就是兩個民族不同的命運，原因就在於我們中國的戊戌變法失敗了，晚清立憲運動也失敗了，所以才導致辛亥革命要把整個清朝顛覆，而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了，已經建立了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好的君主立憲制度。所以制度比人強。

　　到甲午戰爭之後，中國近代的轉型才真正上路。這個時候的中國人，特別是讀書人才開始意識到中國按照原來的道路走下去已經走不通了，必須要做出改變，必須要有新的東西。這才出現了戊戌變法，出現了立憲運動，出現了辛亥革命。在這個段落當中，文化思想層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兩個，一個是梁啟超，一個是章太炎。他們倆很不一樣，構成了一種平衡，一種互補。梁啟超主張改良，主張維新變法，維新變法失敗以後，流亡日本，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他辦《新民叢報》以及其它的很多刊物，寫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以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的文章結集的《新民說》。他提出了「新民」這個詞，而且大量使用從日語轉譯過來的概念、術語，比如，國民、權利、公德、進步……等等一系列我們今天還在用的詞。一個民族的語言是文化的核心，用什麼樣的語言就是用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包括「自由」這個詞也是梁啟超第一個使用的，因為嚴復不使用「自由」這個詞，嚴復認為「自由」在中文裡來一定會產生很多歧義，國人會以為自由就是沒有任何約束，想怎麼樣干就怎麼樣干。嚴復再三斟酌，想出了一個詞，這是一個真正的好詞，叫「群己權界」，「群」是多數人，是群體，「己」是個體，是自己，這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可以做不傷害他人的事，做法律沒有禁止的事。為了準確表達自由這個概念，嚴復用了「群己權界」這麼複雜的片語，而梁啟超很簡單，直接從日語裡面對接過來，就叫「自由」，這個詞我們漢語裡面本來就有，在先秦時候已出現這個詞。但那個自由與我們今天講的自由完全是兩個概念。今天講的自由、民主、人權在古代中國是沒有的，都是近代的產物，是梁啟超這些人從外來詞中引進的。但是詞一旦引入之後就賦予了新的涵義，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我們的漢語開始更新，我們的思維方式就有了改變。在此之前，我們只有專制沒有自由，我們只有王權沒有人權，我們只有皇帝下面的臣民而沒有國民，我們只有帝王的權力，而沒有人民的權利。有了這些概念，我們的思維方式就發生了變化，新的東西就產生了。

　　如果我們從某種意義上說，稱梁啟超是一個引入了外來文化因素的人，那麼章太炎就是發揚光大中國固有文化的人。他們構成了兩個翅膀。章是杭州餘杭人，一代國學大師，論國學水平之深，他之後還真是沒有人了。他最崇拜的人是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所以給自己起了個號叫「太炎」。他的主要觀點是種族主義，中華民族純粹的種族主義，這是最大的一個價值，當年要反對滿清王朝，孫中山這些人在讀書人當中沒有地位，黃興只是一個秀才，像宋教仁這些人都很年輕，沒有功名就到日本去留學了。在中國讀「四書五經」的人當中，章太炎本來就有名望，戊戌時代他是主張改良的，戊戌之後轉向反滿革命。這麼一個資深的、國學深湛的人挺身而出，站出來號召排滿，整個讀書人的風氣就改變了。影響之大令孫中山極為感佩，孫中山自述里稱，自從章太炎出來以後，江南讀書人對清政府的看法開始改變。其次，他反對議會制，他對中國文化認識非常深刻，但他對西方文化毫無所知，他對所有的政府都不感興趣，他認為所有政府都是罪惡，其實他是傾向無政府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不能實現只能退而求其次，他信仰共和，他主張中國要建立共和。但是光靠共和的話，他覺得中國以前是靠人治，要建立法治，但是他又沒有去過西方，也沒有學過西方的知識，對西方他是完全陌生的。他所提倡的法治只能到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去尋找靈感。他就找到了兩個人，一個是商鞅，一個是韓非子，所以他的「法治」是「法家的治」，實際上又回到古代去了。到了後面，他乾脆主張「五個無」：無政府、無人類、無聚落、無眾生……什麼都無。在種族主義的倡導上，章太炎是一個有大功的人，但是在政治制度的認識上，他跟梁啟超完全是不一樣的，他和梁啟超構成了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徑。但是他又很重要，帶了很多的學生，在日本的時候，魯迅、周作人兄弟都是他的學生。北京大學的前身叫京師大學堂，早期是桐城古文派的天下，這個北大，也就是那個不懂一個外國字，但翻譯了很多外國書的林紓(林琴南)的天下。桐城古文風聞天下數百年，在清代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安徽桐城古文的天下。它的代表人物是方苞，到了清代末年林琴南(林紓)也是它的代表人物之一，等到蔡元培當校長前後，桐城派就被章門弟子所取代。章太炎的門下弟子黃侃這些人基本上把持了北大整個文科的位置，章太炎在文化上對中國的影響很大

　　章太炎和梁啟超，一個是維新時代的中心人物之一，一個辛亥革命時期主張革命的中心人物之一，放在文化上，他們各有千秋，但是他們的主張不一樣，他們思想的方向不是很一致。我舉出他們兩個人來，為了跟下一個階段的兩個人作對比，這兩對人物之間又有一定的傳承關係。辛亥革命之後，近代轉型並沒有完成，在這個歷史段落當中，放在文化上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兩個，替代了梁啟超的影響的那個人是胡適，另一個就是章太炎的弟子魯迅。胡適跟魯迅，梁啟超跟章太炎，就是這樣一個傳承關係，一個脈絡。這兩對人物，前者都比較淺顯，大家都讀得懂，後者都比較深刻，一個淺，一個深。前面的梁啟超、胡適相對比較溫和，後面的章太炎、魯迅相對比較激烈。從梁啟超到胡適都是講自由主義的，從章太炎到魯迅，他們都是指向國民性的，更多的是來自本土資源，沒有接受多少外來資源。梁啟超和胡適學了很多外國的東西，章太炎和魯迅是把中國本土的文化發揚到極致，屬於本土資源吸收得最多的人。但，正是他們共同構成了中國近代轉型兩個段落當中的不同側面，缺一個都不可以，他們互為存在，用一個為另一個作見證。不同的是，從梁啟超到胡適，他們最後指向的都是制度，他們所倡導、嚮往、主張的都是要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跟世界文明國家接軌的制度。從章太炎到魯迅，本質上他們都對政治不屑、實際上也不懂，最後都指向政府主義，在哲學、文化上則選擇虛無主義。虛無主義恰恰是魯迅和章太炎在內在上最相通的地方，這是沒有引起學術界注意的地方。我們讀魯迅的《野草》，那種骨子裡的虛妄、絕望和虛無，是從尼采那裡來的，也是從章太炎那裡來的，都是很相似的東西。魯迅懂一點外國，但是魯迅懂的外國，主要來自德國，光是讀了尼采、叔本華，都是比較極端的東西。他缺乏的是平衡、是寬容。作為本民族的思想家，梁啟超和胡適，章太炎和魯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都是民族的靈魂，都能夠代表中國在近代所達到的高度。從梁啟超到胡適，他們更具有建設性，從章太炎到魯迅這一脈更多的是批判性。一個民族在思想文化上不能沒有批判性，而且批判性非常非常地重要，但一個民族僅有批判性是遠遠不夠的。沒有建設的批判是沒有用的，何況缺乏批判的建設是不存在的。只有這兩者合在一起，兩個輪子一起，歷史才能往前行。

　　如果從學術上說，出現在近代中國轉型期的應該是王國維、陳寅恪這些人，從學術的原創性，學術的深度來說，他們都在梁啟超、胡適之上。但在一個民族中，影響這個時代、這個民族最深、最大的是思想家而不是學問價。思想家是一個民族的推動力。我們看任何一個民族、任何制度創造的背後首先是思想創造，沒有思想，制度不可能創造出來。英國的制度來自哪裡?它首先來自於洛克這些人的思想，洛克的《政府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這些人產生這些思想之後，英國才產生了代議制，出現了市場經濟，這是有直接的決定關係的。我不是講思想決定論，但是思想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一個民族的走向。一個民族出現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能達到什麼樣的程度，這個民族的面貌基本上就是什麼樣的。比如說法國，它不是因為有了戴高樂這樣的人，有了歷屆的總統、將軍，而是因為有了18世紀的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這些人，法國的面貌才是今天這個樣子的，法國的制度才是今天這個樣子的。思想家是大腦，政治家、將軍是手腳，是行動者，沒有大腦，手腳是不知道往哪裡去運作的，它必須先有了大腦才會去行動的。我認為，對法國歷史影響最深的並不是法國大革命，而是啟蒙運動。中國也一樣，在近代歷史變遷當中，最根本的變遷就是思想的變遷。我為什麼1895年以前的中國僅僅看做是近代的序幕，真正的近代還沒有出現，就是因為還沒有產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到了1895年之後梁啟超、章太炎，包括梁啟超的師傅康有為這些人登上歷史舞台，歷史才真正發生變化。「五四」最大的成就就是胡適、陳獨秀、魯迅這些人登上舞台，這些人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未來的走向。當然，思想家不是一種雷霆霹靂的力量，不是一個疾風暴雨的力量，思想家是和風細雨的，是潤物細無聲的，是陽光、是空氣、是土壤。思想家總是要比時代超前一點，如果一個民族沒有廣泛地接受思想家的觀點、價值，這些思想家註定了要成為孤獨的失敗者，誠然這是放在某一個時段來看，從長遠來說，他們永遠不會失敗。我們知道一千年以後能夠記得當代中國的政治局常委的名字的人可能一個都沒有了，歷史會把它翻過去。就像今天讓你說出幾個唐代大臣的人的名字，幾個皇帝的名字，你能說得出幾個呢?我們記得的最多只是李世民、李淵父子，再加上幾個而已。

　　任何權力都是一時一地的，過了這個時間、這個地點，它就不是了。但是思想家，一個民族的精華人物，他是不因為時空的改變而失去他的價值的，時間過得越久，他的價值越將彰顯出來。我們今天還要談孔子、談老子，談胡適、梁啟超、魯迅，因為他們不會因為時空的改變而失去他們的價值。從穿越時空的角度來說，思想家是永恆的，他不因時間、地點的改變而改變。站在這個角度來讀，思想家不存在成與敗，只存在是和非。「是和非」是宇宙的定律。宇宙定律當中最根本的一條法則，在西方人看來，叫自然法，也可以叫人性法。什麼叫人性法?簡單的說，人性法就是只問「是」還是「非」，這是思想家要解決的問題，要解決的方向。無論魯迅還是胡適，他們在上個世紀前半葉，最終他都沒有能夠擋住日本入侵，沒有擋住國內戰爭，擋住暴力改變中國的走向，歷史沒有按照他們的意願走，這一點不足以證明他們作為思想家的價值失效了，遺憾的只是中華民族要承受更多的苦難，更多的浩劫。

　　回過頭來看，他們對中國的改變事實上也很大，梁啟超是1929年死的，章太炎是1936年死的，魯迅也是1936年死的，但魯迅活動的時間在章太炎的後面，胡適活動的時間主要是「五四」以後，梁啟超雖然還活著，但他的影響力開始衰落，胡適在上升。在他們個體存在的將近五十年的時空裡面，他們至少做到了兩點：一是通過兩代人的努力，他們成功地實現了中國人在語言方式上的變化，把中國人的語言表述方式改變了。二是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看待外部世界的價值評判標準，開始跟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融合。這就是他們的收穫。總體上講，從晚清以來，以他們這些人的出現為標誌，中國開始從儒家文化獨尊的一元文化向多元的思想發生演變，到「五四」之後，更是百花齊放，最終又逐漸回歸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一家獨尊的一元化狀態。從一元到多元，又回到一元，最近這三十年我們所走的道路事實上也只有一點，重新從一元化往多元化方向演變，這樣一個圓圈的圓圈。我常常想，一個思想多元化的時代就是一個開放社會。一個思想單一的一元化時代肯定是一個封閉社會。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今天只走了這條路的第一步，一點點，一小步而已。我們要在思維方式上要跟人類主流文明、普世價值對接，變得更加多元，從更多側面去看待這個世界，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2008年10月在新昌國稅局講，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