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與雍正較勁到底的總督

敢與雍正較勁到底的總督　 雍正四年八月，時任雲貴總督的楊名時接到了朝廷頒發的一道上諭。雍正在上諭中毫不留情地點了查弼納、楊名時、裴度、張楷、魏廷珍等督撫的名，責備他們「操守雖清而皆顧惜情面，將就求容悅於人，故內外之人皆稱譽者甚多」。在說明了這種官場風氣對吏治的嚴重破壞作用之後，雍正在諭旨中表揚了四個「模範督撫」——田文鏡、楊文乾、李衛與諾敏，說他們「實心任事，整飭官民，不避嫌怨」。他還在諭旨結尾處說：「朕深望爾等為明達體用之全才，而深惜爾等為同流混俗之鄉愿，故諄諄告誡，不憚周詳。」　　楊名時萬萬沒有料到，自己竟然成了阻礙改革深入的「絆腳石」，他只記得自己殫精竭慮，做了許多赤誠為國的實事，並無「苟且塞責，姑息養奸」。難道自己在某些方面做錯了，竟沒有覺察？難道是皇上聽信了讒言，對自己有誤解？他心亂如麻，不明所以，思緒早已飛到了往昔的歲月…… 一　　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61年1月24日），楊名時出生於江陰朝陽關。楊名時自幼苦讀經書，以「端方耿介」自持，勉力追求「正己、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為了用科舉成績證明自身的價值，也為了表明「以匡正天下為己任」的決心，楊名時一再推遲婚期，大有不中進士不結婚的氣魄。幾經坎坷蹭蹬，他終於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成為翰林院庶吉士。　　隨後，楊名時投身於康熙年間的名臣李光地的門下，李光地對他十分器重，在授課時曾經當眾表揚他說：「志氣強毅，臨事有擔當。外面卻如田夫野老，甚好。」他認為，一個成就大事業的人，除了有能力、有學識、有政治資源之外，還必須有敢作敢當的氣魄與堅韌不拔的意志，而楊名時正是具有這種成功潛質的人。　　康熙四十年，在李光地的極力推薦下，楊名時被任為提督順天學政，「雖流金之暑，見其閱卷，所著白布衫漬汗成淺皂色，不暇易。秉燭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這段記載，真實地再現了一個志士勤勉恪職的堅毅形象。　　雍正改元之後，楊名時首次上請安折就收到了新皇帝的硃批諭旨回復：「爾向來居官任聲名甚好，自茲莫移初志，益當勉之。」這說明，雍正對他印象不壞，可是，如今又為什麼要給他定下「違道干譽」、「姑息養奸」的惡名呢？　　楊名時哪裡知道，雍正皇帝對楊名時的態度變化，肇因於君臣之間往來的密折。　　密折制度是康熙所創，到雍正初年已經定型。凡地方上有所興革，該地督撫大吏必須先繕寫「興革意向」於密折之上，然後再派專人赴京呈上密折請旨，皇帝在折上寫下密批旨意，再送還給「上折人」。即便皇帝已在密折上允准所請，也不能馬上付諸實施。因為從密折的創意來看，它不過是君臣私下互通信息的一個秘密渠道，有利於皇帝迅速了解地方上的實情，遙控指揮督撫大吏，鞏固皇權。但皇帝的個人意見還不能當作朝廷頒發的正式公文。正式公文的形成還需要督撫在吃准了皇上的旨意後，另行繕寫可以公開的奏章，經皇帝批閱後交內閣評議，最後由皇帝綜合各方意見決定是否准行。這是地方興革得以實施的必經程序。密折與奏章的並行，可以確保在地方督撫大吏與中央閣部大官之間實現權力的制約，督撫不得借密折侵奪閣部之權，閣部也不得以「廷議」來阻礙督撫的興革建議，最終實現在皇帝一手把持之下，國家機器高效運轉的目的。　　雍正登基之後，以務實求真、雷厲風行作為自己的勤政原則。他每天都要批閱大量的密折和奏章，少則一二十件，多則三四十件，而且有時為了表明自己的看法，他還要洋洋洒洒地細細述說，以至於有時批語比奏摺本身的文字還多，這就導致他常常要工作到深夜。為此，他期盼各地督撫們所上的奏摺內容務實，言簡意賅，不利用密折頻繁上奏，討好皇帝，挾制上司，恐嚇下屬。　　雖然雍正與楊名時素未謀面，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君臣關係還算融洽，雍正曾經親手題字「清操夙著」賜予楊名時，以示褒獎。但同時，雍正也不太欣賞楊名時的工作風格，他認為楊名時「太軟些」，有看重並依從下屬的毛病。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發生了楊名時在奏章中泄露皇帝密批的事件。這是雍正最忌恨的，因為這會導致內閣大學士在討論地方興革時，鑒於皇帝已有的看法而不敢提出自己的主張。雍正認為此舉破壞了督撫與閣部的權力平衡，於是停止了楊名時的密摺奏事權。　　雍正三年夏，時任雲南巡撫的楊名時為此上「請安折」，請雲貴總督高其倬代為呈遞，雍正不願接受暗中道歉，公開下旨予以拒絕。在高其倬的點撥下，楊名時又上奏章，公開認錯，稱泄露密折並非故意，請求恢復密摺奏事權。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楊名時接到聖旨：「楊名時既知過失，懇切奏請，仍准摺奏。」四月二十日，楊名時登上了宦海最高峰，成為兵部尚書、雲貴總督兼雲南巡撫。雍正在任命詔書上很有權術而又極為坦誠地說：「前因人捏陷爾奏之，朕偶失斟酌之，所疑今已明白，何罪之有？朕再不粉飾一時之誤，枉罪汝也。朕之性情如此，不畏有過，但慮朕不能改耳。往事當釋然於胸，不必絲毫繫念也。」　　表面看來，君臣兩人的誤會已經渙然冰釋。楊名時也恭謝天恩，感激涕零，決定為國盡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惜，他高興得太早了。　　此時的雍正正在醞釀一個大動作。在解決了兄弟與他爭奪皇位的遺留問題以及處理了隆科多、年羹堯等危險政敵之後，他將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整頓官場風氣上。　　康熙晚年，由於滿足於現狀，官場上的確出現了虛詐、迎合、粉飾、浮誇的污濁風氣。許多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去辦實事，只求一個廉潔安分的虛名。為了保證自己掌控的國家機器自始至終高效運轉，雍正打算自上而下地剷除那些碌碌無為的「木偶」清官。此外，雍正對科舉出身的文官也一直心存芥蒂，而對直言敢諫、特立獨行，以道義自負而又「妄談國是」的古代士大夫的清議傳統則更是厭惡，他最不能容忍那種自許清廉而又保持獨立人格的「海瑞罷官」式的行為。在他看來，這種「潔己沽譽」的「巧官」比貪官污吏更壞。因此，他的整頓利刃一旦出鞘，懲處的將不僅僅是沒有作為的清官，更有那些心懷清流傳統的持獨立人格的清官。　　而楊名時恰恰屬於後者。他成了雍正「排除貫徹自己改革路線的人事阻力」的典型人物。雍正的理政風格是雷厲風行，而楊名時的風格則是春雨潤物。雍正對此不大滿意，因為他剛勁的政令每每到了楊名時的轄區就會被分解、柔化，而且楊名時還因此得到了百姓的讚譽。雍正覺得楊名時就是孔子口中的「鄉愿」，即「德之賊也!」他對「鄉愿」尤其反感，經常批評那種表面真誠謹慎，實則欺世盜名的人。所謂「打蛇打七寸」，雍正把整頓官場的第一刀砍向了楊名時等五個督撫大吏，用意十分明顯，就是告誡他們最好識相點，操守清廉是必要的，但更應做到奴性十足——必須消滅自己的獨立人格，絕對地服從皇權。　　此時的楊名時，如果真的識相而隱忍不言，或者憑著官僚慣有的圓滑，表示誠心受教，勉力改正，那麼此事很快就會被淡化。查弼納、魏廷珍等人同樣被斥為「鄉愿」，日後並沒有大禍臨頭就是明證。可是，楊名時做不到，作為一個嚴以律己且在儒學上很有造詣的士大夫，他不能違心地承認自己就是孔聖人所深惡痛絕的「鄉愿」，相反，他要上書，他要爭辯，他要表明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 二　　雍正四年九月初四，楊名時上密折申述，他首先表示理解皇上深憂臣下沾染「鄉愿」習氣的良苦用心，隨後發表了一番議論：「聖賢之所惡非一，而於惡鄉愿尤甚，於佞與利口、無札、不遜及徼訐為智直之流，以其皆屬作偽，而鄉愿更為深巧，斥絕倍嚴。人臣苟不知切戒乎？此足不可立於聖人之世。臣自今以往，惟有切省不遑，內則整肅身心，外則厘飭政事，期無蹈於悠忽因循，以無負訓迪拳拳至意也。」該文寫得內方外圓，合乎情理。但憑著絕頂的智慧，雍正不僅看出了楊名時深懷抵觸之心，而且還品出了折中的弦外之音：引用同樣被聖人所厭惡的「佞、利口、無禮、不遜及徼訐」，旁敲側擊他在聖旨上表揚的「實心任事、不避嫌怨」的田文鏡、李衛等大臣。　　楊名時指出的聖人所厭惡的四種小人行徑，幾乎是彈無虛發，發發命中李衛等人的要害。　　歷史上的李衛，根本不是電視劇《李衛當官》中所戲說的「用小混混的插科打諢，去衝擊官場規則而內心卻充滿正義感」的那種人。他家境富有，但識字不多，出錢捐了個兵部員外郎，從此步入官場，田文鏡也僅僅是個監生。他們得到雍正的重用，有幾個原因：首先，心中只有皇帝，沒有朝廷。朝廷是個集合體，它的利益就是封建貴族的集體利益，保護這種利益的有許多是科舉士大夫，所謂「社稷為重，君為輕」。而田、李等人只認皇帝的個人利益，唯皇命是從，見風就升帆，怎能不討皇帝喜歡？其次，他們的個人工作作風與皇帝保持一致，皇帝喜歡雷厲風行，他們就快刀斬亂麻，辦事絕不拖延。再者，他們善於揣摩皇帝的心理，並且肆無忌憚地捏造事實攻擊皇帝所不喜歡的人，為皇帝清除「眼中釘」提供證據。　　本來就對楊名時的文過飾非十分不滿，現在他又含沙射影地諷刺自己的心腹，雍正頓時氣貫頂門，很想馬上下旨捉拿楊名時。但他畢竟是封疆大吏，沒有什麼證據就解往京師，恐怕難以服眾。雍正強壓怒火，作出批示：「朕得力處即『持平』二字，再不敢為天下先。」毫不客氣地回擊了楊名時對自己用人行政「不持平」而「偏勝」的影射。為了顯示帝王的風度，他又寫道：「朕豈好辯，乃不得已。指迷之論，卿當熟讀以增識見。可謂君臣萬里談心，亦屬人間樂事。」　　收到密批後，耿直的楊名時天真地認為，皇上想通過與他「談心」，使君臣之間儘快消除隔膜。但他大錯特錯了。雍正早已挽好了一個索套，正在等待一個時機，將套圈拋向他的頭顱。　　作為一個公然標榜「以一人治天下」的獨夫，雍正的原則是寧用家奴也不用名儒。絕對聽命於皇帝的李衛等人就相當於他的家奴，他們不折不扣地在地方推行雍正頒布的政令，而且取得了讓他滿意的政績。這一點讓雍正感悟到，飽讀詩書、追求仁政的名儒確實沒有「臂指如意」的奴才更有效率，要雷厲風行地貫徹自己的治國主張，必須徹底摧毀名儒們對皇權的相對獨立性。　　更讓雍正反感的是，楊名時還時不時地在密折中流露出以理學自重的傾向。雍正雖然對漢文化常懷鄙視，是滿文化優越論的堅定信奉者，但其內心深處卻潛藏著身為「夷狄」的自卑，唯恐被飽學漢儒輕視，所以對名儒的奏摺尤為敏感。他在批諭楊名時的密折時曾寫道：「向來爾等之春秋，朕所深畏，一字一意，朕不能忽視也。」這句話充分暴露出，他對漢人精英的畏懼之心以及其中深藏的敵視之意。　　在這種心態的支配下，雍正極力想把漢官都馴化成對自己唯命是從的奴僕。現在，楊名時不但不接受馴化，反而以理學自重，「自以為記載數篇腐文，念誦幾句史冊」，就敢在整頓官場風氣的關頭挺身而出，暗藏譏諷，「一字一言，皆懷詭譎強梁」。對於這種不能感化、不怕威壓，偏執狡詐、刀槍不入的異類，雍正認為絕不能手軟，必須嚴加懲治，以為眾人戒!　　就在雍正暗下決心準備拿楊名時開刀的時候，李衛出場了。　 三　　李衛怎麼知道雍正要拿辦楊名時？這就是他的本領。歷史上的李衛雖然大字不識幾個，卻有三大過人的能力：一是口述修改師爺起草的奏章，常常能切中問題的要害，上的密折簡明扼要，奴氣十足，深受雍正嘉許；二是破案能力超強，讓雍正揪心的呂留良案、甘鳳池案，全都由李衛一人搞定；三是特別善於揣測主子的心思，這也是他受寵的關鍵原因之一。　　雍正四年七月，皇帝公開訓斥楊名時等五人的諭旨頒示全國後，時任浙江巡撫的李衛立即敏銳地意識到了皇上的意圖。但皇帝懲辦楊名時將會懲辦到什麼程度，他還吃不太准。於是他決心試探一下，以圖搶下辦理楊名時一案的頭功。他曾在楊名時手下干過四年，對楊名時的情況了如指掌，捏造證據可信度也高。李衛在雲南布政使任上時，仗著有皇帝撐腰，粗暴傲慢，任性使氣，動輒謾罵他人，作為他的上司，楊名時常常苦口婆心地勸導他。對於楊名時這種以德服人、多管閑事的舉動，李衛十分反感，一直懷恨在心。現在機會終於來了，豈能輕易放過？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李衛在密折中揭發了楊名時「徇私」與「欺罔」等情弊。但為了給自己留下退路，並進一步窺探皇上對楊名時的真正態度，李衛故意說：「且伊偏徇之處尚多，不敢逐件瑣陳。」　　雍正此時已有整治楊名時之心。李衛的告密可謂是恰逢其時，正中下懷。考慮到李衛所提供的材料稍顯薄弱，雍正在李衛的那句話旁邊又加上一條硃批：「可將此事不必落名，但將事情為弊情節寫一折來，朕發於鄂爾泰詳究。」李衛接到密旨，頓時心花怒放。他知道，楊名時在劫難逃了。此後的幾天，李衛一直冥思苦想，千方百計地羅織罪名，直至擬出了一個「不落名」的參劾摺子。　　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又發生了楊名時在公開的奏章中泄露皇帝密旨的事件。雍正四年十一月，楊名時「以滇省未完鹽課具題」再次將密批諭旨載入題本中。而此次泄密事件距上次泄密僅兩年，距楊名時重獲密摺奏事權僅隔半年有餘。不知是因為老邁疏忽，還是被「鄉愿」問題攪得焦頭爛額導致忙中出錯，反正66歲的楊名時再次違反了官場規則。雍正閱畢題本，認定楊名時絕非誤犯，而是故意如此，遂勃然大怒道：「似此怙惡不悛，大奸大詐，全無人臣之體，甚屬可惡。交部嚴察議奏!」　　敏感的雍正早就覺察到名儒集團秉持儒家「公之於天下」的理念，對「密奏密批」制度有抵制心理。因此，說楊名時故意非難「本朝獨特的創製」，的確有其複雜的背景。楊名時究竟是誤犯，還是故意如此，我們不得而知，但雍正已下定決心把「粉碎一切公然的挑戰與暗中滋長的對本朝制度的腹誹心謗」作為整頓官場的頭等大事來抓。楊名時的再次泄密，正好為他提供了一個「可惡」的典 型。他要把楊名時作為政治批判的靶子，儘管缺乏充分的證據，但他已迫不及待地向全國臣民頒旨，宣稱楊名時「怙惡不悛，大奸大惡」。　　李衛告密與雍正明旨切責楊名時「大奸大惡」這兩件事，都發生在雍正四年的十一月，因此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李衛的誣告激發了雍正的憤怒。其實不然，李衛寫告密折的時間是十一月二十日，雍正頒旨嚴責的時間也是十一月二十日。李衛當時在杭州，就算動用朝廷最緊急的六百里加急「軍報」，送到北京大約也要五六天，而告密折是不能享受「軍報」待遇的。因此，雍正下旨時，肯定還沒有看到李衛的密折。他對楊名時的步步緊逼，是從政治鬥爭的全局出發考慮的，李衛充其量是為他效力的一條狗。　　 四　　雍正五年三月，楊名時被解除雲貴總督的職務，由皇帝寵臣鄂爾泰接任。雖然雍正仍保留他雲南巡撫的官職，但這僅僅是個緩兵之計。此時的雍正正在調兵遣將，積極部署，準備在遙遠的南疆組織一場打擊科舉朋黨、「殲其渠魁」的大戰役。　　關於審理這個大案的人選，雍正經過反覆斟酌，認為：第一，絕對不能用進士，因為進士之間惺惺相惜，楊名時又是一個飽學碩儒，崇拜他的進士肯定不在少數，辦案恐怕不會儘力；第二，不能用自己最寵信的人，雖然他們肯定會盡心竭力地審案，但審問楊名時這樣一個政聲顯赫的清官，難免落下身後罵名。　　從第二種想法可以看出雍正對忠於自己的寵臣袒護之深。這是由來已久的，在此之前，泄露密折內容，李衛比楊名時要嚴重得多。鄂爾泰說他「每有折件奉硃批，多半宣揚於眾」，李衛以此來要挾周圍的同僚，好像官員升貶之柄盡操於他一人之手。對此，雍正不但不懲治他，反而呵護有加，對參劾李衛的人說「李衛長處勝其所短」，而楊名時只泄了兩次密，就成了「大奸之人」。　　雍正五年，據說黃河呈現祥瑞，內外群臣都上表稱賀，其中鄂爾泰與楊名時的賀表都沒有按照老規矩來寫。通政司照例題參，雍正下令議處楊名時，而不問及鄂爾泰。同一時間發生的同一性質的錯誤，為什麼會有迥然不同的處理？雍正的解釋是：鄂爾泰公忠體國，是純臣，故不忍以小節加以處分；而楊名時「毫無親君愛國之心，與鄂爾泰相去霄壤」，所以仍對楊議處。如此強詞奪理，這就是雍正所謂的用人「持平」之說。　　正因為百般袒護，所以寵臣們願意為主子效死力。而更能表現雍正善用權術，以獲取親信感恩之心的就是這次「楊名時案」的審理。此案事關雲南的民心，稍有不慎就會落下千古罵名。雍正不願親自出面，也不希望親信陷入這一併不輕鬆的重大案件中，畢竟尚無證據在手。最後，經過反覆權衡，雍正選中了湖南布政使朱綱。朱綱出身小吏，與科甲集團瓜葛不深，加之辦事幹練，因此成了雍正手中的一枚棋子。　　雍正五年二月，朱綱被召入京城，任命為雲南巡撫，接替楊名時的職務。之後，雍正多次秘密接見他，面授辦案事宜。朱綱深蒙皇上隆恩，自稱「雖捐糜頂踵，難以報稱」。雍正見他流露出一片奴才對主子的赤誠之心，十分高興，讓他辦理完湖南的政務交接後即刻趕赴雲南上任，與刑部侍郎黃炳一起會審楊名時。朱綱此去雲南，連家屬都沒帶，因為雍正口頭允諾他，若辦案辦得好，結案後就將他調離雲南，另有重用。　　而此時的楊名時，已被解除一切職務，留在雲南待命。從仕途的巔峰跌入低谷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但他卻未曾感到一絲一毫的畏懼，在雲南當了這麼多年官，他誠心誠意為百姓做事，對同僚下屬亦是推心置腹，從未做過虧心事。前兩年雲南罹患水災，堤壩被毀，百姓流離失所，他稟明朝廷，請求救濟。可雍正以「各地庫銀虧空」為由，讓他自籌資金解決。他絞盡腦汁，從鹽商那兒借得了銀兩，救百姓於洪澇之中，此種大恩大德，百姓當然記得。他還千方百計革除雍正頒布的「攤丁入畝」政策的內在弊端，讓百姓按「實有勞動力」繳納錢糧，實實在在地減輕了百姓的負擔。他尊重下屬，從不頤指氣使、大聲呵斥，對於下官的合理化建議，他總是從善如流，因此他問心無愧。　　雍正五年十月十八日，懷揣特殊使命的新任雲南巡撫朱綱和欽差大臣、刑部侍郎黃炳在昆明會齊。畢恭畢敬地擺下香案之後，他們將皇帝的聖旨請出，並鄭重其事地打開了一個密匣，取出了李衛的告密摺子。接下來就有調查、訊問、取供、援律、定罪等程序在等著楊名時。朱綱早把台詞都設計好了，單等著拿「套索」往楊名時的頭上套下去。　　然而，調查的結果不僅讓朱綱、黃炳傻了眼，而且連遠在北京遙控指揮的雍正也急得乾瞪眼。原來，李衛搜索枯腸、好不容易羅織的楊名時的「四大罪狀」竟是如此脆弱無力：參楊名時營私徇庇永平縣令馮慶長「虧空庫銀四千兩」一事，經查，實無其事；參楊名時與臬司江芑代順寧知府范溥賠補虧空一事，經查，楊名時是拿自己的錢幫他填補虧空；參楊名時夥同江芭「外販錫廠之錫」牟利入己一事，經查，又與楊名時無關；參楊名時徇庇科甲之事，經查，僅僅是推薦了幾個科舉出身的下級。這一切的一切，讓朱綱明白：楊名時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清官。要懲辦他並不容易，而皇帝卻非要懲辦他不可，怎麼辦？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正當朱綱、黃炳騎虎難下之際，忠厚而魯拙的楊名時以孔子「三省吾身」的態度，十分誠懇地主動交待了自己的兩個問題。　　一是康熙末年他在巡撫任上共得「陋規銀」八萬餘兩。此事發生在「養廉銀」之前，當時各省各級官員都接受「陋規銀」，因為官員俸祿微薄，地方公費幾乎為零，若無此項特殊進賬，各級地方衙門不僅公務難以辦理，連各級官員的日常生恬都難以維持。因這筆收入楊名時已於雍正元年七月向雍正皇帝原原本本、明明白白地彙報過，所以朱綱不敢貿然定罪。　　二是在幫順寧知府填補庫銀虧空之後，曾收過知府送的金杯一對、緞子四匹。楊名時的口供很快被知府范溥證實。此時的朱綱就像撈到了救命稻草一樣欣喜若狂。因為按照《大清律例》：「不法枉贓一百二十兩以上，實，絞監候。」楊名時收下的金杯重十兩，按當時的比價，十兩黃金摺合白銀二百兩，已經達到法令的處罰要求。朱綱心中的那塊石頭終於落了地，他終於可以將楊名時定為死罪，終於可以向皇上交差了。　　但是，朱綱深知自己此行的任務並不是將楊名時定罪這麼簡單。皇上懲辦楊名時有一個深層意圖——要剝下楊名時那張「假理學」的畫皮。雍正認為，如果「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而成全了楊名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心愿，自己成了紂王，對自己的名聲不利。但如果換一種方式，把重點放在「治其譽」上，不擇手段地醜化他、作踐他，讓他的「假理學」形象大白於天下，當是人生一樂。雍正覺得不僅要讓楊名時身邊的人都覺得他是個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而且還要讓他自己都自。。斷形穢，精神萎靡、低聲下氣地乞求寬恕。　　當雍正降旨要楊名時供認「巧詐居心」時，楊名時寧死不屈，堅決不承認自己是個奸詐之人。願』為寇讎，絕無『巧詐居心』。朱大人不妨明察!」　　雍正不曾料到，在觸及楊名時靈魂深處時，他的道義支柱依然堅挺。雍正對傳統士人的劣根性了解甚多，他知道那些理學家必有言行不一的缺陷。他以為只要通過強勢威壓，就一定能榨出所謂理學家的虛偽與迂腐，誰承想竟遇上了一個堅如磐石的楊名時!　　作為一個誠實的學道者，楊名時對聖賢經典確實下了一番切思苦索的工夫，他畢生以「誠」作為安身立命的根本，「誠」是他無論如何都不會背棄的道義上的承諾，是他寧可合棄生命也一定要堅守的「認罪」的底線。　　雍正就是要突破他這最後一道防線，撕破他的理學偽裝，從而把以楊名時為代表的名儒集團徹底妖魔化、醜惡化，把漢人科甲集團徹底馴化成自己的奴僕，就像李衛他們那樣。他要在官場上徹底摧毀儒家道德所肯定的「海瑞形象」。像甘風池那樣武藝高強的人被捕後，在李衛的誘逼之下，照樣乖乖地乞求活命，他就不信治不了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老書獃子。然而他哪裡知道，一個真正有骨氣的漢族知識分子，所進發出的精神能量遠遠凌駕於所謂的江湖俠客之上。　　由於楊名時頑抗到底，欽案膠著。　　朱綱初步審定，擬對楊名時實行絞刑，勒限一年，追銀58439兩（楊名時所得「陋規銀」八萬兩，扣除彌補銀廠虧空約二萬二千兩）。　　這58000餘兩白銀，早已在處理公務及日常生活中用掉，以楊名時為官的清廉，絕對拿不出這麼多錢。於是，皇帝特意頒旨，開恩減為3000兩。　　楊名時「先取邸中物，並脫夫人之簪珥充數，估直不滿二百餘金也」，賣光了家中所有值錢的物品，也只能償還一個零頭，楊名時的清廉名聲，反而因此傳播得更為久遠。　　此時，反倒是雍正捏了一個燙手山芋。殺吧，會成全楊名時「清廉而終」的好名聲；繼續羞辱吧，楊名時堅守著自己的道德底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怎麼辦？　　儘管刑部最終同意欽差審案大臣所擬的「依律擬絞」，但雍正權衡再三，還是決定擱置本案。雍正心中有數：就憑收了下屬一對金杯、幾匹綢緞之類的小禮物就依法處絞，恐怕會貽笑大方，有失帝王的風度與襟懷。所以，雍正最終說了一句讓人聽起來意味無窮的話：「楊名時俟各案清結之後，再降諭旨。」了解內幕的人一聽就知道，楊名時已經逃過一劫了。因為楊名時一案牽出了許多案中案，其中就包括李衛在雲南時的經濟問題。雍正肯定要庇護李衛，那麼各案就永無了結之日。在這種情況下，楊名時終雍正之世，一直待罪雲南。　　楊名時蒙冤八年，心中卻一直堅持著對「道義」的參悟與追求。為了生存，他在雲南開館授徒，講解《大學》與《中庸》，聽者雲集。人們紛紛前來，就為一睹這根連皇帝也打不斷的理學脊樑。　　乾隆登基後，決定親手解決這一懸案。他宣布給楊名時平反，並召令來京。乾隆元年二月，皇帝特賜楊名時禮部尚書銜，兼管國子監祭酒事，在上書房並南書房行走。楊名時任京官後，並沒有因為自己已是75歲高齡而收斂鋒芒，他仍心系雲南百姓，總結自己在雲南理政的經驗，含蓄地反對雍正在雲南推行的「改土歸流」政策，上書給新皇帝，提出「綏定苗疆方略」。　　乾隆二年九月初一，楊名時病逝。乾隆稱其一生「學問純正，品行端方」，命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賜謚號為「文定」，並加恩撥出專款，在楊名時的家鄉為他建造陵園。乾隆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恩師蔡世遠說過的一句話：「今世而時時有堯舜君民之念者，江陰一人而已。」這位年輕的、有儒家理想主義色彩的皇帝，終於肯定了楊名時對道義的追求，認為他這種行為是真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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