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路流行語中的女性視角和性別政治

　　原編者按：2016年12月27日、28日，一群來自中國內地、港澳台地區以及英國、美國、荷蘭等地的博士生聚集在北京大學，就「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媒介與文化研究」展開了深入的對話與討論。本次研討會的部分研究成果結集發表在《北大新聞與傳播評論(第十一輯)》中，本號特刊發其中篇目，以饗讀者。

　　內容摘要：數字技術正日益參與到當代中國城市文化和社會意義的生產中。層出不窮的網路流行語不僅是這一過程的有機載體，其意義流變更是各方在賽博空間中相互角力的縮影。本文聚焦於近年來網上湧現出的一批帶有(異性戀)女性視角的流行語，力求反思它們如何 表徵並形塑當代中國富有局限性的性別政治和帶有強烈消費主義色彩的「女權主義」。就方法而言，本文結合話語分析和深度訪談，充分挖掘 意義的建構方式和社會主體對意義的自我闡釋。

　　關鍵詞：中國網路流行語，消費主義女權，話語分析，性別研究，文 化研究

　　一

　　引子：當代中國性別政治的政治經濟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中國，至少有三大趨勢同時作用又相互交融， 共同構成了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中國網路流行語的女性視角與性 別政治——背後的政治經濟環境。

　　其一，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消費革命」。消費主義上重 塑了中國，特別是城市人口的社會關係和私人生活。市場化帶給私人生活帶來豐富的多樣性，也迫使人們出於各種需要不斷地進行消費。本世紀以來，政府的官方話語開始愈發強調拉動內需和擴大中等收入 群體。相應地，對中產生活的憧憬成為國民文化重構的主線，將各個社會階層串聯在一起。可以說，當代中國的「消費革命」不但催生了由參與消費所定義的公民主體，也通過全民皆可參與的幻象掩蓋了經濟市 場化帶來的各種不平等。

　　其二，與經濟市場化和消費革命並行的是性別的商品化。誠如羅麗莎(Lisa Rofel)所言，性別的商品化如此有效地將一個「慾望中國」帶入現實。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國家女性主義將性別平等置於集體主義的框架之內，強調女性在社會生產中佔據同等重要的地位。與此相反， 今天的主流話語日益把女性賦權等同於通過個體的努力和消費獲得私領域的收益。當代中國的「新性文化」一方面體現為鋪天蓋地的廣告和其他媒介內容不斷彰顯妙齡女的性感，使之成為當下女性氣質的主導特徵;另一方面，與商業資本對應的社會主流話語愈發強調浪漫的愛戀 和女性的性滿足。所有這些都向年輕一代昭示著這樣一個邏輯：「性滿足乃是改革進程中最大的收穫之一。」

　　與當代中國的消費革命以及性別的商業化幾乎同時發生的，是中國互聯網產業和電商的崛起。網購本身就被建構為一個高度性別化的行為。「馬雲身後站著千千萬萬敗家女人」、「女人不敗家怎麼能促進爺兒們掙錢的積極性」等語句在網上廣為流傳。它們不斷地詢喚著中國女性作為消費者的主體身份，同時強化男性賺錢，女性消費、打扮和顧家的性別規範。性別話題也日趨成為中國主流網路社會中一個博人眼球的「痛點」。從 Papi醬，咪蒙到燕公子，一批女性網路紅人頻頻拿兩性話題和情感問題做文章。她們在都市年輕女性中獲得了極高的人氣。只消看一眼她們生產的媒體內容，就能發現其與電商、微商千絲萬縷的聯繫。對新媒體與性別政治的思考必須將電商等資本力量如何參 與社會意義的生產納入考慮範圍。以上三大趨勢共同組成了這樣一幅圖景：伴隨著經濟改革，當代中國的性別秩序正在經歷重塑。性別的商品化使得賦權女性和整個性別政治的議題被納入個體消費的私領域：一方面，愛美和消費所彰顯出的女性魅力成了她們獲得「賦權」的 前提。另一方面，都市年輕女性的消費力也催生出一系列專門針對她們的媒體內容。此二者的結合在日益壯大的互聯網產業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二

　　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

　　作為中國網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網路流行語怎樣表徵及形塑當代中國這一性別政治的圖景?近幾年，中國網路流行語中湧現出不少帶有女性視角的辭彙，亟需得到更多關注。尤其是，「直男癌」一詞已成了眾多都市女性批評」大男子主義」的重要標籤;「暖男」的流行體現出中國女性對情感呵護的憧憬;而不斷更換人選的「國民老公」和　」小鮮肉」似乎代表著另一種平權，即中國女性如今亦大膽地表達對男性外表和身體的愛慕。此外，「B　站」等彈幕網站的走紅更是將「腐女」等都市年輕女性對耽美和「霸道總裁」題材的集體狂歡推向了極致。

　　以社會語言學為路徑，本文強調網路流行辭彙的能指是社會約定俗成的、流動的，以及建構性的。套用前蘇聯語言哲學家巴赫金的話說，語言同時具有」向心力」和」離心力」。一方面，社會的運作離不開其成員在一定時期內對語言符號大體的共識;而這一共識建立在並強化著語義的中心化和意識形態的統一。因此，語彙的常規含義不僅是社會抗爭的焦點，語義變化的軌跡更是社會變遷的縮影。比如「黑人」、「同性戀」等詞語的社會涵義和感情色彩都伴隨西方國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所上演的平權運動，產生了巨大的轉變。而這些轉變也形塑著我們對這些詞語所指向的社會群體的印象。從這一點上說，個體意識的形成其實離不開外在的語言的形塑。但另一方面，我們每個人不是被動地接受語彙的常規含義：儘管個體在與他人交流時並不創造自己的語言，但始終與符號文化上、歷史上和意識形態上已然存在的含義(也就是其常規意義)進行著「對話」。從這一點上說，語言又是具有離心力的、「眾聲喧嘩」的，因為社會個體都可能依據自己的生活經歷，將不同的意義注入到對某個語彙的使用中。社會個體與某個詞語的常規含義之間的互動方式儘管是多樣的，但也並非無窮無　盡，因為每個個體的生活經歷會受到該個體所屬的階層、性別、種族、民　族等等多重結構的制約。某個社會群體的成員對意義的自我闡釋方式是有限的，或者說有大體相似的有限種方式。應該說，一種意義建構方式趨於受到歷史語境和個體所屬的社會處境兩者的形塑。

　　和所有語彙一樣，網路流行語也有著一定的「向心力」，也就是約定俗成的含義。但正如李明潔在分析「屌絲」一詞的語義變化時所說：「網路語言的快速更迭方便我們在短時期內得以一窺原本緩慢變化的社會語言應用的日常實例。」在短短四五年間，「屌絲」一詞的語義已經從其最初與「草根」身份的關聯，外擴到如今」人人自稱屌絲」的地步。該語義變化由千萬中國網民線上和線下的話語實踐所組成，而其背後對應的則是關於」屌絲」這一語言身份的建構、解構和價值觀博弈。一個廣義的網民的概念也包括商家和意見領袖。他們坐擁大量社會資本，對重塑網路流行語的內涵影響重大。網路流行語之所以如此快速地更迭，正是因為新媒體賦予的技術可能。然而這種技術便利也始終受到社會種種結構因素的制約，自然也偏向於經濟和文化資本上的優勢者。

　　帶有女性視角的網路流行語，與其常規含義相連的是當代中國的性別秩序和性別規範，特別是對於何為理想男性氣質的社會建構。一方面，網路紅人和商業力量有著強大的重塑或者強化流行語語義的能力。另一方面，社會個體也始終用自己的話語實踐與流行語的常規含義進行著互動。只有通過深度訪談法，才能了解到社會個體怎樣將網路流行語納入日常生活的意義闡釋中。訪談對象在闡述他們對流行語的理解時，也就是在上演他們的話語實踐。通過分析他們的回答，本研究探尋不同社會群體與流行語互動的各種方式。同時，這些網路流行語對於社會個體意識的形塑作用也一定程度反映在受訪者的話語實踐上。最後，解讀他們的回答將有助於了解當代中國的性別秩序和與之相勾聯的主流意識形態。

　　具體而言，本文以「直男癌」、「直男」、「暖男」、「國民老公」、「小鮮肉」、「霸道總裁」這六個網路流行詞為重點。本文的訪談數據來自筆者目前正在進行的關於中國網路流行語的博士論文研究。2016年4月至7月間，筆者在江蘇、安徽和山東等省份的地級市和農村，還有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與總計38名女性和52名男性受訪者(80 後至 95 後)進行了總共10個焦點小組和31個深度訪談，邀請這些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年輕男女聊聊各自對這些詞語的理解和日常使用，而後再對採訪實錄予以話語分析。訪談對象包括年輕白領、在校大學生，工廠工人和服務行業人員。這些訪談者可以大致被分為汪暉筆下的「都市新窮人」和「新工人」兩個社會群體。本文的數據分析將主要基於其中的部分女性受訪者，但也會包括一些來自男性訪談對象的發言。本文也選取了個別網路紅人的文本進行分析。但正如文化研究學者特納　(Graeme Turner)所言，對任何文本或話語的分析，都應該兼顧話語本身以及話語所處的社會時代背景。本文的下一部分將簡短地梳理中國語境下關於男性氣概和性別秩序的變化軌跡。

　　三

　　中國語境下男性氣質和性別秩序的變化軌跡

　　本小節圍繞康納爾和凡?祖倫等學者關於性別理論的三個維度而展開。也就是社會結構(如經濟收入和勞動分工)、個體對於何為女性或男性的身份認同和體驗，以及圍繞性別關係而建構的符號組織，包括意識形態。

　　古代中國延續了數千年農耕社會的運作模式，並以儒家思想為主流意識形態。強調血緣繼承和父權的父系制度統治著婚姻等各種性別事務。子女的婚姻問題主要由父母和媒婆一手操辦，且大多數情況下由女方嫁入男方的家庭。絕大多數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遠低於男性，並承擔家庭內部幾乎所有的勞動。諸如「舉案齊眉」這樣象徵夫妻恩愛的典故生動反映了古代中國「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從事中國男性問題研究的香港學者雷金慶(Kam Louie)認為，儒家思想和父權社會制度的結合，形成了古代中國以「文武雙全」為基礎的理想男性氣概的建構。文化修養和身體技能是定義男性氣概和鞏固男性統治的重要標準。但除少數由非漢族統治的朝代，古代中國一直施行「文人治國」的傳統。文武雙全其實隱含著文高於武、文化修養高於身體蠻力的秩序。興起於唐朝、盛行於明清時期的「才子佳人」體則愈發彰顯男性　的陰柔和才氣。男主人公的魅力首先來自他們吟詩賦詞的才情，而非身體力量、財富和社會地位。同時，他們有著媲美女性的美麗(玉面朱唇)和高度敏感的情緒，面對自己心愛的女子踟躕不前。然而正如吳存存所指出，這些顯得「柔軟」的男性氣概並不等於「虛弱」：這類才子佳人小說常以男主人公妻妾成群為結局，實際延續著中國古代小說陽具中心主義的傳統。《紅樓夢》與明清才子佳人體小說有著很強的互文性。曹雪芹對男性「鬚眉濁物」的評價也體現出明清時期對於女性美的高度推崇。但《紅樓夢》又具有眾多顛覆性。其一便是賈寶玉不僅愛慕大觀園中眾多女性的容顏，更對她們的才情與女性意識大加讚賞。從這一點上而言，賈寶玉可被視為中國古典文學中湧現出的一個典型的「暖男」形象。

　　陰柔貌美的年輕男子也受到士大夫階層同性男人的眷戀。年輕美麗的男孩，特別是社會地位低下的戲子，往往成為公子哥們「同性慾望的對象」。然而對溫柔的男性氣概的強調並非意味著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美在當時更多被視為一種平衡陰陽之氣和男性修身養性的手　段。同時，對陰柔男子的欣賞和對女性美的推崇局限於男性士大夫階層，而非女性和平民百姓。

　　古代中國高度不平等的性別秩序直到新中國成立才有所改變。新中國政府一方面倡導自由結合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誓要徹底擺脫殘存的封建父權制。中國婦女被號召參與到建設新中國的隊伍中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就此打響。另一方面，正如眾多學者所指出：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性別問題始終被置於階級問題之下，從屬於集體主義邏輯和修辭。不少學者將這一時期有限的婦女解放稱為「國家女性主義」。因為，儘管中國女性在公共事務中愈發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男性的統治，然而關於男女平權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討論幾乎從未開展過。

　　伴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的深入，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遺產被與資本邏輯相吻合的新主流話語遮蔽。看似抹殺一切性別差異的鐵娘子形象構成隱喻，成了當代中國人尋求用物質消費來重尋人性、特別是女性氣質的依據。同時，政府從關於性別平等的諸多社會福利　保障中脫身。在城市地區，單位體制消失殆盡，用工市場的就業歧視如今屢見不鮮。城市中產階層中，如今愈發顯現出女性回歸私家庭相夫教子的趨勢。當代中國對女性主體意識的再強調在資本和父權的共同作用下走向本質化。消費、美貌和承擔家務似乎成了彰顯女性氣　質的關鍵。而在農村地區，改革開放使得部分農村女性得以脫離家鄉封閉的環境，以自己的勞動微調夫妻關係、婆媳關係等傳統農村社會中的權力結構，但她們仍然受制於階層和傳統性別角色的交叉性約束。

　　當然，如今擁有足夠消費能力的都市年輕女性也得以對當代中國理想男性氣概的建構施加她們的影響。雷金慶指出：以財富積累、國際化品味和理想體型為定義的全球化霸權男性氣質看似和中國傳統的文武框架完成了無縫對接，但城市年輕女性強大的購買力以及東亞地區中日韓三國相互的文化影響使得當代中國理想的男性氣質變得更以呵護女性為要素，也更加溫柔和女性化。自上世紀70年代，日本湧現出一大批幾乎完全以女性為受眾的耽美動漫，它們多數表現兩個男性之間的愛戀，也有少數女同題材的漫畫。麥克勒蘭德(Mark MclelG land)指出：日本耽美作品的一大特徵是把男同性戀的形象浪漫化，並將他們刻畫為女性的知音。而這類漫畫的女主人公皆為異性戀，她們全力支持男同的愛情，也從他們的陪伴中獲得慰藉。與此相反，異性戀男性，意即直男，往往顯得粗鄙且帶有暴虐傾向。近年來，日本還出現了一批表現「粉紅系男孩」和「草食男子」等形象的少女漫畫。這些男性形象的共同點是性格溫柔、善待女性，並且有著「女性化」的愛好和打扮，比如做飯和編織。與耽美題材類似，這類漫畫男主人公的對立面是循規蹈矩、極具競爭意識的上班族男性。而近年來在國內走紅的幾部韓劇，比如《來自星星的你》到《太陽的後裔》，其男主人公也對女主關心備至，堪稱」暖男」。另一方面，日韓兩國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出現一個接一個由陰柔的年輕男性所組成的偶像團體。這些團體的成員　構成及其廣大的女性觀眾群體都已經超越國界，構成了一個泛東亞乃至泛亞洲的現象。

　　如果說明清時期對於年輕貌美男子的欣賞來自男性文人，那麼在當代中國，「小鮮肉」的風靡和耽美題材的走紅，則離不開都市年輕女性的購買力。古代中國對女性化男子的推崇為這股風潮如今在泛東亞地區的回歸提供了一定的歷史註解，但兩者還有諸多耐人尋味的不同。除了受眾由士大夫階層轉向通過消費而得到賦權的都市年輕女性，這兩者背後的男性氣概和性別秩序的建構也大相徑庭。由文武定義的傳統男性氣概同時包括厭女的重要面向。而在今天，勸女人不要搞哲學的周國平等以文人自居的男性作家在網上引來一片非議，被貼上「直男癌」的標籤。同時，從古代中國、戰後日本到當代中國，男權統治始終貫穿其中。後兩者的社會形態建立在商業資本和男權的共謀之上。在70年代以降的日本和當代中國，商業資本不斷策略性地徵用擁有龐大消費力的年輕女性和她們的女性意識。一個個溫柔、理解和呵護女性的美男子如今出現在網路小說和影視作品中;而直男有時就像《紅樓夢》里的薛蟠那樣可憎。但另一方面，父權資本社會的運行恰恰與那些富有競爭意識和追求財富的霸權男性氣概緊密相關。

　　在性別秩序依然建立於父權資本的當下，如此這般由消費獲得部分賦權的女性意識有著怎樣的內部張力?而這一張力又如何體現在網路流行語中?本文餘下部分用實證分析予以回答。

　　五

　　有「保質期」的「小鮮肉」與永恆的「國民老公」

　　「小鮮肉」的能指代表了一定意義上男性身體的客體化，反映出商業資本對女性受眾的迎合。這與中國傳統的性別秩序——男性佔主　導，女性被動配合——背道而馳。多數異性戀男性受訪者，不管是都市　年輕白領還是打工青年，都對「小鮮肉」這個詞有些反感。一種典型的排斥方式是把小鮮肉和「小白臉」聯繫在一起。在飯店工作的95後小伙相愛表示自己不希望被叫做小鮮肉，因為「這樣意味著自己什麼都不懂，而且有種被供著的感覺。」這樣的看法也出現在個別女性受訪者中，如白領Samantha覺得「小鮮肉給人的感覺首先就是閱歷不足。」與「小白臉」包含的貶義類似，大多數異性戀受訪者對「小鮮肉」一詞的抵觸反映出伴隨男權社會形態而延續至今的性別規範，意即男性應該靠社會閱歷和經濟能力獲得地位，而非身體或容貌。

　　與此相反，多數女性受訪者都笑臉相迎「小鮮肉」這個話題，並稱自己也會在生活中把一些年輕的同事或學弟稱為小鮮肉。年輕的打工女性普遍提及了這樣幾個特徵：白白嫩嫩、帥氣、年齡小。而不少白領女性，尤其是一些自稱」迷妹」的受訪者，都一口氣報出好幾個男明星的名字。她們還運用一些比喻或轉喻來強調小鮮肉的「鮮」，比如「嫩得可以掐出水來，發跡線還沒有往後移，肚子還沒出來」、「膠原蛋白充足」、「」、還沒有過保質期」等等。這些白領受訪者特別指出小鮮肉是擁有保質期　的，也就是僅限於年輕美麗男性的標籤。此外，她們的比喻動用了一系列美容產品中的符碼。這與目前化妝品行業開始試圖納入男性受眾相呼應。而以「小鮮肉」著稱的男明星紛紛代言這些產品。有趣的是，多數女性受訪者並不那麼看重「小鮮肉」的」肉」，也就是肌肉。白領女Pony認為：「亞洲人吧，對於肌肉沒有那麼看重。」甚至有個別女生表示：「一個瘦削的男生還有很多肌肉，那就有點恐怖了吧。」女性受訪者因此普遍認為小鮮肉的評判標準首先是臉(帥氣)、氣　質(白白嫩嫩)和年齡。這些都與明清時期士大夫階層對陰柔貌美的年輕男子的推崇有所呼應。一個有趣的例子來自曾在電影《霸王別姬》里扮演旦角的張國榮。他的柔美令無數中國和亞洲女性傾倒，似乎跨域時空，將古代和當代中國對美男子的推崇聯繫在了一起。一些白領女性心目中的「小鮮肉」人選超越國界，比如來自男子團體EXO?Bigbang等等。只有個別女生表示她們眼中的「小鮮肉」是讓人產生肉慾的，是「我想上他的」。多數女性受訪者都表示他們對年輕美男子的感情更多是一種喜愛，而非慾望。我將在結論部分進一步闡釋這一點。

　　當「小鮮肉」過了保質期，一部分男星會成為白領女性受訪者眼中的男神，或者「(國民)老公」。在一組全由女性白領參與的焦點訪談中，大家七嘴八舌地說出了一連串不斷變化人選的(國民)老公(H代表筆者)：

　　C：但是現在老公也經常換嘛……

　　D：……對啊!

　　H：現在的老公有哪些?

　　W：有哪些?……

　　P：宋仲基已經過氣了!

　　D：胡歌也已經過氣了。……

　　P：……胡歌早就過氣了!

　　D：王凱什麼的都過氣了。

　　C：那個……小包總。

　　P：對!現在新的老公是」小包總」。(眾人笑)

　　D：難道不是竇靖童嗎?(眾人停頓片刻，笑)

　　P：那是女同之間的」國民老公」好不好。(笑)

　　這組「點將」般的對話首先體現出「國民老公」人選的時效性。在筆者後來將訪談文字版發給參與者過目時，她們又提及了一些在里約奧運會上湧現出的新「老公」，比如張繼科、馬龍、孫楊等。里約奧運期間，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體掀起了一股又一股評選「老公」的熱潮。此時的「國民老公」和民族主義和國家榮譽感，還有對男明星的消費聯繫在一起。從「小粉紅」到「迷妹」群體，男星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勾聯已經成為當前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下的國族身份生產和動員的最新機制。而對共同喜愛的男明星的「八卦」是眾多女性受訪者都提及的日常行為。

　　從朱迪斯?巴特勒關於性別的表演性的理論來看，娛樂八卦這一日常的話語實踐已經成為當代中國都市年輕女性建構其女性主體意識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這段訪談中，參與者還提到走中性化風格且已出櫃的竇靖童。一些學者認為，從「超級女聲」李宇春開始，中國的都市年輕女性用她們的消費力顛覆著對性別和性特徵的傳統表徵;她們不光票選出陰柔美麗的年輕男性，也表達著對中性化女性的喜愛。

　　從這一點上說，竇靖童能在都市年輕白領的「老公」人選中佔有一席之地，亦延續了中國都市女性通過消費挑戰和重塑性別標準的趨勢。但與不斷更換男星人選的「老公」相對，幾乎所有的白領女性受訪者和在校大學生都提到了王思聰和他作為最早的「國民老公」的地位。從事市場營銷工作的女白領Yuki用開玩笑地口吻說：「宋仲基等『老公』都是一時的，只有王思聰才是永恆的。至少在我做的文案里，我只會把『國民老公』用在王思聰身上。就是這個是向錢看，是吧?」上文中引用到的這一組白領女性焦點小組同樣有著類似的調侃。Dolly笑說王思聰「永遠都算」」國民老公」;而Pony說他是「迷之國民老公，靠的不是顏，而是錢。」儘管大家都紛紛表示自己根本不想嫁給王思聰，但都無法否認一定意義上對「金錢的崇拜」。與此相反，女性打工者不僅絕多大數都對王思聰聞所未聞，而且鮮有興趣去了解他的新聞。她們大都聲稱自己更需要體貼自己、分擔家務的「暖男」(見下文)。

　　而絕大多數男性受訪者對王思聰的態度都相當嚴肅，且愛憎分明。這與白領女性受訪者調侃語氣截然不同。背負父權資本社會對男性養家糊口的性別期待，年輕的都市白領男性和男性打工者要麼以他擁有的財富和商業頭腦為榜樣，要麼對他代表的資本代際傳承和炫富心有不甘。

　　六

　　對「暖男」的不同理解：嵌入階層關係的性別政治

　　如果說「暖男」一詞的社會常規含義是理解和體貼照顧女性的男性，那麼來自不同群體的受訪者對「暖男」富有差異的描述充分展現了語彙的「離心力」。首先，多數年輕的白領男性和在校學生都聲稱希望做一個暖男。與之相反，多數年輕的打工男性表示自己更注重賺錢，而非照顧女性的感受。以下這段談話來自在常熟工作的一組服裝廠工人，其中包括一名女性參與者(D)，其餘皆為還未婚男性。

　　W：再說，現在哪個女孩子不喜歡找個……

　　L：……有錢的……

　　W：又帥的。

　　H：你們覺得女孩子肯定想找有錢的?

　　W：對……

　　D：也不一定啊!有人想找個暖男，」經濟適用男」也行啊(笑)。暖男更好啊，體貼。

　　Y：「國民老公」多好啊。

　　T：「國民老公」是有錢嘛，又不花心的那種。全國公認的嘛。

　　Y、W：好男人。

　　Y：王思聰好男人哪。

　　H：他好在哪裡?

　　Y、W：人家有錢哪。

　　H：有錢就是好?

　　W：會掙錢!

　　H：有錢如果不是暖男，你們覺得好嗎?

　　D：有錢，對你不好，你覺得好嗎?

　　W：我是男的嘛。

　　D：那你有錢把人扔在家裡，不管不問的，你覺得好嗎?……

　　在以上這組對話中，唯一的女性參與者達姐反覆強調，相比只知賺錢的男性，她更願意與「體貼」女性的暖男過日子。但她的觀點遭到了其餘幾乎所有男性參與者的排斥。如前文所述，他們幾乎都接受了「國民老公」的常規含義，也就是擁有巨大財富的王思聰乃是國民心目中的　老公好榜樣。儘管王思聰緋聞不斷，且發表過不少的厭女言論，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這些年輕打工男性的榜樣，因為最重要的是他「會掙錢」。而當達姐站在女性的角度假設即使丈夫有錢卻不懂得體貼妻子，吳亭(W)拒絕這樣的換位思考，因為「我是男的嘛」。同飛是這組訪談成員中顯得男權意識最淡的男性，他試圖站在女性的角度思考問題，把典範　老公的標準定為既有錢、又不花心，這其實正是「霸道總裁」的典型形象(見下文)。同時，他對達姐提出的假設的回答是，只要你有錢，那你也可以再去找一個你想要的暖男。

　　而在另一組飯店工作人員的小組訪談中，圍繞「暖男」這一話題展　開的討論最後演變為男女小組成員對女性是否該承擔家務的爭論。小組中的三名女性受訪者都強調：通過外出打工，女性如今獲得了經濟上的獨立，因此「憑什麼因為我生來就是女性，就應該多做家務呢?」(玻璃，傳菜員，已婚)她們因此都渴望自己的丈夫變得更「暖男」一些。然　而以馬云為榜樣的男性參與者阿領則堅持認為：「暖男整天跟女的噓寒問暖的，很虛偽。她又不是沒手沒腳，幹嘛要噓寒問暖。」同時，他聲稱「女人就是天生應該洗衣服，做飯……因為女生洗的衣服更乾淨」。最後，該小組的女性成員集體要求阿領站在一個女性的角度思考：「如果你天生是個女性，你會願意找一個整天讓你做家務的老公嗎?」阿領的回答是：「那我就找一個像我這樣想法的男人。」

　　從絕大多數年輕打工男性的回答來看，他們依然有著根深蒂固的男權中心思想，且並不加以掩飾——「那我就找一個像我這樣想法的男人」。他們持續深刻感受著父權資本社會對男性養家糊口的性別期待，但與此期待不相稱的收入水平又使他們日益焦慮，因而更執著於積累財富，而非體貼和照顧女性配偶。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如今外出打工獲得一定獨立的年輕打工女性，她們渴望更加平等的男女相處模式和家務分工。從這一點而言，「暖男」是她們心目中理想的類型。

　　與此相反，女白領和女大學生對「暖男」的態度更偏向於否定。她們反覆提及兩個要點。一是「暖男」和「中央空調」的關聯。幾乎所有提到這兩個詞語的受訪者都達成了共識：「中央空調」是指對所有女性都「暖」的男性，而她們更希望男生只是對自己一個人好。但如果只對一個人好，那麼這樣的「暖」應該不容易表現出來。二是「暖男」容易給人一種沒有出息的印象。比如，經營美甲店的個體戶美甲胖則認為「一個男的整天就知道幫你拎包、倒水，實在有點噁心。男人就應該干男人應該乾的事」。美甲胖對於「暖男」的嗤之以鼻與《紅樓夢》中眾人對賈寶玉的批評十分類似。實際上，無論是賈寶玉因為混跡於眾「姐姐妹妹」中而被批評不專心於讀書和功名，還是他被許多現代讀者詬病的「濫情」，都與受訪的中產女性對於暖男的這兩大批評相吻合。在資本和父權日益緊密結合的當代中國，與財富積累相勾聯的一夫一妻制，其霸權地位也顯得日益穩固。這還體現在網路上一些看似彰顯婚姻內部女性權力的表達，如「老婆不敗家，老公賺錢　小三花」。女白領Yuki表示她贊同這一」帶有女權思想」的說法。

　　如果與當代中國父權資本的延續相對應的是城市中產女性趨於在家庭等私領域通過消費獲得「賦權」，那麼這樣的性別秩序只能催生出一種處境尷尬的「暖男」形象。暖男不能太「暖」：一個男性應該對女性體貼照顧，但不能對許多女性都是如此;一個男性應該要噓寒問暖，多做家務，但這些不能過了頭。霸權的男性氣概歸根到底還是需要通過經濟能力(這是男人該乾的事)來打底，而後通過對女性的忠誠和照顧　來對應女性在私領域獲得的部分地位，而這正是「霸道總裁」這一形象　所彰顯的特質(見下文)。

　　在本研究的女性受訪者中，出生於農村、前往城市的新生代打工妹普遍把「暖男」理解為她們心儀的男性形象。當年輕的打工男性大都一心於事業和賺錢時，她們更希望自己的配偶能分擔家務和關心自己。她們如今通過打工獲得的愈發獨立的經濟地位與農村中國依然根深蒂固的男女秩序形成了一定的對抗。而在大多數受訪的男性白領(大學生)都表示出對「暖男」這一身份的贊同時，女性白領(大學生)對「暖男」的解釋卻顯得複雜和模糊得多。從她們對「暖男不可以太暖」的意義闡釋中可以讀出目前主要在中國城市具有影響力的「消費主義女權」及其內部的張力。而買禮物等消費則順理成章地體現了對某一人「暖」的邏輯。為女性買單也遠比做家務顯得更有男人味。不同社會群體的受訪者對於暖男一詞的「眾聲喧嘩」恰恰反映出當代中國以「消費主義女權」為基調的性別政治，及其與階層關係的交叉性。　這一點將更明顯地體現在下一部分對「直男」和「直男癌」的討論中。

　　七

　　「直男（癌）」、「腐女」和「消費主義女權」

　　從常規含義而言，直男癌與暖男具有相反的意思。直男癌意指男性中心主義和對女性主體意識的不尊重，如將女性視為低人一等，最適合在家相夫教子。近年來，一批中國女權運動者積極運用這個流行語。

　　筆者在此處的分析絕非批評這些女權主義者的可貴嘗試，而是希望通過分析受訪對象對「直男癌」一詞的意義闡釋以及一些以「流行女權」自居的網路紅人對該詞語的挪用，來思考「直男癌」之於當代性別政治所具有的局限性，尤其是它與「消費主義女權」千絲萬縷的聯繫。

　　「直男癌」一詞的局限性首先體現在，參與本研究的新工人群體，無論男女，幾乎都對這個詞一無所知。而將「直男」也就是異性戀男性」妖魔化」的始作俑者當屬耽美文學。受訪者毛毛從初中就開始接觸耽美文學，並且擁有眾多男同朋友。她認為「直男癌」一詞就是從熱愛耽美劇和文學的「腐女」當中產生的：「就是腐女都會覺得直男是很傻的一種生物。然後，他們就很有大男子主義啊。就腐女都覺得GAY的話……就人很nice啊，很細心啊，很懂女孩子啊，很跟女孩子玩得來。」

　　毛毛的回答完全照應學者對於耽美題材人物刻畫的研究總結(見第三小節)。一些研究者和幾位男同受訪者都認為，以異性戀女性為主要受眾的耽美題材，其表徵的男同關係與現實相差甚遠。個別受訪者甚至反感這一題材。耽美作品裡往往呈現「攻受分明」的關係。而且，為了突出男同在一個父權社會中處於和女性類似的弱勢地位，耽美題材對男主角的外貌刻畫趨於女性化。「攻受分明」的強調實則復刻了異性戀的關係模式，而非倡導一種更為流動的性別主體和關係。更為重要的是，耽美作品的男主人公往往衣食無憂、不需為生活打拚。而這些作品經常予以「醜化」的直男則顯得只知掙錢、毫無情趣。在一個父權資本社會，異性戀男性所普遍享有的性別特權對應著掙錢養家的性別期待。出身普通或貧寒的男性為了符合這樣的性別期待和規範，需要苦苦奮鬥。上一小節中年輕打工男性對於」暖男」一詞的抵觸就體現了這一點。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直男癌」一詞所隱含的中產面向。眾多白領女性受訪者都提到，她們對「直男」一詞的日常使用主要在於評價一個男生的穿著品味。而直男的反面——男同性戀——也因此被迫」承擔起整個社會的品味擔當」(斌，設計師，男同性戀)。這樣的性別政治一方面將沒有足夠消費能力的性少數族群完全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也給普通的異性戀男性添加了又一重性別期待。如今直男的身份建構和認同顯得如此弔詭：它意味著一種品味和情商上的缺失;而要避免這樣的調侃，直男們不僅要懂得為女性消費，也要為自己消費。

　　在一組由年輕白領參與的焦點小組中，女性參與者玲玲表示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個「暖男」，但「付錢的時候可以大男子主義一點。」這句玩笑話再次體現出「消費主義女權」的內部張力：對女性主體意識的尊重應該體現在所有其他方面，除了付錢這一應該彰顯男子氣概的行為。在一些男性白領受訪者看來，這是「一種兩頭便宜都要佔的女權主義。」　這一邏輯在一些以情感專家自居的網路紅人那裡體現得更加明顯。Ayawawa以教授廣大女性怎樣駕馭「動物般」的男性而著稱，其核心觀點大致可概括為女人應該通過讓自己變得更精緻漂亮來掌控下身思考的直男，由此在兩性關係中獲得更高的地位。如果說「直男癌」的常規含義是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女性的大男子主義，那麼Ayawawa在此處把「直男癌」的原罪從大男子主義本身轉變到了缺乏財富上。更準確地說，是缺乏財富的男性希望得到有錢　男人可以享受的待遇——大男子主義。換言之，如果有錢，大男子主義就不再是一個問題。相比Ayawawa，「毒雞湯」教主咪蒙強調女性通過積累財富而獲得賦權，由此完全將兩性關係的權力結構倒置。

　　咪蒙先是回應了許多人把《港囧》視為一部「直男癌」電影的言論。在她看來，許多人之所以把《港囧》看作一部「直男癌」電影，是因為電影傳達出一種女性在男性面前的卑微：女主角即使萬貫家財，但最後依然容忍和接納了中途出軌去尋找初戀(小三)的男主角。但按照咪蒙的話說，這部電影的「女權」之處在於體現了反擊小三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先獲得足夠的財富。

　　Evans在反思當代中國極富局限性的性別政治時指出：「性感的身體實則從話語層面鞏固了個體與消費市場的和解，並使得個體對性別身份的探索顯得中性，而那些關於性特徵和性別秩序的根本問題被棄之不顧。」對現有性別關係(男高於女)的顛倒從來都不是真正的女權主義所追求的結果。由於中國從未經歷過大規模的對性別關係和性別秩序文化的討論，伴隨著改革開放市場化的進程和性別的商業化，各種披上所謂「女權」外衣的話語，實則進一步將兩性差異本質化，不斷地詢　喚著人們通過資本積累和消費獲得家庭等私領域的個體賦權。諸如Ayawawa這樣的情感專家從不過問直男的「動物性」緣何而來，只談如何在私領域利用這樣的動物性，從而成為「直男癌」的幫凶。

　　八

　　總結：「霸道總裁」，虛擬解決消費主義女權的內部張力

　　當代中國缺乏與性別平等相關的制度保障，就業歧視比比皆是。

　　在這樣的前提下，咪蒙所倡導的女性通過掌握財富獲得性別主導權，在多數情況下只能是空中樓閣。更為現實的是女性通過完善自身獲得私領域的賦權。與此對應，當代中國「消費主義女權」的最大張力來自於　它一方面強調女性的主體意識並且排斥男性中心主義，另一方面依然期待男性在消費和資本積累上的「大男子主義」。這一似是而非的「女權」思想生動地體現在以下一則網上廣為流傳的新好男人標準：「床上打樁機，床下取款機」。

　　這個段子的有趣之處在於它把異性戀女性的身份同時主體化和客體化。女性體現主體性的場所的是身體、兩性關係和家庭等私領域，而在社會生產和資本積累的公領域，女性則繼續扮演客體的角色。眾多研究電影明星的研究者都指出：大眾電影及影星所塑造的角色不僅持續地表徵著不斷變化的慾望、社會意義和身份認同，而且也在虛擬故事中解決了真實世界意識形態的自相矛盾。從這一意義上而言，「霸道總裁」的熒幕形象的確虛擬地解決了「消費主義女權」的內部張力。「霸道總裁愛上我」題材里的男主角，不僅擁有驚人的財富，長相俊美，對女主角的各種消費要求都百般滿足。他們對女主角更是忠心耿耿，甚至會為女主角與男二號的曖昧而吃醋。從性愛到情感照顧再到財富積累和消費，如此多重的性別期待正是當下中國普通男性普遍焦慮的重要來源。當代中國更加公正的性別關係，不僅需要男性擺脫他們的大男子主義，也需要女性反思同時將自己主體化和客體化的性別意識。同時，我們也需看到「消費主義女權」的中產面向、性別政治與階層關係的交叉性。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展開部分訪談對象對於「消費主義女權」的反思和能動性。然而，本研究的大部分受訪者都對諸如「一談戀愛就打不開瓶蓋」的女性「示弱」表演頗為反感，尤其是打工妹群體。對「霸道總裁愛上我」等瑪麗蘇題材嗤之以鼻的人也為數不少。這些受訪者相信，唯有通過自己的勞動才能收穫平等的性別關係。如此說來，除了女性儘力自己打開瓶蓋和大膽地指出「直男癌」的日常行動外，中國的性別政治更不可能脫離於制度結構上的保障。

　　作者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媒體與傳播系博士候選人。

　　因篇幅限制，本文引注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