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突破「瓶頸期」亟需制度創新

《參考消息》3月23日報道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專家團隊在2007年根據前面大半個世紀100多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的發展軌跡概括而成的一個形象化概念。這一概念揭示出各個國家經濟社會大系統為實現現代化、通過「瓶頸期」所面臨的歷史考驗。

國際視角下的考察告訴我們，1950年以來，僅有十餘個國家和地區成功步入高收入階段，而且其中多數樣本屬於小規模或極小規模經濟體，對於中國基本不具有借鑒意義。多數未能完成追趕的經濟體則在較長時期內滯留於中等收入階段。中國在過去及未來中長期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先經歷「黃金髮展期」，近年又遭遇「矛盾凸顯期」，且經濟發展態勢進入新常態，因而我國討論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的現實意義顯而易見。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現實，可針對「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的幾個主要方面，作如下簡要考察分析。

技術趕超時間緊任務重

每一次產業革命後，世界經濟格局都會發生重大變化。爆發於18世紀中葉的第一次產業革命直至19世紀中期結束，以紡織業為起點，因機械化大生產而帶動相關產業鏈條的發展，使英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隨後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美國和德國為中心，第二次產業革命圍繞重化工業這一核心，使房地產、汽車製造、鋼鐵業、化工業和電力等產業得以迅速發展。至20世紀初，美國乘勢而上，進一步主導20世紀50年代之後的第三次產業革命，以最前沿的核能技術和計算機與互聯網技術，穩固成就全球經濟霸主地位。在此過程中，德國、日本、法國等國家也紛紛崛起，技術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全要素生產率，從而幫助這些經濟體實現了經濟長期增長。

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更應基於產業革命是某一經濟體經濟騰飛重大契機的視角，來理智看待「後發優勢」。若從經濟趕超的視角看來，產業革命更迭的時間區間也恰是後來趕超者可實現超越的時間區間，若在上一次產業革命階段沒能由技術後發優勢而實現崛起，被動進入下一次產業革命階段後，勢必要發起和實現新一輪趕超，才有可能達到崛起目標。然而，從三次產業革命興起的時間上來看，其更迭在不斷加速。以我們目前所處的信息技術時代發展態勢來看，人工智慧等新技術革命的到來已先聲奪人，產業革命的加速更迭使後進趕超者的發展時間更加緊迫，越緊迫則越容易追趕不上，越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與此同時，在充分發揮「後發優勢」、實施經濟趕超過程中，我國還必須將新技術方面基於創新的戰略儲備提上日程。就國外現狀來看，美國、日本等位於全球技術高地的國家，其核心技術雖然已經是全球範圍內的領先水平甚至是最高水平，卻往往並非代表這些國家技術的真實水平。以日本的汽車製造和液晶電視製造技術為例，其產業技術水平已經領先目前市場出售產品核心技術的兩代、三代，而出於繼續攫取高額利潤等考慮，這些高端核心技術目前僅處於蓄勢待發的狀態，實際上就形成了一種雄厚有力的技術戰略儲備。對於後發國家而言，趕超的實現可能並非僅僅是追平目前技術水平，而是至少要追平技術戰略儲備水平。

中國作為一個科技爆發時代的發展中國家，不同領域的科技研發水平參差不齊，客觀而論，我國畢竟已有一些技術在全球範圍內實現領先水平，甚至個別已是最高水平，但由於配套技術相對落後等原因，這些技術的應用往往並不廣泛和充分。結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經驗，我們應當特別注重在這類技術成果方面充分「揚長」，對於達到領先水平的技術，無論是否能夠迅速「接地氣」，都要首先納入技術戰略儲備梯隊。

避免落入多面夾擊格局

比較而言，先行發達者一般具有更易得、更開闊的發展空間。以19世紀的英國為例，在開創性地實現機械化大生產之後，英國作為當時最大的工業製品供給國和原棉進口國，一方面能夠享受全球各地源源不斷供給而來的優質原材料，另一方面能夠享受向全球各地源源不斷地出口工業製成品的比較優勢，取而代之的美、德也是如此。佔盡先機的先行發達者往往也是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主導者，它們更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發展經濟。而對於後發追趕者來說，經濟發展的環境往往更為險峻，先進經濟體和「霸主」在貿易摩擦中的打壓，以及需要按照先行發達者制訂的「遊戲規則」來發展，使後發趕超者的發展勢必於全球經濟發展格局中承受先行者的壓力和排擠。

我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儘管在絕對數量上無法與美國相較，但在排序上已然躍至世界第二的位置。作為一個正處於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世界老二」，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已今非昔比，種種摩擦、制約因素接踵而至。隨著國際競爭進入新階段，除老大壓制外，老三以下者有更多的怨懟因素和麻煩製造行為，原來的「窮兄弟」們也容易離心離德。因此，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如何將特定情境處理好，避免落入多面夾擊，在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鉗制下力爭營造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外部環境，在全球化背景下全面打開國際貿易的共贏局面，是我國「十三五」及中長期發展中的重大挑戰。

資源環境壓力不容忽視

經濟學所強調的資源稀缺性與生態環境的制約在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更具有特殊意味。以日本為例，在經濟趕超的過程中出現由曾引以為豪的重工業轉向加工組裝型產業，主要原因就是不得不面對「石油危機」所帶來的嚴重資源制約。

作為國土面積世界第三、人口世界第一、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超級大國，中國經濟發展布局沿「胡煥庸線」（自黑龍江黑河向西南直到雲南騰衝的直線，是地理學家胡煥庸在1935年提出的劃分我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這一中部主軸呈現突出的空間發展不均衡，所形成的能源消耗、環境壓力的「半壁壓強型」這一基本國情，對我國在「十三五」及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中引發的負面因素決不容忽視。若不能經過以重化工業為主要支撐的「壓縮型-密集式」粗放發展模式而較快進入集約式增長的「升級版」，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制約勢必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桎梏，從而以霧霾等環境危機因素形成社會承受力的極限，導致經濟發展停滯。若積極轉變發展模式，則勢必要經歷十分艱難痛苦的轉型期，並且要以技術超越和制度變革的成功為基礎。

在基本的發展戰略思路上，面對這一基本國情，我們不得不更為側重複雜的供給管理，以「有效市場+有為政府」非常之策求破非常之局。只有處理得當，我國經濟才有望實現長足進步和發展，一旦處理不好而「碰壁」，就極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錢學森之問」仍有待破解

除了資源環境這一基本國情之外，我國在「十三五」及中長期所必須面對的另外一個很現實的基本國情，就是人口眾多和老齡化，總體上已呈「未富先老」之勢。

首先，我國人口總量世界第一，從人均指標來看，我國步入高收入階段註定是「路漫漫其修遠兮」。按照世界銀行2013年發布的數據，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達到9.24萬億美元，但人均GDP僅為6807美元，距離全球人均GDP平均水平10613美元相差3806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人均GDP水平12616美元相差5809美元，距離美國人均GDP水平53042美元相差46235美元。這意味著：若想讓我國人均GDP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我國的GDP總量需要達到16.792萬億美元，即追平美國GDP總量。

其次，我國人口結構已呈現明顯的老齡化。有學者測算，人口老齡化對於整個養老體系形成公共支出壓力的高峰，約出現在2030～2033年間，即還有不到20年的時間，此後壓力的緩慢下降還要有幾十年的過程。要看到在這個很長的歷史階段之內，我國養老體系從硬體到服務的所有投入必然產生一系列的高壓力要求，勢必會對經濟發展帶來很大負擔與拖累。

再次，由於教育結構不合理而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結構問題，也是我們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須考慮的不利因素。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經驗來看，以色列和日本都是整個亞洲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長的國家。以色列頗有針對性的優質高等教育為其科技進步奠定了良好的勞動力基礎，而日本除了教育的普及和具有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以外，還重視社會教育的作用，且在其企業制度中特別重視人才培育，一直不斷促進並保持著高水平的科技研發能力。我國目前教育模式苦於面臨「錢學森之問」，難以造就高水平創新領軍人才，培養出的勞動力與經濟發展所需人力資本的現實需求存在較明顯的錯配。

「官本位」思維不利於創新

我國的深厚文化積澱如何轉為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因素，一直是困擾中國人的難題。實際生活中，不少中式文化的消極因素，至今無形中制約著我國的創新力，人們往往不敢為天下先，不善於思辨和冒險創造，社會瀰漫「官本位」的思想意識，善於遵循較為森嚴的等級制度而不敢或不能發表真知灼見。這些文化與傳統意識特徵，形成「軟實力」的不足、感召力的欠缺，實際上制約著我國經濟社會在全球信息科技革命日新月異變化中的發展。將文化積澱與意識、信仰轉變為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積極因子而非制約因子，我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政策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落實和發揮作用，綜合國力中「硬實力」的上升才可能與「軟實力」的打造相伴而行，使現代化之夢不至落空。這更是一種深刻的、綜合性的挑戰。

制度變革助解放生產力

制度學派和新制度經濟學早已告訴我們，「制度」因素在微觀經濟中不可或缺，而實際上，在經濟發展的宏觀視角下，制度供給更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以18世紀的英國為例，於1776年發明蒸汽機的瓦特在其19歲那年離鄉到倫敦接受儀器製造匠的培訓，兩年後成為一名「數學儀器製造師」，最終成就蒸汽機的發明，引發第一次產業革命的到來。這類案例表明，技術的發明和創造總體上決非一個個「黑天鵝」事件，而是與專業化分工和經濟組織下的制度結構密切相關。

制度是造就人才、推動新技術產生的核心要素，是創新的最主要動力機制，更是經濟運行績效可否提高的關鍵。從日本的遣唐使政策到西方世界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實際上都體現了制度變遷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以日本為例，除技術模仿外，日本還特別注重法治化市場經濟基本制度安排，進而以成本管理、經營計劃調查、職務分析等制度的學習，不斷提升企業管理和經濟運行的現代化程度，從而有效降低運行成本，推動、激勵技術模仿過程中的技術創新，大大提升了生產能力。制度創新的實質性推進，總體上成為進一步打開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空間的關鍵。

可以說，立足於「十三五」時期，放眼中國的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在關係到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關鍵階段，能否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克服既得利益的強大阻力和障礙，把難啃的「硬骨頭」啃下來，從而在制度變革的探索中解放生產力、進入新常態、打造升級版的成功，直接決定著我國經濟社會是否能夠相對順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未來如願躋身發達經濟體之林。

【作者簡介】

賈康，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蘇京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助理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