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之迷:中華遠古文明的起源在東北嗎?

紅山文化之迷:中華遠古文明的起源在東北嗎?http://www.yiyuanyi.org/kg/yjtm/list_268_11.html(一)在內蒙古赤峰市,有一片褐紅色的山巒,就是紅山。紅山的聞名,在於它所代表紅山文化。在紅山文化的牛河梁遺址中,發掘出了精美的玉器,這意味著中華遠古文明的起源在東北嗎

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東北方向的不遠處,有一片褐紅色的山巒,當地人稱它為「烏蘭哈達」,也就是紅山。然而,紅山的聞名,不僅僅是由於它的美麗,而在於它所代表的悠久歷史和文化。

1906年的一天黃昏,一個個子不高的日本人,走進了建於清代康熙十八年、位於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來人是日本人類學家、考古學者鳥居龍藏。鳥居龍藏名義上是王府聘請的教師,但是,他的心思和興趣,都放在了考古調查上。

他曾經在赤峰一帶進行考察,發現了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並見到環繞著石頭的古墓。

其實, 鳥居龍藏看到的這些環繞石頭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後來震驚世界、被專家們稱為 「積石冢」的紅山文化墓葬。因為他的考古活動僅限於地面採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國遠古文物才沒有受到襲擾。

1908年,結束了三年內蒙古生活的鳥居龍藏,帶著對紅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遺憾,離開了喀拉沁。

1919年,內蒙古東部的林西、赤峰、朝陽地區,再次出現了一個外國人的身影。這個人是法國神甫、自然科學博士桑志華。

據有關資料記載,在1922年至1924年期間,桑志華多次到過赤峰。在這裡,他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多達22處。還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現了舊石器時代遺址。並採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標本。

1930年的冬季,一個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頂著刺骨的寒風,由東北的通遼起程,經過天山、林東、林西等地,到達當時屬於熱河省管轄的赤峰。

這個人是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永。

1923年,19歲的梁思永從清華學校畢業以後,遠渡重洋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考古學和人類學。留學期間,他認真閱讀了鳥居龍藏和桑志華撰寫的赤峰考古調查研究的論著,開始關注紅山文化。

1930年,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國,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

就在梁思永整裝待發之際,傳來一個壞消息:通遼一帶爆發了嚴重的鼠疫,將原先打算從北路進入熱河的路口阻斷。

進退兩難之際,從東北傳來另外一個信息:有人在黑龍江的昂昂溪附近,發現新石器遺址。梁思永立即打點行裝前往那裡。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從北平出發,於28日到達發掘現場。

工作三天之後,因為天氣變冷而被迫停工。

有著高度責任心的梁思永先生,當時幾乎是沒有任何猶豫,馬上決定取道東北,南下熱河。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達林西。

梁思永下決心,準備在林西縣作一次較大規模的發掘,以解決這些遺物在地下的分布問題。

發掘的地點被當地百姓叫做「哈拉海」,這是一塊沙窩子地,距離縣城大約4公里。當時,從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過。

位於大道西側的鍋撐子山高高聳立,它也是發掘遺址的最好標誌。

但是,梁思永到達林西幾天前,這裡就飄起了雪花。他到達的那天,林西縣又颳起了西北風,溫度也降到零攝氏度以下,遺址地表上的土層凍得像石頭一樣堅硬。在這種情況下,他將挖掘計劃改成在赤峰一帶進行地面採集。

在赤峰,梁思永收穫了新石器時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11月27日,梁思永結束了在熱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從東北傳來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9·18事變。在四個月之內,東北三省淪陷。

1932年2月25日,日本軍隊繼續進犯熱河省各縣。

3月2日,日軍侵佔赤峰。

1933年的3月4日,日軍佔領熱河省會所在地承德。

劉國祥:「日軍佔領熱河剛剛4個月之後,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著學術研究旗號的日本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團,迫不及待地來到熱河,在朝陽、凌源、興隆、承德、赤峰等地,對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調查,兩個月之後返回日本。」

受到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團的誘惑,有日本考古學之父之稱的濱田耕作親自出馬,於1935年的夏天到達赤峰,在這裡進行了三個星期的大規模發掘。

席永傑:「當時,日本內閣制定了欲滅亡中國,必首先滅亡滿蒙的所謂大陸政策。日本的史學界、考古學界,按照日本政府的這一政策對中國東北、內蒙古的東部進行了大量的考古和歷史研究。為炮製滿蒙從來就不屬於中國和滿蒙獨立論,尋找所謂的歷史依據。」

按照原來的打算,濱田耕作準備在紅山的山後,發掘幾座青銅器時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個偶然的發現,使他改變了計劃。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紅山後調查遺址分布時,突然發現了史前遺址。

濱田耕作意識到了其中的寶貴价值。於是,立即修改了原來的發掘方案,放棄了正在挖掘的青銅時代墓地,集中力量發掘史前文化遺址。

根據有關資料記載,在紅山後,日本人發掘了兩處新石器時代居住址、31處墓葬,出土人骨29具,動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顆,骨器33件,青銅器14件,採集品1000多件。

最後,日本的考古學家們將他們攫取的所謂「成果」,全部帶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國大學教研室。

三年之後,濱田耕作等人發表了名為《赤峰紅山後》的發掘報告。認為紅山後遺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進行文化掠奪的時候,梁思永因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漸康復。剛剛恢復健康的梁思永,急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熱河採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熱河考古報告發表。梁思永的這篇考古報告,是由中國考古學者書寫的第一篇專論熱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梁思永的熱河採集報告發表九年之後,一位23歲的青年教師來到了日本人發掘過的紅山後遺址上。1942年,佟柱臣來到遼西地區的凌源中學擔任歷史教師,教課之餘,他把興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調查上。

一天,佟柱臣來到了遼寧省凌源縣與建平縣交界處一個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塊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河溝里的石塊是怎麼跑到山上來的?它們是幹什麼用的?佟柱臣不知道他發現的就是後來轟動考古界的紅山人的墓葬——積石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佟柱臣離開赤峰,到瀋陽博物院任職,從此走上專業考古的道路。

日本投降之後,在四川宜賓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養。

1949年春天,梁思永迎來了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8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為副所長。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四個年頭,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尹達將自己撰寫的部分學術論文,準備取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發表。

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細看了尹達撰寫的論文以後,建議他把赤峰紅山新石器寫進文稿。

1955年12月,尹達著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出版。根據梁思永的意見,尹達專門加寫了《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章作為補充。

而此時,梁思永已經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章里,紅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布範圍,包括遼寧、內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長城地帶。

在紅山文化命名一年之後的1956年暑假期間,裴文中教授和教師呂遵諤帶領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三年級的7名學生,登上了前往赤峰的列車。

當時24歲的嚴文明就是這7名學生中的一個。

到達赤峰的第二天,北京大學的學生們就沿著崎嶇的小路,來到了紅山前。

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嚴文明:「日本人沒有在紅山前做過工作,所以紅山前,當時也算一個新發現,這個紅山前,就相當日本人講的所謂赤峰第一期文化,那個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紅山文化。日本人所謂赤峰的第二期文化,當時我們把它分了好幾段,這些我們就把它叫做夏家店上層文化。其實在紅山上,更多的還有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東西。」

在紅山文化發現、命名之後的幾十年的時間裡,由於沒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

然而,1986年《人民畫報》第八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紅山文化c形玉雕龍的大幅照片。

玉雕龍的出現,立即引起了國內外的轟動。

(二)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農民張鳳祥,在離村子後面不遠處的文冠果林里修梯田的時候,腳下的鐵鍬突然碰到了石頭塊,他俯下身子一摸,發現一個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面對著這個石洞,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決定把石塊揀乾淨,看看裡邊埋藏著什麼秘密。

張鳳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塊像鉤子一樣的東西。它質地堅硬,拿在手裡沉甸甸的。張鳳祥以為他挖到的是一塊廢鐵,也許能到廢品收購站賣上幾個錢,於是,在收工的時候,就順便把它拿回了家裡。

C形玉雕龍

當年,張鳳祥的弟弟張鳳良,還是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看著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鐵鉤子」一樣的東西。他找了一根繩子把它綁緊,開始拖著「鐵鉤子」和小夥伴們在村子裡玩耍了起來。

張鳳祥:「可能是有個七天八天的,哎,就拖出來(光澤),太陽再一曬,就能看出這是個玉。」

當張鳳祥發現這是一件玉器以後,就帶著它來到翁牛特旗文化館。文化館裡一位叫王志富的幹部。用了三十元錢,就徵集了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館的工作人員,並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的造型和製作的年代。他們只是按照慣例辦理了入庫登記手續之後,把它當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鎖到了箱子里。

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王時麒:「我們現在考古挖掘的許多東西,都可以測定年代,比方說陶器、瓷器,都可以測定它製作的年代,我們可以區別真假,都可以做鑒定,但是這個玉器它不行,因為玉器本身它沒有測定年代的手段,測不了它的製作年代。」

1984年,紅山文化的發現才有了重大突破。在牛河梁,考古隊員挖開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紅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擺放著兩個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員經過仔細辨認和研究後,認為它們是屬於紅山文化時期的玉豬龍。

牛河梁發現5000年前的玉豬龍的消息傳出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這個消息傳到翁牛特旗,文化館負責人賈鴻恩,突然想起1971年他們徵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識到,那件被他們鎖在箱子里的玉器,極有可能是與牛河梁玉豬龍一樣珍貴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裝進挎包,坐火車趕到北京,請蘇秉琦先生鑒定。

蘇秉琦是中國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他告訴賈鴻恩:這也是一件珍貴的玉龍,是一件重要的紅山文化遺物。當聽說他要乘火車返回赤峰的時候,蘇秉琦囑咐道:小夥子,你要好好地保護它,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

1971年在三星它拉發現的玉龍,終於在被忽視了十多年以後得到正式確認: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當時的紅山人精心製作的、是國內首次發現的「中華第一玉雕龍」。

玉雕龍為碧綠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體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狀,因此它以後被命名為c形玉雕龍。它的鼻子前伸,嘴緊閉,有對稱的雙鼻孔,雙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細長上翹,頭上刻著細密的方格網狀紋,龍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長鬃,長鬃佔了龍體的三分之一以上。龍的脊背上有一個圓孔,經過試驗,如果用繩子穿過圓孔懸掛,龍的頭尾恰好處於同一個水平線上。這件玉龍是用一整塊玉料雕刻而成。

而紅山出土的這件c形玉雕龍無足、無爪、無角、無鱗、無鰭,它代表了早期中國龍的形象。

三星它拉的c形玉雕龍的年代被確認三年以後,翁牛特旗又傳來喜訊,在距離三星他拉60公里的廣德鄉紅山文化遺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黃色的c形玉雕龍。它的造型與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龍基本一致。

赤峰發現玉雕龍的消息傳遍了全世界,渴望了解玉雕龍的人們,把探詢的目光投向中國塞外的紅山。而關於龍的原型的討論也因為c形玉雕龍出土而開展起來。

考古界普遍的觀點認為,這兩條色澤不同的c形玉雕龍,是以蛇的身軀為主體的多種動物的複合體。但是在龍的頭部,是什麼動物的看法上卻引起了爭論,有的人認為龍的頭是豬的頭顱,有人則認為是鹿頭,還有人把龍的頭看成是熊的腦袋。那麼這兩條龍最初原形是什麼呢?

龍,是中華民族自上古以來一直崇尚的神異動物。但是,它的真相,卻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大的謎團之一。

近年來,隨著古人崇尚龍的遺迹不斷出現,從而引發和激起人們對龍的原型探討的熱情。於是,關於龍的最初原型的種種設想便應時而生。

遼寧師範大學文博系主任田廣林:「關於龍的原型,學者們的說法是種種種種,歸納起來大概有四種,就是四大類,一種說法認為呢,龍的原型是出於動物,某一種動物。那麼還有人認為,龍啊,它的原型是自然物。你比方說,彩虹、雲、龍捲風、河水,這都認為是龍的原型。還有一類就是植物,比方松樹,是龍源於松樹,最近有些學者認為,龍的原型它是昆蟲。

中國龍的最初形象到底是什麼樣子呢?翁牛特旗出土的兩件c形玉雕龍的頭顱是豬首的造型嗎?

2003年,一批考古隊員,來到了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的興隆窪文化遺址上。

興隆窪文化遺址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遺迹十分清晰的原始村落,因而被譽為「華夏第一村」。

在發掘的3萬平方米面積里,有170多座房址,400多座窖穴,經過碳14測定:興隆窪人生活在距今8000年以前,是紅山人的先輩。那個時候,人們過著狩獵採集的生活,原始農業剛剛萌生。

2003年10月21日,在興隆窪文化遺址的一處現場,考古隊發掘一個面積為4平方米的灰坑。在灰坑裡,他們清理出了6個存放食物的窖穴,

考古人員清理完六個小坑之後,發現中間還有一個大的灰坑,被六個小坑緊緊環繞。當考古人員小心翼翼地將大坑中的灰土清理乾淨,一個意想不到的東西出現了:由許多石塊和陶片組成的s型動物靜靜地躺在那裡,那是一條距今8000年以前龍的形象。更讓人吃驚的是,在這條龍的頭部,竟然擺放著一個野豬的頭骨。

有的學者認為,用野豬的頭顱作為龍的頭,充分說明了先民們對野豬的崇拜。

田廣林:「在這個宗教發生,這個早期宗教發生有個特點,人們崇尚的對象,往往都是他們依以為生的衣食之源」

劉國祥:「興隆窪文化時期,是狩獵採集經濟佔主要地位,農業經濟已經出現,但是所佔的比例非常小,主要是靠這種打獵、鹿、豬、狍子、熊,打這樣的動物,來作為他的主要的肉食資源。其中,豬所佔的比例非常大,而且當時成群的野豬啊,活動在這個地方,植被條件非常好,那麼是人們獲取肉食的,主要的動物,所以說呢,他就開始對它崇拜,祈求獵物的繁盛,並祈求狩獵活動的成功。」

20世紀的80年代初,一批考古隊員的身影出現在赤峰市敖漢旗趙寶溝文化遺址上。趙寶溝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考古證明,紅山文化是它的繼承者。

一天, 考古隊員們在一個小山坡上,發現了一批7000年前用於祭祀的陶尊。令考古隊員感到意外的是,在其中的一件陶尊上,竟然有一幅透視畫。畫中的動物分別是被趙寶溝人神話了的豬,鹿和鳥。

有的學者認為,陶尊上刻畫的是一種綜合性的動物合體。它集中了多種動物的神通和特長,這樣的客觀特徵,為人們從根本上揭開龍的原型之謎找到了科學的依據。

六、七千年之前,野豬、鹿和鳥,都是趙寶溝人最常見、最熟悉的動物。因為這些動物,都是他們狩獵的目標和賴以生存的給養。

第二地點一號冢四號墓出土的玉豬龍

趙寶溝人懷著虔誠的心,把這些與他們的生存密切相關的動物,精心描繪在神聖的陶尊上加以膜拜,目的是讓它們成為溝通人與天的媒介,祈求豐衣足食。

趙寶溝文化陶尊的出現告訴人們,龍的起源,首先是來源於人們自身的生活和物質生產。

幾乎在這件陶尊出土的同時,在紅山文化遺址中又有一些神秘的「玉豬龍」 不斷出土。

「玉豬龍」目光溫順,肥頭大耳,鼻子短平,鼻樑上刻著細密的皺紋,這些特徵,配上彎曲的身軀,顯得十分有趣和令人喜愛。

如果,拿「玉豬龍」與三星它拉發現的「C」形「玉雕龍」作個比較,人們不難發現它們在造型上有著明顯的差異。

殷志強認為,玉豬龍的這種造型特徵,是當時"農耕文明的一種表現。

遠古時期,豬在畜牧業中佔有重要地位,古人除了把豬作為食物以外,還把它作為「水獸」,在祈天、求雨、防洪等祭祀中,經常把它作為祭品,

這些觀念反映到玉器造型中,玉龍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

龍體的形狀為什麼源於蛇的身軀呢?有人認為,這是紅山人對蛇崇拜的原因。因為,蛇的活動與季節的循環是相符合的,因此,古人以蛇象徵土地和繁殖力。再加上當時發達的養豬業,於是,就出現了豬首蛇身龍的形象。

紅山文化玉龍的大量發現,使人們看到從興隆窪文化到趙寶溝文化,在對豬的崇拜上一脈相承。它們的出土,不但為人們解開了龍的起源之謎,也為人們展示了龍被逐漸演化的軌跡和不斷被神化的過程。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朝宏:「紅山文化的玉龍,應該說在史前時期,出現的最多的,而且製作最精美,應該說是屬於一種比較成熟一些的龍,不是最初形態的這種龍了,但是對於龍的崇拜,應該說呢,出現的時間是比較早的,你比如在興隆窪文化這個階段,就出現了用石塊堆砌的龍,在趙寶溝文化階段,也出現了出現在陶器上的龍的形象。」

1984年,83歲的中國現代小說家沈從文先生,得知三星他拉出土了C形玉雕龍的消息,他通過有關部門,表達了自己渴望在有生之年,能親眼目睹玉雕龍的願望。

玉豬龍

這一年秋天,翁牛特旗文化館的工作人員,把玉雕龍送到了沈從文先生在北京的寓所。

翁牛特旗文化館文物組工作人員蒙景新:「他呢,看了這件玉龍以後呢,就是說,非常非常的激動,好半天呢,才說出一句話來,他老重複的一句話就是,哎呀,這件東西呀,是很難得的一件珍品。」

1989的六月,為了迎接建國四十周年的到來,三星他拉出土的c形玉雕龍作為珍貴的展品被調往北京參加展出。此後,它被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三)

內蒙古赤峰市的巴林右旗,位於沙漠和草原接壤地帶的紅山文化分布區域里。

1969年春天,在一次大雨過後的早晨,巴林右旗那斯台村的布和朝魯在出去放牛的時候,不經意間,在一個坡地上撿著了一個玉器。

為這個發現所激動的他,連忙趕回家去拿了一把二齒鉤,再跑回發現玉器的坡地上挖了起來。不大的工夫,他就挖出了不少玉器。

布和朝魯的父親丹巴,是那斯台村的黨支部書記,他把布和朝魯挖到的玉器裝在一個特製的布袋裡,鎖進了家裡的大木箱子。

一天,一個文物販子趁著丹巴書記到北京看病的時候,來到那斯台,找到了布和朝魯,想出大價錢購買他挖到的那些玉器。但是,文物販子沒有如願。

1979年的一天,巴林右旗文化館文物組的工作人員,走進了丹巴書記的家。

和青格勒一起到丹巴書記家裡的,還有巴林右旗文化館的領導韓仁信。當年,丹巴書記就是坐在這張緊靠著大木箱子的木質沙發上,同韓仁信拉起了家常。

青格勒:「完了,老頭呢給拿出幾件,我們看完了以後,就做了老爺子的工作,就是丹巴書記呀,做他的工作,做他的工作呢,就是這個書記呢,當時呢,嗯,覺悟也挺高,說對國家還是有用,你們就拿去吧。」

從丹巴書記家徵集到的玉器有玉蠶、玉鴞和幾十個玉珠。它們現在被精心收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館,成為研究紅山文化的珍貴文物。

紅山人生活的區域在萬里長城以北的塞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裡留給一些人的印象是天高地廣,風吹草低的蠻夷之地。當紅山玉器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被確定下來的時候,面對那裡發達的玉文化,有的學者不禁驚呼,這裡應該就是五千年以前中國歷史上傳說的「玉器時代」。

原始人類在迎來文明的曙光之前,曾經走過了幾百萬年漫長的發展道路。從人類誕生到新石器時代之前,人們使用的勞動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器,考古學上把這個時期稱作舊石器時代。

在舊石器時代,人們過著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處在對自然物簡易加工的初級階段。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也就是距離今天4萬年至1萬年之間,隨著製作石器工藝的提高,生活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在一些原始人類中,逐漸萌發出審美意識。

到了新石器時代,伴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人們的審美意識越來越強烈。於是,他們就從眾多的石頭裡面,挑選出美麗而溫潤的玉石,加工成可以佩帶的裝飾品。於是,就出現了玉器。

劉國祥:「玉器的起源階段,往往都是突出他的裝飾功能,人們在最早識別加工雕琢玉器的時候,重點突出的是玉器的美,玉器的裝飾美,把玉器雕琢成器用來裝飾和美化人的生活。」

而遼寧師範大學的田廣林認為,玉器從出現那一天開始,就披上了神秘的面紗,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劉國祥的見解與田廣林不同,他認為,玉器的產生,是原始人類在美感驅動下的產物。只是到了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時期,玉器的裝飾功能才發生了轉移和變化。而這種變化,已經體現在紅山人製作的玉器中。那麼,紅山玉器又分多少種類呢?

專家從造型和雕琢工藝的角度,把紅山文化玉器分為裝飾類、工具類、動物類、人物類和特殊類五大類型。在特殊類里,三聯璧、勾雲形玉佩等是主要的代表器形。

在眾多出土的紅山玉器中,數量最多的是動物類玉器,除了c形玉雕龍和玉豬龍之外,還有玉鳥、玉蠶、玉鴞、玉蟬蛹、玉龜等等。諸多動物造型的玉器出現,說明了什麼呢?

南京藝術學院教授殷志強:「紅山文化玉器豐富多彩,其中有很多動物的造型,尤其是描寫我們生活中常見的,像鴞,就是叫貓頭鷹,還有豬的形狀,還有龜的形狀,這一些都是生活中間、環境中間看得到的一些動物,那麼,這個可能跟紅山文化,就是生物、生態、生活環境的多樣化有很大關係,因為周圍的一些(動物)形象,對它藝術的造型實際有影響。」

有人認為,如此多的動物造型玉器出現,說明紅山人對動物的崇拜。因為紅山人相信,有些動物能為他們免除災難,帶來好運。對於紅山文化玉器中出現的玉鷹,有的學者推測,它的出現,寄託著紅山人嚮往著能夠像雄鷹那樣展翅高飛,自由翱翔,達到通天接地的願望。

玉蟬,是紅山文化墓葬中常見的一種動物造型的玉器。有的學者發現,紅山文化的玉蟬中有羽翼的數量較少,而大多數是蟬蛹的造型。這又是為什麼呢?

有人這樣認為,蟬在紅山先民的眼中,是一種神奇的東西,它的幼蟲生活在土中,化成蟬蛹後不食不動,就像死了一樣,當夏天來臨的時候,它能破土而出,爬上高高的樹梢,蛻變成能飛的知了。

勾雲形玉佩

紅山人用蟬蛹造型的玉器為死者陪葬,是希望死者有一天能像蟬蛹一樣蛻變復活。

紅山文化玉器中既有玉龜也有玉鱉。玉龜和玉鱉出土的時候時常為一對,分別放置在死者的左右手中。

有人這樣分析,在古代,龜和鱉被視為長壽的吉祥物,是人們崇拜的神。中國的民間早就有了「千年龜」和「萬年鱉」的說法。紅山人把玉龜、玉鱉放在死者的手中的目的,是希望龜神和鱉神在另一個世界給予死者以保護。

牟永抗認為,紅山玉器的出現,是紅山人對太陽崇拜的結果。

神秘的紅山玉器,給了人們帶來無限的想像空間,有的畫家從它們身上,找到了中國畫寫意藝術觀的源頭。

在那個遙遠的年代,古人對玉的籠統概念是「石之美者」。當時,人們把質地細膩堅硬、色彩斑斕的石頭視為寶物。專家認為,最初發現玉的人,應該是部落里製作石器的工匠。因為他們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掌握了識別玉的本領和知識。

圍繞著製作紅山玉器的玉料來源,學者們一直持有不同的見解。

有的學者認為,紅山人製作玉器是就地取材。但是,在紅山玉器出土的地點,卻一直沒有發現製作紅山玉器的玉料產地。直到近幾年,一些學者們來到了遼寧省岫岩縣,才揭開了謎底

岫岩縣,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玉石之鄉,這裡出產的玉石,被人們習慣地稱作「岫岩老玉」。有的學者經過實地考察後認為,紅山玉器的玉料就是出自這裡的細玉溝。它的硬度經過測量之後,也已經得出了科學的結論。

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王時麒:「我們知道,這個硬度的標準,是用了十個礦物做來標準的,比如說金剛石就是十,石英、水晶這就是七,這個滑石這就是一,那麼這個紅山它的玉,主要是由閃石玉組成的,它的硬度應該是呢,是6到6.5這麼一個範圍。」

獸面玉牌

今天,在岫岩縣,許多人仍然從事著古老的制玉行業。與紅山先民們不同的是,他們採用的是現代化的加工手段。

根據專家分析,儘管現代人與原始人在制玉工具的使用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但在製作流程上卻極其相似。

於是,有人把紅山人制玉分為采玉、解玉、鑽孔、打磨、鏤刻、拋光等幾道工序。

於明:「一件玉料的開採,他呢,就沒有什麼鐵器,也沒有炸藥。他只能呢,靠最原始的方法,比如說,到那個山頂上,拿一個木頭撬棍子,撬下來。最多最多有可能,把木頭塞進(玉料縫裡)去,然後點上火,一燒,嘣,炸裂,然後把玉料,嘣下(來)一塊,最多最多有可能這樣。」

製作玉器的第二道工序就是解玉。現代人解玉,是藉助電動機帶動硬度極高的鋸片把玉料分開。

那麼紅山人是怎樣解玉的呢?有的學者推測,5000年以前的紅山人,在沒有金屬工具的新石器時代,他們採用的方法之一,是用野獸的皮做成線來解玉。

根據專家推測,紅山人解玉,除了使用獸皮做成的皮條弓之外、還使用其他一些用於解玉的工具。

解玉,必備的輔助材料是解玉砂。古人在從大河旁邊,精心篩選出細膩得像麵粉、硬度高達7度左右的解玉砂,來幫助解玉。

在解玉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還有水。

於明:「玉料很硬嘛,那怎麼辦呢,就需要加砂,加砂也不行,如果加砂,磨一下(皮弓)就斷了,而且沙子又很乾,它本身摩擦生熱,一生熱,可能就把這個皮子就毀掉了,就斷了,怎麼辦,就要降溫,這個降溫呢,有最簡單的辦法,現在很通用的辦法,就是加水。」

再接下來,就是按照預先的設計,用動物的骨頭或者竹管,在玉器上鑽出大小不同的穿孔以便佩帶。

中國文物學會玉器研究委員會副秘書長古方,多年來一直從事紅山玉器的研究。他通過考古發現、史料記載和自己的試驗得出結論,瑪瑙、燧石的硬度都達到七度,這種石頭也能成為雕刻玉料的工具。

據有關資料表明,鯊魚牙齒的硬度達到8度,完全可以用來雕刻玉器。有的學者認為,5000年以前的紅山人雖然不在海邊生活,但是他們可以通過交換或者其他方式得到鯊魚牙齒,使它成為雕刻玉器的得力工具。

玉鱉

其實,紅山人對大海並不陌生,在他們居住的遺址上,考古人員就發掘出了用海中的貝殼製成的裝飾品。

在對玉器進行精心雕刻之後,就到了最後一道工序——拋光。那麼,古人是用什麼來拋光呢?學者推測,古人通常是使用獸皮在玉器上反覆摩擦,因為獸皮含有脂肪,脂肪在摩擦過程中會釋放出來,附著到玉的表面,使玉器的表面更加明亮更加溫潤,直到達到光可鑒人的效果。

馬蹄形玉器,是因為它的形狀像馬的蹄子而得此名。它是紅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而它的製作難度在紅山玉器中也是排名之最。

1980年的一天,一位當地的農民走進了這座小城。他把揀到的一件像馬蹄子一樣的玉器捐給了敖漢旗博物館。

就在收到捐獻的馬蹄形玉器兩年之後,內蒙古敖漢旗博物館在進行文物普查時,考古人員在一個叫大甸子的地方,偶然發現了紅山人遺棄的一個製作馬蹄形玉器的坯料。

不過,對於馬蹄形玉器,邵國田還是按照自己的習慣,把它稱作「馬蹄形玉筒」。

1987年,當地一戶農民在蓋房子挖地基的時候,又挖出了一個紅山人製作馬蹄形玉器時切割出來丟棄的玉芯。那一天,恰巧邵國田在那裡搞調查,農民就把玉芯交給了他。

這樣一來,敖漢旗博物館就擁有了製作馬蹄形玉器的坯料、從坯料中切割出來的玉芯和製作完成的馬蹄形玉器。那麼,紅山的制玉工匠們是怎樣把玉芯從坯料中取出來的呢?

邵國田在對坯料和玉芯上面,留下的切割痕迹作了分析以後得出結論,紅山工匠先是用管鑽在坯料的最低點,鑽通一個孔,然後把野獸皮擰成的線穿進裡面,在解玉砂和水的輔助下,環繞著橢圓形坯料切割出玉芯。再反覆打磨拋光,直到最後完成。

有的專家做過這樣的實驗,用現代化的工具,在一塊厚度達十五厘米的玉料上,切割出一個圓筒狀的玉芯,只用十五分鐘。

有人推測,5000年以前,紅山工匠要取出同樣大小的一個玉芯,則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

紅山人經年累月才能完成一件玉器,在今天看來也許是不可思議。對此,有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認為紅山人很可能掌握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精湛、最省時的制玉技術,這些技術遠遠超出了現代人的想像。可惜的是,它已經消失在時光的流逝中。

那麼,當時在紅山人生活的區域里,是否每一個部落里都有製作玉器的作坊?還是存在一個受最高聚落首領控制,專門生產玉器的製作中心呢?

於明認為,為了使玉器具有神秘性, 5000年以前,在岫岩縣的細玉溝附近,存在著一個專門製作紅山玉器的部落。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紅山人制玉的作坊和工具,紅山人到底怎樣制玉,還是一個未解之謎。但是,紅山玉器的出現,在史前的中華大地上,無疑是一道耀眼的光焰。

(四)

紅山文化自從發現以來,已經將近半個多世紀。在這個漫長的歲月里,調查和發掘的遺址超過500多處。但是,這些遺址大都是紅山人的居住地。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神秘的紅山人墓葬卻一直沒有見到蹤影。

於是,人們紛紛猜測:紅山文化的墓葬習俗,是流行水葬、風葬還是火葬呢?他們是否同其他史前文化一樣,是「土坑豎穴式」墓葬,還是另有別的形式呢?

所有的這些謎團,只有找到紅山人的墓葬才能得到答案。為了這些神秘的墓葬,考古工作者們,在紅山文化分布區域里苦苦尋覓著。紅山人的墓葬到底隱藏在什麼地方呢?

牛河梁是燕山支脈努魯兒虎山南麓的一組山坡台地,在綿延起伏十幾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條被俗稱為牤牛河的河流穿山而過。因此,牤牛河兩旁的山樑得名為牛河梁。

在牛河梁的土山上,是老百姓的莊稼地,莊稼地邊上散落著不知道什麼年代留下來的石塊,很久以來,人們並不知道它們的用處。有不少人,把這些石塊當成當年農業學大寨修建梯田時的遺留物,還有人,甚至把它們看做是廢棄了的象徵著吉祥的敖包。

有的人就把石塊揀回村裡,拿它砌院牆壘豬圈。

世世代代生活在這裡的農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在這些石塊底下,埋藏著震驚世界的重大發現。

1981年春天,在遼寧省博物館工作的郭大順,和建平縣兩位考古工作人員,來到了這個縣的富山鄉馬家溝生產隊。

郭大順, 1965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研究生畢業,先後在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文化廳從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考古研究。此後,他根據紅山文化考古新發現,提出中華文明起源的新課題。

在建平縣兩位考古人員的陪同和帶領下,郭大順走進了馬家溝生產隊長馬龍圖的家。

兩年前,馬龍圖在一次犁地的時候,揀到了一個像馬蹄子一樣的玉器。馬龍圖用紙把底座封好,把這件玉器當成筆筒擺在桌子上。1981年在建平辦考古培訓班的時候,有人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郭大順。

牛河梁第二地點二號冢中心大墓

馬龍圖告訴郭大順,他在發現這個玉器的地方,還挖出過一些人的屍骨。

這讓郭大順心中一陣驚喜,他想:這是不是考古人員苦苦尋覓了多年的紅山人的墓葬呢?

馬龍圖以五元錢的價格把馬蹄形玉器賣給了考古隊,隨後,在郭大順的要求下,馬龍圖帶領他們來到了玉器的出土現場。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工作站站長朱達:「到了現場,就發現地表有很多陶片,碎石頭。再問問當地的老百姓呢,就是咱們的老百姓,就是說,這裡頭這個盆岔子啊,什麼都東西的,特別多。而且呢,大量的石頭。這是,種地多少年,經常打(犁)鏵子。就是在地里取了不少石頭啊,拉回家去,說什麼砌院牆啊,砌豬圈哪。」

馬龍圖帶考古隊員去的地方,當地的村民叫它「西梁地」,後來這裡被考古隊編為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遺址上堆積著許多石塊,郭大順不露聲色地在石塊間仔細尋找著什麼,突然,他的眼前一亮,一塊腐爛的人骨頭出現在他的眼前。於是,他在那塊有人骨的地方進行了簡單的發掘。

郭大順:「正好旁邊又露出一個人骨來,我們在那簡單地做了一下清理,又清理出了一座墓葬,這個,正好這個頭部,就是這個位置,這個位置有一個玉環,玉環,地層非常清楚,上邊壓的是紅山文化層,這個墓葬是壓在那層底下,後來這個地點,就是二號地點,這座墓葬呢,後來就編為一號墓。」

在發現紅山文化牛河梁一號墓兩年之後,1983年,考古隊開進了牛河梁,住進了馬家溝。經過實地調查和了解,他們驚訝的發現,這裡的紅山文化墓葬遺址一共有20多處。出人意料的是,紅山人的墓葬,不是那一時期普遍流行的「土坑豎穴式」,而是在墓的頂上堆滿石頭的「積石冢」。

中國古人把隆起的墳包稱為「冢」,因此,考古學家便把用石塊堆積起來的紅山文化墓葬形式,稱之為「積石冢」。

劉國祥:「紅山文化的埋葬形式呢,比較特殊,目前我們知道,有一種最主要的埋葬方式,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積石冢,那麼什麼是積石冢,那麼它的形制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那麼所謂的積石冢,就是建在山樑或土丘的頂部,通常呢,把這個山頂,這個進行修整,完了之後呢,就是說壘砌石塊,砌出一個範圍,在這個石塊的石砌範圍之內呢,砌出這種石棺墓,那麼中心部位呢,經常是砌一座大型的這個石棺墓,邊緣部位呢,經常砌數座,小型的石棺墓,完了之後,在石棺墓的上邊,再積石,就是堆放石塊,從而,給人一種山陵似的感覺。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積石冢。」

紅山人建造的「積石冢」,都選擇在大山的頂部。山頂的高度,平均海拔在550~650米左右。

第二地點第四號冢

每個山頂上的積石冢數量並不一樣,有的只有一個;有的是兩個;也有的是多個積石冢同在一個山頂。

建在山頂上的積石冢,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在中央位置建有中心大墓。

在中心大墓之外,專家們把其他的墓分為「台階式墓」、「甲類石棺墓」、「乙類石棺墓」和「附屬墓」四個等級。這種墓葬制度說明了什麼呢?

劉國祥:「那麼在埋在山頂的,這些人之間,他們也有這種,嚴格的等級區分,像大型墓,明顯高於這個,其它一些墓葬,小型墓裡頭,也能看出這種級差的反映,所以說在所有的小型墓裡頭,那麼也有明顯的這種,級差的變化,這就是說積石冢之內,我們已經明確看出,可以分成,六七個不同的等級,再加上和普通社會成員之間的這種分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等級化的,分層次的,紅山文化社會,社會進入複雜化。」

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沒有在平地上發現 「積石冢」的蹤影。那麼,紅山人為什麼把「積石冢」建造在大山的頂部呢?有一種觀點認為,5000年以前,紅山人在長期以漁獵為主的生涯中,對山有了獨到的理解和特殊的感情,他們認為山上是天神的居住之所,因此紅山人才把祖先安葬在山頂之上。埋葬在山頂上的祖先,自然也就獲得了天神的資格。

考古隊員後來發現: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上,眾多的「積石冢」所需要的大量石塊,都是從遠處的河溝里搬運而來。

令考古隊員不理解的是,5000年以前,在山林茂密,道路坎坷,交通十分不便的情況下,紅山人為什麼不惜耗費大量的人力和時間,營造如此龐大的「積石冢」呢?

有的學者認為:紅山人生活的時期,周圍分布著許多個大小不同的聚落。原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爭奪地盤,彼此之間時常發生爭鬥。紅山人可能這樣認為,既然在爭鬥中需要構築工事保護自己,那麼死後的靈魂更需要保護。這就是用石頭把墓地圍圈起來的意義所在。

有的學者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的理由是,據已經知道的考古發現證明:紅山文化時期所築的防禦工事都是土築的方形環壕,而沒有發現用石頭築造的工事。這些用石頭築造的墓,是紅山人對山、石崇拜的產物。

發掘工作開始了,考古人員在緊靠著積石冢石砌台階的內側,發現了排列整齊,豎著放置的沒有底座的彩陶筒形器。

第二地點一號冢第21號墓

彩陶筒形器,最大的高50厘米,直徑30厘米,最小的筒形器的高度有20厘米左右。它們的出現,傳遞著怎樣的信息呢?

有人推測它們埋在石砌台階的內側,是為了營造通天接地的氛圍,有人認為它們是5000年以前紅山人使用的鼓。理由是,把筒形器兩頭的圓口用野獸的皮蒙上,就可以在祭祀時敲響。

也有人從力學的角度分析,認為筒形器豎著放置具有抗側壓力,紅山人的目的是讓筒形器起到像「堤壩」一樣的作用,使積石冢頂部的石塊和邊側的石砌台階不致塌落。

郭大順:「估計它還是和祭祀有關係。和祭祀有關係,它既然是沒有底,這樣它就上下貫通了,上下貫通,和當時的人們溝通天地呀,和這個有關係。它還應該是一種祭祀,可能這樣解釋。現在是比較多的人從這方法考慮。」

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規模最大的一座中心大墓,位於編號為第2號地點的積石冢內。

中心大墓里埋葬的是什麼人?有什麼樣的隨葬品?1984年7月18日,考古隊決定打開這個大墓看個究竟。

不知道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有某種神秘的力量,考古隊員們發現,當他們準備打開這座大墓的時候,剛才還是湛藍的天空,立即變得烏雲密布、雷聲滾滾。在以後的發掘中,每當考古隊員們打開積石冢內的中心大墓時,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

可是,當考古隊員清理到中心大墓石棺的底部之後,彷彿被澆了一盆冷水。在墓中,他們沒見到完整的人骨和任何隨葬品。

失望的情緒籠罩著考古隊,在接下來打開的四座紅山文化墓葬,都由於早年被盜墓者光顧而一無所獲。

難道牛河梁的紅山文化墓葬都被洗劫一空?還有沒有被盜墓者遺忘的角落?一天,考古隊員們把目光瞄向了牛河梁第五地點的中心大墓。

當開始清理到這座石棺墓的底部時,他們有了不同以往的感覺。

朱達:「就是當時,我們做這個墓的時候,清理玉器的時候,那種感覺,是沒話說的,就是我們拿這個小竹籤兒,因為怕裡頭有這個(文物),因為下頭是文物啊,我們就用小竹籤兒,一點兒點兒剔,一剔,往下一插,就躇溜一下子,這感覺一下子(有文物),把它扒拉扒拉,用刷(子)掃掃,一看一件玉器,再剔,也是(玉器),覺得下面特別滑,後而做完這個墓,做完以後,整個全身全是玉器,這個擺放的全是玉器,這裡面出現的有玉龜呀,馬蹄形玉箍,勾雲型玉佩。」

墓的主人是一個老年男性,隨葬品是七件玉器。勾雲型玉佩,豎放在死者的右胸,下面壓著一件馬蹄形玉器,右手腕戴著一個玉鐲,兩件玉璧放在頭部的兩側,雙手各握著一個玉龜。

放在死者胸前的勾雲型玉佩,呈長方形,它的四個邊角翻卷,背面有可供懸掛的鑽孔,中間有勾雲形紋飾。

在此之前,有不少紅山文化的勾雲型玉佩被發現,人們對它的解釋也莫衷一是。

田廣林:「概括地說呢,主要有龍神說、鳳凰說、饕餮說,饕餮就是那種大眼睛,有這種饕餮紋,饕餮說,還有就是,人獸合體說,裡面包含著人和動物,還有的說,神目(說),神眼,我個人認為呢,這種形式多樣,款式繁多的這個,所謂的勾雲紋玉佩啊,它本身表現的是一種鳥,它是神面、鳥神形象。」

也有學者把它說成是一種花卉圖案。他們推測:在5000年以前的紅山地區,很可能存在著一些以花為圖騰的部族。這些以花為原形的勾雲形玉佩,可能就是「花族」部落的象徵。假如這種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麼,牛河梁第五地點中心大墓的主人,應該就是「花族」部落的首領。

第二地點一號冢第27號墓

而郭大順則認為,這種玉器很可能是權力的象徵物。

1989年秋天,考古隊按照計劃發掘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冢21號的墓,當打開這座墓葬之後,琳琅滿目的各種造型的玉器竟然有20件。這是到目前為止發現的隨葬玉器最多的一個墓葬。

在21號墓葬死者的頭部上方,精心擺放的是一個馬蹄形玉器。

馬蹄形玉器,是紅山文化玉器中,流傳較廣而且最具代表性的一種。因為它的外形頗似倒置的馬蹄,所以,它被人們叫做這個名字。

關於馬蹄形玉器的用途,人們眾說紛紜。有人說它是玉杯,有人說它是舀米的器具,有人把它說成是手腕上的裝飾,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打擊的禮樂器,還有人認為它是擱置頭髮用的束髮器。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考古隊就在距離紅山文化牛河梁第二地點,只有一公里的馬家溝生產隊紮下營寨,他們住的是土坯房,睡的是大炕,吃的是小米飯。儘管生活條件艱苦,但是,考古工作者每天都為重大的發現激動著。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們對這裡的60多座墓葬進行了發掘。

在發掘中,考古隊員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牛河梁紅山文化墓葬中只用玉器隨葬,大型石棺墓隨葬的玉器,不僅數量多,而且種類齊全,工藝講究。小型的石棺墓里,不僅玉器數量少,有的根本就沒有玉器隨葬。

面對這種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認為,紅山文化晚期已經出現了完備的玉禮制。

劉國祥:「在紅山文化晚期,用玉制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那麼從中我們可以認為,隨葬玉器種類和數量的多寡,以及玉器的組合關係,能夠直接反映出,墓葬級差的變化,那麼我們通常認為,紅山文化晚期,已經出現了比較完備的玉禮制系統,這也是目前,我們所能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禮制形態。」

古人以祭祀的形式,向神奉獻玉的行為稱作禮。所謂「古者行禮以玉」。為什麼古人要「以玉禮神」呢?

有的學者認為:在金屬發明之前的新石器時代,玉器是最為貴重的物品。所以,古人用它創作出各種神靈,對它們頂禮膜拜,這就是最早的禮器為什麼是玉器的根源。

有的學者推測,人類最初是注重玉器的審美價值,只是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和巫術之間發生了緊密的聯繫,玉才有了神秘的力量,在宗教儀式中常常作為巫師手中的法器或祭祀的禮器,當巫師離開人世的時候,它們就作為隨葬品被埋入地下陪伴主人。

學者普遍認為,在神秘的「積石冢」里,擁有玉器的墓主人就是5000年以前,紅山部落里的首領兼巫師。

馮時從天文學考古的角度,對牛河梁4號墓的人物身份作了考證。

馮時:「這個墓主人呢,這個葬式呢,很特別,他雖然是仰身直肢,躺在那,但是他不是,這個直身的,他兩個這個,腿骨是交叉起來的,他是一種這個巫覡啊、祭司啊,這樣一類的,比較顯赫的人物。」

5000年以前,紅山人為了生存與發展,便虔誠地乞求於神靈的幫助和庇護,於是就產生了原始的宗教,從而部落里也就有了巫師,巫師成了人與神之間的媒介。他們又是部落里的精神領袖。

隨著考古工作的進一步開展,人們又有了重要發現:在積石冢里還有紅山人建造的大型祭壇。

朱達:「祭壇它都是用這種,一種紅色的,暗紅色的石頭樁,砌築起來的,三個同心圓,一層比一層高,它在這個,這就是紅色石頭樁呢,也是最外圈的最粗,往裡呢,逐漸細,這三圈的這個石頭的規格還不一樣的,它一般的高度,都在三十公分左右這石頭樁。」

積石冢和大型祭壇的出現,傳遞著這樣的信息:5000年以前的紅山人,已經納入了同一個宗教信仰和同一行為模式中。這無疑會增加各群落、聚落間的凝聚力,強化地域共同體的認同感,促進社會秩序一體化進程。

因此,紅山文化積石冢和大型祭壇的出現,被看成中華文明起源的標誌之一。 (五)

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的考古隊員們,發現了積石冢和大型祭壇之後,又一個問題開始出現在腦海里:按照常識,史前文化的墓地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總是與相關的地面建築遺迹相伴隨。

在這裡,會不會有紅山先民們在5000多年以前的建築物呢?於是,在1983年的秋季里,考古隊員把目光放在了尋找紅山人的建築遺址上面。

幾天過去了,考古隊員們一無所獲,又由於連日的奔波,使得他們的情緒大受影響。

有的隊員甚至產生了疑問:在牛河樑上,真的存在過紅山人的建築物嗎?如果存在,那些建築物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是不是被人為或者自然的因素徹底破壞而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1983年的一天,在北梁的主山上,進行了一整天勘察工作的考古人員又是一無所獲。正當他們要下山的時候,一個叫趙文彥的考古隊員突然內急,他急急忙忙地跑到一個因為沖水而形成的土溝里。

就在這時,一塊土紅色的東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彎下腰來,把這件東西揀起來仔細一瞧,心裡禁不住一陣狂跳:原來,這是一個用泥巴塑成的人耳朵。

泥塑人耳朵的出現引起了考古隊員們的高度注意,在繼續尋找的過程中,他們又陸續發現了一些混在沙土裡的泥塑的人鼻子、乳房、手臂和一些紅山文化的陶片。

沖水溝里怎麼會有泥塑的人體殘塊呢,這些殘塊又是從哪裡來的呢?隊員們的視線不約而同地順著沖水溝瞄向高處的東山坡。

朱達:「後而,大家就分析,在一起分析,這些泥(塑)的(人體)殘塊,是來自哪裡。這個地方就是沖溝,地勢比較低,它只能從這個,經過流水沖刷,只能在高處(往下)衝下來。」

根據沖水溝里發現的女性泥塑人體的殘塊,隊員們推測,在5000年以前的東山坡上,可能曾經聳立著一座紅山人建造的女神廟。

帶著興奮的心情,考古隊員們回到了駐地馬家溝。當他們把在東山坡沖水溝里的發現告訴房東的時候,勾起了房東的回憶,房東告訴考古隊員這樣一件事:大概是在1962年,社員們在東山坡上修建攔水堤壩的時候,有人用鋤頭在那裡挖出了一些用紅土做的人的鼻子、耳朵一類的東西,當時也沒人把它當一回事。

房東的回憶給考古隊員帶來了更大的希望。那麼,東山坡上埋藏著怎樣的秘密呢?難道這青翠的松樹下面,真的就是紅山人建造的女神廟遺址?如果是的話,早已倒塌的廟址裡面,還有完整的女神頭像嗎?這一切,只有在發掘之後才能找到答案。

1983年10月,考古隊員們懷著渴望新發現的心情開始了發掘工作,當他們小心翼翼地把厚度大約為25—50厘米的表土層清理掉後,一個從未見過的建築遺址呈現出來。

從平面上看,這個建築分為主室、東西側室。北室、南室和一個長方形室相連。遺址南北長22米,東西最寬處約9米,最窄處2米,方向向南偏西20°。

這是一座土木結構的半地穴建築,地下部分深達0·8~1米。

考古隊員在南室的四周,發現了已經碳化的木頭柱子的痕迹。他們分析,為了牢固起見,紅山人在建造女神廟時,先在柱子的內側粘貼上成束的禾草,再用草和泥攪拌形成牆面。牆面為多層,內層牆面上布滿了蜂窩一樣的圓洞。

在清理倒塌的牆面的時候,考古人員居然發現了5000年以前,紅山人精心描繪的壁畫。

接二連三的發現,使在現場的考古工作者都產生了一種奇妙的預感,似乎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在等待著他們。

1983年11月2日清晨,遼西的山區格外寧靜。

這一天,考古隊員們早早的離開了駐地,按計劃,這天的上午他們要剝離,建築遺址主室西側的一塊特殊的泥塊。

當年,主持和組織牛河梁遺址發掘工作的郭大順,在後來的文章中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時間,在期待中一分一秒的過去,人們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整個工地悄然無聲,連空氣彷彿停止了流動。只有小鏟子和小刷子,在剝離泥土時發出的聲音在沙沙地響著。

漸漸地,一個人的面部輪廓,開始顯現,接著,頭顱、眼睛也開始顯露出來。中國遠古女神,在地下埋藏了5000年之後,終於露出了她那端莊而又高貴的容顏。

女神頭像高度寫實,造型逼真,她的臉形為方圓形,顴骨突起,雙眼中鑲嵌著兩塊經過拋光處理的青色圓形玉片。

女神用坦然而又鎮定的目光,默默地注視著5000年以後的人們,面對著考古隊員的驚訝,她帶著神秘和一絲若有若無的微笑。

由於女神廟的位置在林場之內,地表上生長的松樹的樹根,已經扎到女神頭像的面部並造成了裂痕。

李殿福:「這個頭像上呢,有一些個,裂紋裡面有一些個,這個松樹的那個根子,都是那個鬚根,這個鬚根吧,扎得很多。當時也沒什麼辦法,後來我想了一下,就掏出小剪子,把那些個松毛,松樹根子啊,一個個都把它剪掉了。」

朱達清楚地記得,1983年11月2日這一天,在現場的考古隊員,都激動得忘記了吃中午飯,到了傍晚時分,大家用脫脂棉和白紙,把發掘出來的女神像小心包好。大家一致推薦,由現場的惟一一位女隊員魏凡抱著女神下山。

魏凡後來計算過,從發掘現場到考古隊的駐地馬家溝,距離是750米。平時用10多分鐘就可以走完的路程,那一天,在同事們的護送下,她花了整整一個多小時才把這段路程走完。

安全回到駐地以後,考古隊員們和馬家溝的村民們像過年一樣高興,他們把女神像,放在老鄉家的土炕上,又仔細端詳了起來。

不一會,考古隊員們的神情又逐漸得變得凝重起來,原來,女神像的面部缺少了鼻子。

五千年前的女神頭像

朱達:「這個,女神頭像呢,當時沒有鼻子,這感到很美中不足,所以大傢伙就分析了,突然這個,孫守道先生就想起來了,就前幾天在沖溝里,我們清理出來的那個鼻子,是不是,是否那個鼻子就是,所以就把這個鼻子拿出來,按在上邊,一看,一看顏色、比例和它的,這個破碎的茬口,正好都能吻合上,所以就確定了這個,這個鼻子就是這個女神頭像上出的。」

考古界泰斗夏鼐,當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當看到女神像的照片和有關材料之後,他震驚了。為了慎重起見,夏鼐叫來科研處處長烏恩岳斯圖,要他趕到牛河梁,對女神像的年代進行鑒定。

烏恩岳斯圖:「我就帶著當時,發掘出來的一些碳十四,做碳十四測量的標本,帶回所里,因為我們所有碳十四實驗室嘛,進行了測量,測量的結果,出來以後呢是,的確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也就是相當於,距今五千年,這樣的結果,這個消息,告訴夏鼐先生以後,他就很高興了,因為這個確實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而且很重要的紅山文化的遺址嘛,這就確定下來了。」

在以後的發掘中,女神廟遺址里,又出土了另外一些泥塑的女神肢體的殘塊,這些人體的殘塊外表細膩,打磨光滑,分別屬於六七個女神的軀體,她們有的比真人小,有的和真人等同,也有的比真人大二到三倍。從出土的位置看,她們之間的排列也有了主次之分。

嚴文明:「這個是,應該是反映當時社會分化,分層的一個標誌,這我們對照著墓看,它那些積石冢,它裡面也是有大有小,那個規模都有大有小,所以我們想呢,這個,一個是反映它的宗教信仰,二個呢,也反映它當時的社會的分層的狀況。」

那麼,女神廟裡的泥塑神像,代表的又是什麼神呢?

有的學者說,她們是自然神,有的則認為是「地母神」。更多的學者認為,女神廟裡供奉的,是紅山人的祖先神。理由是,當原始人的宗教主題由自然界、圖騰轉向人自身的時候,就到了祖先崇拜的階段。

曾經擔任東亞考古學會主席的尼爾森女士,是美國丹佛大學的終身教授,她一直從事女性在史前的社會地位問題的研究。尼爾森對紅山文化情有獨鍾,先後十幾次來到紅山文化遺址進行考察,也是第一個來到牛河梁遺址的外國學者。女神像的出土,強烈地吸引了她的目光。

也有人對紅山人供奉女神感到大惑不解,因為到目前為止,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積石冢大墓的主人幾乎全是男性,這個現象非常明顯的表明,當時的紅山社會已經進入父系社會時期,但是紅山人崇拜的神卻是女神。

在歷史的長河中,世界上的各個民族,都曾經經歷了女性地位顯赫的歷史階段,並塑造了本民族的「女神」形象。

紅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廟,是中國首次發現的遠古神殿,它的發現,對中國史前宗教,以及文明起源的研究,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同時,它的出土,也在美術界引起了震動。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一些人認為,古代的中國缺乏人體藝術。他們的理由是,生活在被譽為「君子之國」、「禮儀之邦」的中國古人,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之下袒露身體。中國的人體藝術,是從西方傳來的「泊來品」。

正當人們為古代中國缺乏人體藝術而遺憾的時候,在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上出土了史前時代的女神像。而它的出現,把中華民族的人體藝術史上溯到了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

在女神廟裡,考古隊員又在遺址的主室內,發現了泥塑的龍的殘體。

龍的上下顎獠牙畢露。據在現場專家的推測,這條龍的軀體肥大,當年,它卧在主室內的頂部,昂首朝向北方。

與真人等同的女神頭像

在遺址的北室里,考古隊還發現了一對長度竟然達到了15厘米的泥塑的鳥爪,專家們分析,當年,在廟的北面的牆壁上,應當有一隻巨大的鳥神在那裡佇立。

鳥神和龍的頭部為什麼都朝向北方呢?難道在廟的北面還隱藏著沒有被發現的秘密?當考古隊員走上北山坡的時候,才揭開了謎底。

原來,在距離女神廟的北牆僅僅8米遠的地方,有一座紅山人利用山樑的自然地貌修整的、南北,東西邊長約200米,總面積為4萬平方米的山檯子。

山檯子高出女神廟大約2米,周邊有人工砌築的石牆,石牆的走向與女神廟完全一致。這座大型的山檯子是紅山人做什麼用的呢?

專家們認為:5000年以前,牛河梁一帶,曾經是紅山人重要的宗教活動中心。當時人們所崇拜的神靈偶像,除了女神以外,還包括豬龍、神鳥在內,但是主要的、占統治地位的是女神。

女神廟建造在牛河梁的主梁之上,它的重要地位,從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充分體現。

郭大順:「圍繞著女神廟和祭壇和積石冢,我們叫做壇、廟、冢三位一體,這樣一個組合,而且具有固定的組合,而且在50平方米的,這個山樑上,它有這個,自己的布局規劃,而且在這個區域之內,甚至於這個區域再往外,很大一個區域里,沒有居住人的地方。所以這樣一個,大型的,祭祀遺址,和這個史前時期,那種在家內,在家庭裡頭搞祭祀,甚至於在一個聚落里,他單設一個大房子,搞祭祀,那比那個規模要大得多,它應該就是它的紅山文化的,文化共同體的一個祭祀中心。」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這樣評價:女神廟裡的塑像可以稱為「神」,但是,她們是按照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體人物,所以,她是紅山人的「女祖」,也是中華民族的「共祖」。

當1983年的初冬來臨的時候,在牛河梁工作的考古隊員們,滿載著收穫和喜悅,返回了瀋陽市。而把女神頭像抱回瀋陽的,仍然是考古隊的女隊員魏凡。

這次經歷,成為魏凡一生的驕傲和最美好的回憶。

而一場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討論,也因為女神像的出土和女神廟的發現,在國內外掀起了高潮。 (六)

紅山文化引起了世界的關注,2004年7月24日,《中國北方古代文化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赤峰市隆重召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膚色、操著不同語言的人們,來到紅山文化的命名地,共同探討5000年以前中華文明的起源之謎。

5000年以前,中國、印度、埃及、兩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島幾乎同時進入文明社會。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可是,在紅山文化重大考古發現以前,人們知道的,只有夏商周以來近四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華文明的源頭在哪裡呢?

1986年7月24日,新華社發出電訊:遼寧西部山區,發現了距今大約五千多年的大型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群址,考古學家根據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斷,五千年前,這裡曾經存在過一個,具有國家雛形的原始文明社會。這一重大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為夏代以前的「三皇五帝」傳說,找到了實物依據,對中國上古時代社會發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築史、美術史的研究,將產生重大影響。

那麼,紅山文化重大考古發現,帶給人們哪些思索和啟示呢?

在中國人傳統觀念中,一直認為,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故鄉。過去,人們普遍這樣認為:中華文明從黃河的搖籃里孕育出來,然後,再傳播到華夏各地。這種觀念,似乎已經成了天經地義的定論。紅山文化重大考古發現,促使人們重新審視中國史前的歷史。

蘇秉琦先生曾經說過,在中華文明起源和中華民族形成這個重大問題上,以往過分誇大中原的作用,忽視了北方的古文化。他指出,過去把黃河流域,稱作中華民族的搖籃並不確切,而應該把它看做是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凝聚作用的熔爐。

以往,人們把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現和金屬銅的發明,這三大要素作為文明起源的標誌。而紅山文化,則賦予了文明起源以新的內涵,它使人們注意到,禮制的出現,是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標誌和特點。

專家和學者們認為,從紅山文化大型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群的結構、布局以及玉葬之禮反映出,禮制,在5000年以前的紅山文化時期,已經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這種壇、廟、冢三合一的布局,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北京的天壇、太廟和明十三陵,而這兩者的吻合說明,中華文明起源的過程,也是中華文化傳統形成的過程。

過去,人們把中國古代史看做是長城以南的事情,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突然醒悟:兩千年來,中國的歷史學家們,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這就是,秦始皇修建的長城遮住了人們的視野。歷史上,中國人列祖列宗的活動範圍並不是以長城作為界限。

李濟呼籲:我們以研究古史學為職業的人們,應該有一句新的口號,即打倒以長城自封的中國文化觀;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尋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裡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牛河梁第十六地點全景

紅山文化的重大考古發現,證明中華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個中心而是多個中心,西遼河流域、燕山南北、長城地帶也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嚴文明先生是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他認為,紅山文化的發展,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它除了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以外,還繼承了興隆窪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的優良傳統,此外,就是大膽地吸收外來文化的營養。

嚴文明:「紅山文化處的這個地方啊,它在西南,跟仰韶文化是接壤的,在東南,是跟山東的大汶口文化接壤的。然後它北面呢,又跟這個,其他的新石器,以這個採集或者是狩獵,以這個為主要經濟的文化,它又有相當的交流,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呢,它就是整個中國的東北的,一個新石器文化的核心。

距今五六千年間,發源於關中盆地、仰韶文化的一個支系,與發源於河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遼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一個支系,他們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了。

蘇秉琦先生認為:紅山文化壇、廟、冢就是他們相遇之後,迸發出的「火花」所導致的社會文化飛躍發展的跡象。

考古證明,紅山文化時期,農業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

伴隨著中原發達的農耕生產技術的傳入,使紅山的農業如虎添翼,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學者們認為,人口的顯著增長,也為紅山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資源。

當時紅山文化區域到底有多少人口,至今仍然是個未解之謎。不過,考古學家們還是從敖漢旗20世紀80年代的普查資料中,為我們了解紅山文化規模之間的比較,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以及從紅山文化聚落看當時的社會文明化進程,提供了實證。

從規模看,小型的紅山聚落面積一般是4000到5000平方米,中型的約三萬到十萬平方米左右,大型的紅山聚落約為二至三平方公里。由此,可以看出,紅山文化時期,不僅僅是積石冢有了不同的等級,紅山人的居住點也有著大中小之分,這反映出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分層和進化的現象。

崇龍尚玉、建造了大型祭壇、積石冢和女神廟的紅山人,在5000年前有沒有創造出文字呢?這個問題,讓考古工作者踏破鐵鞋,苦苦尋覓,而沒有蹤跡。 直到2001的夏天,才在赤峰市敖漢旗的紅山文化草帽山遺址,發掘出了刻著文字元號的陶片。

牛河梁第十六地點中心大墓

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這樣一支跨進了文明之門的人群,在距今5000年左右,忽然衰落和湮沒無聲。紅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南溝村的石棚山上,考古工作者在一處屬於後紅山文化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群中,發現了一個周身刻有七個原始文字元號的陶罐。

有的學者認為,這些文字元號,從字面上可以解釋為,天降隕石、爆發山洪、雪崩或者是樣子奇特的怪鳥兒突然飛臨大地。有人根據這些符號推測,紅山文化晚期,這裡的氣候變得異常惡劣。

王巍認為,造成紅山文化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氣候的變化。因為在距離今天5000年左右,正是大理冰期之後的一個寒冷期。而寒冷期到來之時,受影響最大的,莫過於農牧交接的地帶,也就是紅山人所在的地區。

王巍:「因為我們知道,距今五千五到五千,五千二三百年到五千年左右吧,在全世界相當廣闊的範圍內,有一個這個氣候的變化,比較大的變化。這個學術界管它叫降溫事件。實際上不是一個事件,是一個時期,降溫的時期,這個時期呢,這個溫度降低,就可能是不是對當地的這種,農業啊,產生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大家都知道,農業,當時尤其是史前的農業,是靠天吃飯的,如果氣候的這種,比較大的變化,可能對當時的農業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有的學者,從紅山人崇拜龍的習俗分析,在紅山文化晚期,這裡的氣候除了變冷以外,還受到了嚴重的旱災的威脅。

對此,邵國田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在紅山文化晚期發生的崇拜危機,才真正導致了紅山文化的衰落。

邵國田:「2001的時候,我們在清理,這個草帽山,這個積石冢和祭壇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現象,就是我們現在在博物館呢,已經,當時清理的四個這個,四個這個女神的頭像,但是每一件女神像都打碎了,尤其像現在我們戴冠的那個女神像吧,她是(被)打碎以後,把這個個冠,扔到一邊,把這個臉部呢,又埋在一塊,好像當時人埋進去的,這就說明在,這個給我們提示一個這樣的現象,就是說,在紅山文化的晚期,恐怕有一次,好像信任危機似的,就是說崇拜危機。」

邵國田推測,在紅山文化的晚期,祭祀是一項很重要的活動,然而,當災難降臨的時候,他們的保護神卻無能為力,於是,紅山人在極度失望情緒的支使之下,親手打碎了他們曾經膜拜的偶像。

也有人說是戰爭造成了紅山文化的衰落,他們認為,如果把紅山文化晚期出現的部落聯盟看成初級國家,那麼,組成這個初級國家裡的許多個部落,為了財產和利益,難免會產生矛盾和糾紛,就有發生武力爭鬥的可能。

5000年以前,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墓里的主人,為什麼只剩下一個頭顱和一隻手臂?根據這種現象,有的專家推測,在遙遠的紅山時期,曾經發生過殘酷的廝殺。

當戰爭到來的時候,作為敵人的一方,往往會毀壞另一方的精神信仰,於是,女神頭像就成了被破壞的目標。

紅山文化出土的玉鳳

當氣溫下降、寒冷與乾旱、伴隨著戰爭襲來之際,紅山人會不會被迫離開他們生存的家園而大舉南下呢?

田廣林:「這種可能是完全有的,從歷史時期,這個人口的大部分流動來看,幾乎每次,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的發生,總是和這個環境氣候的波動,密切相關,在大範圍內呢,氣候變冷了,那麼北方民族呢,就要向南,向比較溫暖的地區流動,那環境氣候呢,比方發生向暖的方向波動時候,這人就回來了,又回到北方,這樣導致這個,中國古代的人口呢,一南一北這樣移動呢。這個挪動,就是中國啊,農耕區和游牧區這個界限的,南北擺動一個最基本的原因。」

那麼,紅山人又是到那裡去了呢?

據專家研究,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所記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可以與之對應。於是,有人把考古發現與傳說故事結合起來推測,紅山人,是應黃帝的邀請而南下。

史書記載,黃帝平定蚩尤之亂,曾經得到女魃的幫助,有人認為:古史所說的女魃,正是「紅山王國」的大軍。

這支進入中原的先民,在戰爭結束後並沒有回到北方,而是在中原一帶流動,大概在堯的時代遷至商丘,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貢獻。

這種說法似乎得到了印證,1976年的冬季,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安陽市郊的商代後期都城遺址中,發掘了商王朝第22位君王武丁的妻子「婦好」的墓葬。

婦好墓中出土的器物眾多,但是引起人們興趣的,還是隨葬的商代玉雕龍。考古界普遍認為,商代的玉雕龍,具有紅山文化玉雕龍的特性,據此,有的學者認為,紅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祖先。

在中國史前時代,對玉的崇拜,除了紅山文化以外,還有生活在距今5300—4200年前良渚文化的先民們,良渚人生活的地域在江浙一帶。雖然與紅山人生活的區域相隔千里,但在玉器上卻有著共性。

有人推測,正是紅山人向中原的遷徙,才造成了長江下游地區文化面貌的急劇變化,並融入了紅山文化崇玉的傳統和習俗,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渚文化。

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認為,紅山文化不僅對中華文明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在5000年以前就傳播到了海外,並影響了東北亞地區。

然而,由於沒有文字記載,當今天的人們面對5000年以前紅山文化的時候,仍然有許多困惑和未解之謎。

據專家推測:紅山文化晚期,紅山人的人口應該有數萬之眾,但是,到現在為止,所發現的只是在積石冢里少數顯赫人物的墓地。

紅山文化首次出現的玉人

那些眾多的普通紅山人的墓葬卻淼無蹤跡,他們死後埋在那裡呢?

紅山玉器是紅山文化最突出的標誌和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新石器時代晚期東北地區玉器的典範,然而,它所蘊藏的內涵和奧秘,至今人們還無法完全破譯和解讀。

創造了積石冢、女神廟、大型祭壇的紅山人,為什麼在進入文明的門檻以後突然衰落?造成紅山文化走向低谷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個問題仍然是籠罩在紅山文化上的神秘面紗。對此,嚴文明先生持這樣的觀點:

嚴文明:「我說它(紅山文化)沒有消亡,我最多可以講,它走向低谷。這個文化它有時候有高潮,有低潮,它是一起一伏的,在這個後頭呢,可能稍微(出現低潮),就在這個周圍地區啊,它走向低谷,但中原地區起來了。那麼為什麼說,那些文化沒有消亡呢,我們只要以後,我們再往後面看一看,在春秋戰國時期,這個紅山文化的地方是燕國,這個良渚文化的地方是吳越,這個湖北這個地方是楚,都是大國啊 ,它這大國也不是隨便就起來的,它是有基礎的,這個基礎就在這個時候。所以我說這些文化,它沒有消滅,它只是稍微走向低谷了,以後它又起來了,成為整個中國華夏文明的一個廣泛的基礎。」

2004年,紅山文化命名將近半個世紀,這一年的春天,牛河梁遺址16地點發掘項目,成功入選了200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16地點的中心大墓是迄今為止,在牛河梁發掘的規模最大的墓葬之一,同時,它也是營造最為費工的一座墓葬。大墓鑿山體而建,石穴長3·9米,寬3·1米,深約5米。死者隨葬的玉器有五件,其中,首次出土的玉鳳和玉人,再一次引起世人對紅山文化的熱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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