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是樺：中國社會利益格局的歷史變遷

建國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過幾次大的變遷，特別是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導致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呈現出利益主體多樣化、利益結構複雜化、利益差距擴大化、利益衝突明顯化的態勢。本文重點闡述改革開放前後中國利益格局及其特點，以期通過對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利益格局的歷史變遷的全景式掃描，奠定轉型期中國利益矛盾分析的社會基礎。 ( http://www.tecn.cn ) 一、建國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的簡單分析 社會階級階層結構是社會利益格局形成的基礎。分析轉型期中國社會利益格局，首先需要對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做基礎性分析。建國以來，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遷突出表現為兩次重大轉型：第一次是新中國的建立，打破了舊階級體系，使中國不再真正具有政治和經濟意義上的「階級」；第二次是改革開放，打破了區域和政治身份地位體系，使中國社會階層由身份分層向經濟分層轉換。 ( http://www.tecn.cn ) 第一次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變遷。中國***黨通過武裝革命，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結構轉換，則是在農村和城市分步實施的。一方面，解放初期，在農村發動了土地改革運動，用革命的手段重新對土地進行了均等化分配，並以財產的多少（包括土地），對農民身份進行了確定，劃分了地主、中農、富農、貧農、僱農等社會階層。雖然中國農村社會在建國後長達50年間，表面上仍然存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但實際上地主等「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不同的社會階層，除強烈的政治運動導致的「出身歧視」外，在基本生產和生活資料的佔有上各階層使相對平等的。另一方面，從1956年起，中國開展了「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以「低額利息」進行贖買的方式，把城市中的私營企業改造成為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同時完成了對民族資本家和個體工商業主的改造，並參照個人職業劃定了城市中的階級成分：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店員、資產階級、工商業兼地主、小業主、小手工業者、職員、自由職業者、攤販等。這樣，在中國城鎮，原有的 「剝削階級」也已經被消滅，劃分整個城鎮社會身份的就是幹部和工人。所以，建國以來第一次社會結構的變遷，就是消滅了「剝削階級」，在整個社會大體確立了分屬農村和城鎮的農民、工人和幹部三個階層。 ( http://www.tecn.cn ) 第二次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改革開放使城鄉區域身份和農民、工人、幹部身份體系在相當程度受到衝擊，整個社會由政治主導下的身份分層向市場主導下的經濟分層轉變，且經濟分層越來越佔據社會分層的主導地位，「官本位制」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脅。突出地體現在：農民突破了區域和戶籍身份的限制，進城務工經商；多種類型單位出現，城鎮工人和幹部檔案身份被突破；社會職業分化產生了新的階層，既有社會階層被大幅突破；社會階層流動加快，固定身份和階層確定產生困難。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的調整、職業環境的巨大變遷，使整個社會階層結構處於高度的分化和組合過程中，原有的農民、工人、幹部階層被徹底分割，呈現出多元化和不確定性的特徵，決定社會階層地位的，已經由政治主導下的身份確定，演變成了以財富多寡的唯一評判。 ( http://www.tecn.cn ) 二、第一次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遷下的社會利益格局 第一次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雖然舊階級體系被打碎，作為社會個體都不佔有巨額財產或大規模的生產資料，但是，財產所有權只是形成群體之間差異的一個重要方面，當財產所有權不再成為「社會屏蔽」[1]的條件後，中國社會也出現了諸如戶口、家庭出身、級別、所有制等新的社會分層條件，中國並沒有進入「均等」社會，在階級鬥爭理論主導下，整個全社會迅速確立了階級、城鄉、幹部與工人農民，以及不同所有制等身份序列。由於身份的 「階級序列」具有一定的先賦性（adcribedfactors）及難以改變性，使「身份制」高度體現出處於不同「階級」的社會成員在獲得社會資源方面的差異，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福利待遇、工資級別、就業、通婚、招工、入黨、參軍、提干、升學等方面表現出明顯的區別，使身份更體現出一種實實在在的社會地位。 ( http://www.tecn.cn ) 第一次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遷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城鄉分割的身份制度。建國後到1978年，中國實行了嚴格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實施了幾乎完全制止農民流入城市的政策，就業更多地是接受分配而不是自行選擇，為個人目的工作流動權利基本上被剝奪，農民改變自己身份的渠道十分狹窄，考學和參軍成為主要渠道。這種「指令性」流入的政策一直執行到1978年。其目的，就是為了緩解工業化過程中農民大量流入城市所造成的糧食、副食供應、交通、住房、城市服務等諸種問題，嚴格的戶籍制度造成了我國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相互分割的二元社會結構，使城鄉差異成為最基本的社會分層。第二、工人與幹部的天塹鴻溝。1978年以前，城市中的社會身份分層，基本可以用工人與幹部兩種社會身份區分。幹部與工人身份的區分，在財產分層被完全打碎的社會，起到了維持社會階層分化與社會秩序的作用。但這兩種身份在本質上體現著巨大的物質利益差別，尤其是在住房、子女入學、就業等方面，「幹部」身份顯示除極大的階層優越性，被劃為工人身份的人總想躋身幹部序列，當這以夢想難以實現的時候，就將這種社會情緒演化為對特權階層的仇恨，隱藏社會動蕩的危機。第三、幹部層級制度與官本位制。我國幹部身份分層，有幾個顯著的特點，主要是以行政序列為基準劃分身份級別、黨政不分、幹部級別是權力多少的最直接體現。所以，整個社會以幹部級別垂直分層作為社會分層的基礎與主線，越是行政層級越高，級別和對資源的掌控能力越強，對社會福利等的分享越多，形成強烈的「官本位」思想，成為制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大觀念障礙。第四、單位制將社會分割成眾多獨立的單元。出於將群眾組織起來的指導思想，工作單位體製得到加強，並一度包幹了成員經濟所需的各個方面，包括住房、醫療、食堂、子女教育等等，各單位只受上級單位的領導，橫向之間很少聯繫。由於不同單位之間差異很大，又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群體，單位的地位高、級別高，單位工作人員的地位和榮譽感也較高，所可能獲得的社會資源也越多，特別是「文革」後，原來的以考試為基礎的知識精英教育轉為以推薦和免試為基礎的階級教育和權力支配教育，那些權力在握的強勢單位成員，在招工、參軍、入學等涉及地位升遷中優親厚友，變相剝奪了弱勢單位成員和農村青年身份改變的機會。 ( http://www.tecn.cn ) 第一次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遷下的利益格局。與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遷相適應的是經濟體制和經濟制度。我國自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了計劃經濟體制，開始了全面的國家或集體所有的經濟管理模式。具體地，在城市以國有企業為主體，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和部分集體所有制；在農村由公社所有制逐步轉向 「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在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製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的社會分層比較簡單，基本上分為工人、農民等階級，商業和知識分子及其他階層都歸屬於這兩大階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各階層的利益相互關聯、彼此制約，利益格局呈現出一種均衡化、穩定性的狀態。具體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 http://www.tecn.cn ) 1、政治動員下社會各階層根本利益高度一致，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掩埋在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之中。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是一種「行政控制——強制服從」的社會整合機制。就是以政治控制為核心，通過政治動員進行全方位利益控制。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集中政治控制，製造組織、形成不同的社會單元，劃分身份、形成不同的職業階層，操縱流動、形成不同的區域壁壘，實際上就是在縱向與橫向的社會行政機制上，將每一個社會組織與個體的活動有效地控制在特定的單位單元，人與人的關係建立在政治上的互相信賴或互相猜疑而不是建立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之上，階級的劃分、階級的歸屬成作為人與人關係的重要立足點。這種嚴密的行政管理體系在社會生活中形成了高度的紀律與有序。在這種機制之下，個人失卻了積累個人物質財富的機會和能力，社會分層完全由政治力量控制，經濟的決定力量基本喪失，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矛盾始終處於隱性狀態。 ( http://www.tecn.cn ) 2、政治利益被無限拔高，經濟上極力推行平均主義分配方式。雖然社會存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但階層之間利益差異相對較小，拋開行政職級形成的個人或單個階層特殊化因素，其它各社會階層的自我經濟利益空間很小。在農村，各個地區的收入差距沒有根本性的差異，都是以「掙工分」來養家糊口，農民基本上沒有其它收入；在城市，產業工人和其他工作人員，以工資收入為主，沒有額外的經營收入，工資差距不很明顯。整個國家的中心工作都是圍繞政治來運轉，無論是工人農民及其他一切階層和部門，都把本職的工作放在了「革命」之下，政治利益高於物質利益，人們一切行為的塑造、規範都以依政治的發展、政治的變化為核心，在絕大多數人的思想之中，物質利益就是資產階級的產物，社會主義就是要遠離物質財富。這種長期的政治第一、物質第二，革命第一、財富第二，直接結果就是利益群體被絕對弱化，利益矛盾相對均衡。 ( http://www.tecn.cn ) 3、國家壟斷全部利益資源，在極「左」思想影響下個體的獨立利益意識被徹底清除。由於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不夠深刻徹底，把生產資料的國家佔有和分配作為了衡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重要標準。受這種極「左」思想的影響，為顯示國家的社會主義本質，國家壟斷了全部利益資源，既包括涉及國計民生的工農業部門，也包括與工農業生產和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產業和部門。工業企業為國家或者集體壟斷經營，不允許個人作為主體參與其中，企業的產權、經營權被國家高度控制，產品生產的規模、銷售的價格完全由國家決定，企業沒有任何自主權。農業生產部門都屬於集體管理和經營，從耕牛、犁耙等最基本的農業生產工具，到山林、塘堰等重要農業資源，全部為集體所有，種什麼繳什麼全部由上級安排，農民只是勞動的活化的工具。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獨立的利益行為將被扣上「資本主義」的帽子，受到嚴厲的批判。這樣，整個社會失去了產生獨立利益意識和觀念的生活空間與滋生土壤。 ( http://www.tecn.cn ) 4、分屬城市、農村內部的社會各階層相對差距較小，但城鄉之間的工農差距巨大。主要體現在國家政策導向下的社會保障、文化生活、衛生教育等各個方面的差距。這種制度性安排，在許多方面都有利於城市的發展，而對農村則具壓迫性。城市在在這些政策的保護和推動下取得長足進展，開始步入現代工業文明的時代，而農村則進一步陷入落後和貧困之中，農業壓力加重。導致城鄉壁壘異常突出，階層流動異常緩慢。 ( http://www.tecn.cn )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利益格局存在的問題和造成結果。由於國家控制著全部重要的社會資源，並憑藉身份制、單位制和行政制這些組織化形式和規則直接分配社會資源，確定不同社會集團的權利、義務及責任，確定社會成員獲得社會地位及自身利益的形式與多少。各種不同身份、單位和行政級別的社會集團，依據國家直接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賦予的權利、義務及責任，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確定自身的行為，由此形成了「國家――單位」利益結構，個體或者單位存在的利益價值有且必須在國家利益的範疇下體現。這種利益格局在建國初的形成和確立有其客觀性，但這種利益結構體系所維持的制度的績效，則主要取決於國家自上而下動員和投入社會資源來維繫。由於權力和資源的高度集中與分配過程中的平均主義使人們普遍失去了勞動的積極性，來自個人、自主性群體和組織以及地方的利益與成就需求難以得到自發的動員，從而在廣大城鄉出現了「干好乾壞一個樣，不幹和干一個樣」的局面，所以，國家經濟發展趨於停滯、社會穩定面臨巨大威脅。同時，這種經濟利益格局，也嚴重不適應經濟發展，特別是60、70年代，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不斷深入，這種資源的國家獨佔和收益的平均分配利益格局，已經由工業化初期有力的推動逐步變為極度的不適應，傳統利益格局下的動力與秩序已無法兼容，經濟要發展，必須突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所以，原有的體制已經失去了繼續維持下去的條件，對建國來形成的利益格局進行根本性調整成為一種必然。 ( http://www.tecn.cn ) 三、第二次社會階層結構變遷下的社會利益格局 第二次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遷，是在改革的推動下進行的，導致了社會結構劇烈、持續、深刻的分化，不僅表現在社會異質性增加，也表現在社會不平等結構的變化，使中國社會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轉變，整個社會利益格局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 http://www.tecn.cn )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重大變遷。1978年以後，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改革全面推進，社會階層結構發生重大變遷。主要體現在由異質性結構要素（位置、群體、階層、組織等）所體現的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組織對生產效率的促進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職業等級差異對階層多元化、社會流動和教育普及的引發及促進[2]。 ( http://www.tecn.cn ) 第一、農民的職業分化加快。體制改革對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最大貢獻，一方面，在於創造了農民職業分化的基礎條件，因為隨著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興起，農民有了獨立自主的經營權，農民成了自由人，農村富餘勞動力就可能流向收益高的產業和地區。另一方面，改革推動了農村工業化的迅速興起和蓬勃發展，鄉鎮企業大量出現，導致了農村原同質均等的社會結構的劇烈分化。到2006年，農村勞動力中已有超過30%的人完全脫離了農業生產，投身於各種工業生產和服務行業，有78％的農村勞動力從事季節性非農業生產，真正意義上的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僅佔全社會勞動者的35%左右。 ( http://www.tecn.cn ) 第二、城市體制內外分化促進產業工人的劇增。改革後城市社會分化首先發生在原體制的最邊緣部分，處於體制邊緣的社會力量率先從體制內分化出來，如個體工商業者、民營企業、三資企業等；同時，受農村社會分化的影響，體制外力量不斷增強，如農民工大量湧入城市等。目前，我國產業工人大致有三種：一是城市中的原國有、集體企業的工人；二是原鄉鎮企業中的工人；三是從農村流入城市的農民工。實際上，由於戶籍制度沒有根本性調整，所以，我國城市中的持城市戶口的工人，其人數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並不很大。但是， 「鄉鎮企業工人」和「農民工」卻增長迅猛，從1978年的不到3000萬人，壯大到2006年的約22500萬人。一個橫跨兩個體制和城鄉兩大社會系統的交叉性群體和邊緣性群體開始出現。 ( http://www.tecn.cn ) 第三、新興職業階層興起。不僅表現在突破了身份制與單位制束縛的個體、私營工商階層的興起，更表現在知識化推動下的社會服務業的高度分化，一些新的職業開始出現並發展迅速，比如金融證券、營銷代理、文化策劃、保險代理等，各種中介機構取代原單位組織，成為社會就業的主要渠道，且發展速度、自發程度和示範效應都是前所未有。總體上，新的社會階層主要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六方面，這些新的社會階層，其人員主要來自於工人、農民、幹部以及複員轉業軍人等，是目前中國市場經濟中最具活力的群體之一。 ( http://www.tecn.cn ) 利益格局的變化是改革所引起變化的集中體現。改革後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化一方面體現了功能分化的過程，如國家與社會職能的分化和黨政、政企職能的分化等，但另一方面，中國現階段社會分化主要是體制變革的結果，而體制改革的核心在利益的重新分配與調整，所以，社會結果分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一種利益分化。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首先進行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實施和推廣包產到戶，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思想，確立市場取向改革，逐漸打破了傳統利益格局得以維繫的教條主義意識形態，這成為中國新時期利益格局轉變的最初動因。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承認社會成員個體的物質利益和個體之間分配上的不均等，從而打破平均主義的大鍋飯，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性以解決發展動力問題。隨著人們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和改革的深入，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並存的經濟格局逐步發展，社會成員被賦予了進行實業投資、金融投資的自主權、土地使用權的轉讓得到允許，農民發展非農產業、外資的進入受到鼓勵，社會資源的佔有方式發生變革。整個社會的利益格局和結構從農村改革為發端逐漸波及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 http://www.tecn.cn ) 農村改革使農民階層利益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改革最先引起農村的變化，從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為開端的改革，逐漸延伸到農村的各個領域。從而使農村社會發生了一場深刻的革命，不僅農民的「社員」身份被打破，而且，作為農業生產的「職業主導」被衝擊，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為主要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引發了農村產業結構的變動及社會制度層面的變革，這種變動及變革使得農村群體在城鄉之間、不同產業之間、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以及原不同身份、群體之間、代際之間廣泛流動，使得原來農村中農民階層產生了分化，出現了一些新的利益階層。從總體上看，依據職業類型、生產資料的所有形式和經營方式這三個因素，原來意義上的農民階層，主要分化為以下幾個新的社會階層和相應的利益群體。 ( http://www.tecn.cn ) 一是以農業勞動為職業的利益群體。從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農民的勤勞致富產生了一批 「萬元戶」和「專業戶」，這是農村社會分層和利益群體產生的起點。他們是集體耕地承包者，以農業勞動為主的農村勞動者所組成的社會群體。這個階層生產資料人均佔有的規模較小，以分散經營為主，雖然它們可能是農村最先富起來的群體，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改革的逐步深化，他們的角色也在發生著變化，並成為農村其它階層和利益群體形成和發展的母體。 ( http://www.tecn.cn ) 二是以在鄉、村集體企業從事非農業勞動為主的利益群體。這個階層的大部分尚未割斷與土地、農業的聯繫，但個人和家庭的收入主要來自從事非農收入。他們是農業工業化過程中帶著農民身份的工人階層。這個階層隨著鄉鎮企業民營化進程的加快，大多數成為民營企業的僱用勞動者。 ( http://www.tecn.cn ) 三是以在城市常駐性務工為代表的利益群體。這個階層一般以青壯年為主，常年受雇於民營企業、三資企業、外資獨資企業等，他們以提供勞動力而獲得工資收入，對所使用和經營的生產資料沒有所有權，但在農村仍擁有足以謀生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其經濟收入與僱主相比懸殊較大，但較農業勞動者為高。 ( http://www.tecn.cn ) 四是以城市季節性務工為代表的利益群體。這以階層主要是因種種原因，已不具備完全離開農村的條件，但家庭經濟壓力和農業生產人力的剩餘，使他們可能在某段時間在城市從事短期工作，由於這部分人流動性很大，工資收入相對較低。他們同樣不佔有使用和的生產資料。 ( http://www.tecn.cn ) 五是以農村流通服務為代表的利益群體。這部分人常年留在農村，相對智力水平較高，具有經營頭腦，主要從事農產品的營銷和農業生產資料經營，他們是農村中最先形成規模的個體工商戶，也是最早富裕起來的脫離土地的利益群體。這部分群體在農村和基層政府影響較大，其作用發揮好壞，已經高度影響農村基層政權的鞏固和農村社會的穩定。 ( http://www.tecn.cn ) 需要強調的是，農村經營體制的改革，使農民階層分化成了具有不同思想觀念、不同利益訴求、不同消費水平的不同的社會階層，從事土地耕作為中心的階層，仍然是現代社會相對弱勢的階層；從事農業流通服務業的階層成為主導農村發展的最大力量，是農村中的強勢階層；具有農民身份的城市工人階層，相對原有生活水平和質量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相對現代城市文明來說，絕大多數仍然處在文明社會的邊緣，利益保障在許多領域得不到體現，權益容易受到侵害，是城市的弱勢群體。這些階層客觀上都形成了不同的群體，這樣，不同群體的不同利益訴求相伴而生，形成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和利益矛盾。 ( http://www.tecn.cn ) 城市改革開放也使原工人階層利益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城市的利益格局，主要是以全民所有制單位和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的勞動者為主體的利益分配機制。體制改革以後，原有的階層與階層之間、身份與身份之間的嚴格界限，出現了非公有制的單位和工人，使收入分配關係有了巨大的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城市各個群體利益保持的一貫性，使城市利益格局呈現出的多層次、全方位狀態和趨勢。從社會生產活動的作用、勞動方式、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等角度分析，原來意義上的工人階層，主要分化為以下幾個新的社會階層和相應的利益群體。 ( http://www.tecn.cn ) 一是直接從事生產、流通和交換領域的工人階層所代表的利益群體，具體的講就是工業、交通運輸、商業服務等各產業部門的勞動者所組成的群體。在工業化過程中，中國工人階層始終呈現不斷壯大的趨勢。再科學技術發展帶動下，中國工人階層也開始了從體力型向技能型的轉變，但相當長時期內，嘗無法實現機械化大工業生產，這既是中國現實生產力水平決定的，也是中國就業的需要。他們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基本上各有歸宿，以股份形式明確當然，不再為工人所完全佔有。根據服務對象的不同，整個工人階層也分化成國有企業工人、城鎮集體企業工人和私營企業工人和個體工商戶幫工、「三資」企業工人等群體，並且，不同服務對象經濟利益迥然不同。 ( http://www.tecn.cn ) 二是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所代表的利益群體。這部分人主要從事複雜腦力勞動，具有較高的專業技術水平。根據工作的性質，專業技術人員可分為四個群體：從事物質生產的專業技術人員，即分布在工業和流動部門的工程技術人員和其他技術人員；從事文化教育、科研和衛生等專業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主要從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教育、文學藝術創作和醫療衛生、體育等專業工作，屬於精神生產和智力服務的專業活動；從事社會中介服務的專業技術人員，主要是從事法律、金融、財務、設計、評估、公正等中介性服務，也是從事屬於智力服務的專業活動；在社會管理從事專業性工作的腦力勞動者，主要是承擔了部分社會管理職能的事業性機構中的相關技術人員。這些新的技術人員階層，其個體利益實現主要取決於自身智力水平和業務能力，相同行業的利益差異不太明顯，但不同行業的利益差距十分巨大。而且，其所屬的具體利益集體的利益實現，出技術性因素外，還取決於對社會資源的動員能力。 ( http://www.tecn.cn ) 三是社會管理者階層所代表的利益群體。主要指黨政機關、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的有關管理人員，這是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必需，他們專門組織管理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活動，為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服務，由納稅人供養、並受全體社會成員監督的國家公職人員。社會管理者階層具有不同於其他勞動身的權力、地位和作用，也有同他們所負社會責任相適應的收入和待遇。社會管理階層分層次構成，既有縱向的行政職級高低之分，也有橫向的職務高低之分，主要由負責決策人員(通稱社會領導者)和一般執行辦事人員兩個群體組成。由於中國改革不是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同時推進，相對經濟改革而言，政治改革要滯後得多，社會管理者階層的個體利益與其他階層的個體利益出現了一些差異，出現了出高付出低回報的趨勢，使一部分人心理失衡，進而把權力變成謀取集團和個人利益的工具，使社會一度陷入權錢交易的惡性發展態勢。由於不同社會管理者擁有的權力不同，形成社會管理者內部嚴峻的利益關係，不僅破壞了市場經濟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也破壞了社會運行的法制規則。 ( http://www.tecn.cn ) 四是企業經營管理者階層所代表的利益群體。主要指各類性質企業的廠長、經理，這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企業成為獨立利益主體後、逐漸從社會管理者中分化出來的新的階層。企業經營管理老與一般職工之間，不僅存在著勞動方式的差別，而且存在著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經營權、支配權和收益權等明顯差別。需要強調的是，從中國國有、集體企業的改革歷程看，在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經營機制轉變過程中，國有、集體產權被明晰，有的被轉讓、有的被消亡，保留的特大型國有企業，也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有企業，而是成為國家壟斷的代理。所以，無論什麼層面的企業經營管理者，都具備超強的資源動員能力，在一個資源決定收益、收益決定階層的社會，企業管理者成為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 ( http://www.tecn.cn ) 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是中國體制改革所導致的利益分化的重要結果，對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效益觀念和利益觀念的樹立，有利於推進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進一步開拓。同時，利益格局的變化，也產生了種種不利的消極影響，主要是貧富差別進一步拉大，社會的公平公正嚴重受到權力和經濟的影響，加深了不同階層的利益矛盾，不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 ( http://www.tecn.cn )-------------------------------------------------------------------------------- [1]帕金(Frank Pakin )的社會屏蔽」(social closure)理論指出，各種社會集團都會通過一些程序，選定某種社會的或自然的屬性作為排斥他人的正當理由，將獲得某種資源和機會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備某種資格的小群體內部，這些屬性包括民族、語言、社會出身、地域、宗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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