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研究三題

曾國藩研究三題 作者：郭世佑 來源：史學集刊 　 　 內容提要 曾國藩是近代人物研究的一個熱點。本文認為曾國藩熱是一種正常的學術現象，不應大驚小怪。對曾國藩乃至對一切歷史人物的評價，不應採取簡單的「功過分成」法，歷史人物在不同時空下的活動很難以數學上的正負加減的方式來判斷功過。為適當肯定曾國藩而忽視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歷史正當性是錯誤的，但把曾國藩倡導洋務運動同他鎮壓太平天國對立起來研究、把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作為評價其一生事功的前提和基調也不正確。 ＊ ＊ ＊ 一 關於「曾國藩熱」 近年來，隨著有關曾國藩的個人文集資料與歷史小說的大量刊行，社會上的確出現了一股「曾國藩熱」，曾氏的家鄉湖南尤甚。在學術界，人們對曾氏的力量投入也日趨增加，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呈現出一股「熱」的勢頭。社會上的「曾國藩熱」是一種頗為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它從何而來，又將向何處去，我們姑置不論。至於學術界之於曾國藩的研究，也許因為長期以來顯得過於冷清，如今稍有力量投入，就給人以「熱」的感覺，或者原本還有一種趕熱鬧的興緻摻和其中，均不足為怪。不管學術界之於曾國藩的規範性認識與刻板印象如何，具有理學家之稱的曾國藩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載體，作為身當中西文化衝突與國家利益衝突之前沿的中方一員，作為將鄉賢魏源「師夷之長技」的主張付諸實踐的第一人，他的言行及其社會影響與歷史影響無疑都不乏深入研究的價值。欲期更好地把握個中價值及其歷史位置，不僅光靠趕熱鬧的興緻還不行，而且單憑政治史和軍事史方面的研究力量也不夠，還有待文學史、哲學史、經濟史、科技史、教育史等領域的「方面軍」攜手努力。因為他的言行空間似乎還不是如今某些單個研究者的學術視力或知識結構所能容納和駕馭的。 就歷史人物而言，史學工作者所研究的對象往往是一些智商不凡者和言行出類者，是為史學研究不乏難度的癥結所在，卻容易為史學界所輕視。其實，在同這樣的歷史人物對話時，歷史學之於史學工作者個人的素質要求是不低的。否則，就無法輕鬆自如地駕馭或「吃透」研究對象，「全面評價」、「如實反映」云云，便無從談起。研究為後人留下１５００餘萬言的曾國藩就大致如此。 有的學者擔心現行的政策或政治氣氛對於曾國藩學術研究不大有利，放手研究和如實評價曾國藩的學術時期還沒有到來，實則不然。就史學工作者本身而言，既要適當考慮研究課題的社會價值與現實意義，又要適當保持學術研究的相對獨立性。 一方面，任何學術研究的終極目的不外乎為了人類自身的發展與進步，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從各自的角度去探索和揭示人類進一步發展的途徑與方法，或者提供相應的參照係數與學術啟示。研究死人的最終目的也不外乎為了現實中的活人。 另一方面，由於社會是發展的，現實生活與現行的政策往往是因時而異和變動不居的，而學術研究在本質上屬於文化積累工作，它需要自身相應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否則，浪跡天涯，來去匆匆，便無積累可言。或如風吹浮萍，寧有底止！ 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史學界已不乏此類經驗和教訓，值得認真汲取。只要史學研究者貨真價實地從歷史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某些先入為主的觀念或拖泥帶水的以論帶史出發，只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史學成果總會對社會有用，總會產生相應的社會效益，實現社會價值。 如果要把曾國藩研究同現行政策聯繫起來，似乎也得不出現行政策對曾國藩研究不利的結論。這是因為：不管我們今天強調進一步改革開放也好，還是強調現代化建設的中國特色也好，還是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與生命力，抵制西方文化的滲透也好，是批評「激進主義」還是批評「保守主義」也好，對充滿矛盾的近人曾國藩都有深入研究之必要。今日現代化建設中所遇到的某些棘手問題甚至有些兩難抉擇，曾國藩在他所置身的歷史時空里似乎也都不同程度地遇到過，他把某些經驗連同教訓和盤留給後人，而且還留下一串未完的答卷和諸多遺憾。 大概因為充斥著刀光劍影的近代風雲離我們還很近，現實生活中還留存著許多近人的身影和足跡，我們不難感覺到近代史上有許許多多的事件和人物都很重要，因而都在史書中大寫著，倘若再過一百年甚至數百年之後，讓我們的後代們從長時段的視野來看待我們今天所談論的近代史，大浪淘沙，許多被我們看得很重要的歷史事件與人物將被逐漸淡化，談論和研究它（他）們的頻率也將越來越低，或者不過在背景描述中偶爾提及而已。經過後人「過濾」所剩下的少數歷史人物中，近人曾國藩也許榜上有名，他仍將是後人所要談論和研究的話題，只是後人所談論和研究的視角與價值尺度同今天的我們迥異而已。大千世界，人生苦短，一個人若能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一點點值得後人追述和經得起評論的痕迹都不大容易，這樣的人物在芸芸眾生中為數甚少。而以學術和鎮壓太平天國軍功起家，率先仿製西式船炮、譯介西方科技書籍，率先派人購進「制器之器」、手訂留學生派遣計劃的曾國藩所留下的歷史痕迹似乎還不止一點點。就迄今為止的實質性的研究狀況而言，較之眾多學者潛心研究林則徐、洪秀全、左宗棠、康有為、孫中山、黃興等人物的人力投入和累累著述，現在似乎還不是擔心或譏評「曾國藩研究熱」的時候，如同現在還不是擔心「李鴻章研究熱」或「梁啟超研究熱」的時候一樣。 二 關於「功過分成」 就歷史研究而言，在相對客觀地描述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儘可能把握歷史的內在聯繫，理清其來龍去脈，這比我國學術界流行的「功過分成論」或「正面還是反面」，「肯定還是否定」（或曰「是基本肯定還是基本否定」）之類非此即彼的整體性蓋棺定論要複雜得多，也重要得多。對於曾國藩這樣一個產生於複雜歷史環境中的歷史人物，至少當現實與歷史的時空還沒有適當拉開距離之前，似乎還沒有必要急於尋找一個十分簡單的整體性結論。既要避免把複雜的問題弄得簡單化，又要防止將簡單的問題弄得複雜化。這樣的整體性結論也許很省事，但不一定科學，還是具體的問題具體分析為好。在具體分析之後，有時仍很難也沒有必要綜合出一個非此即彼的簡單結論來。 有人提出，曾國藩是一個「功大於過」的人物，有的則強調曾氏「過大於功」，彼此之間爭論很激烈。爭論者都想說服對方，結果誰也說服不了誰。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功過分成法」自身的缺陷所致。斷定曾國藩或者別的歷史人物「功大於過」或「過大於功」，或主張「三七開」、「四六開」等等，此類結論乍看起來很精確，似乎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頗具科學性特徵，實際上仍屬意念支配下的主觀估摸，是用經典力學的思維定勢來對待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與歷史人物，既沒有找到也無法找到功過定量分析的客觀尺度。因為從根本上說來，歷史人物作用於不同時空，而且內容不同、類別乃至性質也不同的那些活動與事件是無法借用數學座標上的正負值來表示，無法通過加減計算方法來判斷其功過大小的。況且許多歷史人物的功與過往往是互相聯繫著的，有時還具有某種因果必然性甚至互補性。［①］如果以為歷史人物的功過之間可以加減甚至可以抵消，那只是一種錯覺，是科學主義對人文學科的束縛所至。這種錯覺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妨礙著史學研究的深入開展，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也是有害的。 通過具體研究，史學工作者如果能切實回答歷史是什麼和為什麼，史學研究的主要任務大概就完成得差不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魅力與科學精神完全可以在回答歷史是什麼和為什麼的研究實踐中得到充分體現，卻無法指望貌似準確而實屬主觀臆斷的所謂「功大於過」或「過大於功」之類簡單結論去體現。當然，這並不排除具體研究之後，人們各自對歷史人物形成某種整體印象，對其歷史地位與作用作出某種整體估價的可能性。 順便指出，自５０年代以來，我國近代史學術界集中了許多才華橫溢的史學前輩，他們的才識與學術功力都是相當出色的。遺憾的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他們的學術成果同他們的才華似乎還不那麼相稱，其學術成就較之他們原本應該取得和能夠取得的學術成就要少得多，這是無庸諱言的。儘管史學前輩們手中都掌握著引以自豪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與方法，但在他們中間，至少還不曾產生象西方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同行——已故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那樣舉世公認的重量級國際學術大師，至少還不曾有人象費正清那樣將概述近百年甚至整整一個半世紀的中國歷史進程的著述一氣呵成，自成體系。似乎可以說，中國近代史在中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國際一流學者卻在國外。造成近代史研究這種喧賓奪主的學術悲劇的原因無疑是多方面的，其中同我國學術界過多地膠執於歷史人物的功過定性與定量也不無關係，刻意追求所謂蓋棺定論，造成不必要的智力浪費。個中教訓，也是值得注意的。 研究和評價歷史人物的主要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尋找一個蓋棺論定，還不如說是通過單個人物的個案研究，揭示較單個人物的活動更為豐富的群體內容與社會內容，把握整體性歷史場面與過程的內在聯繫，亦即知人論世。「一個人的發展取決於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彼此發生關係的個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聯繫的，後代的肉體的存在是由他們的前代決定的，後代繼承著前代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交往方式；這就決定了他們這一代的相互關係。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不斷地進行著，單個人的歷史決不能脫離他以前的或同時代的個人的歷史，而是由這種歷史決定的。」［②］正因為如此，人物研究除了不能滿足於簡單的「功過分成」之爭外，還應盡量避免局限於《奏稿》、《文集》之類個人文獻資料而立論的研究模式和研究傾向，因為即使僅僅判斷一個人的歷史功績，也「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麼和實際是怎樣一個人」［③］。至於知人論世，就更加力不從心，捉襟見肘了。如果對史料的選擇相對單調，研究視野相對狹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之類研究結論就在所難免。更有甚者，有的研究者不是一味頌揚研究對象，就是把自己置於研究對象的辯護律師的位置，好象自己已經被研究對象的言行所感化和同化，好象只有頌揚和辯護方可突出自身所研究的課題的重要性。有些人物的研討會儼然成了對歷史人物的「追悼會」或「平反會」，把某些早已為包括原作者在內的學術同行們所擯棄的不適之論重新翻出來，振振有詞地加以批判，似乎不是站在現有的學術基礎上展開討論，出現重複性的勞動。凡此種種，似乎都值得予以克服。目前學術界的曾國藩研究似乎或多或少地存在上述缺陷，在某種程度上實有「翻案」之嫌。 三 關於太平天國 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這一人所共知的歷史事實是誰也不會否認的，問題是如何看待這個歷史事實同研究和評價曾氏其他言行之間的關係。我既不贊同為了適當肯定曾國藩而忽視農民起義的歷史正當性，甚至否定這場起義的某些歷史作用，也不同意把曾國藩鎮壓洪楊起義軍這個歷史事實當作深入研究和全面了解曾氏的一個障礙或評價基調。 恩格斯指出：「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的那種迷信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地方發生革命震動，總是有一種社會要求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礙這種要求得到滿足。」［④］在君主專制統治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廣大勤勞樸實的農民往往是在自身的生存都受到威脅時才鋌而走險的，洪秀全振臂高呼之後的四方景從完全是「官逼民反」的一個結果。既然歷史曾經賦予被壓迫階級造反的權利，史學工作者就沒有理由忽視或懷疑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歷史正當性和必要性。曾經去南京走訪天國領導人的容閎在其後來的《西學東漸記》一書中也認為：「予意當時即無洪秀全，中國亦必不能免於革命」。因為其「惡根實種於滿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為行政機關之腐敗」。 至於這場起義的歷史作用，也許它並不直接體現在同近代民主革命的歷史聯繫上（儘管後來居上的孫中山自詡「洪秀全第二」），但它能夠體現在同洋務運動即中國早期現代化運動之發生的歷史聯繫上，前者是後者的一個重要條件。如果不是洪楊起義軍橫掃東南半壁江山的雄姿徹底揭穿清朝八旗、綠營等經制之師的腐朽和無能，打亂原有的中央集權制與民族歧視的統治秩序，就談不上曾國藩和他身後一批漢人督撫的迅速崛起，也談不上「師夷之長技」方案的儘快落實。如果不是屢敗屢戰的曾國藩帶著湘軍的赫赫戰功異軍突起，欲期力排眾議「師夷智」，其阻力必將更大。因而可以說，是金田起義後的時勢造就了湘軍統帥曾國藩，洪楊起義軍有功于洋務運動。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與洋務運動之間具有某種因果聯繫，二者並非簡單的並列關係。我們既沒有必要為了適當肯定曾國藩在近代史上的歷史地位而貶低被曾氏所剿殺的太平天國起義者的那一份歷史作用，也沒有必要把曾氏倡導的洋務運動同他雙手鎮壓農民起義之舉對立起來研究之。在肯定曾國藩之于洋務運動的開拓之功和批判其殘酷鎮壓天國將士的階級罪惡時，只有適當注意二者之間的內在歷史聯繫，才有可能確保歷史描述與邏輯思維的連貫性。 不少學者強調：清皇朝已經腐敗透頂，只能徹底推翻。而曾國藩助紂為虐，一味維護清皇朝的腐敗統治，殘酷鎮壓太平天國將士，就無異於開歷史的倒車，這是評價曾國藩一生事功的重要前提，不容含糊。對此，我們不妨從階級分析的角度、發展變化的觀點和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三方面做一些具體分析。 首先，從階級分析的角度來看，地主階級鎮壓農民起義，是階級的本能所驅使，主要還不是個人的好惡或舉止得失所致。某些人鎮壓農民起義的階級罪惡，似不應影響對他們某些有功於國家與民族的歷史活動的具體研究和客觀評價。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確指出：「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裡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係負責的。」［⑤］正因為如此，儘管南宋抗金名將岳飛在鎮壓鐘相、楊么起義者時毫不心慈手軟，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這位民族英雄的全面研究與評價。對晚清重臣曾國藩的研究與評價，亦當如此。倘若他們不去鎮壓農民起義，不去維護由社會經濟形態所決定的「階級關係」，那才不符合歷史的常規，至少算是他們的失職，最高統治者是饒不了他們的。這大概也是歷史無情的一種表現吧。 其次，從辯證法的發展變化的觀點來看，在「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選擇區間里，不屬於新生產力代表者的農民起義者一旦暴動成功，便可由昔日的農民或別的被壓迫階層或政治失意者一躍而變成同自己的起義對象並無本質區別的軍功貴族或新式地主。對他們來說，農民階級同貴族地主階級之間似乎只有一步之遙。「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之類問語既顯示了起義者的氣魄與膽量，也表露了他們的起義動機與理想歸宿。對於史學研究者來說，一方面，「唯物主義本身包含有所謂黨性，要求在對事變做任何估計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⑥］；另一方面，任何社會集團又不是一成不變的，「革命中的階級對比關係是隨著革命的進展而變化的。任何真正的革命進步都要吸引更廣大的群眾參加運動，也就是說，要求更清楚地認識階級利益，更明確地劃清各政治黨派的界限和更明確地描繪各個不同政黨的階級面貌；也就是說，要求以更加具體的、明確的、各個階級的不同要求來代替一般的、抽象的、模糊不清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⑦］而對於農民起義的領導者來說，在成王之後，他們自身的要求不外乎享受人間富貴，還有充其量象劉邦或朱元璋那樣，儘快醫治戰亂之創傷，恢復農民的家園和生產。而成千上萬的起義追隨者或脅從者仍然是社會底層中的基本成分，他們所獲得的最佳回報也許除了輕徭薄賦和廉政開明的許諾外，就所剩無幾了。農民起義不可能給農民和歷史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東西。我們在評價洪楊起義集團的歷史作用時，除了應當注意上文提到的起義本身之于洋務運動的某些促進作用外，更應從洪秀全等軍功貴族的歷時１４年的所作所為及其為廣大勞苦農民的生產生活與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實際利益去考察，對曾國藩等人鎮壓起義將士這一「開歷史倒車」之舉所造成的實際危害也應在此前提下去認識和估價。 而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太平天國起義之於近代歷史發展的實際作用往往被不適當地誇大了。不少研究者常常忽略了以發展變化的辯證觀點來審視洪楊起義集團的全過程，以為只要始終替起義領導者洪楊集團說話，只要一味批判曾國藩之類鎮壓者，就是堅持站在被壓迫階級立場來主持公正的歷史裁判。殊不知，當洪楊集團高高興興地在南京城為自己營造天國之後，他們就同廣大被壓迫階級漸漸疏遠、隔離甚至對立起來了。此時此刻，「兄弟」、「姐妹」之類甜密的稱呼和《天朝田畝制度》之類鼓動性的承諾對於廣大貧苦農民究竟有何實際意義？互相拼殺的新式貴族同清朝貴族與地主階級之間究竟有何本質的區別？也許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的一段告誡值得我們深思。他說：「據我們的愛國的歷史學家和聰明的政治家們看來，只要那個時代的人能夠對天國事物取得一致的認識，他們就毫無理由去為人間的事物爭吵了。這些思想家們習於輕信，他們總是把某一時代對本時代的一切幻想信以為真，或者把某一個時代的思想家們對那個時代的一切幻想信以為真。」［⑧］ 第三、從近代中國特定的歷史環境來看，自中英鴉片戰爭以後，西方侵略者破門而入，中外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大敵當前，在天國起義者並無足夠的力量甚至並沒有集中全力去推翻清皇朝以前，後者畢竟還是作為國家與中華民族的象徵與利益代表而存在著，曠日持久的內戰並不利於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一個人所共知的歷史事實是：就在天國將士同包括曾國藩的湘軍在內的清朝兵勇殊死搏鬥期間，俄國侵略者就趁火打劫，強佔我國東北地區上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英、法聯軍則悍然發動新的侵華戰爭，將不平等條約再次強加給我國。既然內戰本身是由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的，戰爭雙方還不可能象傳統帝制推翻之後的國共雙方那樣從民族大義出發，停止內戰，攜手對外，歷史的法則就只能是通過較量，儘快結束內戰，由勝利者去扮演中國早期現代化之領導者的角色，走「師夷之長技」之路。 如果一定要把曾國藩鎮壓天國將士一事當作深入研究和全面了解曾國藩的一個障礙，我們不妨根據唯物史觀的某些基本要求，重點考察一下天國政權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實際作用與地位。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揭示的「變成資產者」［⑨］的近代歷史潮流已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關注和把握，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不過，如果斷言洪楊集團走的是一條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只因曾國藩輩的階級罪惡，才斷送了太平天國新政權的美好前程，也堵塞和毀滅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最佳出路，那是因為學者們過高地估計了起義者的本領，也誤解了閱歷特殊的洪仁ｇāｎ＠①的個人作品《資政新篇》所致［⑩］。 在風雲變幻的近代歷史環境里，面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即使曾經藉助於農民起義的力量雄視中華的劉邦或朱元璋再世，也難免力不從心。何況較之劉邦或朱元璋，無論是膽識，還是才華毅力，太平天國諸王之首洪秀全都相去甚遠。我們說洪秀全是一位蹩腳的農民起義領導者，他所創立的太平天國是一個蹩腳的新式王朝，此言也許並不過分。 證據確鑿的史實大致可以表明，洪秀全一開始就不是以過人的膽識與才智取信於人，奠定其群龍之首的起義領袖地位，而是某些機遇甚至某些滑稽行為所致。頗有才華的馮雲山在廣西紫荊山一帶艱苦傳教的過程中不厭其煩的神化表兄洪秀全，把他推上教主的位置，這在洪秀全個人乃至整個太平天國的創業史上都是舉足輕重的。與其說洪秀全１８３７年落第歸來的那場大病與「異夢」之於他的造反大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還不如說是表弟馮雲山的無私臂助成全了他，幫他圓了這個「異夢」。外來的上帝觀念同傳教地區土生土長的「降僮」迷信習俗相雜糅，既體現了起義者的特色，也帶來了諸多弊端和隱患。因為「天父下凡」的楊秀清和「天兄下凡」的蕭朝貴既可以把「二兄」洪秀全捧上天，也可以隨時把這位人間王首摔回地上。他們有能力把洪秀全神化，也有能力把他架空，甚至當眾羞辱，隨心所欲。 恩格斯說過，除了「原罪的平等」外，「基督教至多還承認上帝的選民的平等，但是這種平等只是在開始時才被強調過。在新宗教的最初階段同樣可以發現的財產共有的痕迹，與其說是來源於真正的平等觀念，不如說是來源於被迫害者的團結。僧侶和俗人的確立，很快就使這種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歸於消失」［①①］。在洪秀全等人督率的起義隊伍里，「選民的平等」觀念並非因為僧侶與俗人的對立而消失，而是它原本就不存在。「天下多男人，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①②］之類平等意識頂多是從基督教的原罪平等觀念和「奉天討胡」的政治要求中派生出來。及至降僮巫術摻和其中，「四弟」可以扮演成「天父」耶和華，「妹婿」可以喬裝成「天兄」耶穌，如此戲劇化的輪番表演，連形式上的兄弟平等也被攪亂和打破了，這個「上帝大家庭」還有「亂倫」之嫌。更為嚴重的是，一會兒是上帝的「次子」發號施令，一會兒又是「天父下凡」或「天兄下凡」，醞釀起義時就出現了教權的多元。在自成體系的中國君主制里，政權與神權、族權是統一的，君＝父，臣＝子，君權以至高無上的神權和族權為後盾，才顯得「神聖不可侵犯」，君臣父子之念根深蒂固，政局相對穩定。強調政教合一的太平天國則恰恰不然。在洪楊起義者中間，政權與神權、族權不是統一的，而是脫節和矛盾的。在政權上擁有君王之位的洪秀全在神權與「族權」的規範里卻不是「父」，而是子，不是君＝父，而是君＝子，而且連長子也不是。與此相反的是，天王之下的東王楊秀清藉助於降僮術，卻在神權和「族權」上擁有「父」的位置，不是臣＝子，而是臣＝父，連西王蕭朝貴也獲得「天兄」耶穌的特殊身份，可以凌駕於「二弟」之上。既然在政教合一的起義領導者上層的權力分配中出現政教二元和教權多元，政權的多元和諸王之間的內訌也就在所難免。不管洪秀全等人把上帝的故事改編和敘述得如何娓娓動聽，小農出身的起義者雖不難共赴湯火，卻很難同享歡樂，在政教二元和教權多元的體制下尤其是如此，彼此間的你爭我奪和翻臉不認人不過遲早的事。可以說天京事變和天國的覆滅好象原本就是由起義的興起所決定了的。對於起義者內部這種潛在的政治危機和隱患，無論是天王洪秀全還是節制其餘諸王的東王楊秀清，還是早逝的馮雲山或蕭朝貴，他們都沒有顯示什麼過人的見識和才具。好在經常喜歡扮演「天兄」的蕭朝貴還謝世頗早，不然，天京內訌的悲劇也許更加複雜，更加沒完沒了。 翻開中國農民戰爭的史冊可知，似乎還沒有哪一個志向遠大的起義領導者象洪秀全一班人那樣急於尋求享樂和腐化，自毀長城。大敵當前，他們不思勒緊褲帶全力進取，而是貪圖個人享樂，甚至窮奢極欲，較之腐朽沒落的清朝統治者似有過之而無不及。歷史唯物主義者應當為之扼腕嘆息，切實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用批判的武器對待一切新舊權貴。即使劉邦或朱元璋生當此時，也會嘲笑天國的創業者沒出息的。君不見，洪楊等人不準一般起義者過正常的夫妻生活，自己則妻妾成群，說什麼「今上帝聖旨，大員妻不止」［①③］，「天定多少聽天」［①④］。在洪秀全的天王府里，其有據可查的妻妾就多達８８人，宮女更是不計其數。他們向起義者和廣大群眾強制推行「聖庫制度」，實行軍事共產制，自己則以公濟私，占聖庫和戰利品為己有，大興土木，一味追求豪華和奢侈，勞民傷財，怨聲載道。規模宏大的天王府和東王府的營造究竟花費了多少錢財，動用了多少人力物力，也許連王府主人自己也說不清楚。正當戰事頻仍，前方吃緊，天王與東王的排場與闊氣則依然無礙。洪氏出門時，抬轎效力者即達６４人，為楊氏抬轎車也有４８人，連兩司馬之類也有４個轎夫。後有關史料記載，「凡東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駕出，侯、丞相轎出，凡朝內軍中大小官員兵士如不迴避，冒沖儀者，斬首不留。凡東王駕出，如各官兵士迴避不及，當跪於道旁，如敢對面行走者，斬首不留。凡檢點指揮各官轎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規矩，如不迴避或不跪道旁者，斬首不留。」［①⑤］個中架式，無異於一批政治暴發戶們在向社會渲泄自己的得意和尋求報復，似無出色的農民起義領袖或各類政治家的氣質可言。我們這樣說，似乎並未把洪楊等人貶低，因為事實終歸是事實，事實勝於雄辯。儘管洪楊等人在起義發動後不斷對「兄弟」、「姐妹」們做過不少關於人間天國的承諾，曾使聽者動心也使後世研究者動顏的《天朝田畝制度》的確包含著同「耕者有其田」之類美好願望相似的理想藍圖，但是，「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個人對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動區別開來一樣，在歷史的戰鬥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辭和幻想同它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把它們對自己的看法同它們的真實本質區別開來。」［①⑥］ 有的學者主張把洪秀全同曾國藩做一番比較研究，我倒覺得二者之間似無更多的可比性，所得結論似乎還說明不了某些實質性的問題，容易給讀者以揚曾折洪的感覺。這是因為：論身份，一個是農民起義的領導者；一個是這場起義的鎮壓者和晚清洋務事業的倡導者，二者的立場與旨趣截然不同。論學識，一個是雖亦迷戀科場卻屢試不第的失意者，其實際文化素養也較差，還寫錯別字；一個是翰林出身的理學大家，不僅精通典籍，而且詩文俱佳，不乏傳世之作。論治軍治政之才與個人修身自律，二者之間相距更遠。與其將洪秀全同曾國藩做比較研究，還不如將洪氏同前此的農民起義領導者劉邦或朱元璋做出適當的比較研究，後者之間雖時空距離頗大，只因屬於同一類歷史人物，彼此的異同也許更能說明一些問題，至少有助於弄清太平天國的悲劇中，哪些是貨真價實的歷史局限性所決定的？哪些屬於洪楊集團自身的缺陷與失誤所致？擯棄某些盲目譴責和盲目拔高之論。關於歷史比較研究，我很贊同黑格爾在《小邏輯》中發表的一個見解：「假如一個人看出當即顯而易見的差別，譬如，能區別一枝筆和一頭駱駝，我們不會說這人有了不起的聰明。同樣，一個人能比較兩個近似的東西，如橡樹與槐樹，或寺院與教堂，而知其相似，我們也不能說他有很高的比較能力。我們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 在一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低的自然經濟國度里，物質不滅定律表明少數人的富貴與享樂只能建立在多數人的貧窮與痛苦的基礎上，「天國」之稱只有對洪秀全一班人才具有實際意義，而成千上萬踴躍投入或被迫席捲而隨的普通農民在這個「天國」里沒有得到多少實惠。１９８９年８月，我由兩名湘南籍學生陪同，前往湖南江永縣實地調查震驚全球的「女書」時，無意中找到一份題為《太平天國過永明》的「女書」唱詞。這篇出自江永勞動婦女之口和手的「女書」唱詞，應該說是有著多層資料價值和文化意蘊的，而它所表達的卻是咸豐五年冬季的永明（即今江永）勞動婦女對擎旗金田５年之後的起義軍的怨恨和亟盼清朝官軍趕走起義軍的心情［①⑦］。值得我們注意。 關於太平天國政權的性質問題，學術界至今還看法不一，是為正常現象。在列寧看來，以農民或別的勞動者、小業主為主體的暴力鬥爭，「往往有過短時間的、暫時得到農村支持的勞動者專政，但是卻沒有過勞動者的鞏固政權；經過一個短時期，一切都又倒退了。所以倒退，是因為農民、勞動者、小業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們經過多次動搖之後，終於要倒退回去。」［①⑧］列寧的論斷是有根據的。至少洪秀全一班人定鼎南京之後的所作所為就可以表明，他們所營造的天國已經由一個農民政權逐漸轉化成一個新式軍功貴族政權，而且這個軍功貴族政權還算不上一個開明的政權，只能算是一個吏治腐敗較清期尤甚的劣質政權。且不說天京內訌和逼走石達開是怎樣在天國諸王之間的權利爭奪和洪秀全的拙劣導演下開始的，及至石達開出走之後，面對天國上下人心渙散，元氣大傷的局面，已經集君權與神權於一身的天王洪秀全不是痛定思痛，勵精圖治，而是繼續過他的宮廷糜爛生活，繼續作他的宮廷詩［①⑨］，沉緬於他的洪家小王朝里，把朝政大權交給他那不滿１０歲的外甥和兩位比洪秀全本人還平庸的兄長，加上他的女婿們，以及雖有關於香港與西方世界的見識，卻並無治國幹才的遲來族弟洪仁ｇāｎ＠①等人，其任人唯親可謂變本加厲。洪秀全以為濫封王爵便可維繫人心，鞏固洪家王朝，其結果也只能是適得其反。起義之初，唯有立大功者方可封王，而此時此刻，「廣東跟出來，都封王，本家親戚也都封王，捐銀糧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②⑩］。雖然也喜愛錢財聲色卻還頗有揮師任事之才的天國後期將領李秀成也抱怨說：「不問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此有錢銀者，欲為作樂者，用錢到部，而又保之。無功偷閑之人，各得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之人，觀之不忿，力少從戎，人心不服，戰守各不爭雄，有才能而主不用，愚庸而作棟樑」。因「列王封多，又無可改，上三點以為ｇāｎ＠②字之封，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圖，人心由此兩舉而散天涯也。」［②①］可以說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開國君主象洪秀全那樣既腐敗又平庸。連當時的咸豐帝或慈禧太后也不曾顯得如此無能。此類天國即使不敗在湘軍統帥曾國藩之手，遲早也會被別的圍剿者或新一輪農民起義者推翻，殆無歧義 。正如已故李時岳教授謝世前不久賜寄我的一份手札所提示的：「在兩個封建政權中，歷史的選擇自然傾向於較開明者。太平天國既無力統一全國，也不容偏安，所以是沒有前途的。」 如果把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看作舊式農民起義的最高峰，那麼，何謂農民起義的最高峰？太平天國作為農民起義「最高峰」的標誌何在？是因為它克服「流寇主義」所建霸業的時空範圍超過了以往的同類先行者，還是因為起義領導者引進了上帝觀念而擺出了學習西方的姿態？是因為頒發了集唐末黃巢起義以來農民平均主義思想之大成的一紙空文《天朝田畝制度》，或者因為匆匆趕來的洪仁ｇāｎ＠①提出了既能體現他個人遊歷香港數年之後的思想與見識又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近代歷史發展趨勢相吻合的《資政新篇》，還是因為這場起義打擊兩千年來中國地主階級統治的廣度和深度與眾不同？還是因為它面對船堅炮利的西方「番弟」或「洋兄弟」有什麼驚人之舉？等等這些問題，似乎還可進一步討論。而對於廣大受苦受難的社會下層民眾來說，舊式農民起義的最高峰也許並不是基於那些空頭許諾與甜密謊言所展示的想像力或系統性和鼓動性，也不是後世研究者所看重所欣賞的戰爭空間之廣袤與戰爭時間之長久，而是揭竿而起的軍功貴族們在「成者為王」之後能以廉潔開明和輕徭薄賦回報農民，儘可能讓嗷嗷待哺的農民兄弟過上好日子，或者就是把生當秦朝末年的陳勝起自壟畝前那句樸實無華的承諾付諸實踐——「苟富貴，勿相忘」。 不是因為我們偏愛揭前人之短，喜歡同洪秀全等人的歷史形象過不去，只是為了說明洪秀全等人的真實言行，為了說明清理曾國藩殘酷鎮壓洪楊起義軍的階級罪惡同深入與客觀評價曾氏之於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其他活動之間並不矛盾，沒有理由把前一項工作當成後一項工作的障礙因素，我們才不得不抖出一些繫於洪秀全一班人之身的諸多缺陷，並無存心苛求或貶低之意。如果一定要將歷史的天平無條件地偏向洪楊一班人，無需用動態的眼光去審視和適當區分當年以勞苦大眾的代表身份揭竿而起者與時過境遷後的軍功貴族或新式地主之間的明顯差異，那就另當別論了。中國現代革命領袖毛澤東說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②②］既然我國學術界都普遍接受毛澤東的這一科學論斷，那麼，不少學者同時所強調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屬於近代民主革命的一個基本內容甚至是重要內容或革命高潮之說，至少說不是「正規」的說法了。 （第一、二部分系作者在首屆曾國藩學術研討會的發言；第三部分選自作者即將出版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論》第一章。） 註： ①參見拙稿《辛亥人物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河北學刊》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１５頁。 ③ ④ ⑨ ①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第５７９頁；第５００—５０１頁；第２５５頁；第６２９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２卷，第２０７—２０８頁。 ⑥《列寧全集》第１卷，第３７９頁。 ⑦《列寧全集》第１２卷，第３９３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第３９９頁。 ⑩參見拙稿《洋務運動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雲夢學刊》１９８９年第３期；拙稿《近代中國歷史進程再思考》、《湘潭大學學報》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①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３卷，第１４３頁。 ①②洪秀全：《原道醒世訓》。 ①③《太平天國史料》，第８４頁。 ①④《東王楊秀清答英人誥諭三十一條》。 ①⑤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３冊，第２３０頁。 ①⑦女書《太平天國過永明》之譯稿由江永縣文化館周碩訴先生提供。 ①⑧《列寧選集》第４卷，第４９６頁。 ①⑨在至今有據可查的宮廷詩詞作者中，洪秀全的詩作水平堪稱最低。諸如「婦言總莫聽」、「妻道在三從」，「只有臣錯無君錯，只有妻錯無夫錯」，「一句半句都是旨，永遠遵旨萬萬年」那一套，不過是一些平庸粗俗的打油詩，毫無欣賞價值可言。就憑他這些似詩非詩的宮廷作品和夾著錯別字的詔書文告，可知他早年在科舉考試中屢試屢敗的主要原因。 ②⑩ ②①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２冊，第８５７頁；第８３０頁—８３１頁。 ②②《毛澤東選集》一捲袖珍本，第５２７頁。 作者單位：杭州大學歷史系＊ 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王加干 ＠②原字興上部下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