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近貧一族」：貧困是種恥辱

埃勒斯一家

休伯

貧窮不僅意味著收入微薄，更是一種複雜的內心感受。與缺少金錢相連的恥辱感，讓很多生活拮据的人不願承認自己是窮人，他們的收入水平雖然比貧困線高出一點，但依舊為溫飽苦苦掙扎。他們被稱為「近貧一族」。

「如果別人看出我窮，我就自殺」

「今天有什麼吃的？」曼弗雷德·休伯（ManfredHuber）問收銀台後的女服務員。「和平時一樣。」她答道。休伯看起來有點困惑，他上次來慕尼黑最漂亮的啤酒坊Seehaus已是多年之前了，他怎麼能知道「和平時一樣」意味著什麼。收銀員想不到，這位穿著皮夾克的退休老者已多年來不起啤酒坊了。

Seehaus曾是休伯最喜歡的地方。在這裡端著啤酒享用一份椒鹽卷餅，讓他感到自己似乎重新回到了慕尼黑正常的社會生活中。在這座城市，有錢人可以活得很精彩，不幸的是，休伯沒有錢。他告訴德國《明鏡》周刊：「我已經20年沒有放開胃口大吃了。」今年72歲的休伯過去20年依靠社會福利生活。

啤酒坊本是慕尼黑貧富交融的地方，銀行經理身邊坐的可能是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按照慣例，人們只需在酒館中購買啤酒，攜帶外食是允許的，這樣可以給窮人省錢。休伯卻仍然無法經常光顧，因為半升啤酒就要4歐元（約合人民幣29元），這差不多是在德國接受長期福利的人一天的生活費。「在慕尼黑這樣的富裕城市當個窮人，感覺更糟糕。」

他悄悄低下頭看著自己的鞋，鞋已經穿破了。「下雨天，鞋裡都是水。」休伯說。他身上的皮夾克是40年前買的，內襯已磨破，但他一直精心護理露在外面的皮革。夾克里，是他僅有的一件沒有打補丁的襯衫。他認為最糟糕的事，就是自己的貧窮被別人看出來。「我總是想，如果到了那一步，我就自殺。」

英國《衛報》稱，恥辱是現代社會給貧困者最主要的情感。

英國《新政治家》雜誌認為，社會在衡量貧窮時缺失了一個重要的維度，那就是恥辱感。這種恥辱是外部社會對人的內心施加的影響。

在英國的失業救濟領取處，工作人員習慣性地給領取救濟的人貼上「寄生蟲、不願工作、懶惰、愚蠢、不負責任」等標籤。英國肯特大學的研究發現，這樣的固有印象和恥辱感，導致1/4符合社會救助標準的人不敢求助。最近20年，這種趨勢變得尤為明顯。

在德國也是如此，當局對接受福利者的不信任困擾著休伯。他將那些削減了福利金額的政客稱為「罪犯」，因為削減後的救濟金不足以讓人活得體面。休伯根本沒有能力參與社會生活。因為負擔不起公共游泳池的門票，他去年夏天多數時候是在陽台上度過的。

「近貧一族」苦苦掙扎

收入低於平均線60%的人，一般被視為貧困人口。在德國，15.4%的人屬於這個範疇。對獨自生活的人來說，月收入917歐元（約合人民幣6727元）是貧困分界線；對於有兩個孩子的家庭，月收入標準是1926歐元（約合人民幣1.4萬元）。

半島電視台援引美國統計局的數字稱，美國貧困線是單身年收入11130美元（約合人民幣7.3萬元），有兩個孩子的家庭為22314美元（約合人民幣14.7萬元）。收入剛過貧困線的人通常被稱為工薪階層，理論上，他們不是貧困人口，卻和後者一樣量入為出，被貧窮的恥辱感威脅。《紐約時報》將他們稱為「近貧一族」，有5100萬美國人在這個標籤下掙扎。

半島電視台稱，在尼克松時代，美國總統候選人總會對窮人發表演講。但到了21世紀，貧困人口因為羞恥感而隱瞞自己的真實狀況，不願領取社會救濟，甚至不敢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自動在社會上噤聲，從而進入了惡性循環——政客們假裝窮人不存在，倡導的是中產階級的利益；窮人只能更加辛苦地扮演中產階級，同時深深陷入愧不如人的羞恥中。

埃勒斯（Ehlers）一家住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城附近的一棟白房子里，後院有蹦來蹦去的兔子，木馬在長廊上搖晃，還能聽到蜜蜂在蜂巢忙碌的聲音。家裡有4個孩子，雅各布（Jakob）、瑪麗亞（Maria）、馬琳（Marlene）和本傑明（Benjamin），較大的3個孩子分別上了高中、初中和幼兒園。他們的父母埃琳娜（Elena）和斯特凡（Stefan）都是護士。

在多數人印象中，這樣的中產階級家庭不需要為生計擔憂，但埃琳娜和斯特凡深受其擾。埃琳娜暫時不能上班，僅憑一個護士的工資，難以維持這個家庭的正常運轉。

為了省錢，斯特凡每天騎自行車上班，往返24公里。他們的傢具多數來自分類廣告和舊貨市場，全家人的衣服都是二手貨。房子哪裡有小問題，都是斯特凡自己動手修，而不是請工匠。他們度假的方式不是拜訪朋友就是野外露營。日常喝的蘋果汁，則是用他們在蘋果林撿來的蘋果製作的。

為了渡過難關，埃琳娜向當地的就業中心、社會福利辦公室和德國勞工部致電求助，她並不介意表達自己的需求，「但有些人的態度的確令我很受傷」。而且結果總是一樣的，他們無權申請國家救助，因為他們的收入高於貧困線。「我們陷入了福利體系的夾縫中。」

買這棟房子時，埃勒斯夫婦只有兩個孩子，開銷比現在少，而眼下他們已無力償還購房貸款。他們只和最親密的朋友討論這個問題。「這是社會禁忌，」埃琳娜對《明鏡》周刊說，「你不想被人看作窮人。」

最大的兩個孩子有自己的儲蓄賬戶，也和父母一起享受過假期，但馬琳和本傑明就沒有這樣的經歷和待遇了。埃琳娜說，隨著孩子越來越多，家庭人均財富大大減少。她認為，這是多子女家庭在德國越來越少的原因，「生孩子就像買賓士車，事先要想好自己能不能負擔得起」。

埃琳娜最擔心的是孩子們的教育問題。德國社會的流動性不大，多數人生長的家庭環境決定了其終身的階層。因為在德國，孩子受教育的機會與父母的經濟實力息息相關。雖然生活捉襟見肘，但埃琳娜從來不讓孩子申請學校的課本和旅行補助，即使他們有資格這樣做。「我擔心這會改變老師對他們的印象。」

離貧困只有一步之遙

每天早晨，當莫妮卡·克萊默（MonikaKramer）煮咖啡的時候，視線都會停留在她釘在廚房牆上的那張紙上。「自給自足就很好。」莫妮卡親手寫下了這些字，如今這張紙已經泛黃，邊緣也捲曲起來。她用此努力說服自己，貧富並不能用金錢來衡量。

過去的3年里，51歲的莫妮卡一直在接受社會救濟金。此前，她有打零工當收銀員的薪水作為補貼，但收入依然在貧困線以下。從2015年1月起，莫妮卡因病無法工作，只能每月領取404歐元（約合人民幣2964元）的救濟金。

但莫妮卡堅持認為自己不是窮人。「我有公寓住，有醫療保險和清潔的用水，外面很多人還沒有這些呢！和世界上的很多人比，我很富裕。」生活在德國亞琛這樣的城市，莫妮卡當然知道多數人是用物質條件衡量他人的。每到這時，她就需要更多的想像力，說服自己是富有的。

過去的14年里，莫妮卡一直是單身母親。她做過學徒，在夜校完成了高中學業，然後讀了大學，並找到了可以兼顧孩子的工作。她總能做到收支平衡，只不過手頭緊巴巴的。

儘管如此，莫妮卡還是盡量享受生活。她喜歡漂亮衣服，只不過是在二手商店購買。她喜歡和朋友聚會，但只能偶爾去咖啡廳。「那裡的咖啡要1歐元（約合人民幣7.3元），我還支付得起。」她說。她喜歡看展覽和聽音樂會，但要等待免費開放的機會。她時刻不忘自己的預算賬本，並努力省出一點錢應對突髮狀況。

莫妮卡說，她現在缺少的只是健康。她一度病得厲害，好在正逐漸好轉。她希望自己能夠儘快恢復健康，回去工作，工作能讓她獲得自我認同感。「付出的感受比索取好得多。」

休伯的貧窮源於際遇不佳。

44年前，休伯來到慕尼黑上大學，獲得電子工程學位後在西門子公司找到了工作。1979年，他自立門戶成為負責系統集成的IT專家，未來似乎一片光明。他搬進更大的房子，熱愛工作、他的摩托車和常去的啤酒坊。他有一大群朋友、養老保險，以及從父母那裡繼承的阿爾卑斯山南部基姆湖岸的房產。

但上世紀90年代初，休伯的生活出現了大轉折，一名主要客戶違約，他花了多年追討欠款也沒有成功。他努力奮鬥，最後卻是一場空。1997年，休伯徹底放棄了，當時他已失業兩年，不得不依靠福利生活，因為取消抵押品贖回權而失去了家傳的房子，他的養老金和退休保險也被凍結了。房東將他趕了出來，他的生活變得一團糟。

貧窮的另一個弊端是與社會隔離。休伯已經沒有多少朋友了，當舊友約他到啤酒坊聚會時，他總是找各種理由拒絕。後來，這些人不再邀請他了。休伯不願對曾經的朋友承認自己窮到喝不起啤酒。

當時隔多年重新坐到啤酒坊，休伯將攢下買日雜的兩歐元（約合人民幣14.7元），放到啤酒坊衛生間門口侍者的小費盤子里。她熱情地感謝他，休伯露出了微笑。

在他心裡，貧窮是最深刻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