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毛澤東之前的一環

美國學者莫里斯 邁斯納在1967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的序言中，在闡述李大釗在現代中國的歷史地位與作用時指出：「現在，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真正的領導人和最偉大的烈士受到尊敬。他不是中國的列寧，因為這個榮譽已屬於毛澤東。但是李大釗是一個承前啟後的人物，他象徵著老一輩東方民主主義者與新文化運動前期（1915－1919）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繫。在後者當中，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脫穎而出，出現了新一輩年輕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1927年後，他們掌握了黨的領導權。

在中國共產主義者試圖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的這個連續完整的鏈條中，李大釗正好是毛澤東之前的一環。」繼而，他又指出：「身為北京大學的歷史教授和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是第一個聲明擁護俄國十月革命的重要的中國知識分子，他還以中國共產黨兩個主要創立者之一、以不幸的國共合作的主要設計者的身份著稱於世。然而，就其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來說，與其說他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治領袖，還不如說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解釋者。李大釗最先承擔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使它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他不僅介紹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而且還對未來即將發生的變化作出預言。他的著作代表著我們時代最易引起爭議的革命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的唯意志論解釋與好戰的民族主義的結合。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深深地影響著未來整整一代中國共產主義領導人的思想和行動，他們中最傑出的一個人是1918年冬至1919年春這段關鍵的日子裡，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年輕助手——毛澤東。」

應當說，他的見解是頗有見地的，「最先承擔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正好是毛澤東之前的一環」的李大釗，對引導毛澤東及時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注重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乃至促使整個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形成，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僅比毛澤東年長4歲多的李大釗，確實像毛澤東在新中國誕生前夕所說的那樣，是他真正的老師。

引導毛澤東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

毛澤東與李大釗結識，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整整一年的1918年冬天。

1918年夏天走出湖南第一師範校門的毛澤東，為準備赴法勤工儉學與20多名湖南青年一起於8月19日來到首都北京。當時，已經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有八九個月的李大釗，正在自己的家鄉避暑，幽居於充滿「自然的美」和「美的自然」的昌黎五峰山，潛心研究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資料，深入探討俄國十月革命的意義，尋找中國革命的出路，進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拓荒工作。李大釗是在9月10日北京大學開學之際回到北京的，並把夫人和兒女帶到北京，在宣武門附近租了一所住宅，在京城安了家。當年11月11日，持續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告終，最終躋身戰勝國行列的中國舉行了各種慶祝活動。在中央公園舉行的講演會上，自在同年7月15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已經對俄國十月革命不同凡響的意義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進而觸摸到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發表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演講。

他借談世界大戰究竟是誰的「勝利」話題，明確指出：「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是十九世紀中各國革命的先聲。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這樣開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戰勝。」「這種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緊接，他又專為《新青年》雜誌寫出《Bolshevism的勝利》，更加明確地指出，「這次戰局終結」是「社會主義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赤旗的勝利」、「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是「列寧（Lenin）的功業」，是「馬客士（Marx）的功業」；同時，他還詳細介紹了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說：「Bolshevism就是俄國Bolsheviki所抱的主義。……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佔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他們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繼而指出：「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

Bolshevism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並充滿勝利的憧憬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當時正在北京，並主要在新文化、新思想孕育、傳播的中心——北京大學校園羈留的毛澤東，顯然是受到李大釗一再表達的這種新的思想和觀點的深深吸引，思想開始發生較大變化。這從毛澤東後來的回憶中完全可知。

他在1936年同美國記者埃德加 斯諾談話時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那些決定去法國的學生當時跟

李石曾學習法文，我沒有這樣做。我另有計劃。」這就是說，毛澤東到北京一段時間以後，已不準備到法國留學，而是想在北京多作停留，到北京大學旁聽一些課程，參加一些活動，多感受一些新知識、新思想，研究一些新問題。但是，當時他的生計遇到了一些問題：「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我是借朋友的錢來到首都的，到了以後，非馬上找工作不行。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師楊昌濟當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的主任。這個人就是李大釗，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以後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八塊大洋。」毛澤東的這段回憶表明，是他投奔的老師楊昌濟，介紹他與「第一個聲明擁護俄國十月革命的重要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新青年》雜誌發表有《青春》等著名論文的李大釗認識的；而樂於助人的李大釗，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為他安排了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工作職位。現已查明，所謂的「助理員」，實際是負責進行讀者登記的「書記」。

儘管這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初級職務，僅僅「管理十五種中外文報紙」和「登記到館閱報的人的姓名」，掙的是最低一級的工薪，卻為毛澤東基本解決了生活難題，而且就此使他成為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一個員工，能夠在他比較欽敬的李大釗先生手下工作，有了與敏銳地感受到時代潮流變化，走在時代潮流最前面的李大釗密切接觸的機會。據北京大學檔案留存的工資發放冊記載，毛澤東是於1918年12月和1919年l月、2月先後簽收了3個整月工資的，月薪為8元。由此可知，毛澤東到李大釗身邊工作的時間，當在1918年的11月或是12月，正值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之際，恰當李大釗自覺不自覺地發軔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初始時期。

據說，毛澤東默默地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曾與李大釗一起整理過書刊，協助李大釗的主要助手張申府登記過圖書目錄。而此時的李大釗，不僅熱誠地稱讚俄國十月革命的世界意義，而且與《新青年》雜誌主編、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等人一起創辦了旨在及時發表評論時政文章的周報《每周評論》，並注意收集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圖書、報刊及有關資料，開始著手進行俄國十月革命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工作。

毛澤東在這樣一個重要時期，與李大釗結識，並在他身邊工作，不可能不受到他的新思想和新觀點的影響。當然，毛澤東作為一個思想比較成熟的25歲青年，並沒有僅僅限於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這個活動圈子，而是藉機參加了北京大學的不少學術活動，先後參加了新聞研究會和哲學研究會，接觸和認識了包括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人在內的北京大學不少著名人物，從多方面了解、比較當時的各種思想和主張，從中獲取有益的知識；但比較而言，李大釗當時的思想、觀點，對他產生的衝擊性影響是相當大的，這促使他「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得到了沿著汲取新知與拋棄舊識的兩個方面的同時演進，開始逐步清理不良思潮的影響，繼而對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日益傾注了較大的熱情。這正如後來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促使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

毛澤東是在1919年3月告別像長兄一樣對待他的李大釗和令他流連忘返的北京大學校園，離開北京的。他到上海送走赴法國勤工儉學的湖南學子後，返回了長沙。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創辦了《湘江評論》的毛澤東，於同年12月18日率領赴京請願的湖南「驅張代表團」再次來到北京，住在北京大學附近的北長街。這一次，毛澤東在北京停留了又有將近半年的時間。

毛澤東再次來到北京，是怎樣與已經完全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李大釗交往的，留下的資料較少，但與李大釗交往比較密切，可確定無疑。毛澤東到達北京不久，就被李大釗親自與會友介紹加入了由他與王光祁等人發起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後來，毛澤東還通過李大釗的關係，讀到了一些當時極難找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述。毛澤東在1936年同斯諾談話時曾經回憶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譯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了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其中的「三本書」，經查實，毛澤東的記憶有明顯誤差（多為離開北京以後讀到的），但「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熱切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譯本」，卻是當時的實際情況，而且與李大釗於1920年3月就在北京大學建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開設了共產主義書籍秘密收藏室「亢慕義齋」有著直接的關係。

1919年夏天，李大釗利用第二次到昌黎五峰山避暑的機會，寫出了他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即著手撰述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寄出了與胡適論戰的公開信《再論問題與主義》，為大張旗鼓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促進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比較堅實的思想和理論基礎。1920年2月中旬，他在護送陳獨秀離京出險時，與在他的影響下也及時認識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相約南北呼應，儘快組建中國的布爾什維克黨——中國共產黨；緊接，他又在北京大學發起建立了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秘密團體。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可能不在這方面對正在北京尋找真正的革命道路的毛澤東在思想上產生更大的導引性影響。這可從毛澤東轉而萌發赴俄勤工儉學的強烈念頭找到佐證。當年的少年中國會員李璜曾經回憶說：「我到北平之第三日，李大釗會友約往米市衚衕便宜坊吃燒鴨，座中有陳愚生、易克嶷、鄧仲澥會友等。光祈來較遲，坐始定。……兩會友忽覓來，一趙世炎，一毛澤東。

光祈為介紹，言：『兩會友有意赴法求學，聞我將往，甚喜，願一談。』我注視趙毛兩會友，畢較年青於是時之我輩。光祈亦以小弟弟待之，與話時，更多笑容。船行尚有兩月，李石曾先生以我習法文有年，請我在北京留法預備學校，教初淺法文，趙世炎、毛澤東兩會友亦來聽講。」這表明，毛澤東在第二次到京時是再度準備赴法留學的。但不久，毛澤東卻已感到留法不如留俄了。這從1920年2月他寫給陶毅的信中可知：「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頓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計劃，一星期外將赴上海。湖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二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後組一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這樁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釗君等商量。」這封信中的話清楚地表明，毛澤東產生「赴俄勤工儉學」的想法，是與李大釗有密切關係的，是同李大釗詳細研究討論過，並準備實施的。

同年8月，毛澤東在長沙發起成立留俄勤工儉學團，組成湖南「留俄運動之先鋒隊」，又與何叔衡等人組織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並在李大釗的鼎力援助下創辦了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書社。到這時，他的思想完成「蛻變」，「已經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這一年夏天變成「馬克思主義者」，毫無疑問，是與他在再次赴京時又受到李大釗思想的深深影響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的。

毛澤東是1920年4月在李大釗與共產國際的代表取得聯繫之際，再一次離開北京轉赴上海的。他在上海拜訪陳獨秀時，與陳獨秀討論了他在北京「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而正與李大釗同心協力籌建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對他「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產生了深刻的印象」。這表明，先是受到李大釗的一再影響和引導，後是適時領悟陳獨秀的思想真諦，才使毛澤東決心獻身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這一年12月，他成了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轉年7月，他又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從而成為「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和「新一輩年輕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佼佼者。

　　對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影響和奠基作用

毛澤東與李大釗再度在北京分別後，又有兩次重逢。這兩次重逢均在廣州，一次是1923年6月共同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次是1924年1、2月間一起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大釗再次當選中央委員，而在此之前已進入中央領導機構工作的毛澤東也被選為中央委員，並進入中央局，出任中央局秘書。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兩人有一次比較默契的配合。在討論國民黨章程時，廣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黨中有黨，李大釗率先駁斥，誠懇地解釋了共產黨的做法；在大會的氣氛變轉有利於共產黨人的情況下，毛澤東趁機發言，要求停止討論，即付表決，從而使方瑞麟的提案被輕易否決。在大會進行選舉時，李大釗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後，李大釗主要負責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工作，毛澤東被派往上海擔起負責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重任。後來，為促成國共合作作出卓越貢獻的李大釗再也沒有南下，而在國共合作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毛澤東亦再未北上，這使兩人直至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就義，沒能再見上一面；但在這一時期，兩人的思想脈絡一直是息息相通的，特別是在對國情的認識和應當選擇的革命鬥爭道路方面，李大釗均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引導和促進，或曰深厚的奠基作用。

眾所周知，毛澤東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最突出和最卓絕的貢獻就是注重和領導農民運動。而這與李大釗的引導和影響是有著密切的關係的。在毛澤東尚未結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工作時，李大釗就把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目光盯向了農村。他在1919年2月發表的《青年與農村》一文中，熱切地號召有志青年到農村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些開發農村的事」，讓「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使貧苦農民「知道要求解放」，以求得「國民全體」的「解放」；繼而，他在同年3月又發表《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進一步闡明了這個道理。這對當時已經轉向準備到俄國勤工儉學的毛澤東的思想不可能不產生深深的感染和影響。1925年冬天，早就斷言中國革命將是一場農民革命，也像毛澤東那樣異常重視農民運動，積極領導和支持北方各省農民鬥爭的李大釗，專門撰寫《土地與革命》，熱忱地指出：「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毛澤東對這篇論文非常重視，將其作為廣州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材，編入《農民問題叢刊》。

多年來，對於李大釗對毛澤東的早期思想，以及整個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產生的深深影響，論述較早，也較確當的，當屬美國學者莫里斯 邁斯納的《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一書。他在全書的結尾部分分析道：「青年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受益於李大釗思想的影響，李不僅在1918至1919年冬向毛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時，毛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管理員），而且還向毛講述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以及對十月革命意義的認識。因此，毛澤東很可能受到了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觀念中所夾雜的民粹主義觀點的影響，特別是李在l919年曾經向年輕的知識分子發出強烈的號召，要求他們離開城市到農村去，為農民的解放貢獻力量。1925年，毛重新發現了農民，但正像施拉姆斯指出的，李大釗很可能在1919年就開始走上那條重新探索的道路。」他認為：「在1919年中發表的青年毛澤東的早期政治性著作中，他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以及布爾什維克主義等問題上都同他的師長的思想發生了共鳴。

他們都認為，整個中華民族是反抗外來侵略的重要的統一體，要相信人民大眾的力量，他們堅信，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偉大的，未來是繁榮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將成為席捲全球的偉大潮流。這些都是毛在1919年中從李那裡接受的觀點。此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論述緊密地遵循李大釗所提的原則。」「對於毛澤東和李大釗來說，他們最關心是中華民族的救亡和再生，但這將是社會主義的再生。儘管中國處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中，卻不允許它落在歷史的進步發展之後，要實現這種再生，不僅要接受，而且也要改造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改造過程中，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中包括的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內容代之以救世主的民族主義形式的內容。這種民族主義認定，中國不僅完全有資格加入到國際社會主義力量當中，而且她在世界革命中注定要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李和毛關於中國的再生的設想中，革命的唯意志論和民族主義成為支持這種設想的兩個不可分離的因素。

雖然他們相信這種再生要以人民的力量為基礎，特別是要以那些將根據從西方傳來的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價值觀書寫新的中國歷史的青年為基礎。但是，這種對舊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真正厭惡又伴隨著一種眷戀傳統的民族主義感情，以及讚美中國歷史的驕傲情感。」「唯意志論和民族主義的結合也反映在他們對階級鬥爭理論的認識上，這一理論同政治實踐有著最直接的聯繫。無論是李還是毛，他們都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發展了階級鬥爭理論。然而，他們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得到了比根據客觀社會階級標準為基礎分析政治形勢的需要更多的鬥爭觀念。『無產階級覺悟』比無產階級自身更重要。

由於在國際資本主義經濟中中國『無產階級』所處地位的優點，李大釗明確地把『無產階級』的內在覺悟賦於整個中華民族。這種思想在毛澤東的文章中也有反映，在他的這些文章中，其主要興趣並不在中國國內的階級鬥爭，而在於中華民族同外國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這種觀點不僅反映了對歷史的經濟力量的唯意志論的急躁情緒和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衝動（即使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而且也反映了中國民族主義者試圖放棄中國社會唯一進步的社會階級的意願。這個階級是仿效西方的偶像形成的，而不是紮根於廣闊的革命的『民族』土壤。」

莫里斯 邁斯納的分析用語不一定都那麼準確，但他基本講出了問題的實質和思想的大體脈絡。學識比較淵博，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近代史也比較熟悉的這位美國學者拿出的最終見解是：「大概沒有什麼事實可以證明毛澤東的思想體系直接導源於李大釗，如果沒有李，毛也完全可能產生同樣的思想，走上同樣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道路。然而，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浸入中國社會產生了特殊的思想、理論傾向，這些傾向與中共推行的政治戰略緊密地聯繫在一起。」「1927年以前的幾年，李和毛的政治觀點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而這中間尤以政治與思想意識之間的緊密聯繫表現得最為明顯。像李那樣，毛熱情地而不是勉強地支持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因為他完全寄希望於全民族的革命力量，而不只是單獨的社會階級。最終，李和毛都放棄了特殊的統一戰線，參加和領導發動農民的鬥爭，著手組織農民暴動。20年代中期，毛大概不依賴於李的政治領導，但卻依靠李在1919年的理論的指導。但是，他們擁護根據相似的思想和意識形態設想所制定的相似的政治戰略。」「1927年以前，中共革命戰略的兩個基本要素是統一戰線、農民革命，後者尤其重要。

在此基礎上，中共最終取得了勝利。在運用這些基本戰略的過程中，毛澤東做了一系列特殊的創新，這些創新，又為中共的成功提供了保證。正像研究者經常指出的那樣，儘管這些創新是成功的，但毛的真正創新在政治戰略和策略領域，而不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領域。」「在巧妙地運用群眾運動的組織手段和方法上，毛是列寧主義的小學生，他比李更關心維護出現的正統理論。然而，從根本上講，他和李一樣，都對馬克思主義作出唯意志論的解釋，懷有民族主義的感情衝動，思想上受民粹主義觀念支配。這些理論要素構成毛主義農民的戰略發展的必要的先決條件。」最後，他指出：「李大釗沒有活到親眼見到他所開創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勝利，但是他所建立和倡導的理論指引著他的後繼者取得了這一勝利，他幾乎從沒有對毛澤東提出的非正統戰略表示過疑義，因為他奠定了發展這條戰略的基本路線。他可能沒有看見他曾經設想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將帶來的共產黨中國『真正的人生』。但是，中華民族的再生與中共政權的建立足以使他感到欣慰，因為『少年中國』之再生的觀念始終是他整個世界觀的真正核心和感情寄託。」

莫里斯 邁斯納用自己精心研究的成果，道出了李大釗對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深深影響，特別是超越時空的深遠影響。也許正因如此，毛澤東在中國革命逐漸取得成功以後，異常懷念李大釗和李大釗那一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先驅。1945年4月，他在談到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歷史時，明確指出，李大釗、陳獨秀等是有很大功勞的。他說：「五四運動中有左翼、右翼，陳獨秀、李大釗是代表左翼的。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共產黨，但已經有少數人有共產主義思想。」並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他還說：「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自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遷入北平時，毛澤東感慨萬端地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裡呢！」這句飲水思源的話，充分表露出了毛澤東對李大釗深深的懷念與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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