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等7則
邵龍寶：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
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蹟，其背後的支撐是中國政治制度、治理機制和文化的優勢。首先，中國制度擁有更高的決策和行動效率。我們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優越性在於能組織和調動起8000多萬黨員和13億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西方的三權鼎立制衡機制，權力多元使各權力機關之間互相扯皮、互相掣肘，導致政治權力運行效率不高、成本昂貴。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已為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和模仿西方民主制度國家的國民們所認識。其次，我們的政治制度能為現代化目標做出長遠規劃，且能在動態中加以調整，確保改革開放在和諧穩定的環境中逐步推進。中國現代化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在近幾十年的發展中已經實現了許多階段性目標，不僅使全體中國人改善了生活質量，也給全世界帶來了極大的利益和好處。第三，我們的政治制度有一種整體和諧的優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上下互動，既有「自下而上」又有「自上而下」，中央政府的通盤指導為各地各部門提供了一個可持續發展和創新的大環境和平台。正是上有大政方針，下有廣泛實驗創新，中有多層次研討交流和知識擴散，從而使得改革年代的中國成了全世界規模最大、最有活力的知識更新和制度創新的試驗場。(《中國教育報》2012年11月30日)
宋魯鄭：中國制度模式全球表現最佳
今天中國的制度不僅是100多年來中國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年來全球表現最佳的制度。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斷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與目前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和激發革命動蕩的阿拉伯世界對比，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著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說中國的政改是未雨綢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則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中國最高權力的更替實行的是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培養、年齡限制、定期更替。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託代理風險、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全國選拔和長期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選出最優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危機不斷，但中國大陸不但沒有發生類似的危機，還進而擔負起了克服危機的區域或全球性責任。在五大金磚國家中，中國GDP的總量是其他四國總和的兩倍還要多。反腐敗問題，中國在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中，也是表現最好的。這足以證明，中國走出了一種新的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模式。（《紅旗文稿》2013年第3期）
（美）弗朗西斯·福山：中國治理方式是其他國家的範例
中國作為東亞的核心國家，治理方式成為東亞其他國家的範例。從國家的現代性出發來分析中國的國家績效，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制度化。中國的制度化在大多數方面是高水平的，比如集體領導體制、領導人的定期更替、官員的精英化、政令自上而下的有效貫徹等。二是錄用。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體制更現代，更非個人化。中國有著悠久的選賢任能傳統，無論是黨內還是政府系統在官員提拔上都重視政績。儘管「關係」有用，但是提拔還需要按照程序進行。大部分腐敗發生在較低級別，而高層，尤其是政治局常委的選拔更加重視工作業績。三是回應性。中國公民有權去起訴政府機構。執政黨使用了許多方法來確保下級的責任性，比如對地方政府及其官員進行考核，來督促他們更好地履行職責。為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他們採取民意調查方法或者允許一定程度的網路批評。中國政府努力給公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物品，尤其是安全、就業、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等，這遠遠超過了大部分類似的體制。（《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11期）
劉駿民 季益烽：中國經濟成功的運行特徵
隨著中國經濟成功向市場化轉型，中國經濟一直在高增長的狀態下運行，並表現出自己鮮明的運行特徵。一是有能有效預防金融危機的市場模式。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總是要受到金融危機的困擾，周期性陷於停滯甚至倒退。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持續了大致30年不間斷，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被真正的金融危機打斷過。中國不會有流動性奇缺引起的金融恐慌，呆壞賬又不會引起銀行大批倒閉，金融危機也就從中國經濟中被刪除了。二是支撐經濟高增長的農村土地制度。在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之下，土地集體所有制與承包制並行，農民既可以辦集體企業，也可以辦私營企業。這就使得中國工業化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大量集中到城市的過程，還是「工業下鄉」的過程。與單純農民流向城市的工業化相比，這樣的工業化過程經濟增長速度要快得多，也能就地解決一些農村富餘人口問題。由於土地沒有私有化，不允許肆意買賣，因此，中國沒有重演歷史上常見的土地兼并和兩極分化，也就沒有出現大量的「失地農民」被迫進城的情況，農民工進城是為了賺錢，不是在農村活不下去被迫進入城市。三是學習型技術進步。中國技術進步的速度是非常高的，工業化過程中對國外成熟技術的引進，使得中國經濟省略了等待科技成果市場化的漫長過程。在中國，引進和模仿導致「技術年年變」，甚至兩三年就發生巨變，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率高於發達國家的重要階段性原因。只要還有可供學習的內容，中國這種學習型技術推動的高增長就不會停止。（《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1期）
劉須寬：協商民主彰顯了實質民主的制度優勢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民主問題上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拓寬了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展示了中國民主創新的勇氣，彰顯了實質民主的制度優勢。其一，協商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民主形式方面的偉大創造，是對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中國共產黨人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提出了「協商」民主的雛形。十八大所理解的「協商民主」，是對毛澤東協商建國思想與實踐的繼承和發展。從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實踐中，將協商民主制度化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大探索和突破，具有里程碑意義。其二，協商民主根植於中國民主政治的特色傳統中，伴隨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實踐，不斷積累，深化認識，並批判借鑒西方「協商理論」而不斷豐富和發展。不管西方是如何懷疑中國的政治制度、詆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在兩個問題上是始終無法自我說服自己：第一，為什麼在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共產黨沒有犯過大的錯誤？第二，為什麼中國創造了超乎想像的發展奇蹟？這得益於科學的民主決策程序。中國共產黨要求：「凡是需要向各方面黨外人士徵求意見和進行協商的問題，一般地都應當提到政協適當的會議上進行協商和討論」。「協商本身包括必要的妥協和等待，特別是採取重大措施的時候，如果沒有同有關的黨外人士進行充分的協商，寧願慢一點做決定，而不要把我們的意見強加於人」。協商民主既關注決策的結果，又關注決策的過程，從而拓寬了民主的深度；協商民主既關注多數人的意見，又關注少數人的意見，從而拓寬了民主的廣度。（《馬克思主義研究網》2013年2月1日）
季 平：中國和平發展給世界格局帶來深遠影響
一個和平發展的中國會對世界格局帶來什麼樣的深遠影響呢？首先，新時代的發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中國的和平發展將帶來共贏的發展局面。中國的經濟是高度開放的，貿易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比美國高出兩倍左右。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出口國，第二進口國既提供了海量的產品，也提供了巨大的市場，在國際經濟分工中承擔重要角色，有利於各國比較優勢的發揮，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並且，隨著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對外投資增加，很多發展中國家從中受益。其次，中國的和平發展將構建一個更加民主公平的國際環境。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和亞太地區各國有著相似的立場和看法，面臨相同的處境和挑戰，有著一致的目標和追求。中國既在適應現有秩序，也在改變這一秩序。中國的發展將作為一個催化劑，加速世界多極化的進程。第三，中國的發展將是構建一個多元化世界的開端。中國的發展讓人耳目一新，當今世界正在擺脫某種發展的思想定勢，展現出一幅千姿百態的畫面，不同民族構成、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識形態自然會形成各自獨特的政治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中國屬於傳統的東方文化，中國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很多方面的嘗試和成功不僅對於亞太國家，而且對於整個世界都會有積極意義。（《當代世界》2013年第2期）
房廣順 鄭宗保：西方國家推行人權雙重標準的做法與實質
近年來，出於轉嫁金融危機、破解自身難題、擴展霸權勢力的需要，美國等西方國家加快推行人權雙重標準。其表現，一是以高標準衡量別國，以低標準要求自己。自1977年以來，美國政府已連續發布了35個「國別人權報告」。2008年以來，美國不顧本國經濟發展受困、社會動蕩不安、人權狀況惡化的事實，以「據說」、「據信」、「未經證實」等方式對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指責或評論。從2000年到2010年，歐洲議會通過的涉華人權決議達33項。西方國家每年評價和批評別國人權狀況，從來不考慮各國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發展狀況，不顧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不同發展水平帶來的人權保護方面的不同情況。二是在解決地區事務上採用人權雙重標準。美國指責薩達姆搞種族屠殺，但在伊拉克戰爭中，大量平民遭受美軍殺戮。2010—2012年，西方各國政府採取強力驅散抗議和罷工活動，對由此造成的人權問題視而不見。三是在對待文化傳統與社會制度差異上採用雙重標準。冷戰結束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先是把人權攻擊的矛頭對準東歐、中亞國家，隨後又列出「邪惡軸心」國家。而那些與美國有同盟關係的國家，或者是對美國有戰略利益的國家，即使國際社會公認其人權狀況不好，美國也很少提出人權問題，照樣提供援助甚至為這些國家的行為辯護。西方國家的人權雙重標準，是其兜售本國意識形態、顛覆別國社會制度的工具，同時也是其操縱國際事務、干涉別國內政的手段和推行領導世界戰略、維護世界霸主地位的策略。美國通過推行人權雙重標準把人權責任強加給別國，實際是要用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改造世界，建立美國統治下的世界秩序。（《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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